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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悔的合作--毛-泽-东与彭德怀-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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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共产党合并掉 （实际上他一直对外宣传共产党投降了他），在中国实现一 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军队和一个领袖。不久 （1939年），他 的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山西新军即抗日牺盟军和决死队、八路军总部施加压 力并发生武装冲突。毛泽东也不轻言退让，他在对 《新中华报》记者的谈话 中警告国民党：不要太横行霸道了，要收敛一点。他命令各地武装反击自卫。 这个事件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打退国民党的 “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共关系的紧张恰恰验证了毛泽东的预言，共产国际与王明设想的国共 两党间亲密合作的关系化为泡影。毛泽东重新坚持自己的看法，放弃争取在 组织上与国民党结成密切关系的努力，开始在军事、政治、根据地及民众领 导权等方面针锋相对的斗争。对共产党来说，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不在于同蒋 介石相处的好坏，而在于能否扩大自己的力量，借此实现和拓展对全国大多 数人的领导而成为民族领袖，把抗日的胜利与人民胜利连在一起，在这一点 上，毛泽东获得惊人的成功。 斗争的成效不仅在于阻止蒋介石进行大规模分裂，而且还在于找到了日 后的对付办法。著名的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原 则便是其中之一， “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 少数、各个击破”、 “有理、有利、有节”等也是斗争的结晶。从这里看， 称毛泽东为策略家一点也不过分。但是，蒋介石也确实给共产党造成威胁， 他控制的新闻机关指责毛泽东的部队医院里没有伤员，对日军是游而不击， 而且专打友军。这种说法惹恼了延安的革命者们，数月之后，彭德怀负责发 动的百团大战成为反驳蒋介石最有力的证据。 但是，对百团大战的评价，却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一直定论不一。 1940年前后，德国成为世界的横空独马，它迅速吞并大半个欧洲，并有 继续前进的趋势，这使与它的盟友日本作战的中国首脑蒋介石身价倍增，更 得美、英、苏等国的看重。蒋介石在得以从容对外情况下，施加对八路军和 根据地的压力，说他们不打日军专打友军，默许自己的军队制造摩擦事件， 消灭小股的共产党武装；而日本也不失时机地加紧华北治安强化，以 “三光 政策”反复 “扫荡”，到使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日子越过越难。对此，朱德、 彭德怀负责的八路军总部决定实施强有力的反击，组织大破袭战役 （由于朱 德赴延安，百团大战是彭德怀指挥的）。总部一面电令各军区准备，一面以 “十万火急”的电报方式报告延安的军委。 开始投入的兵力是22个团，但参加的部队越来越多，共计105个团，副 总参谋长左权在听取作战情况汇报时脱口说出 “百团大战”，没想到成为了 历史名称。此后，大破袭战役定名为百团大战。这次大战在敌后抗战史上是 空前的，它取得的战果足以振奋全国人民，对日本和蒋介石也都是有力的反 击。1940年8月，彭德怀对 《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百团大战为华北 创造一个新局势。当时他绝没料到随之而来的将是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日本 人好像刚刚认识到共产党军队的厉害，本来就进行的 “扫荡”更残酷了。虽 然毛泽东早在他的 《论持久战》中已预言到相持阶段到来后的艰难，人们还 是有一种埋怨情绪，说彭德怀暴露了共产党的力量，使日军把重点转向华北， 八路军作战中损失了许多兵力，造成根据地的巨大困难。 事实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地的吃穿医药等都成了问题。黄薇，当时根据 地唯一的华侨女记者，曾采访同情中国抗战并亲率医疗队援华；进入八路军 作战区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在告别时，黄薇问他有什么要求，白求恩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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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很简单：快向海外侨胞呼吁，捐些药品送到前线，这是我的最大要求。彭 德怀则在1941年初把游击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作为当年度的中心问题，命令各 地完成自给自足状态。那时，他自己正在吃野菜、野果和树皮。他还建议部 队把好吃些的榆树皮留给老百姓。 但是，对彭德怀的指责还是越来越多。彭德怀的指挥固然让日本人吃了 苦头，许多人还是认为他加速了困难的到来，也增加了日本兵对根据地的压 力，实际上是帮助了蒋介石。1943年他到延安后，又被围批 （华北地方与军 队工作同志的座谈会），发言者的声音很刺耳：你目无组织，自傲抗上，一 贯站在毛主席的对立面，自作主张，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彭德怀不 服气，心里有情绪，他想发火骂人：这样做算什么！共产党人应该实事求是， 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压人，更不能借此打击自己的同志，不然还叫什么共产 党人，老子不服！ 据长期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的师哲回忆：彭德怀在中共七大上作的军事问 题的专题发言中，除了总结八路军抗战的伟大成绩和经验教训外，还深刻地 解剖了自己，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就百团大战等问题承担了责任，承认了 错误。但毛泽东却不太满意，说彭德怀 “承认错误的态度十分勉强，也难说 是心悦诚服的！” 中共七大之后，中央军委又召开座谈会，对彭德怀继续进行了批评，但 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革命。 尽管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至今尚有争议，却没有人否认他对抗日战争 作出的巨勋。他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前线指挥官，当时在延安学习的人都 感觉前方实际负责指挥的是彭德怀和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 （朱德总司令 1940年回延安就留在延安指挥）。他们来去延安总是匆匆而过，甚至连见夫 人的时间都不留，浦安修为此还大病一场。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时， 正与彭德怀下棋的警卫当即以水代酒，恭恭敬敬地递到他手里说：彭总，头 上是天，脚下是地，你为抗战出了大力，这些天地共知，如今胜利了，我和 小刘代表我们的爹妈和村里的父老兄弟们敬您一杯水酒吧！彭德怀接过去， 双眼含泪，一饮而尽，说：我彭德怀有么子能耐，一个穷娃子出身，人称我 是有功之臣， “信得过的将军”，哪里担当得起哟，我只能一辈子做人民的 上马石。 毛泽东的倔强世人皆知，他决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甚至故意反其道 而行之，据说这是一种喜挑战爱冒险的心理。由于他和王明的冲突在组织之 外尚无定论，而共产国际又同情王明，劝告毛泽东顾全大局 （实际上是顾全 苏联利益），改变策略，毛泽东心生厌烦，硬性勃起： “这些人，不知中国 国情，便要指手划脚。”他决心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抑制王明在党内的影 响。皖南事变即是这个巨大工程的契机。 事变之前，国共两家正闹分歧，中共中央多次强调反投降，警告人们不 可过分相信蒋介石。毛泽东也屡屡要求新四军负责人项英执行他的指示，要 敢于在联合统一战线中执行自卫原则，但一直不见实际行动。毛泽东十分生 气： “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 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 的。” 这是指赞赏王明的项英不东进日占区发展根据地而向国统区扩展，而在 向国统区发展时又不坚决地执行自卫原则反而欲与国民党交好而丧失壮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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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军前途的心态而言的。毛泽东认为，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 （新四军—— 作者注）不应向友党 （国民党——作者注）后方行动，而应向故争区域与敌 人后方行动。在战争区域，特别在敌人后方，我方应放手发展武装，建立政 权，建立根据地，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坚决打击阻碍我发展的反 共顽固派。 共产国际的看法与毛泽东相反，苏联也是如此。它当时的最大恐惧就是 日本和德国对它实行两线作战，中国若能缠住日本，当是解除苏联之忧的有 效办法。朱可夫将军被急选为赴华军事总顾问，他的任务是全力支持蒋介石， 劝说中共保证统一战线的不破裂，必要时不惜让步，以维持全中国的对日作 战。这与王明主张同出一辙。 后来，毛泽东亦或自豪亦或不满地说： “我们从苏联得到的援助除马列 书籍外，一无所有。”言外之意，苏联援华物资全给了蒋介石。 但蒋介石对苏联的援助并不领情，皖南事变使新四军九千人被围，除二 千余人突围外，其余六千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份被俘。毛泽东十分恼怒， 坚决主张回击： “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 说，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不能怕分裂。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让步的 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而季米特 洛夫、朱可夫和苏联驻华大使均要求中共要保持冷静，不可主动破裂两党关 系。毛泽东激动地说： “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 利益。就是要与国民党打。”他大胆地直接抵制和否定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 意见，对国民党针锋相对。首先，以不怕决裂的态度对国民党实行全国性的 政治反攻，在严正抗议国民党行为的同时，通过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 会等进行宣传，揭露蒋介石反共面目；第二，重建新四军军部；第三，做好 相应军事布置，准备对付蒋介石的全面破裂国共合作的行为。在中共强硬态 度和有效反击面前，蒋介石被迫妥协，在全中国和全世界输了理，中共赢得 了广泛的同情。这是中共力量上升的真正开始。对此，毛泽东十分兴奋和满 意，连续发表文章要求全党总结成功经验，尖锐讽刺某些人 “仅仅根据一知 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指导革命，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 一，钦差大臣满天飞。” 1941年5月1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告诉他“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 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 给以有计划的配合。”6月9日，毛泽东再告彭德怀：“我军仍须在不可不 打 （即必须打）又不可打得太凶（如百团大战那样）的原则下部署远后及近 后方之配合。”这正是当时复杂时局下所要求的正确对策。 对共产国际意见的拒绝意味着对王明观点的否定。实际上，当时王明在 延安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虽然季米特洛夫警告过他不要与毛泽东争权，但并 没有批评他，也没否定他继续做中共的领导人。六届六中全会后，他还是中 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他一直参加中央会议，也提出重 要的意见。人们固然佩服毛泽东，他总能面对实际提出正确的策略，他在抗 日战争中的做法很聪明。但他没有留过学，人们心目中仍视王明为了解马列 主义理论最多的人，有马列主义理论的解释权。1940年3月，延安第三版印 刷王明六年前写的 《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准备作为延 安各校的党史党建教材。同时，他的报告也很受欢迎，在苏联时他就具有这 种演讲才能并因此在莫斯科工人中有一定名声。至 1944年延安整风之后，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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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才比较轻松地说如果没有整风运动他就不敢来中央党校作报告，这是毛 泽东的谦虚之词。确实，王明在苏联学习多年，又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 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很多，又有共产国际在后面的支持。而毛泽东则一直从事 中国的实际斗争，环境紧张而艰险，无法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列著作。相比 之下，王明的本本主义十分盛行。不彻底清理党内的思想不行了。 1941年，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整风学习，毛泽东与王明开展了面对面 的斗争，尽管王明拒绝承认自己犯有错误，但他在党的会议上逐渐受到孤立， 这情况完全不同于1937年他刚回国的时候。他以生病为借口退出争论，据说 是心脏病和慢性汞中毒。这也是王明退出中国政治舞台的开始。 整风运动由此发端，并给以后的中国革命带来巨大影响。整风运动使全 党认识到，应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以教条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全党在这样一 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毛泽东思想逐步成为全党的 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全党的团结首先是领导集体内部的团 结。这一团结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的考验和选择，终于在延安形成，中 共七大的召开确立和巩固了这一团结。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等一 大批革命的领导人，像众星拱月似地团结在毛泽东周围，把他视为自己和全 党的领袖，也无疑增添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必须承认，中国最终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 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不应该把一切功劳都归于革命 的领袖们，但也决不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 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在 1927年至 1949 年的22年中，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 导了使中国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策略。如果没有 毛泽东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 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毛泽东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 袖，是中国革命长期斗争实践的选择和必然结果。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以他在革命实践里表现出胆略魄力、领导才 能、理论素养和个人魅力，吸引着中国革命的人们，团结了一大批中国革命 的领导人，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和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和坚强支柱。 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彭德怀等是其突出代表。他们在参与领导 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亲身体会到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深刻认识和 据此作出的正确战略策略选择，从而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拥护毛泽 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首要领导地位。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坚决抵制和刘少奇、 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王明 “右倾投降主义”在党的六届六中全全上 受到批判。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召开，这是中共中央的一 次扩大会议，到会的中央委员及中央各部门和各地领导干部共56人。毛泽东 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 《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阐明了党的 正确路线，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问题，要求全党 充分认识和认真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 首的中央政治局对于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批判了王明右倾 投降主义错误，决定了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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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右倾投降主义被击败，他表示今后定要像星星拱卫月亮般拥护毛泽东。这 仅仅是语言而不是行动，刘少奇在会上批评王明提议的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他也许有批判的权利，因为他一开始就对 这种观点保留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当时插话说： “少奇同志说得对。” 在这次会上，彭德怀也讲了支持毛泽东的话： “领袖不是委任的，也不 是能抢得来的，领袖是从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是在艰难困苦、错综 复杂的斗争实践中证明其坚强正确因而受到群众信赖而产生的，我与老毛共 事十年，他基本上是正确的。” 会后，王明的长江局书记被撤销，增设中原局，由刘少奇接任书记，重 新确立新四军的指导思想，即主动、放手、发展。这时刘少奇已认定中共的 领袖只能应该是毛泽东。 “我们共产党员要成为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就要学习毛泽东，不要学 王明。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解决中国问题的金钥匙。王明却是披 了外衣撞骗，是江湖上的狗皮膏药，唱来好听用了不灵。” 这是他在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开宗意旨，它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 视。当时所有重要文章必须交毛泽东审阅，一般约一星期才能退回，但他只 用了二、三天就阅完了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批示说此书写得很好、很重 要，提倡正气，压倒邪气，应尽快刊登。 刘少奇真诚地树立毛泽东的形象，尤其是在华中指导新四军工作时。据 后来成为国防部长当时任新四军师长职务的张爱萍回忆：刘少奇在淮北经常 以报告、谈话等讲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和毛泽东对党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贡 献。他反复阐明对比，证明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他向人们解释说： “党 的工作要一些人在那里动脑子，否则不行，虽然共产党的干部很会做实际工 作，但要把马列主义应用到中国，并把丰富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就要靠毛泽 东。他是从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为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我们 党的伟大领袖。我们要向毛泽东学习，他在中国革命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 主义。” 师哲说，在延安时，毛泽东十分信赖刘少奇，少奇也十分尊重毛泽东， 他在自己的一切工作和活动中，总以毛泽东的思想为原则，许多问题和事情， 少奇都是事先向毛泽东请示，事后汇报。他不管事情办得如何，一旦发现毛 泽东有不同意见，总是回过头来严格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设想去尽力办好。 他们紧密配合，团结了全党同志。 思想、意志和权利正在集中。领袖集团正在形成。 延安的革命者都已经认同，在中央领导人中，刘少奇是较年轻、较成熟、 较老练的最有发展前途的一位，大胆点说，公认他是毛泽东的坚强助手和将 来的继承人。 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毛泽东把1931年至1934年说成是错误路线统 治时期，但越来越多的人争相颂扬毛泽东，包括与他出现过巨大分歧的来自 于苏联东方大学的布尔什维克们：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 李维汉说，选择毛泽东做领袖是有所比较的，同陈独秀、李立三、瞿秋 白、王明等相比较，毛泽东显然高于其上。到1943年，毛泽东已确立领袖地 位，除他和刘少奇、任弼时之外，其他人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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