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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少数民族志-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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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在乌桓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野兽中的虎、豹、貂皮是向匈奴缴纳贡献和与汉关市贸易的重要物品。牧猎经济的重要性也可从出土文物中得到证实。
乌桓人兼营农业，在进入西拉木伦河流域后，乌桓人逐渐定居下来，兼事一些农业。史称其“俗识鸟兽孕乳，时以四节，耕种常用布谷鸣为候。地宜青罚А⒍剑剿婆畈荩等缈樱潦率臁Ｄ茏靼拙疲恢黥疝痢Ｃ壮Ｑ鲋泄薄７＇即糜子。东墙，也叫沙蓬，植株可作饲料，果实可榨油或食用。据《广志》云：“色青黑，粒如葵子。幽、凉、并皆有之。”这两种耐寒作物可能由幽、燕传入乌桓。从西岔沟墓葬出土的铁？、铁斧、铁锛、铁锄等农具来看，其中有些还铸有汉字。说明这些农具大多来自中原汉族地区。但在塞外时期，他们仍以畜牧为主。公元49年（东汉建武二十五年），迁入沿边诸郡塞内后，对“招来种人给其衣食”的乌桓部众发展农业提供了一定条件。至汉魏之际，乌桓再次内迁，渔阳、雁门等地乌桓逐渐以农业为主。
乌桓手工业也有一定发展，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铸铜、冶铁、制陶、纺织等。大多控制在邑帅和部落大人手中。王沈《魏书》称乌桓“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能刺韦作文绣、织缕毡■”。而范晔《后汉书？乌桓传》则云：“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氀毷”。前者说明大人控制了军器等重要手工业的生产；后者说明在手工业生产中男女分工的情况。
乌桓还与汉族、匈奴进行商品交换。乌桓与汉地的经济交流，早已进行。《汉书？地理志》云：“上谷至辽东，地广民希，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隙乌丸、夫余，东贾真番之利。”东汉为了保持正常贸易，在沿边设立胡市以进行监督保护。护乌桓校尉所属的上谷宁城（今河北省宣化市西北，或云万全县）为重要胡市，并修筑南北两部质馆，收留乌桓与鲜卑人质，以保证互市的正常进行。乌桓主要以牛马等牲畜求市，交易量相当大。而乌桓换回的除“精金良铁”外，还有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如粮食、布、帛、踩、缯等以及其它“珍货”。
乌桓与匈奴也存在着贸易关系。《汉书？匈奴传》载，西汉末王莽时，“汉既班四条后护乌桓使节告乌桓民，毋得复与匈奴皮布税。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责乌桓税，匈奴人民妇女欲贾贩者皆往焉”。说明乌桓与匈奴有贸易往来。乌桓近塞，长期与汉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匈奴则往往通过乌桓用牛马换回汉地货物。乌桓大人豪帅手中掌握着大量作为商品的牲畜皮货，对互市有控制权。通过互市，辗转盘剥部落成员并得到奢侈品，进一步促使贪富分化和阶级两极化。
乌桓在汉代正处于由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以个体生产和个体经济为基础的个体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但尚存在于氏族和部落的组织之中。私有财产早已出现，故婚姻嫁娶、犯罪赎死及丧葬，皆用私有牲畜等财物。并且用法律形式来保护私有财产，如规定“盗不止死”。由于作为游牧部落的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牲畜私有，因而其经营方式也就表现为“大人已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即由各家各户独自经营自己的畜牧业。氏族公社虽已解体，但无论是牧场或山林、湖泊，仍保持氏族公有，只有一部分农耕地逐渐向私有制过渡，乌桓内部主要财产具有两重性，故部落大人、氏族小帅就有权指定牧场，决策集体迁徙路线，其经营方式也受此种所有制的制约。
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贫富悬殊已很普遍，阶级分化日益明显。并随着战争的发展，出现了特权的军事首领，虏获的奴隶和战利品，最有价值的部分归于自己，把次品分给战士。军事首领逐渐成为统治者，作为氏族部落的贵族和握有统治权力的各部大人因而出现。大人由选举产生，常推“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为大人，死则另选，“无世业相继”，其后裔不能世袭。到东汉末，公选制逐渐为世袭制所代替。据《后汉书？乌桓传》载：“献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楼班年少，从子蹋顿有武略代位。”说明乌桓大人已是父子相承。氏族成员没有自己的姓氏，“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为信，虽无文字，而部众不敢违犯”。其约法，“违大人言者，罪至死”，“若亡畔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于雍狂之地，沙漠之中”。所有约法，助长了大人权势的发展，最后成为世袭统治者。大人等还对氏族成员强征徭役，进行经济剥削。
乌桓内部的阶级主要分两大类：一是处于上层的大人、小帅，二是氏族部落成员（自由民）。乌桓蓄奴之风约始于公元1世纪初，由于王莽暴虐，乌桓豪帅往往背叛而投奔匈奴，从此他们不断在缘边地区进行战争，掠夺人口，是奴隶的主要来源。例如，公元25年（西汉末更始三年），当赤眉军尤来部在今河北省北部战败退入辽西、辽东时，为乌桓和貊人截击，全部人马被抄掠而去。东汉初，乌桓与匈奴连兵掠扰边郡，五郡民庶经常被掠夺为奴。公元41年（建武十七年），“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吏人，朝廷以为扰”。俘掠人口当奴隶，成为乌桓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蓄奴风气也越演越烈。因而，公元49年（建武二十五年）乌桓大人向光武帝朝贡时，贡物中有奴婢，就不足为奇了。从西岔沟墓葬出土的铜饰牌中，铸有战士骑马执剑，手抓披发俘虏，同时一犬扑在俘虏身上猛咬的场面。
乌桓大人等除了钞略生口为奴外，还进行奴婢买卖。奴隶主要从事家务劳动，有的也从事拾粪草、牧幼畜等生产劳动。但乌桓在由原始社会末期转向阶级社会的过程，还来不及建立本民族的奴隶制国家政权，便为曹操征服。
乌桓的社会组织形式，分部、邑（邑落）、落。邑落为部下面的基层组织。每部统辖着数百乃至数千个落。《后汉书？乌桓传》载：“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干落自为一部。”落，通常为户之意，每帐户或帐落，少则7—8口多则10余口。若干落相聚则为邑落或简称为邑。“大约古代乌桓每邑落约有二、三十户”，“乌桓每一邑落当有人口一百几十人至二百几十人”。邑落由不同氏族的帐户相聚溶合而成，因为被掠的外民族人口要归入邑落中，而一些汉族逃亡人口也要入其部落，所以邑落已经不是纯粹的血缘群体，而是一种地域的人们共同体，地缘关系逐渐代替血缘关系。但由于氏族间互相通婚，血缘关系仍为邑落联系的纽带。在习俗上较多地保留了氏族制度的残余，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冲突，尚不是阶级法律占主导地位，仍是历史传统形成的具有全民的习惯道德规范起着重要作用。史称： “其相残杀，令部落自相、报，相报不止，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其牛羊以赎死命，乃止。”血缘复仇的严重存在，往往容易引起氏族、部落间的械斗和互相残杀。邑落的头人称为小帅，多为豪人充任，初由推举产生，不世袭。各帐落各自单独经营畜牧业，夏冬两季转移牧地时，便在小帅率领下，以邑落为单位，顺着一定的路线，共同迁徙，每一邑落占有一定的游牧区。邑落小帅受制于部落大人。“大人有所召呼，刻木为信，邑落传行”。通过战争、朝贡、胡市，邑落小帅的权势有所增长，并受汉魏赐封。
邑落以上为部或部落。“数百千落自为一部”，部的大小相差悬殊，由于相互兼并，也不很稳定。东汉初在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雁门、太原、朔方缘边十郡分布着乌桓大小部落，人口当在30万以上。部落首领称大人，掌握大权，大人的命令，“部众莫敢违犯”，“违大人言死”。大人对内管理部落公共事务，对外进行贸易和钞掠，通过钞掠和贸易，又进一步增长了部落大人的权力和财富。
随着乌桓的不断内迁，汉魏政权往往利用乌桓武力来达到自己的政治、军事目的。其方式主要有二：一是汉魏政府或集团与乌桓大人结成军事同盟或临时征调。如汉武帝击破匈奴左地后，使乌桓为汉侦察匈奴动静。东汉末，乌桓峭王“感（刘）虞恩德，率种人及鲜卑七千余骑，共辅南迎虞子和，与袁绍将鞠义合兵十万，共攻（公孙）瓒”。同时，汉魏还从乌桓各部直接征兵，以对付其它各族的反叛，乃至镇压乌桓本族的反叛。如165年（东汉桓帝延熹八年），任尚为中郎将，统兵救零陵太守陈球，镇压今湖南省零陵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等地戍兵和农民联合起义。所率幽、冀、黎阳乌桓步骑就达26000人。乌桓兵一般集中成营，乌桓大人豪率受封为王、侯，统领乌桓兵，但调遣征发和作战要服从乌桓校尉及朝廷所遣将领的指挥。
汉魏利用乌桓武力的第二种方式是从乌桓兵中挑选精锐，组成突骑和入宿卫的乌桓骑，受汉魏政权直接统率，列入常兵制。乌桓突骑西汉时久已闻名。刘秀平河北时吴汉所率军队中就有乌桓突骑3000人。后被称为天下名骑的三郡精壮也编入军队之内，随往各处作战。初时居无定所，只有在特殊情况下需集中兵力屯聚一方时，才屯居下来。但不能携带家眷，家眷住在指定的郡县之内当“质任”。而犄兵官佐士兵则随营而居，不能回家。东汉除了以乌桓突骑用于征战外，也以乌桓骑入宿卫。应劭《汉官》云：“员吏百五十六人，乌桓胡骑七百三十六人”。东汉在长水校尉之下，设有胡骑司马一人“掌宿卫，主乌桓骑”。乌桓突骑和乌桓宿卫是从乌桓兵中精选出来的，不仅脱离了原来的邑落，而且也脱离了乌桓社会，这是引起乌桓邑落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征收乌桓兵，并从乌桓兵中精选出乌桓突骑和乌桓宿卫，使乌桓军制发生了变化。乌桓从邑落结构中衍化出千夫长、百夫长的军制，是模仿汉朝的郡国制和匈奴兵制的一种军队组织，同时也是与其款塞内附，接受王侯封号分不开的。公元49年（建武二十五年），封乌桓渠帅为侯王者80余人。在东汉赐封的称号中，有王、侯、都督、都尉、单于等。而在本民族中仍称大人、邑帅，东汉所赐封号与原有称号并行。从已出土的既有“魏乌丸率善仟长”、“魏乌丸率善佰长”印，又有“魏乌丸率善邑长”印，即可印证。无论是千、百夫长或邑长，都是朝廷任命的，与原来部落大人、邑落小帅大有别。至此，乌桓社会结构与汉族地区日益合流，只是保留了一些氏族制的外壳而已。
【社会风俗】
乌桓俗贵少贱老。怒杀父兄，不以为有罪，然不害其母，因母有族类；而父兄以己为种，故无人过问。血族复仇之风颇盛。
乌桓人髡头，女子至嫁时才蓄头，分为髻，戴一种桦皮制的高帽子，称为句决。男子娶妻，皆先私通，略其女去，半年百日后，始遣媒送马、羊、牛为聘；婿随妻归，服役二年后，妻家才厚遣其女回夫家。部落内，除战争外，一切皆从妇女之计。父兄死，妻后母，报寡嫂；寡嫂之小叔死，小叔之子可以伯母为妻；小叔若无子，再轮及其他伯叔。
乌桓人土葬，用棺。葬时亲旧环坐，两人诵咒文，杀一肥犬及死者生前所乘马，烧衣物、服饰，歌舞、哭泣相送。相传犬能护佑死者神灵返归赤山（一说在今兴安岭南脉，乌桓人认为人死后魂归此山），不致中途遭横鬼遮拦。
乌桓人敬鬼神，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已故著名大人。以牛羊为牺牲，饮食必先祭。
乌桓的主要姓氏
郝氏、审氏、鲁氏、桓氏、王氏（乌丸氏、乌桓氏、乌氏）、渐氏、薄氏（薄奚氏）、展氏（辗迟氏）、库傉官氏 （库褥官氏、库褥管氏、库氏）【乌桓之战】
一、概述：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破袁绍于官渡。
建安六年在仓亭再败袁绍。
建安九年占领业郡。
建安十年春正月斩袁谭于南皮，袁尚和袁熙投奔北方的乌桓部落，夏四月，乌桓攻鲜于辅于犷平，秋八月曹操赶到，将乌桓逐至塞外。
建安十一年四月破壶关，秋八月东征海贼管承，彻底解除关内的忧患；同时，曹操开始着手准备北征辽西乌桓，由董昭负责开凿了两条漕运：平虏渠和泉州渠。
建安十二年五月，为了彻底解除关外的威胁，曹操率领大军到达无终，准备出塞作战。但是，当地夏秋季节常见的阴雨天气导致进辽西的滨海道不通。
七月，曹操任命当地人田畴为向导官，避开滨海道，北出二百年人迹罕至的“卢龙塞”，一路开山填谷，长途奔袭，途经“白檀”，“平冈”，率领精锐骑兵万骑出大凌河，行程达800华里，出其不意的进攻辽西乌桓的巢穴“柳城”。
八月，距离柳城还有“二百里”时，乌桓单于蹋顿等人才察觉，仓促集结数万骑兵抵挡，两军在“白狼山”遭遇，曹操大破乌桓，占据柳城，袁尚袁熙投奔辽东公孙康。不久，公孙康杀二袁，归顺曹操。至此，曹操北征之战大获全胜。九月，曹操从柳城胜利回师。
曹操此次作战，历时近一个月，行程400余公里，其中包括无数的的山河险阻，难行之地，还有一次大型遭遇。解除了“三郡乌桓”对中国北部的威胁，扫清了袁氏的残余势力，彻底统一河北。并且收编乌桓精骑，增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
二、三郡乌桓。
乌桓，亦作乌丸，原与鲜卑同为东胡部落之一。 自匈奴击破东胡后，乌桓役属于匈奴。后来汉将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并在幽州置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使不得与匈奴通。新莽建立，乌桓又降匈奴。东汉初，乌桓常与匈奴联兵扰乱代郡以东各地。光武时，乌桓一部南迁，并置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汉末大乱，朝廷屡次征乌桓部落镇压起义。后来，张举、张纯等造反，利用幽州乌桓，寇掠青、徐、幽、冀四州，屠戮百姓。《三国志》记载：“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馀万户”。公孙瓒，刘虞和袁绍也都利用或者对抗过乌桓。
初平元年（190年），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死，其侄蹋顿即位，有武略，统一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蹋顿又骁武，边长老皆比之冒顿”。当时他们活跃在今天大小凌河以及克尔沁草原一带。袁绍灭公孙瓒占河北，占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汉末英雄记》记载，袁绍在给乌桓的文中说：“控弦与汉兵为表里，诚甚忠孝，朝所嘉焉。”曹操攻南皮时，乌桓就蠢蠢欲动，二袁投奔更是直接导火索，曹操北征乌桓是势在必行。
三、战前准备。
早在建安十一年，曹操让董昭修建了两条漕运：一是“平虏渠”，由今河北省饶阳县至沧州市。一是“泉州渠”，在今天津市宝坻、武清二县境。这样做是为了便于运粮北上。在北上之前，曹军很多将领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袁尚已经完啦，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达拉。如果我们孤军深入，后方的刘备肯定会劝刘表趁虚进攻许都。那时候恐怕就进退不得！针对这种言论，曹操的大谋臣郭嘉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说：乌桓恃其边远，肯定不会做准备，我们应该出其不意，这样即使孤军深入也一定能击败他们。况且袁氏与乌桓关系非同一般，而河北百姓对袁家还有一些感情，一旦今天我们放过袁尚，等到来日他养成气力，则“民夷俱应”，到那时再想制住他就难啦！所以一定要迅速灭亡袁氏。至于刘备更不足虑，现在他依附刘表，刘表不会重用他，所以，即使是“虚国远征”也不用担心。
从事后来看，郭嘉言论的预见性之强令人叹服。曹操采纳了郭嘉的建议，决定北征乌桓。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五月，曹操率领大军抵达无终（今天津市蓟县），兵临塞口，准备出滨海道，过碣石，进攻柳城。从曹操此次北上带到无终的将领来看，除了本地人，就是一些骁勇的“骑将”，可见曹操是做好大规模骑兵作战的准备，他们分别是：张辽、徐晃、张郃、张绣、韩浩、史涣、鲜于辅、阎柔、曹纯；另外有牵招、郭嘉等人。可眼看大军就要启程进军辽西，天公却不做美，夏秋季节大雨连绵，“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傍海道不通”，进军时间不得不一拖再拖，一直到了秋七月。此时的乌桓也已经有了准备，“遮守蹊要，军不得进”。这样看来似乎只有退军这一条路了。如果此时退兵，那么将前功尽弃，任由二袁养成气力，将来乌桓骑兵一定会时常骚扰幽州，那时曹操的背后就永无宁日。曹操当然不会轻易的离去，他在徐无山（今河北玉田东北二十里）请出了当地的“ 地理通”——田畴。
四、出塞之路。
（1）最著名的一条就是“滨海道”，位于狭长的滨海平原，也就是今天所谓的“辽西走廊”。这条路从蓟出发，经玉田，丰润，延山海关取锦州。在中国历史上它经历了太多的沧桑，而山海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但是，这些情况大多发生在唐宋之后，而在东汉时期，这条路虽然也是通往辽西的主要通道，但其交通条件比起后世就差太远了。要知道西汉辽西郡所辖十四县无一位于今天锦州到山海关之间的沿海地带。这条路在没有坏天气的情况下，塞外游骑就直插右北平和渔阳的内地郡县。而一旦遇到夏秋季节的大雨，这条路又成了不可行之路；曹操偏偏就遇到这种情况，“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只能说秦汉时期中国的东北地区交通条件相当恶劣。而那时还没有山海关，近代考古证明，东汉末年的山海关一带叫做“碣石”，在今辽宁省绥中县西南的海滨；西距山海关约三十里。《太平御览》引《淮南子》记载：“东方之极，自碣石过朝鲜，贯大人之国”。后来司马宣王平公孙渊就是过碣石，《晋书》记载：“经孤竹，越碣石，次于辽水”，看来司马懿的运气比曹操好多了，他没有遇到这么恶劣的天气。
（2）另一条路就是田畴说的“卢龙塞”，《三国志》记载：“旧北平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达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径可从”。这条路就是今天河北喜峰口到冷口一线，古称“卢龙塞”。这条路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有太多的故事。东晋时前燕慕容儁进兵中原，经由此塞。明末皇太极避开袁崇焕的山海关防线，从喜峰口突进遵华，进围京师，使崇祯逼死袁崇焕，史称“己巳之役”。日本侵略中国时，国民党二十九军在喜峰口抗击日军，阻止其进关，在此血战一场。当然，这些都发生在东汉以后，可以说是曹操北征乌桓之后，这条路的价值才重新显示出来。和滨海道一样，卢龙塞也是在后世才逐渐形成较为优良的交通条件。
在西汉时期，汉与匈奴在右北平一带长年作战，卢龙塞还是畅通的，但是从东汉建武年间直到建安年间，长达两百年的时间这条路人迹罕至，只有“微径可从”，基本来说这是一条没有路的路。要不是田畴这个“辽西通”，看来当时是没人能想到从这条路出塞的。
曹操当时从这条路出塞，将面临塞外的“五百里”险地，“堑山堙谷”，越过白檀（今河北承德市西南古北口东北一百四十里滦河之滨）之后，一直到达平冈（今内蒙喀喇沁左翼）才算进入平地。可以直指乌桓的巢穴柳城（今辽宁朝阳西南）。
五、血战白狼山。
建安十二年七月，郭嘉建议曹操抛弃辎重，率领轻装部队千里奔袭。曹操同意，于是，命田畴为向导官，大军从无终出发。临走前，曹操又命人在滨海道旁立个牌子，上书：“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复进军”，表面是通令全军的路标，其实是为了麻痹敌人。乌桓人看到，信以为真，“诚以为大军去也”，不做准备。可他们无论如何没想到曹操会出卢龙塞。在田畴的带领下，曹军过卢龙塞，出关，一路逢山开路，遇水叠桥，尤其是塞外“五百里”绝地，大大延缓的曹军的行程。直到到达平冈一带，曹军才真正可以急行奔袭。实际上即使是到了平冈，离柳城还是有百余公里的距离。曹操真不愧是战术大师，曹军一直急行军到距离柳城不足“二百里”的白狼山（今建昌县城东的大黑山）附近，二袁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才仓皇集结“数万骑”向西迎敌。两军在白狼山遭遇。这是场遭遇战，其实也是场决战。如果曹操战败，那么全部曹军势必全军覆没于辽西，因为他们没有退路。如果乌桓战败，那么他们的柳城势必失守。当时乌桓的优势是以逸待劳，兵马“盛众”，但他们面对曹军的到来却措手不及，而且和其他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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