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次大事-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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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昌起义胜利后，湖北军政府即于10月11日在武昌宣告成立。由于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孙中山尚在美国，黄兴又在香港，这次起义前推举的领导人或被捕、被杀、受伤，或逃匿，群龙无首；加上革命党人没有认识到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上有“名望”的人才能号召组织政府。于是，由吴兆麟等提议，把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相当旅长）黎元洪找来当湖北军政府都督，把原来湖北咨议局议长、立宪派首领汤化龙找来当总参议。黎元洪料想革命不会成功，便推托不肯上任。革命党人只好组织谋略处，担负起军政府的领导责任。5天后，黎元洪再也拖不下去了，他见清王朝大势已去，才宣誓就职。他上台后，谋略处即被撤销，军政府被改组，立宪派公子及反动官绅纷纷挤进军政府。革命党人虽然与之进行反复斗争，终究未能扭转以黎元洪为首的旧官僚、立宪党人控制湖北军政府的局面。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公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第一次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此外，湖北军政府发布各种文告，号召各省起义，促进了革命的继续发展。在外交政策方面，湖北军政府宣布所有清政府与各国缔结的条约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按期偿付，各国在华既得利益“一体保护”，表示革命“并无丝毫排外性质”，这是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表现。


　　武昌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极大震惊和恐慌。帝国主义各国迫于革命形势，不得不宣布“严守中立”，同时又派军舰集结在武汉江面，作武装干涉的准备。清政府则于10月12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新军两镇南下进攻革命军，14日再度起用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委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世凯想趁机攫取更大更高的权位，以“足疾未愈”为理由假意拒绝出任，直到清政府委他为钦差大臣，给他统率水陆各军的大权，他才从河南彰德老家“出山”南下。10月17日，清军不断向刘家庙增兵，于是爆发了阳（汉阳）夏（夏口，今汉口）战争。湖北革命军奋起保卫武汉，群众踊跃参军，几天之内，军政府扩军达4万人。


　　新兵奋勇投入战斗，工农群众手持刀矛助战。10月19日，革命军大败清军于刘家庙，首战告捷，汉口全市张灯结彩庆祝。


　　10月27日，袁世凯命第一军冯国璋部反攻，刘家庙复陷敌手。28日，革命军又退大智门。清军纵火劫市，大火延烧3昼夜，汉口繁华之区化为焦土。11月2日汉口失陷。3日，由上海赶来武昌不久的同盟会领袖黄兴受命为战时总司令。16日，黄兴率部偷渡汉水，反攻汉口，未克，17日退守汉阳。21日，清军进攻汉阳，黄兴率革命军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27日汉阳又告陷落。历时40天的阳夏战争结束。革命军维持住与清军隔长江对峙的局面。


　　武汉地区的军事遭到挫折，但武昌起义造成的革命形势是反动力量无法扭转的。武昌起义后，短短1个多月，全国24个省中就有14个先后宣告独立，成立了军政府。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最后终于推倒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是震惊中外的一次伟大的政治事件，它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一次树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的创举，也是整个东方文明史上的创举，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辛亥革命作为一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爆发立即在亚洲和世界激起巨大反响，它迎来了20世纪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93　中华民国成立





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诞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从10月10日到11月27日的1个多月里，先后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14个省和上海、重庆两市宣布独立，占当时全国24个省的半数以上。


　　武昌起义的胜利和14个省的相继独立，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就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1911年11月，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和以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为代表的上海集团，同时展开了争夺筹组中央政府的活动。11月9日，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名义，向独立各省发出通电，要求速派代表到武昌开会，商组中央政府事宜。这一通电遭到上海、江苏、浙江军政府和上海资产阶级的抵制，他们要求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总机关，并提出有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11月11日，江苏、浙江、上海的3个都督电邀各省派代表到上海开会。11月15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地代表在上海开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但武昌集团不肯退让，仍坚持会议要移到武昌召开。因为武昌是首义之区，多数省的代表已抵达武汉，同盟会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也在武汉。最后，上海方面让步，议决各省代表赴武汉商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但每省仍须留1人以上在上海，为通信联络机关。11月27日，汉阳失守，武昌城处于清军的炮火之中。11月30日，各省代表不得不在汉口英租界举行会议，讨论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央政权。会议除制定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外，还确定临时政府为总统制共和政府。


　　12月2日，革命军江浙联军攻下南京。黄兴、宋教仁也从武昌到了上海，使上海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12月4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出于维护同盟会革命领导权的目的，组织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开会，以投票的方式选举黄兴为革命军政府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并由大元帅主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对此，黄兴一再推辞，黎元洪却不甘居于黄兴之下而反对。14日，武汉、上海两地的代表齐集南京开会，决定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总统，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15日，会议获悉袁世凯的议和代表唐绍仪已抵汉口，袁世凯有赞成共和之意，立即决定暂缓选举总统，虚位待袁。


　　而由大元帅暂行大总统的职权，并选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当时黎元洪在武昌，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这时，黄兴接到孙中山即将回国的确切消息，留在上海等候孙中山的归来。


　　12月25日，长期在国外领导反清革命的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孙中山从美国经英国伦敦、法国马赛回到上海。全国各界一致要求选举孙中山为总统。由于他的崇高威望，12月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从上海乘专列到南京赴任，下午抵达南京，一时欢呼声震天，军乐齐奏，长江江面的军舰鸣礼炮21响。傍晚，孙中山到达总统府（设在过去的两江总督衙门，即太平天国时的天王府）。晚上11时，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誓词中说：“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页）同时发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规定对内方针是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政统一、财政统一、“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奠定中华民国的牢固基础；对外方针是洗清政府“辱国之举措”。1月2日，孙中山通告各省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年，1912年即为中华民国元年。1月3日，各省代表会议又选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并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临时政府各部总长、次长名单，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总长黄钟瑛，次长汤芗铭；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实业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以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1月28日，改各省代表会议为临时参议院，由各省代表会议的代表充任参议员，推林森为议长。具有历史意义的南京临时政府经过曲折的斗争终于诞生了。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颁布了许多有利于发展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的法令。


　　在政治方面，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效力相当于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开宗明义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它仿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规定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统治权，确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它根据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宣布中华民国公民一律平等，公民享有人身、家宅、保有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有请愿、陈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通令保护华侨，禁止买卖华工，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买卖契约和一切主奴身份，承认受歧视的“疍户”（即水上居民）等所谓“贱民”在政治上和其他人民享有同等的权利。为了保护人民权利，命令官厅焚毁刑具，禁止刑讯、体罚，整顿警察，维持治安，并整顿吏治，严禁违法乱纪。临时政府还改革了一些封建的陈规陋习，限期剪除辫子，禁止缠足，禁止种植、吸食和贩卖鸦片，禁止蓄娼，反对封建迷信。


　　在经济方面，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些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法令，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废除清代的一些苛捐杂税，欢迎华侨在国内投资，并协助维持了一些有实际困难的企业继续开办下去。2月5日，实业部通知各省迅速成立实业司，立即开办实业。财政部统一管理外国借款和在国内发行的公债。


　　在文化教育方面，南京临时政府提出了一些进步的主张和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如提倡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主要内容的公民道德教育；提倡男女同校，奖励女校；规定各级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监督、堂长改称校长；废止读经、禁用清政府颁行的教科书；新编教科书必须合于“共和民国宗旨”；新办了一些工业科技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和蒙回藏师范学校。


　　在对外政策方面，南京临时政府主张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但为了换取各国对中华民国的承认，避免列强干涉，又继续承认清政府与各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承担偿还清政府所借的一切外债和赔款。


　　中华民国成立后，遭到了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帝国主义各国在外交上拒绝承认，在经济上实行封锁扼杀，在军事上进行威胁恫吓。反动势力头子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采取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手，篡夺革命果实。孙中山在内外压力之下，被迫妥协，于4月1日正式解职，让位于袁世凯。其他一些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也相继下野，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仅仅存在3个月即被扼杀。政权落到袁世凯手里，开始了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中华民国只是一块招牌，中国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夭折了，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的灭亡和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从此，共和政体深得人心，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觉悟。任何违反民主的潮流，要在中国恢复帝制和建立独裁统治都不能不遭到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无论是袁世凯自己想当皇帝，还是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帝制，都遭到人民的唾弃，很快就垮台了。


　　历史也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一个软弱的阶级，它既不能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彻底进行民主革命，又不敢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决裂，所以它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


　


　



























94　清帝逊位





两千年封建君主制度的最后一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打破了北京紫禁城往日的宁静。为了对付武昌起义，在武汉三镇被起义军攻占的第二天，清政府即命令陆军大臣荫昌率领由部分北洋新军组成的第一军，日夜兼程地南下镇压武昌起义；另一部分北洋新军组成第二军，在军咨府正使冯国璋统领下，作为预备队，听候调遣。这些北洋新军都是袁世凯一手编练的，当然不会听从荫昌的指挥，所以军队的行动非常迟缓。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感到形势的严重，一再上奏清廷，要求再起用袁世凯。帝国主义列强也竭力催促清政府重用袁世凯。在这内外一片“非袁莫属”的叫嚷声中，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在10月14日颁布谕旨，授予袁世凯湖广总督，兼督办“剿抚”事宜，负责指挥湖北全省的军队和各路援军。老奸巨猾的袁世凯认为湖广总督的职权太小，便以“足疾未愈，难肩重任”为借口，拒绝了清政府的这一任命。


　　袁世凯不出山，北洋新军当然不肯卖力。起义军的不断进攻和北洋新军的溃退，给袁世凯抓到与清政府讨价的好机会。清朝的达官贵人，川流不息地进出河南彰德洹上村袁府。


　　荫昌由于指挥不动冯国璋等人统率的北洋新军，也特地跑到袁府去“促驾”。冯国璋专程去彰德晋见老上司，袁世凯要他慢慢走，等等看，不宜立即采取军事行动。10月20日，皇族内阁的协理大臣徐世昌奉命到袁府探听价码，袁世凯提出六条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组织责任内阁、授予他指挥水陆各军及军队编制的全权和供给充足的军费。袁世凯还让徐世昌转告清廷当权者，当年说我袁某人有“足疾”，把我赶下台。


　　现在，不答应这些条件，就别想我袁某的“足疾”会好起来。


　　袁世凯稳坐钓鱼台漫天要价，帝国主义列强连忙帮腔，它们抱怨清政府不该只给袁世凯一个总督职位，而应让他出来组织内阁。在内外的压力下，清政府于10月27日发出“上谕”，授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前线水、陆各军的权力。


　　袁世凯本想要足了价钱再出山，但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使他也不安起来了。于是，他表示接受钦差大臣的任命。


　　10月30日，他从彰德老家赶到信阳，立即指令冯国璋加速进攻。11月2日，北洋军攻下汉口，革命军被迫退守汉阳。


　　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改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要求袁尽快回京筹组所谓“责任内阁”。袁世凯于11月13日到达北京，16日组织了新内阁。不久，袁世凯又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迫令摄政王载沣辞职，退居藩邸。


　　就这样，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全部落到了袁世凯手中。


　　袁世凯在同清政府讨价的同时，又积极拉拢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提议双方停战，“和平了结”。11月2日，清军攻占汉口后，袁世凯又提出立即进行和谈。头两次谈判，因袁世凯一方坚持君主立宪而破裂。11月27日，清军攻陷汉阳，威胁武昌。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调停下，南北双方同意和议。南方代表伍廷芳和北方代表唐绍仪从12月18日到31日在上海举行了五次会谈。主要问题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在这个问题上，袁世凯本无成见，他的目的只是窍取政权。所以，当他12月27日接到在上海的谈判代表唐绍仪关于“不承认共和，即无法开议”的电报时，喜出望外，当天就要求清廷召集宗室王公，对国体问题表态。在28日的御前会议上，清廷被迫同意召开国会讨论国体问题。31日，南北双方决定1912年1月8日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至此，议和谈判似乎即将告成，袁世凯深表满意，准备爬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了。


　　就在这时，南方各省代表决定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使袁世凯受到猛烈的一击。在“南北议和”的策略受挫后，袁世凯又使出了“抢夺临时大总统”的策略。帝国主义列强也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


　　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战争叫嚣和鼓噪，孙中山无法顶住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也无力冲破革命阵营内部妥协势力的包围，被迫于1912年1月15日致电和谈代表伍廷芳，要他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


　　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见大总统的宝座可以抢到手，便马上转手利用革命的威势向清廷“逼宫”。1月16日，袁世凯率全体阁员上奏，要求皇太后和皇上召集皇族密开会议，统筹全局，速定方针。隆裕太后接到奏折后，即于17日和18日连开皇族御前会议讨论。在会上，只有奕劻和溥伦等少数人赞成共和，良弼、铁良、载沣等多数人极力反对，争吵不休。袁世凯得此消息，一面上奏折进行威吓和引诱，说革命军势力很大，如长此拖延，皇室指日可灭；如不赶快赞成共和，则优待皇室的条件就不一定有保证了；一面派赵秉钧、胡惟德和梁士诒为代表，列席隆裕太后19日召开的第三次御前会议，在会上进行威逼和诱骗。赵秉钧秉承袁世凯的意旨，提出了一个方案，主张同时取消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君主政府，在天津另组一个统一政府。袁世凯本想以这种方法达到既迫清帝退位，又推倒南京临时政府的目的，由他独掌大权。袁世凯这个一箭双雕的把戏，结果弄巧成绌，清朝的王公贵族几乎一致反对，连溥伦也站到了反对共和的王公贵族一边。良弼等“宗社党”分子在会后积极活动，准备组织新内阁，取代袁世凯。


　　南京临时政府也反对袁世凯一伙提出的在天津组阁的方案，立即打电报给袁世凯，提出四项条件：一、清帝退位，放弃一切主权；二、清帝不得干预临时政府组织事宜；三、临时政府地点须在南京；四、孙总统须俟列国承认临时政府，国内改革成功，和平确立，方行辞职；袁世凯在孙总统解职以前，不得干预临时政府一切之事。1月22日，孙中山又发表声明：“文前此所云于清帝退位时，即辞临时大总统之职者，以袁世凯断绝清政府一切关系，而为中华民国之国民，斯时乃可举袁为总统也。”并且把南北议和的真相公诸全国。贵族少壮派看到孙中山的声明后，对袁世凯更加愤恨，指责袁世凯欺负孤（指宣统皇帝）寡（指隆裕太后），甘当王莽后裔。


　　阴险狡诈的袁世凯没想到竟两面受挫，十分狼狈。他为摆脱窘境，立即在暗中加紧，“逼宫”的步伐。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不少省督和驻外官员纷纷电奏，要求清廷实行共和。1月26日，良弼在回家途中又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更使王公贵族惶惶不安。1月29日和30日，清廷连开御前会议，决定“逊位”以取得优待条件。隆裕太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于2月3日授予袁世凯全权，要他同南京临时政府磋商退位条件。袁世凯于当天打电报催伍廷芳将优待清室条例速定下来。


　　2月5日，南京参议院通过优待条例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


　　经过南北双方的多次磋商，于2月9日确定了“优待条件”八项，规定清帝退位后，其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退位后的清帝费用每年400万元，由中华民国拨给；清帝暂住紫禁城，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员照常留用；其宗庙陵寝，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由中华民国支付；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负责保护等。隆裕太后接受了这些“优待条件”，于2月12日（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颁发《清帝退位诏书》，宣布清帝逊位。


　　清帝逊位，宣告了在中国大地实行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但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妥协退让，使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的篡权活动得到初步实现。2月14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职（4月1日正式解职）。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执掌了全国大权，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