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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没有女性-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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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院时，骑兵连长和司务长到医院来探望。在战争时期我就很喜欢连长，可那时他从来不注意我。他是个美男子。军装特别合身。男人穿军装个个服贴。可女人的穿着又怎样呢？都要穿肥大的男式长裤，辫子也不许留，一律剪掉，简直象个男孩子。直到战争后期才批准我们留头发，梳辫子。在医院里，我的头发长了出来，我变得漂亮了，结果呢（她开心地笑了），他们两人竟然同时爱上了我。整个战争，我们都是在一起过来的，我从来都没引起过他们的兴趣，可是现在，他们两个人——骑兵连长和准尉司务长——同时爱上了我，都来向我求婚了。
“战后，我想尽快忘掉战争。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马上调节好自己的心理。父亲帮助了我和姐姐。他是个聪明人，他把我们的奖章、勋章和奖状证书全都收去，藏了起来，对我们说：
“‘战争过去了，仗也打完了。现在你们必须把它忘掉。战争是战争，现在是现在。你们应当穿上便鞋了。你们俩都得给我打扮得漂漂亮亮才行，你们还应该去学习，应该出嫁……’“可是奥丽雅却老是不能适应新生活，她太傲气了。我记得，有一次听到爸爸对妈妈说：‘这是我的过错，让姑娘们这么小就去打仗。战争哪能会不伤害她们呀……’“因为我获得过勋章和奖章的缘故，发到一些优待券，可以到军人服务社去买些紧缺商品。我到那里去给自己买了一双当时最时髦的胶底女鞋，还买了外套、连衣裙和高筒套鞋。
“我想起一位年轻的中尉，那次我把他背下来，差点没累死。我给他的两条腿包扎，进行止血和救护，而他却向我请求：‘别包扎了，干脆把我打死得了……’后来我一直怕见到他……
“我住医院时，那儿还住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他是坦克手，名叫米沙……姓什么现在我已记不得了。他的两条腿都给截掉了，右胳膊也截掉了，只剩下左边一条手臂。截肢部位很高，腿是从盆骨那儿锯掉的，连假腿都不能装，只能坐轮椅。医院为他特制了一辆高轮椅，每个外来的人都推推他。当时有很多老百姓到医院来帮助照料伤员，特别照顾米沙这样的重伤员。来人中有孩子，有妇女，也有中学生。伤员还收到许多慰问，食品啦，热情洋溢的信啦，等等。当时每人都竭尽全力参加这项活动，人民是从不计较得失的……
“人们把这位米沙抱上抱下，他也不感到沮丧。他真想活啊。他只有十九岁，简直还没好好生活过。我也不记得，他是否有亲属。但是他深知，人们不会撇下他一个人受苦的，他相信人们不会忘记他……
“当然，战争是在我们国土上进行的，到处都留下了废墟。我们解放的一些村庄，已经全被烧毁了。我记得在一个村子里，不知从哪儿钻出一个妇女来迎接我们。她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我现在还记得，她拿出一个装鸡蛋的盘子，里面盛着五个鸡蛋……
“我和奥丽雅战前的理想是当医生，可是后来我们谁都没当。我们不需要经过任何考核，就可以去学医，我们前线回来的人有这种权利。可是人们的苦难，人们的死亡，我们见得太多了。一想到我们又要目睹那些情形，就已经受不了了……甚至过了三十年，我还劝阻女儿不要报考医学院，虽然她很想报考……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接着说：
“我对战争中最后那几天记得最清楚。那天，我们正骑马行军，忽然不知从哪儿传来了音乐的声音，是小提琴独奏……在我的感觉里，战争就是这天结束的，而不是在胜利日，尽管那天所有的人都狂欢着朝天鸣枪，互相拥抱，亲吻。而我认为是听到小提琴独奏的那一天。两个星期后，人们才开始谈论德国人的投降和我们的胜利。那天突然出现了音乐，真象是神话故事。我就象大梦初醒似的……
“我们大家都认为，经历过战争，经过如比严酷的人间浩劫和滔滔血泪，生活将变得格外美好。我们还以为，所有的人都会变得非常善良、彼比相爱……因为大家都受过那样深重的灾难。正是这大灾大难才使我们成为兄弟姐妹，情同手足！我们朝思暮想的就是这一天——胜利日。这一天也确实是美好的，甚至连大自然都感受到了人类的内心情绪。可是人们呢？当我如今看到一些恶人，看到一些专为自己谋私利的个人主义者时，真弄不懂：这些现象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出现的？
“我老是记着那小提琴的乐声，那轻柔的悠悠琴声，就象孩子的声音。我那时的感觉，真仿佛我刚从沉重的梦魇中醒来一样。和平多么美好人类多么可爱就在那时，我才第一次想到了未来。我们大家都忽然兴致勃勃地谈起以后的事来了我们谈起了爱情，大家都渴望恋爱。虽然我们经过了严酷的战争，但我们大家都会生出美丽的孩子……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和科尔日姐妹俩道了别，离开了她家。在我的公文包里；带走了“又一个战争”。轻盈而略为干枯的树叶给燥热的柏油马路带来了秋天的气息。在路边砂地上，一群孩子和一些胆大的家雀在一起玩耍，几个既不象城里人又不象乡下人的老太太沐浴着秋阳。我带着舒畅的心情注视着宁静安详的天空下这个我所熟悉的世界的每一点细微之处。
我知道，到了明天，我又要拿起电话，同那陌生的声音交谈，约定新的会面了。而今天一回到自己的住宅，我又会产生那种想法：我的录音机简直就象一件刑具，上面缠绕着关于战争的痛不欲生、无穷无尽的回忆。我已经无力按下录音机的“停职”键，无法道歉，也无法拒绝了，我脑海里承受的内容太多、太多了。
我唯一能够做的，恐怕就是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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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9章 “我们没有打过枪……”
无论我到什么地方，总会有一些热情而无私的人们主动跑来帮忙。一些老战友、邻居和同事经常在电话里或信上通知我，或者直接跑到编辑部来找我：“请把这个有趣的人物介绍给大家吧。”“快去采访一下这位妇女吧。”“听说您在寻访，我想悄悄告诉您一个地址。”
把他们联系在一块儿的是一个热烈的信念，那就是再现过去岁月的真实，它是战争见证人和直接参战者的财富。是的，关于战争，正在写和将要写的内容太多了，而且这些参战者的见证是不会重复的。他们的记忆中保存着数十个片断、细节和详尽的感受，都不能由他人杜撰和臆造。所有这一切或是来自讲述者的亲身经历，或是她本人亲眼所见。回忆和筛选这些细节——本身便是一种才能。我真想宣称，这是女人记忆的特征。女人们是用独特方式观察，也是用独特方式记忆的。
请看以下三个小故事：
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季尼娜（列兵，炊事员）说：
“战争前我过得很幸福，待在爸爸妈妈身边。我爸爸是从苏芬战场上回来的，少了一个手指头，我总问他：‘爸爸，为什么会有战争？’“战争很快就来临了，我还没怎么长大呢。明斯克居民开始疏散。我们被送到了萨拉托夫。我在那儿的集体农庄干活儿。有一次，村苏维埃主席把我叫了去。
“‘小姑娘，我一直在考虑你的事儿。’
‘我很奇怪：
“‘您考虑我什么事儿呀，大叔？’
“‘还不是这该死的小村子都得怪这该死的小村子……’“我站在那儿莫名其妙。他又说：
“‘上面来了一个文件，要我们出两个人上前线。我没有人可派，本来想自己去，可是又放不下这倒楣的小村子。又不能派你去：你是疏散来的。也许，你还是能去的吧？我这儿有两个小姑娘；你和玛丽亚·乌特金娜。’“玛丽亚是个成熟的高个子姑娘，而我呢？又瘦又小……
“‘你能去吗？’主席又问。
“‘能发给我一副绑腿吗？’我反问。
“那时我们浑身衣服都烂了，我们就是想领到一些用品
“‘你真是个好姑娘，到了部队会发给你一双皮鞋穿的。’“于是我同意了。
“……我们从军列下来时，一个魁梧的大胡子叔叔来接我们。可是谁也不肯跟他一起走。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也没问。我是这种人，不愿当积极分子，从来不干挑头的事儿。我们不喜欢这叔叔。后来又来了一个漂亮的军官，真是个美男子他劝动了我们，我们就跟他走了。等我们到了部队，在那儿又遇上了这个大胡子叔叔。他笑着说：‘噢，调皮鬼们，怎么不肯跟我一块儿来呀？’‘少校对我们点名，逐个询问：‘你会干什么呀？’“一个姑娘回答：‘我会挤牛奶。’另一个姑娘说：‘我在家帮妈妈煮过土豆。’“点到我的名了：
“‘你呢？’
“‘我会洗衣服’
“‘我看，你是个好姑娘，要是你再会做饭的话。’“我会做饭。’
“于是，整个白天我做饭，到晚上，我就去给战士们洗洗内衣，再站上两个小时的岗。当人家对我喊‘哨兵哨兵’时，我怎么也回答不上来——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整个战争我都在想：我见后回家时，要好好向爸爸妈妈讲一讲，我受了多少苦。可是我现在回来了，却没人可告诉了：爸爸和妈妈都被法西斯打死了，我所有的亲人都被杀害了……”
卫生员亚历山德拉·约瑟荚娜·米舒金娜回忆说：
“我们被派到医士——助产士学校举办的半年制训练班学习，总共是一百名姑娘……里面有炊事员，卫生员——各个专业种类都有。训练班结束后，我们步行到车站，再从那儿乘卫生专列分到各地。我们身上穿的是家常衣裙、头巾，辩子上还扎着蝴蝶结……一位将军看到我们，命令他的汽车停下来，探出头来问：‘这支花枝招展的队伍是干什么的？’“我并没有被派到前沿，而是进了二十二集团军的野战医院。在战前连煤油炉都不会点的我，竟然来到卫生检疫站工作。伤员一到，我们就给他们分类、脱衣服，换衣服、剃头刮脸、洗澡擦身。他们都是软弱无力的。所有的脏活儿都是我们干，我们也不得不经受这一切：害羞，人类的惨相，不堪目睹的肮脏，虱子……’斯维特兰娜·尼古拉耶夫娜·柳毕契在战争中是义务卫生员，现在是白俄罗斯列宁国立大学的教师，她说：
“我乘坐在卫生列车上。我记得，头一个星期我一直在哭：第一，因为离开了妈妈，第二，我睡在上铺，算是我的‘小房间’，可那儿现在堆满了行李。’“您在什么年龄里上前线的？’
“我那时正在读八年级，但没有读到年底。我是偷偷跑到前线去的，卫生专列上的姑娘们全都是我这个年龄。”
“你们都干些什么？”
“我们的工作就是照料伤员。喂水，喂饭，送便壶——这些活儿全是我们干。有一个此我大一些的姑娘和我一块儿值班，开始她很照顾我：‘如果他们要便壶，你就招呼我。’伤员们伤势严重：有的没有手臂，有的没有腿。第一天我还叫那位姑娘递便壶，可是后来，一—她也不可能整天整夜跟我在一起呀——就留下我一个人值班了。于是伤员也这样喊我：‘小护士，便壶’“有一次，我把便壶递给一个伤员，可是他不接过去。我这才发现他没有手。我脑子里马上闪过一个念头，想象着该怎么办。我站了好几分钟，不知如何是好。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确实应该帮助他，……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是怎么回事，从来没有瞧见过。甚至在训练班上也没跟我们讲过……”
在战争中，不仅是开枪、轰炸、肉搏、挖战壕——还要洗衣衫、煮菜汤、烤面包。“在战争中，我们女人的活儿堆积如山。”——卫生员米舒金娜说，为了使战士们安心打仗，必须让他们有衣穿、有鞋穿、有吃的有喝的、有干净衬衣，否则他们也不会成为一个好兵。在战争史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饿肚子的邋遢部队吃败仗就因为它是饿肚子的邋遢部队。军队向前进，跟在它后面的应该是“第二方面军”——洗衣女兵、烤面包兵、炊事兵。亚历山德拉·约瑟芙娜自己也没料到，正是她使得我产生了这种展望，要多找些在战争中担任这类职务的女兵谈谈。
……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玛莎柯夫斯卡雅带着惊诧而困惑的神情开门迎接了我。这位战争中的列兵炊事员对我说：“我们没有打过枪，我也没有打过枪。我每天给战士们烧粥，为此我还得过一枚奖章呢。对于这枚奖章，我从来不当一回事：我又没有打过仗！我只管烧粥，烧大锅汤，搬锅灶和大桶，它们死沉死沉的……我记得，连长有一次对我说：‘我真想开枪把这些大桶都打穿……这样劳累下去，战后你还怎么生孩子呀？’后来有一次他果真把所有的大桶都开枪打穿了。结果不得不到村里又找来了一些小一点儿的桶。
“有一天，从前沿阵地上回来了一群小战士，是让他们来休假的。可怜的小家伙们，浑身肮脏，累得不成样子，手脚都冻坏了。大家特别害怕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地区的严冬。在他们老家那儿，常常有太阳，很暖和，而这儿往往冷到零下三、四十度。他们身上暖和不起来，只能由我们来喂饭。他们自己都拿不住汤匙吃东西了。”
在同一个地方，柳班希纳地区的乌列奇镇，我找到了玛利亚·斯捷潘诺夫娜·杰特科和安娜·扎哈洛夫娜，戈尔拉契。她们两人早先在集体农庄工作，现在都已靠退休金生活，并抚养着孙儿们。她们谈得很少，象是要证明，她们的生活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而人家却大老远赶来访问她们。她们一个劲儿地想把我介绍到当地名人那儿去：“菲多洛维奇的奖章不计其数，还有两枚‘光荣’勋章。”她们说，各地的记者们“接踵而来”采访他。而且最足以说明问题的，还不是那些甚至从明斯克“专程”赶来的记者，就连集体农庄主席在胜利纪念日还亲自到菲多洛维奇家去登门祝贺呢。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花园里盛开的樱桃树中和格外柔软的春草上很不协调地谈论和倾听鲜血、死亡和危险。两位妇女讲得并不多，大部分时间都在流泪。
“……我给士兵们洗衬衣。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洗衬衣。衬衣送来了，磨损得那么厉害，肮脏不堪，爬满了虱子。还有医务人员的白大褂，几乎都认不出来了，上面溅满了血，大褂已经不是白色，而是红色的了。军装没了袖子，胸口上全是窟窿眼儿，裤子没有了裤管。我们真是用泪水洗，泪水漂啊，这样的衬衣堆积成山，哪能洗完我现在一想起来，胳膊就酸胀，我常常在梦里见到这些情形。这是用语言讲不出来的……”——玛利亚·斯捷潘诺夫娜·杰特科（列兵，洗衣员）说。
“我们给士兵们换衣服、洗衣服、熨衣服——这是怎样的英雄壮举啊。我们全是骑马，很少乘火车，简直可以说，我们是步行到达柏林的。如果要回忆我们做过的所有事情的话：我们帮助卫生员背过伤员，在德聂伯河畔搬运过炮弹，因为不能用大车运，只好捧在怀里硬是走了好多公里……”——安娜·扎哈洛夫娜·戈尔拉契（列兵，洗衣员）说。
已经走到门口，也告过别了。安娜·扎哈洛夫娜突然脱口说道：“我觉得，我讲得太少了。我有那么多的故事，可是我讲得太少。”
不管你请求别人从什么地方开始说，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开头。
“司务长问我：‘小姑娘，你多大啦？’‘十八岁了，干吗？’‘是这样，’他说，‘我们不收不够年龄的人。’‘随便您派我干什么，就是烤面包也行。’‘那我们要你了……’”（穆哈梅金诺娃，列兵，面包员）。
玛丽娅·谢苗诺夫娜·库拉柯娃从伏尔加格勒州米哈依洛夫卡市写来的信中说：“我读完了师范学校，正好爆发了战争，我们也就没有毕业分配，回到了家里。没过几天，就得到通知要到兵役委员会去。妈妈不放我走。不错，我那时还年轻，只有十八岁。妈说：‘我送你到哥哥那儿去，我对别人就说你不在家。’我说：‘我是个共青团员呀！’兵役委员会把我们集中起来，如此这般地动员了一番，要求我们妇女去为前线烤面包。
“……活儿很重。我们共有八个大烤炉，每到一个被破坏的村镇或城市，就要把烤炉架起来。架好烤炉，又需要柴禾，二三十桶水，五大袋面粉。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姑娘，搬的都是七十公斤的面粉袋，我们两个人一抓就扛起来了。或者是四十个白面包放在担架上让你抬，象我这样的身子骨根本抬不起来。我们日日夜夜地烤面包，这几盆的面还在发酵，那几盆的面已经快做成面包了。敌人炸敌人的，我们做我们的……”
她们没有意识到她们完成的是什么业绩，她们始终认为：自己干的是“非英雄主义”的行当。她们总是说，在战争中她们干的是女人家自古以来就应该做的事儿—一浆洗、缝补、服侍男人。然而，如果没有她们这些伟大的勤劳的参战者，胜利是没有指望的。
在基辅，我结识了瓦莲金娜·库兹敏尼契娜·鲍尔肖芙斯卡娅。她讲的故事使我兴趣盎然，因为它概括了所有“打过仗但没开过枪”的人的经历。所以我决定把它原原本本说来，不惮过多的重复。有些重复，不论在这个故事 还是在别的故事里，往往是必要的。人在战争中期和后期的思想感情和精神状态是不大能一目了然的，尤其是如果不知遭这个人在战前是何许人的话。你当时是十七、八岁还是二、三十岁，离家时是小姑娘还是把孩子留在家里的成年妇女——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譬如，娜杰日达·米哈依洛夫娜·斯柯贝廖娃（大尉，军医）对此是这样回忆的：
“我们撤退时，把一切都烧光、一切都炸光了。燃料、弹药都销毁了，只剩下一片火海。目送我们撤退的女人和孩子们都走出屋来，站在路边问：‘你们怎么能把我们丢下呢？把我们也带上一起走吧……’如果我是个做母亲的，我不知道我会怎样忍受这一切。也许，年轻人心情此较轻松，我当时就没有那种感情，也不懂得做母亲的心。正因为如此，我才坚持住了。上了年纪的人就很难忍受这场面，有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边走边哭，眼睛都不敢抬……”
所以，她们总是从最初阶段，从战争的第一天开始回忆。回忆最初阶段——这是基础，然后上面就能建起整幢的回忆大厦。没有基础，大厦就要分崩离析。
鲍尔肯夫斯卡娅离家上前线时是二十四岁，她多次向我重复说：“那时我已经很懂人事了。”
瓦莲金娜·库兹敏尼契娜·勃拉特契柯娃—一鲍尔肯夫斯卡娅（中尉，野战洗衣队政治指导员）说：
“战前我在西班牙儿童保育院工作，孩子们都是三七年从西班牙送到我们基辅来的。我学过西班牙语，在里面当保育员。
“我是‘五一’节结的婚，六月二十二日战争就爆发了。我还记得，第一批德国飞机进行空袭时，我们都不知所措，而西班牙的孩子们已经开始在院内挖壕沟了。他们倒是全都懂。……我们把他们送到后方，然后我到了平札州。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是组建一个护士训练班。一九四一年底，由我主持了这个训练班的考试，因为所有的医生都上前线了。我给学员们发了证件后，自己也申请上前线。上级把我派到斯大林格勒陆军野战医院。我在周围的姑娘们中间是最年长的，至今还和我保持友谊的索尼亚·乌特鲁戈瓦雅，那时才十六岁，刚刚读完九年级，就进了这个医务训练班。我们到了前线，都第四天了，索尼亚还坐在小树林里哭。我走到她身边。
“‘索涅奇卡，你怎么还在哭啊？’
“‘怎么你不懂，我已经三天没见到我妈妈了’她回答我。
“现在我一向她提起那件事，她就咯咯笑起来。
“在库尔斯克会战时，上级把我从医院调到了野战洗衣队当政治指导员，洗衣员都是非军事人员，所以通常是这样：我们坐在大车上，车上堆放着大水桶、洗衣盆、保温桶，最上面则坐着身穿五彩缤纷的裙子的姑娘们。这一下，谁见了都大笑着说：‘洗衣大军来了……’人们把我叫做‘洗衣政委’。过了好长时间，我的姑娘们才穿得不太刺眼了，就象俗话说的那样，凑凑合合过得去了。
“工作很繁重。我们每到一地，上级就拨一间茅屋、木房或掩蔽部给我们，我们就在里面洗衣服。先用凯牌肥皂水浸泡，然后洗净烘干。灭虱剂是有的，可是当时灭虱剂已经不顶用了，我们只好用凯牌肥皂。这种肥皂非常难闻，气味简直吓人。而在这间房子里，找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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