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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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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非要去找他?”“我没心思。”我负疚地说,我想我不能欺骗她,“我现在什么也不想,我只想跟着养蜂人去养蜂。”
            
  “你一定很痛苦,只有痛苦的人才会去养蜂。”“不。我从来没什么痛苦,我就是不想回家。”“你真浪漫,”她又说。突然她抬起腿猛踹我一脚,“快滚吧,找你的养蜂人去,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幸好踢得不重。膝盖震了一下。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踹我一脚这真是有理讲不清。你总不能跟一个女孩打起架来。对女孩你总得让着点。我走下古城墙时心情很复杂,我不明白浪漫跟我找养蜂人有什么关系。抬头看看城墙上,那个女孩正在孤独地漫步。她不至于想不开跳下城墙吧?她怎么会爱上我的呢?说实在的我有点若有所失。我毕竟还没有经历过多少爱情我当然若有所失了。
            
  我梦见养蜂人在前面走,我跟在他身后。我们正穿越一片春天的紫云英花地,有一辆牛车驮满了蜂箱吱扭扭地在土路上驶过。我听见一只钟在薄雾蒙蒙的远方敲响,蜂箱自动打开,所有的蜜蜂都迎着乳黄色太阳飞过去,飞成各种神奇的队列,而紫云英花朵馥郁清新,每一朵都像一只琴键被风的手指弹奏。当蜜蜂飞上去田野里的声音有如一场细雨你觉得你走在一场芬芳充满音乐的细雨中,我梦见养蜂人微笑着对我说,“这多好,你身上背了一只大蜂箱。”我真的梦见我光着脊背背了一只巨大的蜂箱在紫云英地里走。我总听见蜜蜂在我耳边嗡嗡地鸣叫,看见蜂翅在四面八方闪烁银色的光芒。我觉得养蜂人领我经过的地方非常熟悉,但我怎么也分辨不出那是什么地方,好像是泥江城外,好像是我的家乡小镇,又好像哪里也不是而是一个遥远神秘的新世界。我是在清泉浴室里做这个梦的。你知道梦里的蜂鸣实际上是淋浴龙头的溅水声。这未免让人沮丧。赤裸的城市人趿着木屐在浴室里行色匆匆,而我却熟睡着做这个荒唐无聊的梦。我不知道怎么会喜欢上了浴室这个鬼地方。我老觉得头发上脚上身上有汽油味烂瓜果味有灰尘还有珍珠霜法国香水的怪味,怎么洗也洗不干净。我甚至还喜欢上了修脚老头的全活,他一走过来我就主动地把脚架到他的膝盖上,说:“全活。”“怎么样,上瘾了吧?”修脚老头狡黠地对我说。“不知道。”我说,“我反正没事干。”
            
  “凡事就怕你沾,你一沾就上瘾了。上了瘾就收不住了。”噗嘟。噗嘟。我听着这声音就觉得梦里的一切都模糊起来。修脚老头的手是不是有魔力?在城市里呆长了你就会有一手魔力,你就要靠这一手魔力吃饭。
            
  老头说:“人活着也就是上澡堂泡泡快活了。还有什么?从前有鸦片白面。那玩意也就是怕上瘾,瘾一来家破人亡不说死了还欠一屁股债。没意思啊。”
            
  老头说:“还是泡澡堂好啊花不了几个钱图个全身轻快,我在澡堂修了几十万臭脚了,我想泡一泡就是没工夫。没什么意思啊。”老头又说:“我还是上班快活些下班回家还是受气,我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结婚花5000元钱我哪里还有存款呢?儿子媳妇今天等我开家庭会议,他们要把金锁卖了买彩电,金锁是祖上传下来的,我就是把金锁吞进肚子里也不能给他们狗杂种,他们要就来开我的膛挖开我的胃吧。”我迷迷糊糊听着修脚老头的唠叨。我从衣服口袋里找钱给他时,猛然发现老头流了眼泪。他呆滞地看着我的脚,伸手摸了摸又推开了,然后他说了声“没意思”就走开了。我从来没见过老头哭,老头一流眼泪你真不知如何是好。我记得是元旦前一天我最后一次去了清泉浴室。我走出池子时看见浴室里一片骚乱。有人喊着“锅炉房锅炉房”有人手忙脚乱地围着浴巾朝锅炉房跑,我拉住一个人问:“怎么啦?”那人一边跑一边说:“吞金啦。”我说:“是谁吞金啦?”另一边有人回答:“老田,修脚的老田吞金啦。”我跟着他们往锅炉房跑,跑到锅炉房时我发现朝向大街的门打开了,街上也围了好多人看着四个白大褂把老田往救护车上抬。我不能再往前跑。救护车很快地呼啸而去。我想起老田给我做全活的情景,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想那个老田怎么开玩笑似地说吞金就真的吞金了呢。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对三个儿子媳妇生这么大的气。
            
  就是元旦的前一天我从清泉浴池回旅馆时看到门缝里塞了一封信。我一看信封上那蝌蚪般的字迹就大声叫了起来,“养蜂人。”信封里是一角《南津晚报》,我看见报纸的一角画了一张图,图下写着几句流草难辨的诗句:
            
  四面是城市中心是你家养蜂人在天上
            
  你来找我吗?
            
  我从来没读过这样混帐透顶的信。但我不相信养蜂人的出现就是为了作弄我。我拿着那一角《南津晚报》去找服务员,我说:“这封信是你塞进门缝的吗?”她说:“没有。”我又问,“那你看见有一个养蜂人来过吗?”她厌烦地说,“没有没有。我没有看见什么养蜂人。”她拧过脸去又低低地骂,“神经病。”我跑到百子街上逡巡街上的人流。街上拥挤着五颜六色的人群五颜六色的汽车摩托车售货车。没有高个子细长眼睛络腮胡子黑皮夹克那个养蜂人。风从街口吹来,卷起地上的最后几片梧桐落叶,有一个中学生把微型半导体收音机装在衣袖里回家,我听见女播音员在播送天气预报:“明天阴有小雪西北风五到六级。”这是1986年最后一个冬天日子,在一座城市的一条街道上。又是一个微雪的傍晚,我由西向东从百子街的和平旅社走到火车站。我挤在等待检票的队伍中心里寂静空旷,我跟着杂乱喧闹的队伍往检票口一点一点地移动,身后是我的第九座都市。事情就是这样,你总是离开一个地方再去另外一个地方。你想不出其它生活的方法。
            
  我得坐在火车上决定目的地。
            
  我永远不回家,因为我发过誓。
            
  我想在哪儿下车就在哪儿下车,问题是我不知道养蜂人躲到哪里去了。中国这么大,你要找一个养蜂人多不容易。谁来告诉我养蜂人躲到哪里去了?人人都在忙碌,谁有功夫来告诉我养蜂人躲到哪里去了?
          
       
  蝉在一九八八年夏天依然鸣唱。
            
  我选择了这个有风的午后开始记录去年的流水帐,似乎相信这样的气候有益于我的写作。日子一天天从北窗穿梭而过,我想起一九八七年心情平静如水。在潮汐般的市声和打夯机敲击城市的合奏中我分辨出另外一种声音,那是彩色风车在楼顶平台上旋转的声音。好久没有风了,好久没想起那只风车了,现在我意识到风车旋转声对于现实的意义,所以我说,平静如水。
            
   或者倒霉的一天
            
  日记写道:你作为一个倒霉蛋的岁月也许始于这一天。我是想回老家过春节的。我带着一只大帆布包和一把黑雨伞到了火车站。那是这个城市的被废弃了一半的旧车站,只发开往南方的短途车。那天有下雨的迹象,天色晦暗,但雨却迟迟下不来。我走进低矮的候车室时觉得里面很黑,好像停电了,五排长条凳上坐着的人一个个孤岛似的若隐若现。我找了个空位坐下,我把包放在地上,把伞插在帆布包的拉手里,一切都没有异常之处。邻近的一条壮汉盘着腿在看《家庭医生》,我问他,“停电了吗?”他说,“车站怎么会停电?停了信号灯怎么亮?”我想想也是。但我对旧车站的幽暗实在不习惯。为什么不开照明灯呢?
            
  检票口还不放人。我听见一个女检票员尖声对冲撞铁栏杆的人喊,“急什么?火车不是马车,该走就走不该走你打死它也不走。”我记得我笑出了声,我对于别人的幽默总是忍俊不禁。然后我闭上眼睛等待广播检票。事后我想想我的一切都没有异常之处。我是想回老家过春节的。不知什么时候我觉得额头上被什么冰凉的物体一点,睁眼一看,候车室天棚上的吸顶灯都亮了,一个白衣警察岿然站在我面前。当时我觉得光明是和警察一起降临的,这很奇妙。
            
  “放人了吗?”我说。“把你的证件拿出来。”他说。
            
  我这才意识到哪里出了毛病。我拉开帆布包的拉链,掏出工作证给他。“怎么啦?”“没什么。”他翻开工作证溜了几眼,然后递还我说:“放好吧。”
            
  “快放人了吧?”我问。
            
  “快了。请你跟我来一趟。”他又说。我注意到他的脸色很严肃,胡子修得发青,双眼炯炯有神,而一只手漫不经心地抠着鼻孔。“为什么?你觉得我是坏人吗?”我盯着他的另一只手。“跟我来一趟吧。”另一只手正慢慢举起来。“去哪儿?”我猜测那只手才是关键的手。“跟我来就知道了。”关键的手朝我肩上拍了一下。我想了想还是拎起了包,我不知道哪里出了毛病。他领着我朝盥洗室旁边的铁门走,一根黑色的镶有皮套的警棍挂在皮带上不时碰撞他的干瘪的臀部。铁门后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在走廊里我想起那把伞忘在长条凳上了。我像一只没头没脑的羊跟着他走进车站派出所,我预感到一场莫名其妙的宰割就要开始了。办公室里还有四个人,好像在玩牌,一个刚把纸条从鼻子上揭下来,另一个手指关节咔咔响着把凌乱的扑克刹那间洗成一块。这时候我又笑了,我总是难以克制自己的笑,这种毛病总有一天会惹来灭顶之灾。揪住我的警察猛地回头:“不准笑!”“不笑。”我应着坐到屋子中间的圆凳上。我觉得自己像个老练的被捕者,这让我有点迷惘。我弓腰坐着,看见帆布包可怜地缩在地上,我在想帆布包里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我肯定没有携带任何违禁品,我只是想回老家过春节。“姓名?”“李多。”“我问你真实姓名。”“那就是真实姓名。我没有假姓名。”
            
  “住址?”“江南路11号五楼。”
            
  “老实点,到底有没有住址?”
            
  “怎么会没有?我不是流窜犯。”“谁知道?不查清楚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流窜犯?”我终于明白我被怀疑是个流窜犯,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被怀疑是个流窜犯,在春节前遇上这种事情不能不说是倒了大霉。我看了看手表,离火车发车只有五分钟了,我站起来说,“完了吧?再不完我就误了火车了。”他们坐着不动,那些眼睛有着相仿的严峻和淡漠的神色。假如我是羊,他们就是牧羊人。牧羊人不让羊走羊不能走。于是我又坐下,我隐隐听见候车室的广播在嘤嘤地响,一定是检票了,要坐火车的人都上火车了,而我却突然失去了这个权利。你体会不到我的绝望和沮丧。揪住我的警察跟审讯者小声说着什么,然后我听见他们提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问题。
            
  “有前科吗?”“什么?”“装蒜,问你有没有参与流氓盗窃反党活动,譬如河滨街纵火案,友谊商店失窃案,或者民主墙运动,你有没有前科?”“没有。这太荒唐了。”
            
  “你说谁荒唐?”“我说火车,火车要开了。”
            
  “你说坐火车重要还是维护社会治安重要?”“都重要。可我没有扰乱社会治安。”
            
  “那你为什么私藏凶器?”
            
  这时候我真的懵住了。我没有凶器。我从来不打架为什么要私藏凶器。我说,“你们弄错了,我没有凶器。”然后我把帆布包朝前面推了推,让他们检查。揪住我的警察从口袋里掏出一副白手套戴上走了过来,他斜视了我一眼然后刷地打开帆布包拉链。我看见他飞快地掏出一把手枪来。我松了一口气,差点又笑出来。但我拚命忍住了。因为那是一把香港产的塑料手枪,形状逼真,但毕竟不是凶器。“是玩具手枪,给我小侄子玩的。”
            
  他把塑料手枪在手上掂了掂,脸色恼怒。他继续在包里摸索着,又抓出一把西瓜刀,拎着刀柄朝我晃着。“这又是什么?”“西瓜刀,不是凶器。”
            
  “现在没有西瓜,为什么带西瓜刀?”
            
  “到夏天就有西瓜了。”
            
  “狡辩,凡是十公分以上的刀具都算是凶器。是条例。”“我不知道这个条例。”
            
  “带你来就是让你知道。手枪和刀我们没收了。现在你可以走了。”“没收刀我没说的,但枪是玩具为什么要没收呢?”“玩具枪也不准携带上车。这也是条例。”我终于站起来,脑袋已经被搅得像一团浆糊,我真的像一个被假释的犯人朝他们点点头告别。突然想起我是来坐火车的,赶紧朝候车室跑。候车室的灯光再度隐去,我看见我坐过的那排长凳上已经空无几人。我挥着车票朝检票口闯。那个女检票员眼疾手快地把栅栏门拉上。她说你干什么?我说我坐火车。她夺过我的车票看了看,对我微笑着说,“放你进站你也赶不上那趟车了,火车比人跑得快你明白吗?”我把包挂在脖子上愣了一会儿,然后我说,放你妈的狗屁。她拧起柳叶眉说,骂谁?我说我骂全世界,骂全世界,不关你的事。我又去找那把伞,根本不见伞的踪影,伞也让谁偷走了。我朝外面走发现那场雨已经下了很长时间了,我竟然不知道。知道了也没办法,有人想偷你的伞你只能去商店买一把新伞。买一把新伞没什么,可惜的是我最喜欢的塑料手枪被没收了。
            
  没有第二节
            
  我给江南路11号的公寓起名为太阳大楼。那是我爷爷革命六十年得到的礼物。他把房子里的所有乳白色门窗壁橱都漆上了一层红色,然后交付我使用。我说为什么要把白房间漆成红房间?他说不能让你太资产阶级化了。红的使人进步,白的使人堕落。我觉得爷爷的思维很可爱,对这种婴儿式专制你只能听之任之我行我素。我在墙上贴满了从各种画报上剪来的彩色画页,从拳王泰森到性感女明星金斯基到美国总统里根,那些人爷爷都不认识,他问我这是哪路英雄?我说是美国共产党,他就朝我头顶刷了一巴掌,“你骗人,哪国共产党也不是这种熊样,不穿衣服吗?”我说那我没办法他们穿不穿衣服你可管不着。那是美国啊。
            
  太阳大楼的居民习惯于蜗居生活,有时候我在楼下的信箱边看见那些深居简出的邻居,他们的脸上有一种纵欲过度营养不良的晦气。他们夹着报纸慢慢地上楼,臀部像地球一样沉重,我不知道他们从早到晚忙了些什么,搞成这种半死不活的样子。以后太阳落山了,以后天就黑了。从太阳大楼的各个窗口涌出电视机的音量,射雕英雄郭靖播音员杜宪罗京还有美国唐老鸭歌星×××吵成一团。偶尔夹杂着一只饭碗砰然落地的声音。这就是夜晚了。
            
  夜里难熬,有时我穿过回形走廊去楼顶平台,一路打开所有熄灭的灯,我看见那把木梯依然躲在隐秘的角落里,我把梯子架到通口爬上去。太阳大楼如今失去了新鲜的意味,让我喜欢的事物只有这楼顶平台了。
            
  平台上的四座碉堡实际是四只大水箱,除此之外它基本上是一片城市的草原。草原中央有一只断腿的靠背椅子,从我头一次上平台起那只断腿椅子就孤独地站着,不知道是谁把它放在那里的。我如果坐上去就感到自己成了一位现代国王,身边的世界清凉而神圣,一切都已远去,唯有星星和月亮离你很近。夜露坠下来了,西北方向的铁路上驶过夜行货车后我将听见某种神秘的召唤。我总是听见那把椅子折断的声音,咔嚓,轻轻的然而深邃富有穿透力。早在一九八六年我就听见了这声音。我在平台上静坐着,听见从我的背后响起了这声音。我回头看了但什么也没看见,那天月光昏暗。第二天听说夜里有人跳楼身亡。太阳大楼的居民围着楼下一摊血渍惊慌失措,我手脚冰凉,我想我怎么没看见那个人,事发时我就在楼顶平台上,却没看见那个人。
            
  自杀者把一只彩色风车插在水泥裂缝里后跳了楼,我看见那只风车就想起人的身体在空中自由坠落的情景。人们说那是一个美丽的女孩,穿着白衣白裙,长发遮住了半边脸。一九八六年夏季在恍惚中过去。我渐渐怀疑那是我所热恋的女孩。我怀疑,别人也这样怀疑,怀疑我把女孩从楼顶平台上推下去了。这几乎是一个神秘的命题,我从来不告诉你楼顶平台上的事。每当月光明净的时候,我夹着一本书在月光下阅读,现在读的书是约翰·韦恩的《打死父亲》,告诉你书名不要紧,反正你找不到这本可怕的书。
            
  关于雷鸟
            
  我马上就要写到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了。主人公不是我,是一个叫雷鸟的家伙。雷鸟是一个三流诗人,就是被我爷爷称为拉文化屎的人。雷鸟在一九八七年失踪了。纵观他的历史你可以说那是一只臭名昭著的坏蛋。认识他的人有一半要找他算帐(包括我在内),但是我们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你如果在某个陌生的城市街道看见雷鸟,请一定帮助我们把他揪住。雷鸟的外貌特征如下:
            
  一、刀把型脸。嘴唇发黑。眼睛小而亮。留艺术型胡子。身高一米八○左右。二、穿黑色西装,结斜条纹领带,携带一只人造革公文包。三、神情恍惚,神情很恍惚。
            
  现在想起来我可能很早就认识雷鸟,我们这里的交际圈有点像多米诺骨牌,谁先一动,数不清的人就全部动起来,一个撞一个,撞到后来你会在街上碰到一些陌生人对你说,你好。你停住脚对他说,最近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出去旅游,发表新作了吗?但你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后来我走到街上就会觉得我认识世界上一大半人口。雷鸟就属于这种情况。那还是我刚刚搬进太阳大楼时,有一天傍晚听见有人敲门,我问是谁,门外的人说开了门就知道了。我打开门看见一个风尘仆仆夹着公文包的人斜倚在墙上,他把一只手伸给我,我握了握他的手却没有想起他是谁。
            
  “雷鸟,诗人。”他闯进来自我介绍。
            
  “雷鸟,你好。”我说。“坐吧,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我们在马丘家见过的。”他坐下来把公文包扔到我床上。“马丘。”我说。我连马丘也想不起来是谁。“马丘去了美国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才从深圳回来,昨天下的飞机。”
            
  “听说了,你是去旅游观光的。”
            
  “不,我在那里做生意,我跟小田合伙开了个小公司。”“哪个小田?”“田副省长的儿子呀,我们公司专门与外商洽谈生意,成交额很高。”“谈汽车还是聚乙烯?”
            
  “不。”他突然大笑起来,“谈乳罩和所有妇女用品。”“这生意不错。”我也笑了。这时候我发现他确实面熟,但不清楚是不是在马丘牛丘还是猪丘家认识的。对于我来说这无关紧要。然后我看见他的眼睛亮了一下,说:“我肚子饿了。饿得咕咕叫。”
            
  “那就吃方便面,再看看有没有鸡蛋?”
            
  “什么都行,我不讲究吃。”他耸耸肩。
            
  那是一九八六年秋季的一天,夜里雷鸟要求留宿。我看见他把黑西装脱下,认真地叠好搭在椅子上,然后倒在地铺上就睡去了。我注意到他睡觉姿势很怪,是俯卧着的手脚朝四处摊开,好像一个不幸的坠楼者。当时我无法预知雷鸟后来的事,只是认为人不应该采取这种艰难的姿势睡觉。我要是个能预知后来的哲人,当时就应该把雷鸟卷起来扔到窗外,免得后来他把我的两千元钱借去然后一去不回。
            
  我是一个洋鸡蛋
            
  在生活中我只是一个洋鸡蛋。这是我爷爷对我的评价,他总是将我比喻成一个洋鸡蛋,我想那是因为鸡蛋表面光滑实则脆弱经不起磕碰的缘故。至于洋的含义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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