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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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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敲了很长时间的门，里面才有了一点动静。有个穿睡衣的女人出来，隔着防盗门狐疑地审视着杨泊。杨泊发现女人的乳房有一半露在睡衣外面。
我找大头，我是他的朋友。杨泊说。
这么晚找他干什么？
我想在这儿过夜。
过夜？女人细细的眉毛扬了起来，她的嘴角浮出一丝调侃的微笑，你来过夜？大头从来不搞同性恋。
杨泊看见那扇乳白色的门砰然撞上，他还听见那个女人咯咯的笑声，然后过道里的灯光就自然地熄掉了。他妈的，又是一个疯女人。杨泊在黑暗中骂了一声，他想他来找大头果然是自讨没趣。杨泊沮丧地回到大街上，摸摸大衣口袋，钱少得可怜，工作证也不在，找旅社过夜显然是不可能的。也许只有回家去？杨泊站在雪地里长时间地思考，最后毅然否定了这个方案。我不回家，我已经到北京去出差了。我不想看见朱芸和俞琼之中的任河一个人。杨泊想，今天我已经丧失了回家的权利，这一切真是莫名其妙。
午夜时分杨泊经过了城市西区的建筑工地。他看见许多大口径的水泥圆管杂乱地堆列在脚手架下。杨泊突然灵机一动，他想他与其在冷夜中盲目游逛，不如钻到水泥圆管中睡上一觉，杨泊扔下自行车自个钻了进去，在狭小而局促的水泥圆管中，他设计了一个最科学的睡姿，然后他弓着膝盖躺了下来。风从断口处灌进水泥圆管，杨泊的脸上有一种尖锐的刺痛感，外面的世界寂然无声，昨夜的大雪在凝成冰碴或者是悄悄融化，杨泊以为这又是寒冷而难眠的一夜，奇怪的是他后来竟睡着了。他依稀听见呼啸的风声，依稀看见一只黑色的镶有银箔的发夹，它被某双白嫩纤细的手操纵着，忽深忽浅地切割他的脸部和他的每一寸皮肤。切割一直持续到他被人惊醒为止。
两个夜巡警察各自拉住杨泊的一只脚，极其粗暴地把他拉出水泥圆营。怪不得工地上老是少东西，总算逮到你了。年轻的警察用手电筒照着杨泊的脸。杨泊捂住了眼睛；他的嘴唇已经冻得发紫，它们茫然张大着，吐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别来缠我，杨泊说，让我睡个好觉。
你哪儿的？来工地偷了几次了？年轻的警察仍然用手电照着杨泊的脸。
我疼。别用手电照我，我的眼睛受不了强光。
你哪儿疼？你他妈的少给我装蒜。
我脸上疼，手脚都很疼，我的胸口也很疼。
谁打你了？
没有谁打我。是一只发夹。杨泊的神情很恍憎，他扶着警察的腿从泥地上慢慢站起来，他说，是一只发夹，它一直在划我的脸。我真的很疼，请你别用手电照我的脸。
是个疯子？年轻警察收起了手电筒，看着另一个警察说，他好像不是小偷，说话颠三倒四的。
把他送到收容所去吧。另一个警察说，他好像真有病。
不用了。我只是偶尔没地方睡觉。杨泊捂着脸朝他的自行车走过去，脚步依然摇摇晃晃的，他回过头对两个警察说，我不是疯子，我叫杨泊，我正在离婚。可是我已经没有力气去离婚了。
杨泊最后自然是没有离婚，春季勿匆来临，冬天的事情就成为过眼云烟。
有一天杨泊抱着儿子去书店选购新出版的哲学书籍，隔着玻璃橱窗看见了俞琼，俞琼早早地穿上一套苏格兰呢裙，和一位年轻男人手挽手地走过。杨泊朝他们注视良久，心里充满老人式的苍凉之感。
书店的新书总是层出不穷的，杨泊竟然在新书柜上发现了老靳的著作，《离婚指南》，黑色的书名异常醒目。有几个男人围在柜台前浏览那本书。杨泊也向营业员要了一本，他把儿子放到地上，打开书快速地看了起来，杨泊脸上惊喜的笑容渐渐凝固，渐渐转变为咬牙切齿的愤怒，最后他把韦重重地摔在柜台上。杨泊对周围的人说，千万别买这本书，千万别上当，没有人能指导离婚，他说的全是狗屁。
你怎么知道他说的全是狗屁？
我当然知道。请相信我，这本书真的是狗屁。
狗屁，杨泊的儿子快乐地重复杨泊的话，杨泊的儿子穿着天蓝色的水兵服，怀里抱着一支粉红色的塑料手枪。
汇隆照相馆座落在街角上，漆成桔红色的楼壁和两扇窄小的玻璃门充分显示了三十年代那些小照相馆的风格。橱窗里陈列的是几个二流电影明星的照片和精心摆设的纸花。那些女明星的美艳和欢乐对于外面凄清萧条的街道显得不合时宜莫名其妙。从远一点的高处看汇隆照相馆，它就像一只打开的火柴盒子，被周围密集的高大房屋挤压得近乎开裂。有时候可以看见一只燕子从那里飞起来，照相馆的屋檐下曾有过燕巢。如果再注意后窗，还可以发现晾衣竿上挂着的女人的小物件和旗袍，没有男人的东西。
那是娴的家。娴的父亲去世后，汇隆照相馆由娴和她的母亲经营。娴那年只有十八岁，刚从女子高中毕业。她不懂照相业的经营之道，并且对此也不感兴趣。娴眼睁睁地看着家里这份产业破败下去而一筹莫展。有一天她梳妆打扮好准备去电影院看好莱坞片子时，母亲把她堵在楼梯上说，记住，这是最后一场电影，明天你要坐柜台开票了。我已经把开票的辞退了。娴说，为什么？她母亲说，什么为什么？你难道不明白家里的底细，没人上这儿来拍照，拿什么付人家工资？只有靠你和我自己了。１９３８年，娴在照相馆里开票。生意每天都很清淡，娴聊以打发时间的是各种电影画报。她喜欢看电影，但现在看得很少了，因为白天离不开柜台，而晚上出门又受母亲的种种限制，娴只能在画报上寻求一种飘渺的慰藉。她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是胡蝶和高占非，还有袁美云。在女中曾有人说娴长得很像袁美云，娴淡淡地说，袁美云去我家照过相，她也这样说的。她喜欢披斗篷，很高级的英国货，上面有金线和珍珠。那时候娴被认为是见过世面的人，深受女生们的信赖和羡慕。现在当娴手握《明星》画报，枯想往事时心情不由烦躁忧郁起来。娴是个不安份的女孩。
外面刮着风，透过玻璃门，可以看见穿着臃肿的行人和漫空飞舞的梧桐树叶，街角上的美丽牌香皂和花旗参的广告画被风吹得噼啪作响。有一个人推开了玻璃门，摘下了头上的礼帽，他手中的银质司的克的光泽异常强烈。正是这种光亮让娴猛地从画报上抬起头来，她看见那个男人站在柜台前约五尺远的地方，手执礼帽向她颔首微笑。娴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总说她有一种晕眩的感觉，她似乎预知孟老板的出现会改变她以后一生的命运。
先生，拍照吗？不，我不拍照。那么你取照片？把收据给我吧。
不。我不拍照。但我想给你拍一张。那人说。娴看见孟老板把礼帽和司的克放在长沙发上，慢慢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只小型相机。他往后退了一步，对娴说，就坐在那儿，手放到柜台上，托着下巴。娴下意识地按照要求摆出了当时最流行的拍照姿势。镁光灯咔嚓一闪，她听见孟老板说，好了，多么自然的表情，太好了。
后来当娴的那张照片登在《明星》画报上时，她已经成为孟老板的电影公司的合同演员。娴放下了照相馆的工作，投身于梦寐以求的电影业。１９３８年冬天，娴与孟老板的关系飞速发展，她与孟老板双双出入于舞厅和跑马场，引起了圈内人的注意。也就是这年冬天，娴拍了她一生最初的两部也是最后的两部片子。一部是清代宫廷片，娴在里面扮演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宫女，是配角。而另外一部是很重要的角色，娴扮演一个卷入三角恋爱的摩登女性，最后悲惨地投河自尽。娴很快搬离了她家的照相馆。孟老板为她准备了一套公寓房子，那是配有电梯的八层楼房，楼下有弹子房、舞厅和咖啡馆，孟老板经常在那里玩至深夜，然后乘电梯到八楼娴的房间来度过一个甜蜜的夜晚。娴知道孟老板是有妻室的人，知道她自己处于什么地位，但她无法顾及这些，那时候她想得最多的是角色问题，怎样与头牌明星争夺主角，怎么疏通摄影师，使自己略嫌瘦长的脸在银幕上光彩照人。母亲经常打电话到公寓来，向娴叹述照相馆生意的苦经。娴对此感到厌烦，她对母亲本来就没什么感情，更难以忍受她的絮叨。后来她抓过电话，只要听到是母亲的声音，就啪地挂上电话。１９３８年春天的一次出游，给娴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娴和公司的女明星们一起到苏州春游，其中包括陈云裳和袁美云等大明星。她们坐在一条大木船上，一边啃甘蔗，一边欣赏河两岸初春的田园景色。船快到虎丘塔时，大批的记者蜂拥而至，照相机的快门咔哒咔哒响成一片，娴在这个时刻充分体会了荣耀和快乐。她后来一直保存着那次春游的照片。照片上娴和一群女明星坐在船头上，她们都在啃甘蔗。背景是虎丘塔和大片盛开的油菜花地。
娴在年老色衰以后经常从箱底找出那张照片，细细地端详。昔日的美貌和荣华随时光流逝一去不返，它们如此短暂脆弱，她甚至无法回忆１９３８年命运沉浮的具体过程。多少年来她已习惯于把悲剧的起因归结为那次意外的怀孕。另外，她也不能原谅孟老板的错误，有一次他坚持不肯用那种美国产的保险套，酿成了她以后一生的悲剧。
在娴的妊娠反应日趋强烈后，孟老板驾车把娴送到一家僻静的私人医院。娴坐在一张长凳上，等着医生给她进行堕胎手术。恐惧使娴浑身颤抖，她脸色苍白，无望地看了看孟老板。孟老板坐在旁边读当日出版的《申报》。他对娴说，别怕，一会儿就好了。当女演员的都上这儿来，朱医生的医术相当高明。娴摇了摇头，她说，我怕，我真的怕极了。手术室内传来一种清脆的刀剪碰撞声，里面好像正在进行手术。娴听见一个女人凄厉地尖叫着诅咒着。她瞪大眼睛倾听着，整个身体颤抖得更加厉害，突然娴从长凳上跳起来，双手掩面冲出门外。孟老板追出去，拉住她的手说，你怎么啦？你跑什么？娴哭泣着说，我怕，我不做这个手术了。孟老板的脸沉了下来，他说，别耍小孩脾气，这手术非做不可。娴抓住汽车车门上的把手，头靠在车窗上哭泣，她说，送我回去，求求你送我回去吧。孟老板站着不动，他说，你到底怕什么？娴说我怕疼，我实在怕极了。孟老板沉默了一会儿，后来他拉开车门，将娴粗暴地推上车，娴听见他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脏话，臭婊子。娴就是从这一天失宠于孟老板的。当时她十八岁，在应付男人方面缺乏经验。她错误地幻想等腹中孩子降生后孟老板对她的态度会重新好转。娴后来闭门思过，她想如果那天做了手术，一切都会好起来。悲剧的另一个起因是她太年轻，她怕疼。就因为怕疼断送了以后的锦绣前程。这年春天，日本人开进了城市。混乱的时局和混乱的秩序下人心浮躁。街道上人迹稀少，偶尔能听见远处传来的枪声。娴蛰居在公寓里，每天凭窗眺望灰蒙蒙的天空、街道和行人，心乱如麻。宽松的裙裾再也不能掩饰她孕妇的体态，她的脸上长出了一些褐色的蝴蝶斑。她不能也没有片子可演，终日无所事事，唯一盼望的事情是孟老板来。但孟老板几乎不来了。她打电话到公司到孟宅，甚至跑到楼下弹子房去找他，结果每次都失望而归。
有一天娴接到电影公司的电话，让她务必去公司一趟。娴不知道是什么事，她精心打扮一番叫了一辆出租车。在车里她用小镜子不时地评判自己的容貌，担心会引起其他女演员的攻击。当她到达公司时，才发现气氛异样，到处乱糟糟的，服装、道具和损坏的灯架扔得满地都是。一个摄影师站在布景棚高高的横架上对她喊，散伙啦，散伙啦，赶紧去领最后一笔工资，去晚了就领不到了！娴慌慌张张地挤进抢领工资的人群中，她问一个女演员，孟老板呢？那个女演员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还提你那个孟老板，他卷走全部股金逃到香港去了。娴当时如遭巨石击顶，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随即昏倒在嘈杂的人群里。灾难不期而至地降临了。娴在公寓的床上度过了难捱的三天。她天天瞪着天花板，用所有肮脏的字眼咒骂着孟老板。她把孟老板的丝绸睡衣剪成一条一条，从窗口扔出去。第四天邮递员送来了一张汇款单，是孟老板从香港寄来的。娴瞥了一眼汇单上的数目，轻蔑地冷笑了一声，她对邮递员喊，谁要这几个臭钱，给我退回去。当邮递员疑惑地离开后，娴又后悔起来，她已经没多少钱了。她似乎看见黑暗的未来就埋伏在明天、后天，她以后该怎么办？这时候娴再次清醒起来，她突然想起在医院的事情。她想如果我不从医院里逃走，如果那天顺从孟老板而不是惹恼孟老板，情况就不会变得这样糟，也许这时候她跟着孟老板一起去香港了。娴揪着自己的头发，这时她深深地体会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感觉。公寓管理员登门的时候，娴从他尴尬的脸色中预感到了什么。她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听见管理员絮絮叨叨地诉说他的苦衷。娴打断说，你对我说这些干什么。这房子不是付过款了吗？管理员说，是付过了，但付的是一年的租金。娴说，那就对了，不是说一年吗？我住进才半年呀。管理员面露难言之色，他搓着手想了想说，反正孟老板已经远走高飞了，我就向你抖个实情吧：你住进来之前孟老板已经租过半年了，那会儿是另外一个女演员住这儿。娴不再说话，她把枕巾抻了一下，捡起上面一根细细的发丝凝视着，她说，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不会赖在这儿的。
一个初夏的早晨，娴离开了那座豪华公寓。天空高而清澈，微风吹动公寓门口的夹竹挑的红色花朵。娴跟着脚夫走向黄包车前，她回头仰望着八层的那个窗口，天鹅绒的窗帘依然半掩，她听见窗内有人哭泣，那个女人就是她自己。娴用手捂住耳朵，哭泣声仍然持续。娴真的听见自己在八层公寓里大声哭泣，那不是幻觉而是另一种现实。去哪儿？车夫回头问。
随便。娴说。你想逛商店还是游乐场？车夫又问。
哪儿也不去。送我去汇隆照相馆。娴说。小姐原来想去拍照。车夫疑惑地说，那小姐干嘛要带两只箱子？别废话了。娴突然尖叫起来，送我回家！回家！娴提着两只箱子推开了汇隆照相馆的门。外面玻璃橱窗里的明星照片已经更换成花圈和寿衣，她没有注意，直到她走进店堂，看见一排各式花圈悬在半空中，娴才发出了惊叫声。寿衣店的老板认识娴，他说，你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娴把箱子放下来，惊魂未定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寿衣店老板说，你母亲上个月就把店面盘给我了。她还在楼上住，你去问问她吧。楼上原来放摄像架的地方现在放着一只煤炉。炉子上炖着一只砂锅。娴闻到了鸡汤的香味，她这才想起已经几顿没吃饭了。她揭开锅盖，不顾烫手就掰下了鸡腿送进嘴里。房门轻轻地打开了，娴不用回头就知道她母亲站在身后，娴仍然吃着鸡腿。你怎么回来了？母亲说，不当电影明星了？公司解散了。娴说。你那个大老板呢？他不要你了？
死了。娴说。他死了，心脏病发作。
撒谎。把你的身子转过来，让我看看你的肚子。有什么可看的？娴吐出一根鸡骨，她说，你不是也大过肚子吗？贱货。母亲怒喝一声，让人把肚子搞大了回家下种吗？谁让你回来的？这是我的家。娴走到原来她住的房门口推门，门推不开，里面上了插销。娴拼命推看门说，谁在里面？是一个男人吧？门开了，果然是一个男人。娴认识他，是国光美发厅的老王，经常替她母亲做头发的老王。娴对老王笑了笑，然后又回头对母亲说，谁是贱货？你才是贱货。卖了家业在楼上藏男人，你才是个不要脸的贱货。她看见母亲的脸紫涨着说不出话，心中有一种复仇和得胜的快乐。她已经好多天没尝到快乐的滋味了。
娴从前的闺房现在弥漫着一股气味。她知道这是为什么。她现在非常痛恨这种气味。她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猛然看见离家前随手放于窗台的那盆三色堇依然鲜活，小巧玲珑的花朵和纤细碧绿的叶子在阳光下静若处子。娴面对着三色堇潸然泪下，这是她的第一次哭泣。
在寿衣店楼上的小房间里，挂钟嘀嗒嘀嗒地走动，娴临窗而坐，计算着时间怎样慢慢地消失。她无事不出门，害怕别人看见她怀孕的模样。娴无望地等待着产期的来临，这是她一生中最灰暗沉闷的时期。
娴看见楼下那些披麻戴孝的人从店里搬走一个又一个花圈，寿衣店的生意比照相馆红火多了，因为每天都会有人死去。娴不无辛酸地想，也许她应该买一个花圈祭奠她这一段绝望的生活。整个夏季炎热多雨，雨点枯燥地拍打照相馆的铁皮屋顶。娴注视着雨中的街道，心如死水。有一天她看见一个小报童在雨中奔跑，狂热地向行人挥动手中的报纸。特大新闻，特大新闻，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身死。娴想看那份报纸，她喊住那个报童，从窗口吊下去一只小竹篮和零钱，买了报纸。她看见了阮玲玉最后的仪容，她的微笑因死亡变得异常美丽动人。娴把报纸细细读了一遍，叹了一口气，她想如果她一样地吞药自杀，舆论是不会这样强度轰动的，没有几个人知道她的名字，她死去抑或活着对这个世界都无足轻重。娴的产期将至，她母亲对她说，你准备在哪儿生这杂种？娴说随便。母亲说就在家里喊个接生婆吧，别出去丢人现眼的。娴说随便，现在我连死都不怕，还怕疼吗？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娴在照相馆楼上生下了一个女婴。女婴只有四斤重，抱在手上好像一只可怜的小猫。
那个女婴就是芝。娴曾经给孟老板去过好几封信，索要芝的赡养费，结果都是石沉大海。有一封破破烂烂地退回了，封皮上有查无此人的字样。娴恨透了孟老板，这种仇恨也影响了她对芝的感情。她很少哺乳，也很少给婴儿换尿布，她想婴孩也许活不长，她也可能活不长，没有必要去履行母亲的义务。很多时间娴在芝嘶哑的哭声中安然入睡，产后的娴更加慵懒了。芝却以正常的速度生长着，她从早晨啼哭到深夜，但她活着。娴有一天细细地打量了芝，发现女儿的眉眼更多的像自己，而不像孟老板，这使娴动了恻隐之心，她把乳头塞进芝的小嘴里，拍着芝说，你为什么要像我？像了我以后没有好下场的。我是世界上最苦命的女人。
产后的娴不事修饰，终日蓬头垢面，她很长时间不照镜子。再次站到镜子前她几乎认不出自己，身材变得肥胖不堪，而那双曾备受摄影师称赞的凤眼也因嗜睡失去了光彩。她想以她这种模样是再也无法上银幕了。
理发师老王频繁地进出于娴的家中，娴看不起这个瘦小的女人腔的男人。她从来不跟老王说话，而老王总是有话无话地搭讪。在饭桌上老王一边赞美菜肴的味道，一边用膝盖轻轻地碰撞娴的腿。娴把腿缩回来，说，恶心。娴的母亲自然不知道其中的前因后果，她对娴说，嫌恶心你别吃，谁让你吃了？娴觉得这种情景很有趣，像电影中的场面，但却真实地出现在她的家庭生活中。另外，她也觉得母亲很可怜，活了半辈子后把自己托付给这个没出息的男人。娴还担心母亲会不会把积蓄倒贴给老王。如果是这样，娴不会听之任之，她会作主把老王赶走。预料不到的是事情后来发生了奇怪的变化。有一天老王对娴说，你的头发该做一做了，跟我去美发厅吧，我给你做个长波浪，包你满意。娴没有说话。老王又说，你放心，不收一文钱，跟你收钱不是见外了吗？娴摸了摸她的乱发，她想是该做做头发了。但是她不想出门。所以她还是没说话。老王最后说，你要走不开，我可以把工具带回来，凭我的手艺在家里也能做出长波浪，娴说了一句，随便。娴后来习惯于对人说这随便两字。
下午老王果真带了一包美发工具回来。娴洗好了头发以后就端坐在凳子上，起初她怀里抱着芝，老王让她把孩子放下，她就顺从地把芝放到了床上。娴端坐着恍惚想起上次做头发还是孟老板陪她去的，是一家最有名的美发厅。好像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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