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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化之路-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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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经济生活任何时候都是基石，它本身包含着对人民政治状况的真实说明”，而经济解放的基础，就是让土地归村社成员所有、资本和生产工具归工人联合会所有。为了使人民得到政治解放，首先要彻底摧毁国家，包括其一切宗教的、政治的、官僚的、法律的、学术的、财政经济的设施；未来的政治组织只应是农业组合和工人联合会的自由联盟、各族人民的自愿联合。巴枯宁的这些主张很合俄国激进青年的口味，马上被他们接受并成为其主要纲领之一。
1869 年，巴枯宁在日内瓦向俄国青年发出号召：“赶快抛弃这个注定要灭亡的世界吧，抛弃这些大学、学院和学校吧，……到民间去吧！你们的战场，你们的生活和你们的科学就在那里。在人民那里学习如何为他们服务，如何最出色地进行人民的事业……知识青年不应当是人民的教师、慈善家和独裁的领导者，而仅仅是人民自我解放的助产婆，他们必须把人民的力量和努力团结起来。但是，为了获得为人民事业服务的能力和权利，他们必须把全部身心奉献给人民。”1873 年，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在苏黎世出版。这本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之大成的著作立即传入俄国，被民粹派青年视为福音书，尤其是书中的《补充（一）》，更是被他们奉为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巴枯宁在《补充（一）》中深入阐述了俄国人民的理想、与之相联系的阴暗面以及为实现这些理想而须进行的斗争。他认为只要革命者到民间去，联合优秀农民，沟通各个村社，就能使农民的零星行动汇合成全俄性的大规模运动。他与拉甫罗夫在策略上的最大不同是，他认为革命者的主要任务不是展开宣传活动、启发群众觉悟，而是要立即举行暴动。此时，民粹派青年中的激进倾向加强，拉甫罗夫较为温和的观点已不能满足他们，巴枯宁派开始成为民粹主义运动的主流。急于干一番事业的俄国青年为巴枯宁的思想和言辞所吸引和激励，1873—1874年，一个声势颇大的“到民间去”运动在俄罗斯出现。民粹派青年们放弃城市生活，成群结队地到农村去。他们穿农民的服装，操农民的语言，过农民的生活，向农民传播知识，教他们读书写字，为他们解除病痛，并进而向他们进行革命宣传，试图发动他们起来斗争，推翻沙皇政府，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尽管民粹派分子对贫苦的农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真心想帮助他们获得解放，但他们的空想不为农民所理解，也解决不了农民的实际问题；农民既不信他们的话，也不跟他们走，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些城里人。民粹派分子“在实践中不得不深信农夫具有共产主义本能的想法是幼稚的”。更具悲剧性的是，许多民粹派分子就是被他们所寄予希望的农民告发而被捕的。
1875年，彼·尼·特卡乔夫在日内瓦出版《警钟》杂志，由此而形成了革命民粹主义的新流派。特卡乔夫派的观点与巴枯宁派比较接近，认为在俄国进行社会革命没有任何困难，并主张立即实现这一革命。特卡乔夫断言，沙皇专制制度犹如空中楼阁，没有任何社会基础，“现在我们掌握着俄国历史的命运。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改变它”。他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推迟革命、缩小革命胜利的希望以至永远不能实现革命，为此，必须立即敲起警钟，毫不拖延地采取行动。革命者应该组织起密谋小集团，用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然后自上而下地采取措施，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与主张发动农民革命的巴枯宁不同的是，特卡乔夫是个布朗基主义者，认为革命只能靠少数组织成政党的知识分子采取密谋的方式来进行。特卡乔夫把俄国农民视为“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认为集体所有制的思想与俄国农民的整个世界观紧密相连，因此他们比欧洲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
70年代末，俄国再次出现革命形势。民粹主义运动在活动方式上产生分歧，土地与自由社分裂为土地平分社和民意党这两个独立的组织，前者继续主张在农村进行宣传，发动农民革命，后者则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把密谋和暗杀作为基本手段。越来越多的民粹派分子被恐怖行动所吸引，并最终在1881年3 月1 日把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炸死在彼得堡的大街上。然而，刺杀沙皇并未如民意党人所期望的那样唤醒民众。当他们终于把追踪已久的猎物击倒在地之后，却再也拿不出任何显示力量的手段。民意党主要成员在一个月内先后被捕并被处死。革命民粹主义运动就此结束。革命民粹派的真诚信仰感人至探，他们的斗争精神令人钦敬，他们的运动也确实是促使沙皇政府逐步实行自由主义改革的推动力量之一。然而从本质上说，民粹主义是被扭曲的俄国社会的产物，乌托邦式的理论、极端的手段、与人民群众的脱离，使之不可能为俄国争得自由。他们的悲剧是俄国历史道路中的必然一幕。
自由主义的新纲领、立宪主张、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
1861年改革后，俄国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大多数支持政府的政策，采取了温和的、保守的立场。1862年出版的齐切林的《若干现代问题》一书详细论述了自由主义在改革形势下的新纲领。这个新纲领，其核心是“自由主义的措施和强有力的政权”。所谓自由主义的措施，即要求政府给予社会以独立活动的权利，保证公民权利，保证思想和信仰的自由，继续坚持走2月19 日开始的道路。所谓强有力的政权，即主张政府发挥国家利益维护者的作用，保证社会秩序，监督法律的实行，对无政府主义采取强硬措施。自由主义认为，革命流派是唯理论的追随者，幻想可以在俄国这张白纸上很容易地写上科学和进步所指示的一切；这种要求破坏一切现存制度的革命宣传将破坏改革事业，革命的后果必然是专政的出现，而这个专政对于自由的危害将甚于君主专制。因为君主专制属于过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成熟，它将转变为宪制；而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真诚的自由主义者在面对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下只能支持专制制度”，但它必须沿着温和的、渐进的改革道路前进。
为了防止政府倒退到老路上去，自由主义者力图影响政府的政策。齐切林曾给在外交部担任要职的兄弟写信，请他转告皇帝身边“唯一有自由主义意识的人”——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俄国目前只需要两样东西：自由主义的措施和强有力的政权”。政府应该正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现实政治力量的存在，给予它以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向每个人提供活动的自由。让许多头脑不清的文章出现好了，让大学生不去上课而互相争论好了，强有力的政府不应变成一个罗嗦的保护人，它只须在秩序受到破坏时采取行动，而不必在政策上收缩和倒退。
这封信经戈尔恰科夫转呈给了亚历山大二世。尽管沙皇只对其中关于强有力的政权的观点感兴趣，而对要求专制制度自我限制、主动改革的建议不加理会，但齐切林仍然坚持认为，俄国进一步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不应由贵族阵营与革命民主力量之间的公开斗争来解决，而应由沙皇政权的主动改革来解决。贵族与资产阶级应该妥协，从上面重建政治结构。他告诫政府：“压迫越强，实行另一种制度的愿望越活跃。……防止革命的方法只能是满足正义的自由要求。及时的改革将消除政变。”
齐切林很清楚俄国资产阶级和俄国自由主义的弱点，他曾指出，实行政治自由的可能性主要是由工业阶级的政治发展所决定的；如果对国家问题的兴趣和对自由的要求还只是集中在社会的上层，代议制就只能是寡头政治或欺骗，本义上的立宪制度就无法实现，因为它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严肃的运动只有在自由的要求深入社会、政治思想掌握了中间阶级的时候才会开始”。他曾同瑞士法学家布留恩契利谈到过俄国的社会力量状况。据后者回忆：“齐切林对俄国的革新并不抱有幻想。根据他的意见，俄国的力量只在于公共权威和分布广泛的群众的强大。他对贵族没有特殊的信任；中间阶级还不存在；下层阶级受的教育太少。在罗斯只有两种力量：沙皇和人民群众。在这两者之间，不存在什么牢靠和巩固的东西。”正因如此，温和、谨慎的自由主义应尽量同政府妥协，稳步地去达到自己的目标。他认为，由于农奴制的废除和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增长，社会将争取到更多的政治自由，上层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动。以齐切林为代表的温和的自由主义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主流，它在1861 年后提出的新纲领与沙皇政权在1860—1862 年间执行的相对独立的政策有关。当时，政府迫于形势，既没有听命于反动贵族，也没有容忍革命运动，而是着手改革。这种政策与自由主义的目标一致，并使自由主义者产生了一种错觉，即沙皇政权是在认识到了农奴制的非理性和绝对专制制度的不公正之后而自愿进行改革的。此外，在政府机关中确有一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官员，他们懂得并且主张，在废除农奴制后仍有必要继续作出自由主义的让步。这些情况使自由主义对政府寄予较高的期望。
既不愿反动倒退，也不愿革命性变革，而要走一条温和的改良道路，这就是自由主义新纲领的实质。
改革后，随着资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它对现存政治结构的不满也日益增长。60年代上半期，许多省的贵族会议和地方自治会议不断提出向立宪制度过渡的要求，主张召开“俄国全国代表会议”，或建立地方自治的中央代表机关。
当时，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国家制度方面的基本立场是：君主制度可以保留，但应该逐渐地、和平地从君主专制向立宪君主制过渡。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家都认为，世界上每个文明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追求代表制度，而对于俄国来说，立宪君主制是最好的治理形式。在绝对君主制条件下，社会是沉默的；由于一切都有赖于君主的意志和奇想，也就不可能有巩固的法律秩序。而宪制首先具有这样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下存在着反对派，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批评政府，并通过这种方式使任何问题的阴暗面曝光。
俄国自由主义把立宪君主制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它并不认为俄国已经具备了实行立宪制度的前提。齐切林指出，在彻底解放农民之前，立宪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并不应该妨碍逐渐向这一制度过渡。他从法学和黑格尔国家学说的观点出发，强调国家作为历史的主要创造者应该通过实行改革而成为使封建俄国向资本主义俄国演变的工具，国家应该给予社会以发展的条件，并吸收“人民中间的”新生力量参与管理。
齐切林提出了关于从专制制度向立宪制度过渡的具体设想：一、逐步取消贵族特权。立宪原则与贵族特权是不相容的，但取消贵族特权要循序渐进，避免引起剧烈动荡。可以把贵族作为一个阶层保留下来，使其享有像英国贵族那样的地位，作为立宪君主制中的上院的基础。二、实行分权原则。分权原则从根本上说也是与专制制度相悖的。作为最初的目标，首先要尽最大可能争取司法权的独立。三、实行广泛的地方自治。贵族和资产阶级是构成立宪君主制基础的力量，而地方自治对于建立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这里共同的利益将把他们团结起来。但地方自治机关必须实际地享有部分执行权，否则自治制度就是“毫无意义的喜剧”和空谈。四、召开具有咨询作用的两院会议。一切立法若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只有召集他们的代表。应由各阶层的代表组成下院，代表人民的利益。上院以国务会议为基础，由政府任命的官员组成，代表国家。
自由主义在改革年代的理论和行动表明，它在本质上是反传统的，尽管它实现自己目标的方式是与传统妥协。“俄国的历史没有妨碍我们热爱自由，任何高尚的人都把它作为最高目标来追求。……为了自由，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联系被破坏了，伟大的改革把自由带进了我们的公民生活、法院、地方管理和出版”，而且，它将不会局限于“次要的领域”，而最终要深入到最高政权的组成。——自由主义是这样看待传统与变革的。
在70—80 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条件下，自由主义反对派推波助澜，自由主义的理论也趋于激进。齐切林开始认识到，那种认为可以在专制条件下发展自由的意见只能是美好的幻想，社会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限制专制制度：“我们不能等待，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着手工作的话，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精神和物质的崩溃。”他注意到，俄国生活正在发生深刻变动，专制制度的支柱——贵族地主阶级——已在没落，财政、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取代他们的地位；政府无力也不愿保证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国家面临财政枯竭，饥饿和革命运动形成严重威胁，这一切把政治变革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即使从纯粹的经济角度看，税收制度也必须改革，而这必将伴随着整个国家制度的变动：取消几个世纪以来的特权将导致上层建筑的改造。齐切林的结论是：“只有政治自由能给俄国社会以新的生命。实行代议制是唯一的出路。”首先应当吸收省地方自治会议的代表参加国务会议，让他们在经过这种“政治生活的学校”后再组织全权的议会。
但亚历山大二世之死使自由主义退缩了。著名的地方自治活动家德·尼·希波夫说，自由主义觉得自己是有愧的，他们无力继续改革活动。齐切林声称：“我们平静地等待着政权承认我们的作用。我们应为这一召唤做好准备，以免措手不及。这一召唤已经为时不远了。……俄国将向世界展示它新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是由上层的行动产生的，也是由人民内部生气勃勃的自由运动产生的。”在亚历山大三世的反动年代，自由主义在政治上一直默默无闻地等待着，只是在地方自治机关内小心翼翼地推进自己的事业。
地方自治机关在地方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的活动，对于促进俄国文化——尤其是农村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它们纷纷建立农业仓库和示范实验站，组织小型信贷和农业合作社，提供技术指导和兽医服务，还为发展地方交通和通讯而修筑道路、开办邮局。俄国农村和相当一部分城市的医疗保健网是由地方自治机关组织的。地方自治机关中的卫生机关经常对工厂进行卫生监督，杰缅捷夫、艾里斯曼、波戈日夫等医生对工人卫生情况的调查结果为列宁同民粹派的斗争提供了直接材料，地方自治机关十分重视普及文化，认为开办学校、对农民进行启蒙教育能够为自由主义影响乃至控制农村铺平道路，并有助于在将来把专制制度转变为立宪制度。在争得社会团体和个人开办学校的权利之后，农村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1881年，地方自治机关已办了将近1万所小学，并在农村普遍设立了图书站或售书点。根据自由主义者的倡议，成立了有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加林—米海洛夫斯基等名人参加的扫盲委员会，积极从事组织夜校和星期日学校、出版大众图书、建立大众图书馆等群众文化活动。19世纪下半期，俄国居民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特别是文明的生活方式被逐渐引入农村，这与自由主义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吸引了众多的进步知识分子。1865 年，在地方自治机关中任职的医生只有50名，1880年增加到1021 名。教师、统计人员、农艺师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他们大多是具有牺牲精神的人，担负着繁重的工作，不计较报酬的菲薄。农村教师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特点是“拥挤、潮湿、寒冷、清贫”；90 年代初霍乱和伤寒流行时，有60％的地方自治机关医生因接触病人而献出生命；统计人员不辞辛苦，以挨家挨户调查登记的方式进行工作，以求全面反映农民生活。
地方自治机关工作人员大多直接参加了解放运动，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追随自由主义，并使自由主义运动中的左翼激进倾向不断发展。还有一部分人则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仅在70 年代，在警察局挂上号的地方自治工作者就有900多人，有些还遭到监禁、苦役和流放。
三、文学的繁荣
同改革前一样，文学在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中仍占有显要位置。文学界虽然出现了诸如阿·迈科夫、雅·波隆斯基、阿·费特、阿·康·托尔斯泰等有名望的主张纯艺术的作家和诗人，但是，以鼓吹民主进步、反映改革后社会生活为特征的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更是名家辈出、空前活跃，并居于主导地位。涅克拉索夫充满对人民和祖国深厚感情的诗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机智而又尖刻的讽刺作品和寓言故事，屠格涅夫、列·尼·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三大小说家以不同风格和特点描绘俄国生活历史画面的出色小说，都是这些不同文学形式中的最杰出代表和典范。
诗歌
改革以后，民主主义思想逐渐成为俄国诗歌艺术中的主要精神。涅克拉索夫是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诗人。
民粹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在改革前就已成名，他同巴纳耶夫合作出版的《现代人》杂志是俄罗斯进步作家的园地。1866 年，《现代人》因刊登具有革命思想内容的作品而被沙皇政权查封，但涅克拉索夫并未因此而气馁，经多方活动，在1868年租到了《祖国纪事》的发行权，并请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奥斯特罗夫斯基、乌斯宾斯基等名家参与编辑工作。
在这过程中，涅克拉索夫从未停止自己的诗歌创作。60—70年代，他创作了《奥丽娜——士兵的母亲》、《铁路》、《俄罗斯女人》、《哀歌》等反映俄国人民生活和痛苦的作品，以及介绍和纪念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诗歌。他把自己对于生活的敏锐观察表现在诗作中，揭露改革后俄国社会的矛盾，宣传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1863—1876年，他把很大—部分精力用于创作叙事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起初，涅克拉索夫想把“得到解放的农民”的贫困和愚昧作为长诗的主题，但越往后越倾向于突出那些为人民幸福而斗争的革命青年。长诗犹如俄罗斯农民生活的广阔画卷，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为人民事业而斗争的农民英雄、纯朴高尚的劳动妇女、在长期农奴制压迫下丧失了人格的家奴、愚蠢而残暴的地主。长诗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表现了改革后的农村生活，使人们认识到，只要还有老爷存在，俄国农民就不可能得到幸福。长诗的最后一章对于人民应该怎样摆脱世代受剥削和受压迫的处境、谁能领导他们走向幸福的问题作出了回答。涅克拉索夫为俄国人民指出的路是进行革命，把矛头对准专制制度和地主。诗中的主角格利沙在作者看来是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不怕艰难险阻，宁愿自我牺牲，无所畏惧地走上了为人民而斗争的道路。
涅克拉索夫对灾难深重的祖国充满了热爱之情，并对它的光明前途抱有坚定的信念。他写道：
你既贫穷
又富足。
你既强大，
又软弱。
亲爱的俄罗斯母亲！
无数的队伍
正在奋起！
他们的力量
决不会被摧毁
涅克拉索夫是俄国文学中革命民主主义诗歌的最杰出代表，也是一位妙笔传神的艺术大师。他的诗歌具有淳朴、自然的美感，语言丰富、生动、鲜明，其中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后来常被列宁引用。在19 世纪70 年代，他的许多诗作被谱成歌曲，在人民中广为流传。当1876年诗人病重时，从俄罗斯的各个角落寄来了充满爱戴之情的问候信。在他1878年去世前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下了如下的文字：“他的声誉将永垂不朽，俄罗斯将永远爱戴这位最有才华、最高尚的俄罗斯诗人。……他可算作一个具有最高尚心灵的人，一个具有伟大智慧的人。作为诗人，他毫无疑问地超过了所有的俄国诗人。”
讽刺作品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是这类体裁的大师。
同19 世纪许多著名俄国作家一样，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也是在典型的地主庄园里面度过自己的童年的。他曾说过，他是生长在“农奴制的怀抱里，吃的是农奴保姆的乳汁”。10 岁时，他离开家乡特维尔省，到莫斯科贵族学校读书，后来又进了皇村学校。1844年，18 岁的他进入陆军部任职，不久就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由于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宣传傅立叶和圣西门的社会主义思想，他在1848年被流放到维亚特卡，7年后才获准回到彼得堡。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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