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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次大事-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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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领2万多名群众在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军队称作“太平军”，洪秀全被拥立为“天王”。9月，太平军攻克永安（今蒙山县），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确定了纪律，整顿了队伍，改阴历为天历，初步建立了革命政府。
金田起义一爆发，清政府立即派来军队镇压，清军包围了永安。太平军在永安待了半年，就突围而出，于1852年4月离开广西进入湖南。当时湖南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太平军发布了《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谕救一切天生天养》等文告，明确提出了推翻清王朝的战斗号召，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投营报效者“日以千计”，太平军兵力大增。9月攻长沙，81天未下，主动撤围北上。在益阳、岳州一带，获得了大批船只炮械，建立了水师。大军沿长沙水陆并进，势如破竹。1853年1月克武昌，3月占领南京，把南京改为“天京”，作为都城。为了巩固天京，又发兵攻占了附近的镇江、扬州和浦口。太平军建都后，即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平均分配土地，还实行了男女平等的政策，禁止买卖妇女和女婢。对外则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否认不平等条约，禁止贩卖鸦片，反对外来侵略。这些措施，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随后，从1853年5月开始，太平军进行了北伐和西征，各地天地会和捻党也先后发动武装起义与之相呼应。但北伐由于偏师北进，孤军深入，援师不继而失败。西征则先遇小挫，后由石达开指挥，大败曾国藩湘军。在天京附近，太平军又大破清军江北、江南两大营。到1856年夏，上至武汉，下至镇江连成一片，尽在太平军控制下，是为太平天国军事上全盛时期。但就在这大好形势下，却发生了自相残杀的“天京事变”。9月2日，杨秀清被暗杀，杨秀清的部下也有5000余人中计被杀害，后洪秀全又下令诏书，由石达开回京辅政。次年5月，石达开被逼走，更造成了人心冷淡，锐气减半的局面。“天京事变”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京政变”后，公然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人民革命，使得太平军从此进入了十分困难的战略防御阶段。
洪秀全为了克服危机，提拔了陈玉成、李秀成以及洪仁等一批将领，重新组建了领导核心。1858年8月，李秀成约集各路将领大会于枞阳，陈玉成也赶来参加。会上大家“各誓一心，订约会战”。会后，陈、李联合作战。九月，攻破清军重建的江北大营，10月，大战三河镇，全歼湘军主力李续宾部。1859年，颁布了洪仁的《资政新篇》。1860年5月，攻破清军重建的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的围困，并乘胜东进占领苏、杭，开辟了苏浙根据地，革命一度出现了重新振兴的局面。西北战场则在陈玉成的指挥下进行了英勇的安庆保卫战。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1861年9月安庆失守，天京危急。李秀成率军回援天京，与湘军大战40余天，未能破围。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来险恶的情况下，1862年，太平军还在上海、宁波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1864年6月3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国失败。
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由于农民群众分散的落后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散漫性、狭隘性、保守性以及私有观念、政治浅见等缺陷。他们面对的却是满洲贵族、汉族地主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的强大凶恶的敌人，因此，失败就很难避免了。
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初期，它既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又带有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它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把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发展到了顶峰。从形式上看，清王朝的统治还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但在这半个世纪中，人民受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封建王朝的斗争，半个世纪后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
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从1851年起共坚持了14年，势力扩展到17省，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外国的侵略，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阻止了中国殖民化的进程，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
80 捻军起义
中国人的英勇顽强之精神
捻军起义是爆发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北方的农民起义。
捻军是19世纪初开始活动于皖、鲁、豫一带的农民秘密组织。所谓“捻”，即农村迎神赛会时要搓捻子燃油，因此得名。他们活动分散，每一股称为一捻，少则几人、几十人；多者不过二三百人。越是荒年，人数越多，“居者为民，出者为捻”，多是一些生路艰难的农民群众。清政府虽然一直严禁结捻，但是由于捻党是分散零星的武装活动，所以还没有把它视为大患。
1853年太平军北伐时，淮河两岸的捻党纷纷响应。可惜太平军没有很好地发动和组织他们，捻党仍然是半农半兵、各自活动的战斗力量。1855年黄河大决口（开封以东铜瓦厢），下游改道北流，入大清河。鲁西南以及皖北、苏北灾害十分严重，农民更加饥寒交迫。同年，捻党首领们在安徽雉河集（涡阳）会盟，推举张洛行（张乐行）为盟主，号“大汉盟主”，有几十万捻党承认他是领袖。从此，张洛行统一指挥下的捻军，成为太平天国在北方的友军。捻军的活动使清朝十分忧虑，因为他们的活动地区不是太平军的长江沿岸，更不是天地会的南方各省，而是活跃在淮河南北，直至山东、河南，迫近清朝心脏地区。因此清朝常把捻军和太平军并列，称之为“发捻”。但捻军在各方面的水平都远不如太平军：第一，仍然分散，各自为战，很难统一指挥；第二，以骑兵为主，流动作战，很少和清军打硬仗、大仗；第三，缺乏明确的奋斗目标和纲领，连曾国藩都说：“捻匪之人多志大远不如粤匪”；
第四，领导成份复杂。尽管这样，太平军以捻军为友军，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战绩。1862年，太平天国封张洛行为沃王、征北主将。1863年，张洛行牺牲，他的侄子张宗禹收复雉河集，继续斗争。
1866年秋，捻军在河南许州（许昌）分成两支：东捻和西捻。东捻军由赖文光、任化邦领导，转战于中原地区；西捻军由张宗禹领导，进军陕西，同东捻军呼应。
曾国藩和后来的李鸿章看出了捻军的弱点，改变了尾随追打的方法，改为“画河圈地”的新战术，即利用河流等自然地形，紧缩防线，将农民军挤堵到难以驰骋的狭窄区域，使之发挥不出流动奔袭的特长。东捻军就是这样被逼到山东半岛登州（蓬莱）、莱州（掖县）一带狭小的地区。此时的捻军已是孤军作战；捻军的敌人又是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势力。1867年底，东捻军战败，在转向苏州时，任化邦先被部将（潘贵升）杀害；赖文光又在扬州被俘（1868年1月）牺牲。
西捻军的主要对手是左宗棠。他们粉碎了左宗棠的包围，回援东捻军，进入山西，打到直隶，兵锋直指北京。清廷震动，下令京师戒严。西捻军这时（1868年2月）更是孤军作战。他们在冀、鲁、豫三省平原的作战，削弱了力量。他们的敌人又是李鸿章、左宗棠以及英法侵略者的联军，力量对比悬殊。1868年8月，西捻军被围困在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结果全军覆没，张宗禹投徒骇河而死。
捻军的斗争自1853年开始，坚持了16年的英勇斗争，在北方大地沉重打击了清朝腐朽统治，体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
81 辛酉政变
近代中国从此走向屈辱的渊薮
辛酉政变又称“北京政变”，是发生在1861年的一起重大政治事件。
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京城震动。咸丰皇帝急忙带着他的宠妃那拉氏（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和一班亲信，逃亡到热河去，由恭亲王奕䜣（咸丰的弟弟）留下来向侵略者求和。奕䜣对侵略者有求必应，最后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因此得到侵略者的欢心。当时清政府的实权并不掌握在奕䜣手里，而是掌握在跟随咸丰逃往热河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一班人手里，这些人对侵略者还有顾忌，因此被侵略者看作讨厌的障碍。
1861年8月咸丰在热河病死，由他6岁的儿子载淳即位。遗命端华、载垣、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年幼的皇太子载淳。载淳的母亲那位氏，这时才26岁，被尊为慈禧太后。慈禧是个阴险、贪权的女人。她很快就和留在北京的奕䜣勾结起来，并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企图趁儿子年幼，篡夺最高统治权。
慈禧先让人建议，由她“垂帘听政”，实际上是由她掌握实权。但是载垣等一班老臣，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的理由加以反对，使她的阴谋未能得逞。10月，奕䜣和英国侵略者密谋后，借“奔丧”的名义赶到热河，和慈禧商议回北京去发动政变。奕䜣回到北京后，笼络驻扎在京、津一带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作好了政变的准备。
在从承德回北京时，慈禧让肃顺护送咸丰的梓宫走大路；
她和载垣、端华由小路提前4天到北京。11月1日刚到北京，第二天一早就发动了政变，宣布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并派人去路上逮捕肃顺。不久（8日），慈禧发布上谕，否认咸丰遗诏，下令将肃顺斩首；让载垣、端华自尽；另外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八大臣的第一个重要罪状就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也等于向侵略者表示，她是“尽心和议”的卖国贼。接着（11日）宣布废除八大臣原拟的祺祥年号，改明年（1862年）为“同治”元年，表示东、西二太后共同治理朝政。慈禧之号也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这一年正好是辛酉年，故又称“辛酉政变”。而发生此事的地点又在北京，故又称“北京政变”。
从此，慈禧作为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产物和他们的代表，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了47年的罪恶统治。她上台的第一桩罪行，就是“借师助剿”，和外国侵略者共同血腥镇压了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中国历史上许多不平等条约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都是在她统治时期与外国签订的。她的篡政和统治，使近代中国蒙受了无穷无尽的屈辱。
82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过程，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过程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1860年后，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的官僚军阀。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
所谓“洋务”，是指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事物有关的一切事情。
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洋务派，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外国侵略者扶植下发展起来的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派别。起初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势力与日俱增。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䜣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其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影响较大。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于是，洋务派在“富国”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洋务派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是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洋务派也就加速了自身的买办化。这样的企业不仅无法避免自身遭到破产的命运，而且严重地阻碍和压制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办“洋务”30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进口货物中，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出口的货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被迫加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外反动派进一步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过程，也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虽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刺激作用。
83 边疆危机
19世纪中叶的警钟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日本和德国的崛起，扩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队伍。日本经过1868年的“明治维新”，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德国于1870—1871年的对法战争获胜，国内也实现了统一。日、德两国很快就扮演着与英、法、俄、美并驾齐驱的资本主义强国的角色。在此期间，资本主义列强为了扩大市场、倾销商品和争夺原料产地，加紧对外侵略扩张，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夺取殖民地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愈演愈烈，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
远东地区是资本主义列强角逐的焦点。中国及其邻国是西方列强攫取的主要对象。西方列强在缮续对外侵略扩张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周边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它们在把中国周围的邻国逐个攫取为殖民地或保护国之后，便明目张胆地向中国边疆地区大举进犯。日、美出兵侵略台湾，俄、英争夺新疆，英国窥视云南、西藏，造成了中国边疆地区的新危机，使中国的边疆烽火连天，危机四伏。
这次边疆危机，首先燃起报警烽火的是东南海疆，来犯者则是东邻日本。
随着日本向外侵略扩张野心的表面化，中国东南海疆的危机也日渐逼近，首当其冲的是我国的宝岛台湾。而要实现侵占台湾，又必须吞并琉球。1872年9月，日本便迫使早与中国有“宗藩”关系的琉球国王接受“藩王”的封号。
自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英、美等国的侵略分子都曾妄图侵占台湾。1847年和1849年，美国海军曾两次派舰艇驶往台湾，勘察矿藏。1867年，美国政府借口它的失事船只“罗佛”号的7名水手在台湾遇害，公然派出海军上将培尔率领的军舰两艘、陆战队181人，在台湾岛南部琅硚（今恒春）登陆，向当地的高山族人民进攻；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又以与高山族领袖谈判为名，亲赴台湾进行刺探情报，他先后对台湾岛的海岸、港口以及岛内政治、经济情况等搜集了大量资料。由于遭到台湾人民的有力抗击，美舰才不得不中止对台湾的侵略，李仙得也离开了台湾。
从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成了侵略台湾的最危险的敌人。它当时有强烈的向外侵略扩张的要求，目标是朝鲜和中国的台湾。日本在强迫琉球国王接受其“藩王”封号后，便于1873年3月利用1871年琉球船民几十人因船失事漂流到台湾琅硚地方遇难一事，派外务卿副岛种臣到北京，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交涉。1874年初，日本决定向台湾进兵。4月，日本设立“台湾藩地事务局”，任命大隈重信为局长，在长崎设立侵台的军事基地；又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藩地事务都督”，负责指挥侵台军事。1875年，日本出动陆、海军3000余人，在西乡从道率领下，悍然进攻台湾。5月，日军在琅硚登陆。
日本的这一军事行动，是得到美国支持的。1872年，美国驻日公使德隆就曾怂恿日本侵略台湾，并推荐曾担任过美国驻厦门领事，1867年美国侵犯台湾时参与其事的李仙得充当日本外务省顾问，成为日本侵台的有力谋士。美国支持日本侵台，目的是企图从中渔利。
日本侵略军于1875年5月在琅硚登陆后，遭到当地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抗击，并先后打死打伤日军五六百人，迫使日军退踞龟山。
清政府得知日军侵台的消息后，一面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一面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要他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察看，又命福建布政使潘霨帮同办理。
在高山族人民的坚决抗击下，侵台日军伤亡不断增多，日军已经吃不消了。现在清军增援部队又开到台湾，日本要以武力霸占台湾更难以得逞。于是，日本便进行外交讹诈。日本政府在发动侵台战争后不久，便派柳原前光为驻华公使，随后又任命大久保利通为特使，来华交涉。英、美驻华公使也乘机出面“调停”，一起压迫中国。清政府主持外交事务的李鸿章也力主与日本议和。10月，清政府由奕䜣、李鸿章等为代表，与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在北京举行谈判。10月31日，中日订立《台事专约》（又称《北京专约》）3款，规定中国给日本“抚恤”、“偿银”50万两，作为日本从台湾撤军的条件；
专约还承认台湾高山族人民“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军侵台是“保民义举”。后来，日本以此为依据，硬说中国已承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国，乃于1879年正式吞并琉球，废除其国王，将琉球改为冲绳县。
正当日本在中国东南沿海点燃侵略台湾的战火时，英国又在中国的西南边疆挑起了衅端。1876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口“马嘉理事件”对清政府大肆讹诈。
马嘉理事件发生于1875年初的云南边境上，它有多年的历史背景，而根源在于英、法都想从边境外抢先侵入中国云南。18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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