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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化之路-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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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芍饕蹇铩读⑾苤饕濉吩谄缆鬯摹抖砺匏构沂贰肥保固乇鹪扪锪怂淖杂芍饕骞鄣恪４�17 世纪俄国转向西方以来，伴随着两种文化的矛盾与冲突而出现的，总是某种程度的融合和调和。在后来形成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中，也还是很容易发现与卡拉姆津的观点相似的东西。
在亚历山大一世身上，新思潮的冲动与旧传统的惯性也经常交织在一起或交替出现。他愿意进行有限的自由主义改革，但不允许损害专制制度。打败拿破仑后，他俨然以自由主义的旗手自居：在巴黎，他迫使路易十八赐给法国人民一部宪法；在伦敦，他会见边沁，就修改俄国法律的问题听取意见；他甚至请一位英国勋爵为他起草一份在俄国建立反对党的计划；他还在1815年末签署了赐予波兰王国的宪法，其中包括直接选举、建立代议机关、实行新闻自由和保障某些公民权利等内容。然而，也许是由于他在欧洲感受到了新文化的危险，也许是由于他担心俄国会走上法国的道路，他回到俄国后就逐渐远离并最后放弃了自由主义，推行警察统治，恢复和加强贵族的特权地位，实行文化专制主义。1817年，国民教育部被改为宗教事务与国民教育部，随后在该部内设立了一个负责信仰、科学和国家权威之间一致性的专门委员会。一切反基督教教义的著作都被查禁，不准报刊书籍宣传“有害思想”，解除高等学校中进步教授的职务，后来甚至封存了图书馆中伏尔泰、卢梭等思想家的著作。
然而，新思潮的影响并不是倒退政策所能消除的，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动摇着传统的基础，呼唤着资本主义精神。
十二月党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先驱
1812—1815年的战争结束之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各种工厂纷纷涌现。到1825年，俄国已有手工工场5261个，工人达21 万余人，其中自由劳动力已增至一半以上。商业也出现了繁荣景象，粮食出口在1821—1825年间平均每年达106 万普特。彼得堡修筑丁漂亮的花岗岩码头，奥德萨也成了自由港。时代前进的步伐震动着俄罗斯，资本主义因素日益渗入农奴制经济内部，使这种野蛮、落后的经济制度渐趋衰落。
伴随着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西方正统的资产阶级文化——自由主义——对俄国的冲击出现了高潮。
1812年开始的反拿破仑战争激起了俄国人民空前的爱国热情。在有教养的人们中，产生了对自己祖国的历史、尤其是其中的英雄篇章的强烈兴趣。许多人到处搜集古籍和手稿，尽管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的真正价值；有些地主在自己的领地上大搞考古发掘，原因只是听说这里曾有过一个斯拉夫城镇或进行过一场著名的战役。爱国主义的高涨，必然导致进步的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和祖国前途的关心。面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现实，知识界的思想十分活跃，作家和诗人们经常聚会，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哲学问题的青年群体。那些年出版的《祖国之子》、《涅瓦观察家》等杂志和《记忆女神》、《俄国往事》等丛书成为人们以伊索寓言式的文章宣传自由、平等，揭露专制政权的警察统治和贵族地主的专横暴虐的论坛。阿·彼·库尼岑的《自然辩证法》一书更是尖锐地抨击了现存制度，宣扬天赋的人类平等权利，鼓吹共和政体和民主自由。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成长起来的。
对于少数亲身经历了反拿破仑战争的贵族青年来说，爱国主义是必须同为祖国和人民争取自由的意志联系在一起的。远征欧洲期间，他们亲眼看到了一个正处于资产阶级思想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巩固时期的新世界。他们直接感受到了西欧各国的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并有机会接触西欧的自由主义者、了解他们的政治经济学说。拿破仑虽然被打败了，但拿破仑所代表的那种制度却征服了俄国先进贵族青年的心。
一位名叫冯·威森的军官说：“通过与法国自由派接触，我国的军官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们的思想方法，也开始热衷于代议制机构。现在，他们因自己的国家仍处于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而羞愧难堪。俄国解放了欧洲，但难道这仅仅是为了在本国保留农奴制吗？”雅库什金写道：“回国后看到农奴制、人民的贫困和对自由派的迫害，心情特别沉重。”他们觉得，自己的使命并没有因为战争的胜利而结束。志同道合的军官们聚集在一起，议论着如何继续为祖国服务，为改造社会、建立一种新的文明而斗争。1821 年，禁卫军司令瓦西里契科夫向特级公爵沃尔康斯基报告说：“您不了解自由思想在我们之中传播的广度。请不要用‘让他们住口！’这句令人沮丧的话回答我。议论者人数太多，无法强迫他们沉默。革命已经扎根于人们的思想中……”
在军官们的秘密组织中，酝酿着俄国改造的纲领，其基本要求是废除专制制度、实现政治自由。
彼斯特里起草的《俄罗斯法典》宣称，俄罗斯将成为民主共和国，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全部属于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人民大会将是行使立法权的一院制议会，由它选出的5 人最高杜马行使行政权，共和国总统从最高杜马成员中产生。年满18 岁的男性公民不受财产限制，享有平等权利；所有人都有信仰、言论、出版、迁徙等自由。尼·穆拉维约夫起草了一个君主立宪的方案，它为沙皇保留了行政权，但立法权属于分为上下两院的议会。它也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享有自由和权利，但选举权受财产资格限制。准备在起义时公布的《告俄国人民书》更具体地提出了政治目标：“一、废除旧政府；二、成立临时政府，直到建立选举产生的正式政府为止；三、出版自由，取消书刊检查制度；四、任何宗教信仰都有举行仪式的自由；五、废除对人身的所有权；六、各等级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这三个主要文件基本上反映了十二月党人的政治观点。虽然他们在有关未来国家制度的方案上有激进和温和之分，但在总的原则上是一致的，即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精神来改造农奴制专制的俄国。
在经济问题上，十二月党人没有形成系统的纲领，但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设想。
彼斯特里在写于1819—1820年的《政治经济学实践原理》一书中，主张以资本主义原则来发展俄国的生产力，使农奴通过某种中间阶段成为自由的农场主。在《俄罗斯法典》中，他更明确地指出，使国民财富增长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予自由。1819 年，尼·屠格涅夫出版了专著《税收理论探讨》。他大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认为经济自由应同政治自由一起成为社会制度的基础。他指出，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是“与欧洲各国人民的立宪自由同时产生，与这种自由不可分离的”。他和彼斯特里、别斯图热夫等人一样，把经济自由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重要政治问题，强调人身和财产的不可侵犯是新秩序的基石。
关于土地和农民问题，彼斯特里主张让农民连同土地得到解放。他说，解放农民不应只是赐给他们虚假的自由，而要把一切贵族的、封建的秩序的阴影“永久地消灭”。土地应该被确认为全民的财产，但每个希望种地的人都有权得到一份土地。可以把全部农业土地分成两部分：一半为公地，农民可以从中分得一份而不必付赎金；一半为私地，可以自由买卖，使用雇佣劳动力。他的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希望在解放农民的同时局部地保留地主土地所有权。穆拉维约夫起先提出不连土地解放农民，后来修改为分给农民小块耕地，地主土地所有制予以保留。
虽然《俄罗斯法典》和《穆拉维约夫宪法》这两个方案都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地主对于土地的权力，但其基本倾向是主张土地向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方向发展。有些十二月党人，如屠格涅夫，认为应该不连土地解放农民。他们持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是为了维护地主的利益，而主要是认为不连土地的解放更容易实现，也更有助于农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十二月党人的纲领明显地反映了正在成长中的俄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虽然十二月党人几乎都是贵族，有些甚至出身于名门望族，但他们是贵族阶级的叛逆者，他们的思想和活动的性质与贵族阶级很少联系。有许多十二月党人与工商资产阶级分子过从甚密，并因此而受到精神激励。被预定为临时革命政府领导人之一的交通工程部队军官加·斯·巴坚科夫说，他曾“经常出入商人家中，因为这个阶级一般都不满于限制商业的那些规定，所以同他们的往来就引起了变革的愿望”。在莫斯科，十二月党人与印刷厂主和出版商塞里万诺夫斯基常有接触。屠格涅夫论税收的著作表明了他同工业资本的联系。而雷列耶夫自己也已是个资产者，他是搞出版的企业家和当时俄国最大的工商企业“俄美公司”的经理。
十二月党人的政治思想基本上直接来源于由法国革命弘扬的资产阶级政治自由学说，而其经济思想则比较明显地带有亚当·斯密、赛依、西斯蒙弟等人的理论的痕迹。就此而言，十二月党人无疑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信徒。但在有关实现目标的手段问题上，十二月党人的观点与当时欧洲的自由主义理论是有所区别的。在19 世纪的英、法等国，自由主义者已放弃了有关可以采用任何方式争取天赋权利的主张，而希望通过温和的改良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当时一位著名的法国自由主义作家曾说：“我们必须保存作为革命果实的政治创造……但是我们必须从这项创造中抹去革命。”这番话表达了自由主义的普遍倾向，也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由于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失去了革命性。而十二月党人活动的舞台是仍然实行着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俄国，在这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上，首先面临着破坏旧制度的任务。在十二月党人看来，现在的俄国就如同1789年前的法国，因此，只能以公开的斗争和革命的手段来完成这项任务，改变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这种观点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主义是一致的。十二月党人希望用法国革命的思想来实现俄国的1789年。十二月党人差不多都有法国文化背景，他们这一代贵族基本上都是在法国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18 世纪后期以来，几乎全俄国的贵族都崇拜法国，聘用法国人当家庭教师。这也许有助于说明，何以十二月党人大多是天主教徒。有些十二月党人还曾直接在法国受过教育，如穆拉维约夫一阿波斯托尔兄弟是俄国驻西班牙大使的儿子，他们被父亲安排在巴黎读书。很显然，这些“1812年的产儿”早已受到西方文明的滋养，而远征西欧的经历则使他们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托尔斯泰也曾认为，十二月党人的运动主要是外国影响的结果。十二月党人运动还受到1820 年开始的欧洲反对专制主义斗争新高潮的促进。那时，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被迫恢复了1812年的宪法；那不勒斯国王在人民的推动下同意实行宪制；葡萄牙驱逐了独裁者并成立了国会；希腊发生了反对土耳其暴政的起义；法国，比利时、德意志境内也出现了蓬勃的革命运动。“我们目睹各国的王位被恢复，又被推翻。我们的思想已经对革命、对革命的机遇、革命的好处习以为常了。”彼斯特里承认：“那不勒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事件对我有很大影响。”英、法、美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但在世界范围内，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进程仍在继续。对许多欧洲封建国家来说，它们面临的问题正是法国在1789年所解决的。事实是，19 世纪20 年代欧洲革命运动的精神动力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主义。神圣同盟的盟主亚历山大一世也很清楚，造成“灾难”的原因正是比拿破仑的征服更有力量的资产阶级学说。十二月党人的纲领和运动与欧洲的革命是一致的，因此，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同样是难以否认的。
沙皇政府也认为，十二月党人运动是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有些十二月党人的同时代人直截了当地称十二月党人运动为自由主义运动，卡拉姆津把十二月党人起义说成是“我们那些没有理智的自由主义者的荒谬悲剧”。起义失败后，亚，别斯图热夫在写给尼古拉一世的信中说：“我在口头上是一个超自由主义者，但这只是为了得到我的同志的信任。在内心深处，我是倾向于君主制度和温和的贵族政体的。”这个自白至少表明，十二月党人是把自由主义奉为原则和信条的。
十二月党人运动是以先进贵族为主体的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运动。十二月党人想把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移植到俄国土壤上来，想走西欧北美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在俄国尚未具备以革命方式建立资本主义秩序的成熟条件。他们没有想到，即便是一次成功的密谋，也不能够使俄国人民立即真正得到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先进的西方文化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在宗法制的俄国结出果实。十二月党人有许多弱点，但产生这些弱点的原因与其说是阶级的局限，不如说是历史的局限。
十二月党人的运动，开创了19 世纪俄国的解放运动，他们的思想影响着后来的先进分子。如果说后来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发扬了他们的斗争精神，那么自由主义者则更多地继承了他们的理论观点。从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来看，十二月党人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先驱。
二、不平凡的30—40 年代
抗争与探索：浪漫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哲学书简》
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加紧了对思想界的控制和监督。为了防止自由思想的传播，政府竭力加强“精神堤岸”，实行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查封了一批登载过触动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文章的杂志；同时，通过出版、学校、教会等途径，强化对官方思想体系的宣传。1832年，保守的贵族思想家谢·谢·乌瓦罗夫伯爵提出了“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三位一体的公式，马上为沙皇政府所首肯，并作为俄国的基本政治口号贯彻于社会生活之中。在这个公式中，前两项是不难理解的。所谓民族性，指的则是俄国人民“特有的”顺从、笃信宗教、忠于沙皇的品德。乌瓦罗夫认为，俄国既然是在东正教、专制政治、农奴制条件下发展起来的，那么这种制度也就是不可动摇的。为了保持稳定，就必须发扬俄国人民传统的民族性。根据这个理论，现存制度是要永远保留下去的。
然而，即便是在统治阶级上层，自由主义思想也还没有绝迹，尽管其锐气已被消磨掉。
这一时期负责法律编纂工作的斯贝兰斯基非常重视自己事业的价值，认为通过法律汇编可以摆脱国家治理上的混乱状态，使人民能够处在一个法律环境中，扩展他们对法律和法制的认识，从而为实现政治自由作好准备。经过多年努力，他在1830年编出了《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1833年又编成15 卷的《俄罗斯帝国法典》，但未获尼古拉一世批准。这时的斯贝兰斯基远较亚历山大一世改革时期的斯贝兰斯基谨慎，其思想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倾向。从西伯利亚归来后，他与过去的论争对手卡拉姆津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并受到其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后期著作中，自由主义的原则开始同东正教国家的精神目标联系起来。
莫尔德维诺夫在尼古拉一世时期仍然十分活跃，是国务会议中的头面人物、自由经济学会主席、俄美公司负责人之一，还是保险公司、私人银行的倡导者。他不同意十二月党人的做法，但赞成他们的思想，并和斯贝兰斯基一样与他们有过密切的联系。现在，他继续大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观点，说自由是人民活动成功的唯一准则，只要消除对生产力自由的限制并充分使用这种生产力，俄国的经济就能得到高度发展。他呼吁奖励自由劳动，采用机器生产，扩大银行信贷，吸收外国资本，制订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税收政策，以便发展工商业、加快技术进步。他还提出了一些旨在促使农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建议，如普及农业教育、推广农业机器、实行改良的轮作制、建立示范农场等。他回避了国家制度的问题，但就城市自治、司法制度和国民教育的改革发表了意见，并在建立经济统计制度、向人民提供医疗服务、设立公共图书馆等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他的很多建议成为60 年代之后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地方自治局中的主要活动内容。
斯贝兰斯基和莫尔德维诺夫只是代表了官方的贵族自由主义的余波。俄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剧烈变动孕育着思想的新发展。
19世纪30 一40 年代，俄国的工业革命揭开了序幕。纺织、造纸、制糖等行业率先采用了新技术，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自由雇佣劳动开始在工业中占主导地位。地主经济的商品化趋势加强了，许多地方的开明地主纷纷成立农业协会，讨论和交流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方法和手段，并出版杂志，改进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建立示范农庄，举办农业展览会，推广改良的种子、牲畜和农具。商业也出现了繁荣局面，40 年代全国约有4000 个集市，出现了一些新的商业中心；对外贸易也迅速扩大，把俄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30年代，一个私人股份公司修筑了从彼得堡到皇村的25 俄里铁路。尽管守旧派把铁路称为“有害的病症”，但这种先进的运输手段还是被逐渐采用了。同时，公路建设数倍、数十倍的增长，内河航运也迅速发展。由于帕·利·希林格在1832年发明了电磁电报，1835年在彼得堡建立了俄国第一个电报局。生活在前进，农奴制俄国在缓慢地朝资本主义方向演变。
在沙皇政府的压制和摧残下，先进的俄国知识分子继续顽强地抗争，进步思想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不断进发出闪亮的火花。如同赫尔岑所说，这是一个“外在的奴役和内心的解放”交织的时代。
十二月党人运动失败后，莫斯科取代彼得堡成了俄国社会精神生活的中心。在莫斯科大学这所曾经培育了雅库什金、尼·穆拉维约夫、卡霍夫斯基、尼·屠格涅夫等著名十二月党人的学府中，关心社会、追求自由的思想形成了一股潮流。俄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萨宗诺夫”写道：“崇尚文明和怀念真正的人民传统以及热爱自由的思想，在这个学府里找到了最后的容身之地。”赫尔岑（1812—1870）在回忆他在莫斯科大学的生活时说：“我们和我们的同学在教室里公开谈论我们所想到的一切事情，禁诗的手抄本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我们阅读禁书并加以评论。而且，我也不记得教室里发生过任何告密和变节叛卖的事情。”“这所失宠的大学产生的影响日渐扩大，俄国的年轻力量从各个地方、各个阶层流到这里，就好像流进一个总蓄水池。在大学的课堂里，他们清洗了从家里带来的各种偏见，达到了一个共同的水平，彼此亲密友爱，然后又分散到俄国各地和各阶层中去。”
在莫斯科大学，学术空气十分浓厚，思想争论非常活跃，教授与学生联系密切。在确定的日子里，格拉诺夫斯基山、卡维林、列奇金那里经常聚集着许多大学生。他们不仅就科学题目，而且也围绕现实问题和文学现象进行深入的交谈。许多热情奔放、意气风发的大学生自发地组织起一些小组，其活动的影响很快超出了大学的范围，成为开创哲学、政治思想和文学新流派的开端。在这些小组中，最有名气的是分别推崇德国浪漫主义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斯坦凯维奇小组和赫尔岑一奥加略夫小组。
斯坦凯维奇是一位年轻的哲学家和诗人，他天赋极高，富于理想主义，曾广泛阅读了德国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和哲学作品，主张以一种世俗的、思辨性的宗教来取代他和他的朋友们早已不相信的东正教。他的朋友有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阿克萨科夫、波特金、巴枯宁、卡特科夫、萨马林等人。1831年，他们组成了一个小团体，研究文学和哲学问题。致力于在德国诗人和哲学家的思想中寻求真理，不过问政治。他们出版了《望远镜》、《莫斯科观察家》等刊物，宣传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提倡启蒙的人道主义理想。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俄国思想界的精华，尽管在观点上并不完全一致：他们中出现了西欧主义者、斯拉夫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但在当时，他们都迷恋于德国的精神文化。
斯坦凯维奇认为，正确地理解康德、谢林以及黑格尔的哲学，可以引导人们去认识并存的正义和邪恶，追求永恒的美、和平与和谐。他指出，不仅要进行能够改变社会表层结构的改革，而且更应追求人的自身的塑造和自我超越。对人类来说，唯一的救助来源于自我更新，也唯有通过这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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