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次大事-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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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袭西路清军大营，清军损失很大，清政府与准噶尔贵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破裂。


　　1731年，噶尔丹策零又用诈骗计伏击傅尔丹北路军于和通泊，使清军损失十分惨重。1732年6月，噶尔丹策零又派兵进犯喀尔喀，在光显寺战役中惨败，只得求和。清政府与准噶尔部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维持了将近20年的和局。


　　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去，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继位。


　　1750年，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被杀，其兄喇嘛达尔扎篡位。不久，喇嘛达尔扎的堂兄弟达瓦齐联合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杀死喇嘛达尔扎，自立为汗。接着，达瓦齐又与阿睦尔撒纳互相攻战。1754年，阿睦尔撒纳被达瓦齐打败，率领2万余人投奔清朝。清政府认为统一西北地区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命将出师，消灭准噶尔贵族割据政权。


　　1754年，清政府决定分兵两路远征伊犁，平定达瓦齐割据势力。北路以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西路以陕甘总督永常为定西将军，萨拉尔为定边右副将军。1755年春，清军5万人分西、北两路向伊犁进军。在准噶尔人民支持下，清军没有遇到抵抗，不到100天就到达伊犁。达瓦齐率兵6000人扼守伊犁西南的格登山（今新疆昭苏县境内），清军以25人夜袭达瓦齐大营，达瓦齐军惊溃，不战自降。达瓦齐仅带少数人仓皇南逃，为乌什城的阿奇木伯克霍集斯擒献清军。


　　在清军捉获达瓦齐、获得初步平叛胜利的时候，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又叛变了。


　　阿睦尔撒纳因败于达瓦齐才归附了清政府，欲借清政府的军事力量消灭达瓦齐，以达到他谋取汗位的目的。1754年，清政府任命他为定边左副将军，率北路先锋部队出征达瓦齐。


　　1755年，他在进军途中，广纳党羽，收纳降人，占据地盘，企图恢复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乾隆帝识破了他的诡计，密谕西路军定边右副将军萨拉尔留心防范，并指示定北将军班第，凡事宜会同商办，切勿令其先行独办。阿睦尔撒纳在进驻伊犁之后，便公开要求清政府封他为厄鲁特四部总台吉。清政府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阿睦尔撒纳就在蒙古各部进行煽动，并与沙俄暗中勾结，公开发动叛乱。


　　1756年，清政府得知阿睦尔撒纳率众叛乱时，当机立断，命策楞为定西将军，玉保、富德、达勒当阿为参赞大臣，从巴里坤出兵进讨。但策楞和玉保中了阿睦尔撒纳的缓兵之计，没有穷追，让其逃入哈萨克。


　　1757年初，清政府开始新的军事行动，命成袞扎布为定边将军，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军，率清军7000人分两路推进。


　　准噶尔叛军在清军的追剿下，全线溃败。阿睦尔撒纳乘夜带随身侍从8人投奔沙俄，不久因患天花病死异域。


　　1759年8月，清军抵达喀什噶尔，平定了支持阿睦尔撒纳作乱的大和卓波罗尼都和小和卓霍集占兄弟的叛乱。这年秋天，天山南路完全平定，结束了西北地区长期以来的分裂局面。


　　清政府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消除了西部边疆的分裂割据状况，加强了对西部边疆地区的管理，进一步促进了全国的统一。平叛之后，废除了准噶尔游牧封建贵族所实行的农奴制统治，促进了西部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政府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的胜利，对侵略成性的沙俄也是一个沉重打击，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积极作用。


　


　



























74　清代各族人民起义





清王朝统治的强烈震荡


　　在清朝，各族人民的起义从乾隆中叶开始已经陆续不断地发生，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有山东王伦的起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及四十八年（1783年）先后有甘肃苏四十三和田五领导的回族、撒拉族人民的起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有台湾林爽文的起义，但这些起义都很快地被镇压了。


　　在这以后，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则爆发了规模较大的波及湖南、贵州、四川三省的苗民起义。这次起义发生，是由于苗族地区在“改土归流”之后，汉族官僚地主及商人即所谓“客民”，不断侵占苗族人民的土地，将“苗地”化为“民地”。如湖南永绥厅（今花垣县）“环城外寸地皆苗，不数十年，尽占为民地”。又由于清朝所派官吏对苗族人民“盗行鱼肉，以致苗民不堪”。因此，乾隆六十年正月，贵州松桃苗民石柳邓被迫首先发动起义，湖南永绥苗民石三保及乾城苗民吴八月也相继起而响应。起义的苗民领袖提出了“逐客民，复故地”的口号，得到苗族人民的普遍支持。这次起义继续了12年之久，直到嘉庆十一年（1806年），才在清兵的镇压下失败。


　　在苗民起义的同时，湖北又发生白莲教起义。白莲教是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农民经常假借它号召起义。白莲教的教义，长期以来宣传弥勒佛降生，人民可以得救。这时又提出“教中人先纳税若干，将来按税授田”。农民向往得到土地，因而纷纷入教。


　　这次农民发难，以“官逼民反”为号召。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襄阳姚之富和女英雄王聪儿等举起起义大旗，即以襄阳为中心，不到两月，便有众数万人。同时，四川达州徐天德和王三槐、冷天禄等也相继而起。第二年，嘉庆二年（1797年），湖北的起义军由姚之富、王聪儿率领分路进攻河南，又由河南发展到陕西。嘉庆三年（1798年），王聪儿率众指向西安，作战失利转移湖北，在郧西被地主武装乡勇所扼，清军围攻，王聪儿、姚之富一同牺牲。此后四川的徐天德、王三槐、罗其清、冉文俦等仍继续斗争。清军利用乡勇罗思举及号称清官的四川知县刘清，施展狡猾的手段瓦解农民军，罗思举假冒王三槐的旗号骗杀农民军，刘清更诳骗王三槐至清营，结果王三槐被擒。这次起义到嘉庆九年（1804年）被镇压下去，首尾历时9年，席卷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5省，消耗清朝军费1亿之多，给予清朝以极大打击。


　　嘉庆十八年（1813年），又爆发了天理教起义。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又名八卦教。当时信徒很多，遍布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河南滑县李文成和北京林清是主要教首，他们宣传入教者先输纳“种福钱”，又称“根基钱”，事成之后，“凡输百钱者，得地一项”。农民渴望土地，因此纷纷入教。李文成和林清预定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同时发动起义，但因李文成行动暴露，被滑县知县逮捕入狱，群众遂提前举义，救出李文成，占据滑县城，号召四方。而林清则按期行事，在京南黄村组织武装，以200人潜入城内，在入教太监的导引下，分由东西华门攻进清宫，与清兵战于隆宗门外，但因寡不敌众，攻打清宫失败，最后林清在黄村被捕牺牲。李文成在滑县声势很大，旗帜上大书“大明天顺李真主”七字。后来清兵包围了滑县，李文成出走辉县山中。结果被清军追逼自焚而死。最后滑县被攻破，李文成妻张氏决不逃避，挥刀巷战，击杀数十人，阖门自缢。


　　这次天理教起义，特别是林清攻打清宫的行动，使清廷大为震惊，嘉庆皇帝哀叹说：“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上述农民起义虽然都失败了，却大大消耗和削弱了清朝的实力，给了清朝沉重的打击。


　


　



























75　禁烟运动与虎门销烟





近代中国反对外国侵略的第一页


　　19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在与外国的贸易中始终处于出超地位。以中英贸易为例，1827年以前，英国输入中国的主要是棉毛织品和金属制品（如刀和钟表），由中国输往英国的则以茶叶为大宗，其次是生丝、土布、陶瓷、糖、樟脑、大黄、水银等。由于中国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来的商品有一种顽强的抵抗力，所以英国的纺织品在中国不能畅销。而英国却必须购买中国著名的茶叶、生丝和陶瓷。这样，中国对英贸易每年都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优势。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英国资产阶级出于其掠夺本性，竟用鸦片来冲击中国的贸易市场，获取一本万利的不义之财。


　　英国资产阶级先把纺织品输往印度，然后再把印度的鸦片输往中国，再从中国把茶叶、生丝等输往英国，英国人在这种三角贸易中大获其利。除了英国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外，美国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输入鸦片，俄国则从中亚向中国北方输入鸦片。


　　由于鸦片输入的急剧增加，使中英两国的贸易地位完全改变。英国由原来的入超变为出超，中国却相反，造成白银大量外流。据统计，1820—1840年间，中国外流白银约在1亿两左右，相当于银币流通量的1C5。由鸦片大量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已开始扰乱清王朝的国库和货币的流通，使清朝的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


　　更为严重的是鸦片的泛滥极大地摧残了吸食者的身心健康，如任其发展下去，必将使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


　　鸦片泛滥，受害最深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


　　因此，他们对鸦片走私极为愤慨，要求禁烟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有爱国心的士大夫也要求禁烟。从1836年起，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场禁烟与弛禁的激烈争论。


　　弛禁派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为代表，他们竭力反对禁烟。弛禁派的吹鼓手、太常寺卿许乃济甚至在1836年6月10日上奏道光皇帝，鼓吹鸦片无害论，说如果要禁也只须禁“文武员弁士子兵丁”，民间贩卖、吸食可以“一概勿论”。在清廷官员中，首先上书驳斥许乃济弛禁论的，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和兵科给事中许球，他们主张对贩卖和吸食鸦片者要严刑。


　　1838年6月2日，力倡禁烟的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疏，提出一个“重治吸食”的严禁方案，主张吸鸦片的人，必须在1年内戒绝，过期不戒者，普通百姓则处以死刑，官吏则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等支持黄爵滋的主张。林则徐从1838年7月至9月，3次复奏道光皇帝，赞成黄爵滋的主张。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不切实禁烟，长此下去，几十年后，军队就会衰弱，国库就会空虚，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国家无可以充饷之银。


　　兵和饷是清朝统治集团的命根子。林则徐的话击中了要害。道光皇帝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从以前的不置可否暂时倾向于禁烟，决定采纳黄爵滋、林则徐严禁鸦片的主张，于1838年10月25日颁布谕旨，要各省“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拿，毋得稍行松劲”。同一天，道光皇帝将抽鸦片的庄亲王革去王爵，辅国公革去爵位，各罚应得养赡钱粮2年。过了3天，又将两年前提出弛禁论的许乃济降职惩儆。接着，召林则徐进京，商讨禁烟事宜。


　　1838年12月29日，林则徐奉旨从湖广总督任上来到北京。道光皇帝在8天之中连续召见林则徐八次，听取他对禁烟的具体意见和措施，并赏赐林则徐在紫禁城内骑马、乘肩舆，还授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加兵部尚书衔，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厉行禁烟。


　　林则徐于1839年1月8日在北风呼啸的严冬离开京城，踏上南下征途。3月10日到达禁烟斗争的最前哨广州。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立即与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合作，一面加紧暗访密查，严拿烟贩；一面同外国鸦片贩子展开坚决斗争。3月18日，即林则徐到达广州后的第八天，就毅然发出收缴外商鸦片的命令。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和广东巡抚怡良，在钦差行辕越华书院传讯十三行洋商，当众表示：


　　“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并将缴烟谕帖交行商总头目伍绍荣转给外国烟贩，限3天之内将其趸船上所有鸦片全部交出，到期不缴，则封舱封港。还要他们出具甘结（保证书），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


　　广州的广大人民群众看到林则徐有禁烟的决心和魄力，都积极行动起来，支持林则徐的缴烟命令。在商馆外面，昼夜都有群众巡视；渔民们也主动协助水师官兵，监视零丁洋上的鸦片趸船。


　　英国鸦片贩子不愿交出鸦片。他们操纵在广州的外商商会，破坏禁烟。3月22日，林则徐下令逮捕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这一断然决定，震动了躲在澳门的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24日，义律乘快船从澳门赶到广州，到商馆亲自指挥抗拒缴烟，并在珠江口外布置一艘军舰，进行战争恫吓。这天晚上，义律又指使颠地化装逃走，被商馆内的中国工人截回。


　　为了敦促洋商交出鸦片，林则徐下令停止中英贸易，并派兵严守商馆，断绝商馆与澳门的交通，撤退中国在商馆中的雇员，终于迫使义律同意缴烟。


　　林则徐、邓廷桢率领文武官员，勒令停泊在零丁洋的洋趸船上的英、美烟贩缴烟，从4月12日到5月21日，收缴了2万多箱鸦片（其中1540箱属于美国烟贩），共计237．6万多斤。这在清代禁烟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一胜利，像惊雷般地轰击了珠江口外零丁洋上的敌船，那些贩运鸦片的敌船纷纷逃窜。


　　1839年6月3日，这是值得中国人民纪念的日子。虎门搭起了一座礼台，挂起麒麟帐，铺着红色的氈毯。礼台前面，挂着一面黄绫长幡，上书“钦差大臣奉旨查办广东海口事务大臣节制水陆各营总督部堂林”，威武雄壮，迎风飘扬。这一天，雨后天晴，骄阳高挂，从四面八方来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午后2时，留吉长髯、神情刚毅的林则徐，在广东巡抚怡良等人的陪同下登上礼台。林则徐遥望南天，心潮澎湃，在人声鼎沸的虎门，他庄严下令销烟。顿时，隆隆的礼炮声威震海空，站在两个销烟池（每个15丈见方，池底用石条铺平，四边栏桩钉板，前面设一涵洞，后面通一水沟）旁的绿营兵丁们忙碌起来了。先是从后面水沟里把水引入销烟池内，撒入食盐，使池水成为盐卤，然后把一箱箱的鸦片运到池边，打开箱盖，将鸦片切开捣碎，投入池中，浸泡了一些时候，再撒下石灰。顷刻间，盐卤沸腾起来，浓烟滚滚，升入天际。兵丁们站在跳板上，手拿铁锄、木耙来回翻搅，使鸦片完全销溶，等到海水退潮时，打开销烟池前面的涵洞，使销溶后的鸦片随着浪花冲入大海。在涵洞上还装着网筛，防止未销溶的大块鸦片流出。全部鸦片销溶后，还用清水刷涤池底，不留涓滴烟灰。看到这一扬眉吐气的情景，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屹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第一幅浮雕就是“虎门销烟”的情景，人们瞻仰这一雄伟场面，不能不想起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位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林则徐。


　　为了让外国人“共见共闻”，6月13日，林则徐发出告示，准许外国人到销烟现场参观。一些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参观后，惊叹销烟工作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乎他们的“臆想”。从6月3日到25日，除留下8箱作为样品送往京城外，200多万斤鸦片全部销毁了。


　　林则徐主持下的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壮举，像海水冲刷烟膏那样，洗去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强加给中华民族的耻辱，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决心禁烟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谱写了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光辉篇章的第一页。


　


　



























76　三元里抗英斗争





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反侵略斗争


　　鸦片战争期间，广州城郊人民自发的武装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1841年5月下旬（清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上旬），奕山与英国侵略者订立屈辱的《广州和约》。广州人民目睹英国的侵略暴行和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和卖国，自发地起来抗击侵略，保卫国土。


　　三元里位于广州城北2．5公里，贴近泥城、四方炮台，是一个有几百户居民的村落。1841年5月27日，义律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纵容英国侵略军，带着武器在这一带行凶作恶。他们到处奸淫虏掠，杀人放火，又抢粮食，又宰猪牛，甚至盗掘坟墓，从棺材里劫取殉葬品。当地人民深受其害。其中泥城、西村、三元里、萧冈一带村落受害最深。于是各乡绅民便利用旧有的社学形式自动组织起来，“集众公盟”，联合保卫身家田园，开展打击英军骚扰的正义斗争。


　　鸦片战争前，广州附近原有不少“社学”。社学起源于明初，它原是封建士大夫的教育、集合场所，清朝中叶以后逐渐演变为由地主士绅所控制，由当地农民为乡勇的武装机构。


　　它的职能是维护地方封建秩序，对封建政府的军队起着某种辅助作用。但它不是官办的，而是民间的机构。在广州城北一带，就存在着十几个这样的社学，其范围包括了80余乡。


　　英军的侵略暴行，不但使劳动人民蒙受了深重的灾难，也给地主士绅带来损害，因此，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士绅对英国侵略者同仇敌忾，郁积了强烈义愤。


　　5月29日，一小股英军又窜到三元里村抢劫奸淫，村民奋起搏斗，打死英兵数名。为了坚决打击敌人日后的报复骚扰，群众决心联合起来，立即行动。萧冈乡“举人何玉成，即柬传东北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各备丁壮出护。”


　　（《夷氛闻记》第3卷第75页）何玉成“柬传”各乡的联系渠道，就是旧有的社学。由于各乡已有了“集众公盟”的基础，所以附近103乡的农民、渔民、手工工人等闻风而到，迅速集结。城郊东北6个社学的客家群众及打石工人，也在监生王韶光带领下赶来参加战斗。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人民抗英武装迅速形成。有人提议“吹螺壳打鼓进兵，打锣收兵”；并决定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到三元里以北丘陵起伏的牛栏冈进行伏击战。


　　5月30日清晨，三元里及各乡群众数千人，手持锄头、铁锹、木棍、刀矛、石锤、鸟枪，向英军盘踞的四方炮台挺进佯攻。英军司令卧乌古率领侵略军负隅顽抗。在战斗中，敌军少校毕霞紧张恐惧过度，加以天气炎热，昏倒在地，“几分钟内死去了”。敌军乱放枪炮、火箭，群众按原订计划且战且退。据参与此次战役的英军记载说：“我们（英军自称）的火箭炮继续对着他们的队伍一行一行的推过去，他们仍然没有什么畏惧的表现”，摇动着旗帜和盾牌，挑引我们向前进”。卧乌古气急败坏，命令英军追击。农民群众牵着骄横愚蠢的敌军的鼻子到达牛栏冈附近，忽然螺壳、战鼓齐响，埋伏四周的七八千武装农民猛冲出来，将敌人团团围困。此时施旗蔽野，杀声震天，妇女儿童也上阵助威，为各乡的农民战士送饭，以林福样为首的水勇500余名也闻声赶来，参加战斗。各乡群众愈来愈多，“不转眼间，来会者众数万”。英军急忙开枪射击，但挡不住武装群众的洪流。卧乌古指挥部下分两路突围，武装群众当即从两翼包围英军后队，并趁他们渡河和单列行进的有利时机，冲上前去肉搏。


　　下午一时，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倾盆而下。三元里人民精神抖擞，愈战愈勇。侵略军因火药受潮而枪炮失灵，士气低落，胆战心惊。田间小路又被暴雨淹没，稻田一片汪洋。穿着皮靴的侵略军，在泥泞中寸步难行。三元里人民以长矛猛烈刺杀英军，英军妄图以刺刀抵挡，然而他们不能不哀叹：“刺刀之于中国人的长矛，只不过是一种可怜的防御物罢了。”这时，没有上阵的妇女，自动把饭做好，送上前方。


　　将近下午4时，卧乌古才把自己的部下重新集结起来。他发现37团第三连“失踪”了，只得调两连水兵再到战地搜索。


　　天黑雨大，一直折腾到晚上9时，水兵们才和找到的第三连共同返回四方炮台。原来，第三连在撤退时和来复枪联队失散，被三元里人民截住了。为了逃命，他们一个挨一个结成方阵，一步步向后撤退。但他们仍然受到三元里人民的惩罚，有一名士兵被打死，一名军官和14名士兵受重伤。


　　三元里一仗，打死打伤英军近50名，缴获大量战利品。


　　人们热情赞颂：“自从航海屡交锋，数万官军无此绩”。


　　战斗仍在缮续。5月31日上午10时，广州附近佛山、番禺、南海、增城、花县等县400余乡义勇数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