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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军事文选-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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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线目前对阎②暂取防御姿势，但估计阎有复夺我离石之可能。三五八旅北调后，提议即由边区③开三个团进到离石、汾阳之线归张、罗④指挥，巩固离石，配合南线九个支队相机打击阎之前击部队。
【注释】
*这是贺龙与晋绥军区其他领导联名就晋绥部队的作战计划向军委的请示报告。十五日军委复电同意。
①傅即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马即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东北挺进军军长马占山。
②阎即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③指陕甘宁边区。
④指吕梁军区司令员张宗逊、政治委贝罗贵波，当时他们负贡南线指挥。
关于晋绥主力继续北进的报告*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三日）
我们决定执行军委九日电示，主力仍继续北进，争取在傅部东进时，打击傅之后尾及控制绥南广大地区，求得与聂军区①配合夹击并消灭傅部主力，如何部署，候到北线与吕②会合商定。
再宁武在战略上很重要，但我主力如执行攻夺任务，恐影响北线行动之迟缓，故决定宁武仍令六分区部队加紧围困，迫敌退却并占领之。
我们电台近日在行军，请决定晚间联络。我们今日由兴县出发北上，部队三个团明日到岢岚。
＇注释＇
①指聂荣臻同志领导的晋察冀军区。
②指吕正操同志，雁门军区司令兼北线指挥。
*这是贺龙奉令率晋绥野战军司令部离兴县，指挥晋绥野战军主力北上途中给中央、军委的报告。
给李井泉等三同志的信*
－－（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
井泉、宗逊、泗淇诸同志：
我于二十八日由集宁乘机安全到达北平①，并与周、叶、滕等②面谈过。关于整军问题，想你也已接到整军指示的电报。因为时间紧迫，我要在北平检查身体，照一次X光，于八号左右才能乘机赴延，何时才能回晋绥待到延后再决定。关于晋绥部队整编问题我有如下意见：（一）与周初步所谈结果，由晋绥编成一个正规军，下辖三个师，另编一个骑兵旅。准备由晋绥部队编成两个师、由陕甘宁编成一个师。同时九旅③也要求归还晋绥建制。其余情况按照中央指示及统编部队之方案，兹不赘述。（二）实行整编前，应积极进行如下准备工作：第一，部队的编组，准备以二分之一编入两个师的正规部队；二分之一的编入地方保安队警察及护路队等。因此，呈报部队编组和名册时应即注意这一点。各县民兵可编为地方保卫团，带一部分枪，但不脱离生产。
第二、武器的处理，好枪以二分之一放在正规军；二分之一的编在地方军。炮亦留一部分，不全部呈报执行部④，以便将来炮和一部分好枪保存在地方军之手中。第三、关于干部问题，估计将来可分成三大部分：一部分正规军；一部分地方军；一部分是办军事外交工作或参加国防部⑤及国民党军中的工作，此外多余的干部一部转到地方党政工作，或加以训练，除训练技术外，还要加强思想教育，提高政治水平。根据现在晋绥干部的情况，请你们很好考虑讨论，将名册预先准备好，并呈报渝、延和北平⑥各一份。所有军事干部将降级使用，应有思想上的准备，估计干部可能发生各种不同倾向，也要预先加强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及时克服各种不良倾向的发生。（三）关于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请妥为研究和筹划。生产问题亦请迅速布置，是否不宜过于分散，不便统筹统制，亦可考虑。其余待到延安后再由电台联络。
敬礼！（由王再兴同志⑦带回来的文件，请妥为保存和加以研究。）
＇注释＇
①一九四六年二月五日，贺龙到达张家口，与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等领导同志会晤。据三月六日《解放日报》报道：二月二十八日，军事三人委员会成员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到达北平。三月一日上午，周、张、马从北平乘飞机到达张家口，下午贺龙陪同三人小组由张家口飞往集宁，在机场上，贺龙接见了中外记者，当天即随同三人小组成员飞抵北平。
②周，即军事三人委员会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即“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滕，即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军调部”叶剑英的军事顾问滕代远。
③九旅，即八路军一二零师的三五九旅。
④“执行部’，即“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达成停战协定，并规定从十三日二十四时起停战令生效。为了保证停战令的执行，除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代表马歇尔组成了军事三人委员会外，并于十四日在北平成立了由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具体实行业经商定的停战政策。调处在执行停战协定中发生的问题。中共代表是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美国代表为驻华代办罗伯逊。
⑤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后的“国防部”。
⑥渝指重庆，延是延安。这里是指将晋绥干部名册要分别呈报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延安的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我方代表团各一份。
⑦王再兴同志为晋绥军区所属绥蒙军区骑兵旅政委、集宁“调处小组”中国共产党代表。
*这是贺龙在北平给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副司令张宗逊、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等三同志的一封信。
关于前后方军事政治群众情况*
－－（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同志们！今天我只能讲一些我亲眼看到的情况，有许多问题可能讲得不够清楚，所以很可能满足不了同志们的要求。
第一个问题是群众和前后方问题：
（一）群众问题。这又分为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群众，我们老解放区的群众已斗争了八年，在这八年当中，遭受了敌人无数次的破坏，但敌人破坏一次，我们建设一次，敌人的“三光”政策一来，群众的生活便起了变化，搞的没有吃、穿、住，这个问题在五六年当中没有解决。一九四二年，我离开前方回到边区①情形是这样，这次我又到了前方，看到解放区的群众在生活、教育、建设上都是进步了。比如以前没有房子住，现在新修了很多好房子，把我们延安窑洞的样式也带到前方去了。过去敌人“三光”政策搞的老百姓没有衣服穿，这次我看到我们老解放区的群众都穿着新衣服。在教育上，冬季夜校很普遍，有些夜校一年四季没有间断过，所以群众不识字的文盲越来越少了。在前方有许多小学、中学和专科学校，如医务学校、会计学校等培训专门人才，从而使群众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都得到了提高。
群众的政治觉悟是很高的。过去与日本侵略者打仗是民族仇恨，现在同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是阶级斗争，对这一点，前方的共产党员、老百姓从来没有动摇过。在时局变化的过程中，老百姓特别是民兵打国民党反动派和过去打日本鬼子一样积极，甚至妇女、老人都积极参加。过去我们打鬼子主要是打游击战，部队分散为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营，最大是一个团为单位作战；现在我们打仗，往往要集中几十个团甚至几十万人在一起打仗。在组织指挥上，我们并不感到困难，但这样大规模的战争，群众的人力物力负担相当重。人力动员去参军参战，物力保障部队的供给，还要负责运输，这个运输力，第一靠群众背，第二靠牲口驮，源源不断的保障前方部队的武器弹药、被服装备和粮草的供应。这充分表现了群众支援战争的积极性，而且许多群众是自动组织起来支援前线的。同时，他们还要担负对许多从延安出去的部队、干部和家属的输送和补充供给。所以，群众这样重的负担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必须重视的一件大事。
关于前方的建设，我在晋西北、晋察冀看到的情况与陕甘宁边区一样，有农业社，也有像吴满有那样的深耕细作，同时发展副业，搞织布、养猪、养羊、种菜等，努力发展农副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改善部队的生活。在一九四二年前，前方还没有搞养猪、种菜……，这是从我们陕甘宁边区传过去的。延安的生产对前方有很大的推动，解决了前方的财政金融、供给等许多问题。但是，前方的条件不如陕甘宁边区，因为那里还是战争环境，敌人在不断的破坏。
在新解放区，我们有很多刚从前方回来的同志说，他们看到新解放区的群众的困苦，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因此，我们老解放区有义务支援新解放区，首先是食粮、棉花，需要从我们老解放区运去，有些老太、老翁拿到我们的棉花就笑了，因为他们已经七八年没有看到这样多的新棉花了，日本鬼子给他们配给的棉花只有几两、布几尺、火柴几根，群众全年生产的东西，被日本人全部拿去，然后再由日本人给你配给。我们延安的文学家萧三同志，他在张家口、凉城参加一个群众大会，这个大会就是斗争过去的配给主任。这个主任原来是一个大土豪劣绅，家有很多钱，他当了配给主任，又搜刮了人民许多钱。在这个斗争会上，有个老头子拄着一根棍，首先上前把这个配给主任打了几十棍，然后转过身来说：我的财产都被他搞去了，他们不给我配给别的，给我配给了七个小便夜壶，这夜壶我能吃吗？新解放区有许多人没有饭吃，需要我们救济。
绥远有三多：第一是鸦片多。很小娃娃一病了给他喷上两口鸦片烟，就不哭了。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抽鸦片烟，一进他们家就尽是鸦片烟味。第二是土匪多。其他地方土匪我也见过。但没有像这里的那样野蛮，有的在冬天把你全身的衣服都扒光，一直把你冻死。有些土匪你叫他当兵他很高兴，看起来像很革命，可是入伍后，他把你的枪拿去骑着光脊背的马就跑了。第三是梅毒多。以上这些说明，新老解放区的区别是很大的。过去我们说一百人养一个人是养得起，今天在新解放区说来就值得考虑，在《流亡三部曲》上唱过东北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现在东北也很苦了，日本人一“配给”就配给完了。
我到了国民党的收复区——北平。北平在日本投降时有一百八十几万人口，现在只有一百六十万，有二十多万人跑到我们解放区了。现在北平还有些大官僚们对我们不满，他们说我们解放区搞减租减息不好。这些穿狐皮袍子的人只是极少数，他们反对我们是不足为怪的，否则就无所谓阶级斗争了。北平有二十几万人跑到了解放区，因为那里生活很困难。在北平买一斤白面的钱，到张家口可以买三斤；在张家口买三斤小米的钱，到北平也只能买到一斤。张家口还向北平、天津运食糖。有几位从北平来解放区的同志家里过去相当富裕，现在连棒子面窝窝头也吃不饱。我在北平时，曾去过颐和园，看到辅仁大学②的学生穿得很不好，他们烧的柴在山上拾，吃的是窝窝头。老百姓都是愁眉苦脸的。过阴历正月十五时，我到了张家口，看到的则是另一种情景。在城内外五十里的范围内，老百姓兴高采烈地放着烟火爆竹，特别是城内有几万群众抬着毛主席像，有的踩着高跷扭秧歌，有的耍狮子、舞龙灯，在大街上游行，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群众说：“这是我们八年来第一次过这样愉快的元宵节。”
再说傅作义部队的情况。平常听说他们的装备有多么好，每人都有皮大衣、皮帽子，但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在卓资山战斗中捉到的俘虏看，他们士兵穿着破棉衣，有的上衣露着花，下衣露着肉，也没有大衣，敌人士兵都说我军的服装比他们好。我在北平时也看到了一些蒋介石的美械化军队，士兵的脸上没有血色，都像害了几个月的大病。
（二）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问题。今天，我们对陕甘宁边区的作用应该有个很好的估计：它支持了前方的抗战，成了全国各解放区自立更生的模范。在抗日战争中，如果边区不发展生产，依靠各个根据地支援，那么群众的生活不会改善，部队的生活也不会改善，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也不会罢休，纵然罢休也不会这样快。如果我们光有一般号召，而无具体措施，不但生产运动搞不起来，而且生产的劲头也不会大，效果也不会好。所以，我们先从边区做起，待取得经验之后，前方再跟着做。比如吴满有运动，深耕细作，军队帮助人民……等，这样就推动了前后方的生产，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对共产党就没有怨言。部队生活改善，就能一心打仗。所以，边区的生产对前方有很大的帮助，为他们作出了自立更生的榜样，这种帮助要比给几十万元的经费都强。
此外，各根据地还派很多干部到延安来学习，学完后，他们把在延安学到的东西带回去。今天到华北和东北各地的大批干部，都是从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院等院校培养出采的，有的担任了很重要的职务。
边区部队掀起的练兵运动，大大的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后来这些部队陆续的派到了前方。首先出去的是三五九旅③，第二批由戴季英带到河南④，第三批是七一八团⑤……。从边区出去的部队数量相当大，除少数部队出去后组织纪律不够好外，绝大多数部队表现很好。王震带出去的这支部队，从陕西经山西、河南、湖北、湖南，一直到了广东省的边上。敌人派很多部队去堵截他们，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发展壮大了，现在他们又回到了湖北。以上事实证明，部队经过练兵再出去打仗，对提高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最近，我看到晋西两个旅反映的材料，有少数同志存有升官发财、住洋房、坐小汽车的思想，所以他们说边区不好，要出去。我想提醒这些同志注意，不要以为现在已经天下太平，就可以享乐了！
第二个问题是政治和军事问题：
边区的干部对群众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和推动作用，这是很显著的事实。这里，我想讲一下政治和军事的关系问题，如果政治问题解决不好，军事上也不能取得多少成绩。
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是属于一个区域，这次边区开了政治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比如过去战士请假时要给他跟“特务员”⑥，因此他们不满意。现在我们就号召，谁要请假，谁就可以请假回去。事实证明，请假的战士，没有一个逃跑的，没有请假的战士则有逃跑的。有一个警卫班长，请假回家后，发现地方干部损害了他家庭的合法利益，他不发脾气，也不骂人，找地方党组织反映情况，摆事实，讲道理，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我们边区的练兵运动，不仅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且在政治上对于改善军民关系也有很大的作用。因为在练兵中把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联系起来了，从而使边区部队的政治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看了陕甘宁边区、晋西北、晋察冀三个根据地的部队。它们都跟我在一块打过仗。这些部队的战斗力比大革命时期的“铁军”⑦强，因为现在我们部队的装备比那时好，比如重机关枪、炮、掷弹筒等装备要比大革命时期的“铁军”多得多。加之现在我们部队的技术战术也比那个时候高，所以据我看，今天我们部队的战斗力要比大革命时强得多，如果那个时候称“铁军”，那么我们现在就是“钢军”。无论我们是一个连、一个营去守一个村庄，尽管敌人有飞机大炮，我军一定能把进攻之敌打垮，取得最后的胜利。比如有一次在同傅作义的部队作战中，敌人的装甲车、坦克已接近我军阵地，我们还不打，直到敌人到了跟前，才突然用手榴弹和刺刀与敌拼杀，一下子把敌人打垮了。边区的练兵运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晋西北和晋察冀的部队也有很大影响。今天，我们的部队既能守又能攻。这次我们攻打归绥和包头，并不是我们的军队不能打仗，如果不犯错误，我们是可以打下的。第一次攻打包头，攻进了大半，缴了敌人许多枪炮，但我们进攻的部队兵力不足，名义上是两个团，实际上不足两个营，敌我的兵力对比，我军处于劣势。第二次攻打包头时，我亲自参加了。时值隆冬天气，我们的部队仍穿着单衣、戴着单帽子，但作战非常勇敢，如果后勤供应保障得好，包头是可以打下来的。所以，我认为边区的练兵运动，第一是使部队的政治工作发生了重大变化，丢掉了过去的形式主义，重新把毛主席正确的政治工作方法在部队中得到了贯彻。第二是在军事上，使战术技术水平达到了能攻能守，守能守得住，攻能攻得破。例如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以前的集宁战役⑧，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多，工事也修得比较坚固，但我们还是把它攻下来了，取得了毙俘敌三千余人的重大胜利。
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的所在地，中央的一切政策、指示，首先要从边区做起，取得经验和成果后，再推广到全国去做，所以边区起了带头与火车头的作用。这个作用在边区住着看不出来，但出去后就看得很清楚了。我们边区出来的好多干部和许多军队，大多数起到了火车头作用，获得了良好的反映。但也有个别同志在整风中思想没有整好，常发牢骚，骂边区、骂晋西北、骂晋察冀……；有个别人出去后干了劫人、捆人、打死人、吃东西不给钱等坏事；有的人拿了边币兑农币⑨，用农币兑现洋，卖衣服，卖毯子，这里去搞东西，那里去搞东西，结果发了财。有个别同志到晋西北说陕甘宁边区怎样怎样好，有什么好东西等等，到了晋察冀又说晋西北如何好，到了冀热辽又说晋察冀怎么好，他们就是用这种策略来骗取个人的享受。有的同志去张家口要坐汽车、火车，但是，汽车不多，而火车不通。有的同志在延安起程即拿了很多钱，到了张家口尽情的看戏、喝酒、吃肉，在二十天内就花了二十万地方钞票。此种票子一万兑法币⑩两万，二十万即等于法币四十万，相等于边币四百万。这个数目字是相当惊人的。
上述同志虽然是极少数，由于他们在延安时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改造好，所以出去给边区抹了黑。对少数这样的同志应留在边区，因为在边区他们还起不了怎样大的坏作用，但在新解放区他们起的坏作用就不少。张家口、承德、东北都是在去年八月十一日以后才解放的，这些地方就不应该让他们去。
在去年派出干部时，中央也叫我们派了许多干部去东北，我首先就对组织部的同志说，愿意去的干部不能让去，把不愿意去的干部派去。因为愿意去的干部有的是想去享受、升官，起码要升一级。营长去了，就要升团长。一个特务员去了，要当一个公安局长。当然谁也愿意去，我也愿意去。我现在是师长，去了起码升一级（大笑）。他们只想去坐小汽车、喝酒吃肉，而没有想到去做工作、去受苦。他们没有想到一个共产党员首先就要做艰难困苦的工作，而是有一脑子的享受思想。有个别同志养病要到青岛、烟台、张家口，如果这些地方不能去，最低限度要到承德去。还有人说，我们出去一定要坐飞机，但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没有飞机。总之，少数人只想到了个人的升官和享受，却没有想到新解放区老百姓的生活疾苦。在有的新解放区，两三个人合穿一套衣服，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有的妇女裸着上身。晋察冀的一些新解放区是这样，东北的大豆高粱并不多，老百姓同样苦得很。热河省11的后勤部被服供给也很困难。程子华12把他小孩缝棉衣用的棉花也拿出去给战土做了背心。后来萧克同志的爱人送给他一点棉花，才解决了小孩的棉衣。冀热辽的供给问题也很困难。张家口地区支援了他们二十三万石粮食，但这点粮食恐怕不够半年的供给。晋察冀从去年到今年光供给部队和延安出去的干部吃饭，就吃了二百四十万石。晋西北也吃垮了。
有少数同志到新解放区去不是想去工作，而是想去享受，这种思想是很错误的。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干部，首先想到的是怎样努力为党做工作，为人民服务，而不应该只想为自己谋求好处，说什么边区不好，要到东北去。东北要不要去呢？要派人去的，但必须服从组织需要。党分配我们去，我们就愉快的去，党不分配我们去，就安心的留在边区，好好的工作。过去，陕甘宁边区对我们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还将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第三个问题是今后陕甘宁边区的生产：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边区的公粮任务虽然比较重，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却很高涨。我觉得今年大家生产的劲头非常不足，好像日本投降了，我们的解放区扩大了，陕甘宁边区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生产的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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