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之路-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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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即维护和巩固现存制度。同时，罗斯与拜占庭的交往也已使得基督教潜移默化地渗入罗斯。
　　早在9　世纪时，就已有了关于罗斯显贵接受基督教的记载。当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福西阿斯曾说，罗斯已经抛弃了“多神教”而信奉“基督教”了。这里所指的大概是9　世纪后期拜占庭皇帝派遣主教到罗斯为一些王公及其侍从施行洗礼的事。
　　945　年，由于基辅大公伊戈尔对拜占庭的进攻遭到挫败，罗斯同拜占庭签订了媾和及通商条约，其中除了罗斯割让克里米亚等条款外，还包括允许基督教在罗斯传播的内容。在当时同拜占庭谈判的罗斯使节中，有些人已是信奉基督教的了，他们签约时在圣十字架前宣誓遵守条约。
　　957　年，伊戈尔的遗孀、基辅女大公奥丽加前往君士坦丁堡拜访拜占庭皇帝。据《往年纪事》记载，奥丽加的美貌和聪慧使拜占庭皇帝一见倾心。皇帝对奥丽加说，他愿与她共同治理帝国。奥丽加回答说，她还是一个异教徒，如果皇帝亲自为她施洗礼的话，她愿意接受基督教。于是拜占庭皇帝和总主教一起为奥丽加施了洗礼。然后，皇帝向奥丽加表明了要娶她为妻的心迹，但奥丽加说：“在你亲自为我施洗礼并称我为你的女儿之后，你怎么可以娶我呢？你肯定知道，这是不符合基督教教规的。”皇帝跌足道：“奥丽加，你愚弄了我。”这个故事表明，奥丽加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就已十分了解这种宗教。
　　奥丽加是接受基督教的第—个基辅大公，她还让自己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也皈依了基督教。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当上基辅大公之后，曾试图对多神教进行改革。他在众多的神只中选定了6　位作为崇拜的偶像，下令在王宫附近的小丘上为他们建庙塑像，并且规定了祈祷和祭祀的仪式，希望以此来体现和加强罗斯的统一以及基辅在全罗斯的地位。但这种改进后的多神教并不能像弗拉基米尔设想的那样使罗斯人民的信仰趋于统一，基辅罗斯松散地联系着的各个部分也仍然保持着某种平等意识。于是，基督教终于作为罗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新宗教而受到弗拉基米尔的青睐。
　　这时，基督教在罗斯已有一定影响，基辅城内已建造了圣伊利亚大教堂，基督教经书也通过保加利亚传入了罗斯。但在确定以何种宗教为国教的问题上．弗拉基米尔还是作了充分的选择。涅斯托尔在《往年纪事》中记载了这样的传说：信奉伊斯兰教的伏尔加河保加尔人、信奉犹太教的卡扎尔人、信奉天主教的日耳曼人和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希腊人都曾向弗拉基米尔推荐他们的宗教。弗拉基米尔对伊斯兰教徒说，喝酒是罗斯人的乐趣，没有酒他们就活不下去。他也拒绝了犹太教，因为他觉得犹太教的神不够强大，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子民留在耶路撒冷。而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正教也有不足，它们都要求实行一定时间的斋戒。弗拉基米尔派出了一个使团去考察信奉不同宗教的国家。使团回来后向他报告说，伊斯兰教徒中没有欢乐，罗马天主教徒的仪式中看不到荣耀，而在拜占庭的东正教教堂里，能见到人间罕见的光辉壮丽，使人不知是置身于天堂还是尘世。于是，弗拉基米尔最终决定以基督教为罗斯国教。不久，拜占庭僧侣受帝国世俗当局的委托，为弗拉基米尔施行了洗礼。基辅大公还决定娶拜占庭的安娜公主为妻。988　年，弗拉基米尔带着新婚妻子和一批拜占庭神父以及圣像和法器回到基辅。他下令把多神教的木制神像统统用火烧掉或扔进河里，让拜占庭神父用第聂伯河之水为基辅居民施洗。紧接着，他又命令诺夫哥罗德人接受基督教。随后，新宗教在基辅罗斯全国传播开来。罗斯受洗并不意味着基督教立即取代了多神教，罗斯基督教化的过程是一个历经数百年的漫长过程。如果说贵族是自愿皈依基督教的，那么下层人民则是被迫接受基督教的，在有些地方，新宗教是由世俗政权借助于直接的暴力而强加于人民的。因为在人民群众看来，基督教体现了那种带来新剥削的制度，而旧的多神教则是与他们希望保留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在988　年之后，巫师和术士仍然活跃在居民中间，鼓动人们继续举行各种古老的多神教仪式。尤其是在偏僻的农村，多神教得以长时间残留。于是，出现了新旧两种宗教相互渗透、逐渐融合的情况。
　　在罗斯人的观念中，基督教为数众多的圣徒就是原来多神教的诸神。在原来的多神教崇拜中，太阳神因对农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处于突出地位，太阳神有时也被称作农神。罗斯接受基督教后，上帝取代了太阳神。在民间流行的圣诞节祝歌中，上帝被赋予太阳神的职能。有一首祝歌唱的内容是上帝挨家挨户察看准备耕犁和耕畜的情况，然后又巡视打谷场，安排养蜂和酿酒。太阳神崇拜的痕迹在写成于12　世纪末的古罗斯文学名著《伊戈尔远征记》中也能看到，这部史诗的作者把罗斯人称为太阳神的后裔。此外，多神教中雷电之神彼伦的角色由圣徒伊利亚代替，由他司掌雷鸣闪电；保护家畜平安的已不是畜神维列斯而换上了圣徒弗拉西。
　　基督教与多神教在宗教仪式方面也经历了逐渐融合的过程。初时，两种宗教的不同仪式曾同时并存。人们在教堂做完礼拜后，马上就走到原来多神教崇拜的旧址，对着石头、流水、老树或谷仓，按照多神教的老规矩祷祝膜拜。而在家庭之内，旧信仰具有更加巩固的地位，许多人家照样供奉原先的神祗，即便在圣像流行后的几个世纪中，这些神的雕像也还是与圣像并列的。后来，两种宗教的仪式被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人们在举行圣餐仪式寸，唱的是基督教中的圣母祭祷歌，也画十字祝福，但是面对的却是罗德和罗莎尼采。新的圣物崇拜与旧有的拜物风尚也以颇为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当圣家从拜占庭传入后，罗斯出现了一种当作护身符的小神像，这种神像—面是基督教的某个圣徒，另一面是多神教的某个神祗。即便以后贴身的十字架代替这种护身符时，罗斯人的观念中也把它视同为原来那种法力无边、驱邪避秽的多神教护身之物。在有关基辅罗斯时代的编年史中，有不少关于互相争斗的王公们破坏对方的基督教教堂和修道院的记载。这种行为不仅仅是战争中常见的劫掠和破坏，其中也反映了多神教观念对于王公的影响：他们为了使对手失去保护神而毁掉他的教堂和修道院。
　　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多神教时代的传统也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基督教的新规或难以推行，或被部分接受并融以旧教习惯。在罗斯受洗后的数个世纪中，基督教的婚礼仍未被接受，人们还是沿袭古风，实行抢婚和一夫多妻。基督教的葬礼因与罗斯人已开始用棺葬代替火葬的趋势—致而得以普及，但用兵器、粮食等陪葬以及祭祀死者灵魂、供奉酒食等旧俗依然保留。基督教的节日有不少与多神教的农业崇拜有关，时间上也大体相同，于是，许多多神教的节日便被赋子基督教的名称和形式，而其内容则被保留下来。直到19　世纪后期，每年正月6　日（俄历）主领洗节那天，俄国仍要举行一种半基督教、半异教的净水仪式：在涅瓦河畔正对宫殿的地方建起—个帐篷，僧侣们引导皇族从宫中来到这里，高唱赞美歌，然后把十字架抛入河中。
　　基督教与文化
　　接受基督教是罗斯历史的—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基督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价值标准，也是一种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的宗教把罗斯与拜占庭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随着大批希腊籍神父的到来和罗斯的基督教化过程，拜占庭文化涌入罗斯。
　　最先在罗斯得到传播的是拜占庭的宗教艺术。罗斯受洗后，到处建起了拜占庭风格的教堂。到11世纪，仅基辅一地就有教堂数百座。雅罗斯拉夫在基辅城中心建造的富丽堂皇的索菲亚大教堂，从外形到名称都和君士坦丁堡的大教堂一样。这座高大的石结构建筑的顶端是13　个葱头形的圆顶，室内以大理石和水磨石装修，并饰以镶嵌图案和彩色壁画，其中一面墙壁上绘有基辅大公雅罗斯拉夫一家人的群像。基辅城内众多教堂金光闪闪的圆顶使过往旅客叹为观止，雅罗斯拉夫的同时代人、不来梅的编年史家亚当把基辅称为“东方的饰物、君士坦丁堡的匹敌”。
　　雅罗斯拉夫时期建造的著名教堂还有诺夫哥罗德的索菲亚大教堂、切尔尼哥夫的救世主大教堂等。1157　年安德烈继任基辅大公后，没有迁居基辅而留在苏兹达尔公国，把弗拉基米尔城作为新的首都。他调集了成千上万的建筑师、石匠、画匠、雕刻匠和首饰匠，建起了有5　个金色圆顶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和1个圆顶的德米特里耶夫大教堂，以及用雕塑和彩绘装饰起来的宫殿。从教堂建筑开始，罗斯城市中拜占庭式的砖石建筑逐渐多起来了。
　　雕塑和绘画是与教堂直接联系的艺术形式。在所有的教堂里，圣像画以及宗教题材的壁画、镶嵌画、雕塑等都是必不可少的装饰，其中尤以圣像画最具特色，也最为普遍。所谓圣像画，就是把基督、圣母或其他圣者的形象以及圣经故事中的情节用油彩描绘在木板或金属板上的画。早期的罗斯圣像画从画面布局，人物形态到描绘手法全部模仿拜占庭圣像画，绘画技艺也都是由来自拜占庭的画师传授的。拜占庭艺术的特点是，既继承了希腊罗马的传统，又开创出一种新的美学理想。古典时代的艺术刻意追求精神与肉体的和谐，喜用裸体来表现美；而拜占庭的艺术则强调灵魂应该超越肉体，因此不注重自然美而追求某种意境。拜占庭人把人体美视为撒旦的化身，即便在艺术中也必须遮掩。这种艺术观就如同把罪恶的尘世与完美的天国对立起来的正教神学一样，旨在使人超脱现实而实现精神的升华。随着圣像画传入罗斯，这种美学思想也同时渗透进来，对罗斯艺术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就圣像画本身而言，摆脱单纯的模仿而开始具有罗斯自己的风格已是13　世纪的事了，而且，即便那时圣像画创作流派众多，拜占庭的风骨也仍存于其中。
　　集建筑、绘画、雕塑等各种艺术形式为一体的教堂，在丰富人民的审美感受、激发人民追求美和创造美的欲望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教堂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中心。
　　罗斯采用统一的文字，也是与接受基督教密切联系的。在接受基督教之前，罗斯境内已有一些互相独立的书写方式，但使用和流传的范围是很有限的。9世纪中叶，被称为“斯拉夫使徒”的希腊人两兄弟——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奉拜占庭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牧首之命，开始在斯拉夫人中传教。出于实际需要，他们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一套新的字母，用来记录和表达斯拉夫人的语言。这种文字后来被称为旧教会斯拉夫文或旧保加利亚文。罗斯接受基督教后，基督徒做礼拜要念诵经书，但拜占庭的希腊文经书对罗斯人是没有意义的。于是，西里尔兄弟用他们创造的文字所翻译和编撰的祈祷文献和宗教著作被引入罗斯。由此开始，西里尔字母在罗斯逐渐被普遍采用。同时传入罗斯的还有标点符号、制造书写材料如兽皮纸、墨水、颜料的技术以及书籍装订的技术。这些都对罗斯积累文化知识、发展民族语言起了推动作用。
　　接受基督教后，罗斯先后开设了几所专供显贵子弟读书的学校。自11　世纪中期起，修道院在各地普遍建立起来，并成为传授知识的中心。11　世纪后期，基辅各大修道院的教育水平已与西欧相差无几。市民中间也开始有了识字的人。诺夫哥罗德出土的11—13　世纪时的用硬物刻写的桦树皮文书，内容涉及私人信件、学校作业、商业契约、遗嘱等，反映了城市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识字人数的增加反过来刺激了对外国先进文化的需求。在雅罗斯拉夫时期，基辅就已形成了相当雄厚的翻译力量，大量的拜占庭宗教、神学、历史、地理和文学作品被译成俄文。雅罗斯拉夫还特意在索菲亚大教堂内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图书收藏室。这些手抄本书籍通常都是收藏在教堂和修道院里的。
　　采用统一的文字后，罗斯人自己编写和创作的历史、宗教、政论和文学作品也大量涌现。10　世纪末11　世纪初，基辅和诺夫哥罗德分别开始编写最早的编年史，一个世纪后形成了一部反映9—11　世纪罗斯生活的长篇纪事，到12世纪初，由基辅彼切尔山洞修道院的修道士涅斯托尔修改润色，以《往年纪事》为名问世。《往年纪事》的内容涉及罗斯历史、宗教和文字的起源以及语言、艺术、地理、国际关系，是一部有关基辅罗斯国家形成和巩固时期的百科全书。这部著作文字简洁，叙述生动，并且广泛使用了拜占庭、保加利亚和西斯拉夫各地的典籍，是研究9—11　世纪罗斯历史的重要材料。12　世纪，罗斯各公国和城市修史成风，许多修道士、神父、主教、官员乃至王公都乐此不疲。他们的作品数量浩繁，虽然其中大部分早已湮没于漫长的历史过程，但保存下来的也还有数千册。
　　随着圣徒崇拜的流行，出现了圣徒传记这类最早的宗教文学作品。涅斯托尔曾写了鲍里斯、格列勃、彼切尔斯基等显圣僧侣的传记。在描写世俗生活的作品中，最有名的是史诗《伊戈尔远征记》。这部作品叙述的是1185　年诺夫哥罗德一谢维尔斯克的王公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率兵攻击波洛韦茨人的故事。它还对王公们的互相争斗和游牧民族的骚扰所造成的灾难表示痛心，呼吁罗斯的王公们联合起来保卫祖国的边疆。史诗运用民间诗歌的表现手法和书面文学的修辞方法，以激扬的文字反映了12　世纪时已渐渐形成的反对封建割据、主张罗斯统一的思想倾向。
　　在罗斯基督教化的过程中，它同欧洲天主教国家的联系也扩大了。据史书记载，弗拉基米尔“同邻国王公和睦相处，如波兰的鲍列斯拉夫、匈牙利的斯特凡、捷克的安德里赫等。他们互敬互爱、各不相扰”。后来，罗斯又同法国、德国、英国互相来往。这种关系通过罗斯王公与外国王室的联姻得到加强。弗拉基米尔在其拜占庭妻子安娜死后娶了一位德国贵族的女儿，斯维亚托波尔克同波兰国王鲍列斯拉夫一世的女儿结婚，智者雅罗斯拉夫娶的是瑞典国王奥拉夫的女儿，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则娶了英国国王哈拉里德二世的女儿。同样，罗斯各朝王公的女儿也有不少远嫁欧洲各国的统治者。
　　与拜占庭和欧洲国家的密切联系促进了基辅罗斯文化的发展。当然，由于起点低，罗斯与这些国家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例如，由于罗斯在接受基督教时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来自拜占庭的希腊神父和主教并不要求罗斯基督徒用希腊语祈祷，一般的罗斯神职人员也不学希腊语文。因此，希腊的古典哲学、文学等优秀文化遗产在罗斯未能广泛传播。即便翻译过来的那些希腊文著作，也因为只有为数不多的手抄本而不可能普遍流传，且不说其中还有不少翻译和缮抄中的错误。罗斯人在很长时间内甚至对于基督教神学知识的了解也是不多的，因为他们得到这种知识的主要途径就是教堂的礼拜，而礼拜时用的旧教会斯拉夫语也并不是能使教徒很容易懂得礼拜的意思的。但尽管如此，古典文明的光辉多少还是通过基督教以及其他的途径照射到了罗斯的土地上。
　　随着基督教一起传入罗斯的还有拜占庭的皇权神授观念。在神父和主教们的说教中，宣传这种思想是一个重要内容。大公政权被蒙上了一轮神圣的灵光，他的统治被说成是神的意志。教徒们被要求敬畏上帝，崇拜大公，在做上帝的奴隶时，也要做大公的奴隶。但是，基辅罗斯的政治制度并没有仿照拜占庭的模式形成中央集权，基辅大公把土地分给封邑王公，对于大公之位的继承问题也没有明确的制度。因此，到12　世纪时，基辅罗斯已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公国。

二、蒙古的征服与罗斯的东方化
　　罗斯被蒙古征服的后果
　　12世纪，基辅罗斯不仅在政治上陷于分裂，而且在经济上也开始衰落。11世纪中期以来频繁不断的封建战争对经济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十字军东侵引起的世界贸易主干线的改道又使罗斯特别是基辅丧失了往昔的有利地位。但对于罗斯来说，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
　　1206年，在亚洲的腹地，一个蒙古国家诞生了。于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事件——蒙古人的征服——揭开了序幕。
　　在1218—1223　年蒙古军队的第一次西征中，加利奇、基辅、契尔尼哥夫等罗斯公国的军队曾应波洛韦茨人的请求前去支援，在流入亚速海的卡尔卡河畔同蒙古军队进行了一场激战。结果罗斯军队遭到惨败，但蒙古人也很快退回了东方。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他的继承者们决定发起第二次西征。1236年，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率大军越过乌拉尔山。1237　年末到1238　年初，拔都占领了除诺夫哥罗德以外的整个东北罗斯。1239—1241　年，西南罗斯各公国也相继被征服。1241　年12　月，由于窝阔台汗之死引起的继位之争，已经打到多瑙河的拔都撤军东归，1243　年在伏尔加河下游扎营，以萨莱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幅员广大的蒙古国家——金帐汗国。罗斯土地处于蒙古人的奴役之下。
　　蒙古人的到来，改变了罗斯人民的整个生活。蒙古的征服和统治不但使罗斯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而且阻碍了罗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发展。
　　蒙古大军所到之处，富庶的罗斯城市变为废墟，无数的罗斯居民遭到杀戮。仅在1237　年底到1238　年初的两个月时间里，蒙古军队就蹂躏了除诺夫哥罗德以外的整个中部和北部罗斯，并把那里变成了一片屠宰场。在此后两年的战争间隙期中，蒙古军队又以系统地屠杀居民的办法来巩固自己在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立足点。1240年攻陷西南罗斯的中心基辅之后，蒙古军队毁城屠民，以致数年后教皇派往蒙古的使者普兰诺·加宾尼途经此地时，看到的是一片白骨遍野的景象，昔日人烟稠密、繁荣壮观的基辅只剩下了不到200　所房子。除了征战时的杀戮，蒙古军队还经常掳掠人口，致使罗斯的男人损失过半。此外，由于靠近蒙古人活动地区的罗斯居民纷纷逃亡，这些地方成为无人居住的荒野，多少年来的开发和经营毁于一旦。例如，在基辅以南的第聂伯河流域，在蒙古征服后出现了一个宽达120　公里左右的无人地带；顿河和沃罗涅什河之间，自被蒙古征服以来就一直是荒无人烟的。第聂伯河支流罗斯河流域原是一罗斯王公尤里·波罗西斯基的领地，但在遭受蒙古军队破坏之后，此地人口锐减，经济恢复无望，波罗西斯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领地，跑到沃伦公国去当了廷臣。
　　蒙古征服最深远的影响是它改变了罗斯的发展方向。征服者在罗斯推行的一套制度，给罗斯的内部秩序和生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蒙古对罗斯的统治是一种间接的臣属关系而非直接的治理，他们在征服罗斯各公国后并未长期占领，而是很快退回了草原，“从远方统治着罗斯”。金帐汗赐给罗斯王公“封诰”，承认他们继续为各自公国的统治者，条件是罗斯王公向他称臣纳贡。如某一公国发生反叛，则对其进行惩罚性的征略。平时则派遣代表驻在公国以保持控制，即实行八思哈制度。初时，八思哈权力颇大，主要是监视罗斯王公和征收赋税。城乡居民都被登记入册，强迫其缴纳全部财产的1／10，违者即被卖身为奴。不久，金帐汗将征税权卖与穆斯林商人，实行包税制。到13　世纪末，由于罗斯人民的反抗，遂将征税权交给弗拉基米尔的大公。14　世纪初，八思哈制度亦被废除。
　　由于罗斯政治生活的中心实际上转移到了罗斯境外——汗国的都城，罗斯原有的政治结构遭到破坏。蒙古入侵前，罗斯的各个公国和公社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完全的自治，韦彻拥有立法权和司法权，并可根据自己的意志选举和罢免王公，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而现在，金帐汗决定王公的废立，让居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根据也就消失。“凡是具有自由和古代公民权利形式的东西都受到限制，不复存在。”蒙古人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到处根绝城市的自由，得以幸免者只有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在那个时代，韦彻被作为过时的东西而抛弃，甚至韦彻这个词就意味着叛乱。人民群众的政治作用日益下降。罗斯王公也变成了汗的管家，为汗征收贡赋。但也正是金帐汗的绝对权威，使莫斯科的王公们获得了关于专制权力的概念，而这种概念在日后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过程中被实际地运用了。
　　蒙古人实行的户口登记和人头税使罗斯王公们有了关于财政管理的初步概念。征服者那套分摊赋税的做法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