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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化之路-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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囱笆俏艘恢质乱担罢庵质乱翟谒强蠢床唤鍪怯幸娴摹⒀纤嗟模一褂屑阜稚袷サ摹⒆诮贪愕囊馕丁薄５笔保腥朔⒚髁艘恢趾苡行У慕萄Хǎ恍�10来堂课的时间就能教会文盲阅读。这样的不要政府花一分钱的文化学校，1862年仅在彼得堡一地就有61 所，而在全国范围内则有300余所。但沙皇政府担心星期日学校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媒介，在1862 年下令禁止这类学校继续活动。星期日学校重新兴起，已是80 年代的事了。沙皇政府为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而在教育方面实行了一些改革。1864年，颁布施行了初等国民学校条例，其中规定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可开办学校，但这些学校的教务应受县或省的教育会议领导。于是，马上出现了地方自治机关和私人开办学校的热潮。地方自治局办的初等学校的经费主要由地方自治机关和村社共同负担，在这些学校中教书的一般都是民主派知识分子。传统的私立农民学校——官方称为私塾——也普遍地建立起来，这种学校是由农民自己倡议开办、农民自己集资维持、由农民出身的教师来任教的。在许多地方，这种学校的数量超过了地方自治局办的学校。东正教会也力图控制初等教育，鼓吹“教会学校之外无学校”，并在政府资助下在乡村设立由神父监督的教区小学。总的来说，初等教育有较大发展，但仍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学龄儿童的大部分还是没有进学校读书的机会。俄国居民识字的比例在改革前是1：15，经过了30 多年之后，到1897年才提高到1：5。
1861年改革时，俄国共有85所中学，在校学生约25000人。1864年重新拟定的中学法规虽明确规定所有居民“不分等级、职业和信仰，其子弟均可升人中学”，但由于学费昂贵，一般劳动群众是无力供孩子读中学的。当时俄国特别需要专业技术知识，但政府出寸：政治方面的考虑却热衷于办古典学校，认为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可以防止学生广泛地阅读和思考。在俄国这个异常缺乏专业人才的国家里，技术教育被视为与革命有关的东西而受到限制。只是在现实的要求日益迫切的情况下，政府才逐渐开办了实用专科学校。
改革后的高等教育受到政府严格控制。由于1861 年10 月大学中的民主主义学生运动，圣彼得堡大学一度被关闭。直到1863年，在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强烈要求下，政府才颁布新的大学条例，恢复了1835年被尼古拉一世取消的大学自治，规定了教授会议的地位和作用。但在80 年代，重又施行了保守、反动的新规定以防范进步思想的传播。在改革后的年代里，综合性大学仅增加了敖德萨大学和托姆斯克大学两所。但各种专科学院的发展要快些，到90年代时已有30 所。这一时期，在高等教育中出现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即大学生的成分多样化了，越来越多的城市市民以及少数农民的子弟进入了大学。到1880年，平民出身的大学生已占在校大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
妇女文化启蒙运动
在60—70 年代，俄国妇女为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演变成为一场令全社会瞩目的文化启蒙运动。
长期以来，俄国妇女的活动天地只是家庭，她们实际上被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19 世纪中叶，情况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在俄国军队中有不少志愿女看护。60 年代初，有些人积极参与了组织星期日学校的工作。在虚无主义运动影响下，受过一点教育的俄国妇女都崇尚为民众工作的精神，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情，不论是什么职业，也不论社会地位如何，她们都愿意去做，同时，许多贵族女子纷纷跑到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等大城市求学，希望获得一门专业知识以便摆脱家庭的束缚，谋取独立的地位。有些平民女子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但是，当时俄国的大学是不向妇女开放的。妇女们要求开办女子大学或学院的愿望也遭到政府的拒绝。于是，妇女们自行在彼得堡各处开设了讲习所或客厅讲习班，邀请大学的教授们来讲课。妇女们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她们经常要求教授把每门课程讲得比规定的更多更细，并且不愿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在讲习班中，她们除了学习专门知识外，还就有关学校和教育问题展开讨论，拟订开办女子大学的计划。
她们还把眼光转向了国外，当得知国外的某所大学招收女生时，就马上前去求学。60年代，在海德堡、柏林、苏黎世的大学里，有不少俄国女子在学习法律、历史、数学、医学等各种专业。1867 年，娜杰日达·普罗科菲耶夫娜·苏斯洛娃在瑞士苏黎世大学毕业并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到俄国当了妇产科医生，并因此而成为俄国第一位女医生。苏斯洛娃的父亲曾是个农奴，但会读会写会算，在尼古拉一世死后从主人那里赎了身，并当上了他的领地总管，后来举家迁居彼得堡。60年代初，苏斯洛娃积极参加了争取受高等教育权利的妇女运动，并曾在彼得堡大学和军医学院旁听，获得了初步的专业知识，为她以后的深造创造了条件。出身于将军兼地主家庭的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两姐妹也是新一代妇女的代表。她们曾深受虚无主义运动的影响，在60年代末出国求学。姐姐安娜后来同一位法国革命家雅克拉尔结婚，积极参加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是妇女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经常写文章、作演讲，在进行战斗时还当护士。妹妹索菲娅在柏林大学研究数学，成为第一流的数学家，受聘为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教授。索菲娅著有微分方程、分析函数以及力学和天文学方面的专著，1889年被选为彼得堡科学院第一位女通讯院士。
尽管政府对于让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不感兴趣，右派报刊不断地对妇女文化启蒙运动进行攻击和污蔑，但妇女们终于争得了开办女子高等学校的权利。1872年，一些从国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回来的妇女迫使政府允许她们自己筹款开办了一所女子医科学校。当俄国政府为防止在苏黎世读大学的俄国女子与流亡的革命者交往而把她们召回国时，妇女运动活动家又借此机会开办了几所新的女子高等学校。当时妇女的文化启蒙运动并不局限于争取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它还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妇女的斗争本身就是对旧秩序的否定，有许多年轻女子正是从这里开始走上参加社会政治运动的道路，成为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
第五章 冲突、竞争和选择中的俄罗斯文化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90 年代新思潮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俄国的社会矛盾变得空前尖锐，各种文化形态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先进的工业组织与中世纪的土地占有方式、欧化的城市与愚昧落后的农村、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法制观念、民主自由的要求与专制主义的现实，这些截然对立的东西同时并存。思想领域十分活跃，同工人运动结合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经过调整的民粹主义、迎合资产阶级需要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纲领和策略趋于激进化的自由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现。文学艺术界竞争激烈，除了现实主义外，各种现代主义的风格和流派竞相登台。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冲突的时代、动荡不安和酝酿变革的时代、面临新的选择的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与革命的俄罗斯
在谈到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之前，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在俄国传播的早期历史和它对俄国进步思想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始自19 世纪40 年代。别林斯基曾经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在1844年《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并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藏书室中，也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从40 年代下半期到60 年代，侨居欧洲的西方派文学评论家巴·伊·安宁科夫、曾参加赫尔岑一奥加略夫小组的尼·伊·萨宗诺夫、“土地和自由社”的领导人之一亚·亚·谢尔诺一索洛维耶维奇以及巴枯宁等人都曾与马克思建立了个人联系。70年代开始，有更多的流亡的俄国革命者结交了马克思。1870 年初，以吴亭为首的一批俄国革命者在日内瓦成立了第一国际俄国支部，并请求马克思担任该支部在国际总委员会中的代表。他们坚定的革命性和决心把俄国革命运动纳入欧洲无产阶级运动轨道的志向，受到了马克思的关注和支持，马克思接受了他们的请求。随后，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俄国革命家格·亚·洛巴廷参加了国际总委员会。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开始成为俄国革命者研究的对象。60 年代末70年代初，民粹派对马克思的学说产生了强烈的兴趣。1869年，由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俄译本在日内瓦出版，这是最早的俄文版马克思著作。尽管译本还不完善，传入俄国的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份，但它终究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标志。70 年代初，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俄文版在国外印行，并被偷运进俄国。1872 年，丹尼尔逊翻译的《资本论》俄译本在彼得堡公开出版。沙皇政府的书刊检查官估计这本书的读者不会多，能读懂的人更少，并且确信马克思的学说不能直接应用于俄国，因而允许其出版。但第一次印刷发行的3000册在一个半月时间里就售出了900 册，这在当时已是十分可观的数字了。民粹派分子不仅阅读《资本论》，还在一些宣传性小册子中引用和介绍其观点。后来，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资本论》已经成为“有教养的人手头必备的书籍”。俄国革命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也是非常熟悉的。但民粹派的唯心主义立场使他们难以真正掌握马克思的学说。他们认为，走西方的发展道路必然要经历种种苦难，并将为不确定的未来付出过高的代价；资本主义并非俄国发展的必经阶段，只要推翻了专制制度，俄国农村公社的共产主义传统就将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桥梁。因此，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看作是只适合于西方而不适合于俄国的理论，他们只是从表面上肤浅地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并且经常把它同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杜林的思想混淆在一起。他们尊重马克思，但只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地接受马克思的思想，有时还竭力使马克思的观点适合自己的需要。
《资本论》俄译本在俄国出版后，俄国自由主义刊物《欧洲通报》曾发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尤·茹科夫斯基对它进行攻击的文章。茹科夫斯基以庸俗经济学的方法解释资本和利润的形成，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过是一种具有诡辩形式的乌托邦。为此，民粹派权威理论家尼·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题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科夫斯基的法庭上》的文章，反驳了茹科夫斯基对马克思的指责。但米海洛夫斯基是站在民粹主义立场上来捍卫马克思的。他认为《资本论》最重要的意义是揭露了资本主义的野蛮性，并且证明西欧资产阶级制度对俄国来说是有害的。他否认俄国存在资本主义，力图“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说明马克思学说的主要原理不适用于俄国。他还认为，《资本论》表明作者具有“罕见的逻辑力量和渊博知识”，其理论是严谨、完整的，因而也是有吸引力的，但正因如此，对它不能完全“把门敞开”。民意党人列·季霍米罗夫也曾评论说，马克思的著作在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时所具有的完整性和深刻性，在解释俄国的发展时就显得逊色多了；我们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我们革命进程的公式，他没有预言我们的未来，也没有为我们的行动提供纲领；在欧洲，马克思不仅是伟大的学者，也是政治领袖；但对于我们来说，他就缺乏后一个重要方面了。米海洛夫斯基和季霍米罗夫的这些观点反映了民粹派革命家对于马克思学说的一般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很清楚民粹派世界观的弱点和矛盾，但认为他们思想上的不成熟是与当时俄国社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并且特别赞赏他们坚定的革命意志、忘我的牺牲精神、国际主义的倾向和发动俄国农民起来斗争的意愿，热情地向他们提供忠告和给予支持。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尽力帮助俄国革命者寻求正确的世界观和斗争策略。他们对巴枯宁主义和涅恰耶夫主义的批判，对于纠正俄国革命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具有重要意义。1875年，在马克思的赞同和支持下，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同著名的民粹派思想家拉甫罗夫、特卡乔夫等进行论战，指出了民粹主义理论的错误之处。此后马克思本人也不止一次地向俄国革命者指出过他们观点上的失误，并就俄国知识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
俄国民粹派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只要清除了专制制度这一障碍，俄国便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合作和平均主义性质的农村公社为这种不同于西欧的方式提供了可能。但马克思认为，俄国面临的革命将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对于俄国发展的道路问题，马克思持审慎的态度。在1877年末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他在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曲解他的学说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 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山他以这种表述避免作出直接的明确的结论，但他已注意到并建议民粹派思想家考虑俄国已出现的“成为资本主义民族”的趋势。不过，马克思没有把这封信寄出。它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才被发现的。
在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俄国出现革命形势的条件下，俄国革命者中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和村社在未来发展中的地位进行着探讨和争论。他们都希望听到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意见。1880年，莫罗佐夫曾以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请求马克思发表一篇关于俄国公社问题的著作。1881年2月，由于对沃龙佐夫不久前在《祖国纪事》上发表的一篇试图证明资本主义在俄国没有基础的文章看法不一，查苏利奇代表流亡的革命者给马克思写信，请他就俄国经济发展的前景、特别是俄国土地公社的命运谈谈自己的看法。
查苏利奇在信中写道：“您不会不知道，您的《资本论》在俄国大受欢迎。……但是，看来有一件事您是不知道的，这就是您的《资本论》在我们关于俄国土地问题和我国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中所起的作用。您了解得比谁都清楚，在俄国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多么引人注目。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这您是知道的。我国的进步书刊，如《祖国纪事》在继续发挥他的思想。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我们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尤其如此。甚至我国革命的社会党人个人的命运也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究竟如何。”查苏利奇的恳切陈词说明了马克思的学说对于俄国进步思想的巨大影响，也使马克思不能拒绝对这个问题给予答复。
马克思四易其稿，完成了给查苏利奇的简短复信。他在信中表示，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必然性的理论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关于俄国农村公社，马克思写道：“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马克思对俄国公社和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看法，同民粹派的观点是有着原则分歧的。马克思不同意把俄国农村公社理想化，他认为公社本身不能成为俄国社会主义革新的泉源，只有在俄国人民革命使公社摆脱压迫、并且得到西方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下，它才有可能成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
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俄文版《共产党宣言》作序时，进一步阐述了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他们在指出了俄国公社已经遭到很大破坏这一事实之后，对公社是否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形式的问题，作出了他们认为“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比以前更加明确地把俄国公社的命运同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如果考虑到这时俄国的革命形势已经过去，革命者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因此也更谈不上引起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等等事实，我们也许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表述看作是对民粹派世界观的间接批评，希望以此促使俄国的优秀分子重新审查自己的信念，转向科学的社会主义。
作为俄国革命家的顾问和朋友，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着他们的思想发展，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的斗争事业。马克思恩格斯不赞成民意党人的幻想，但认为他们提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要求和争取政治自由、公民自由的口号是逐渐抛弃无政府主义和政治冷淡主义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意把个人恐怖手段作为政治斗争的方式，但相信民意党人会把它看作是暂时的、迫不得已的手段。当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在1881年3月10日给亚历山大三世的信中提出以召开立宪会议为条件来换取停止恐怖活动时，马克思恩格斯给予这一行动以肯定的评价，并认为这封信的坚定、平静而又克制的口气说明在革命者队伍中已经有人具备了政治家的思维和气质。马克思对另一个民粹派组织“土地平分社”，曾作过十分严厉和尖刻的批评，他谈到土地平分派“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指出他们的主要错误是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幻想“俄国应当一个筋斗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为了尽量影响民粹派革命家的思想，马克思欣然同意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在国外共同出版的《俄国社会革命丛书》撰稿，答应把自己的著作交给丛书出版，并为它专门作序。
80年代初，俄国革命青年中终于有人开始相信，只有马克思的学说才能引导俄国革命运动走上正确的道路。
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
19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俄国已明显地走上了西欧所经历过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在俄国土地上的迅猛发展，证明了民粹派的理论是没有前途的，同时也预示着西欧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俄国获得巩固的社会支持。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阿克萨科夫曾说过，只有“陷人民于满目荒凉”境地的那种发展，才能迫使人民接受西欧的先进思想。现在，资本主义确实使俄国人民的很大一部分贫困化了，欧洲思想的影响也因此而超出了贵族阶级的范围和知识阶层的圈子，扩展到了更广泛的群众。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迅速形成和发展起来，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使他们很快失去了从农村带来的种种政治成见。民粹派在农村中的活动遭到了失败，但他们在工人中的宣传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尽管这种宣传还不可能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但它发展了先进工人的民主主义意识，把他们引上了解放斗争的轨道。工人们正是从这里知道了欧洲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知道了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知道了马克思。还在70年代中叶，彼得堡就出现了最初的革命工人组织、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和罢工斗争，它们成为俄国社会冲突的一个新的重要内容。俄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开始从空想转向科学。只有从这个时候起，先进的俄国知识分子才在总体上不再是“聪明的废物”和“多余的人”了，他们从西方接受的先进社会思想才有可能在俄国找到实践的机会。
民意党人处死亚历山大二世的爆炸声，标志着解放运动和社会思想中的平民知识分子时期的结束。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俄国现实生活之间的巨大矛盾迫使先进的革命青年抛弃错误和幻想，从民粹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1883 年9 月25 日，日内瓦罗讷河畔的一家咖啡馆里，一群俄国流亡者在聚会。土地平分社成员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德、捷依奇和伊格纳托夫决定彻底放弃民粹主义，改变同专制制度斗争的纲领，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劳动解放社。这几个俄国人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序幕。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开始形成。
普列汉诺夫（1856—1918）在彼得堡矿业学院读书时就开始广泛接触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著作。70 年代后期他写的一系列文章如《俄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土地村社及其可能的前途》等虽是为民粹派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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