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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 编辑部的精彩故事:十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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ū取２还级〉恼庑┩缸呕楹腿迳实亩鳎墒悄骋慌杲�30在北京读大学的女生成长过程中的贴心小棉袄和生理星巴克，里面充满了某一类人的情感代码和心灵暗号，好多女生看他的《生活圆桌》文体的时候，脸上那种满足的神情怎么看都有点像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味道。
2002年，婚后的苗炜买了房子，装修了好几个月，又买了车，让老婆开着接送上下班。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所以；《生活圆桌》上就少了他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人为此而感到遗憾，或者说窃喜？
因缘
2001年的头两个月还比较顺利，大家慢慢适应了周刊的节奏，广告也慢慢好了起来，大家春节之后刚刚歇口气，又有新的变故，就是要搬出净土胡同原来的办公室。
因为事出突然，那一期已经基本做好的杂志，还留在原来的机器里面，因为一时间没有找到机器，所以3月份的第一期，是在美术编辑邹俊武和商园家里面完成的。当时大家苦中作乐，说有点搞《挺进报》的味道。
记得当时搬家时候比较乱，气氛也比较紧张，但是生活周刊的员工们都很负责，大家自发地想方设法把最有价值的资料转移出去了。然后在新找到的安贞大厦27楼办公室，很快进入角色，采访的继续采访，制作的继续制作，财务也有条不紊，刊物基本上正常运作，这是很不容易的。
那时候在生活周刊工作，最大的欣慰是你会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团队作战，永远不是孤单上路。具体来说，就是和你有关的上下游各个环节的同事，总能够多做一点，很少有互相推诿的时候。记得有一期封面的版面刚出来，标题上多打了一个字，结果一晚上，几乎路过会议室所有看到这个错误的人，包括实习记者，都主动联系责任编辑，想错都没那么容易！那时候很多年轻记者做一个选题有什么问题，心里面也不会很慌，因为他知道总能在编辑部里面找到人求助。当然，这种感觉也是放大了的。实际上没有哪个媒体的成员那么厉害，但是，那种相互之间的信任是非常难得的。
陆新之：我在生活周刊的日子（3）
这几年我在各个城市跑来跑去，工作也一直和媒体有关，因此，很多〃三联〃现在和过去的同事，也总会联系。最多的是李伟，他是很年轻很能跑的，所以总有做选题的时候互相找的时候。现在他也成了主编，很动力澎湃。还有MSN上长期见得到的尚进，他堪称媒体圈里的〃百晓生〃。谁谁谁收了多少红包，某某某又要跳槽了，这些消息他那边总能够第一批知道，而且细节生动，非常过瘾。他说，写北京媒体史作者非他莫属。
离开《三联生活周刊》之后，我和黄河在深圳有一段时间还是同事，经常一起开会讨论选题，也一起出去揭黑〃打老虎〃，非常过瘾。不过他生就闲适的性格，不太愿意回到铁马金戈的一线媒体生涯，现在成家之后，每个月写一两篇宏大叙事的长文，间或写写读书文章，真个是乐在其中。而大约一年见上那么一两次的时候，总是难免讲起彼此的〃三联〃岁月，分外唏嘘。
我加入媒体行业已经11年，但是真正觉得自己登堂入室知道怎么做选题写报道，还是来了〃三联〃之后。这也是我这几年来，谈起媒体运作经营的时候，有意无意总要援引〃三联〃的经验和例子的原因。那几个月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有幸参与其中，能够和一群优秀的媒体人合作或者交锋，因此也有幸能够琢磨出一些门道。人的一生很多东西真是有际遇的，如果不是2000年秋天去了生活周刊，我可能就已经读了MBA，然后做企业。又或者做了其他什么五迷三道的职业。说不定已经发迹了，也说不定混得很不怎么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一定不会像现在一样专注在财经新闻领域，也不可能写出两三本这样的书。说白了，直到今天，听到别人谈起《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多关注一些。因为我实在觉得和这个刊物有一种莫名无形但又冲不淡的联系。我相信这一种感觉会在未来维系很久。
于彦琳：“三联”与区区的故事（1）
于彦琳 笔名小于。2000年毕业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获硕士学位。1999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文化部实习，毕业后成为正式记者。现在供职于《中国电影报》。
开始
我到《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是光头的。
2000年夏天，我还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读书；〃研三〃的生活非常松散轻闲，就给一些媒体写稿子。我的朋友，现在《虹》杂志主编朱芸当时还在《世界都市》当编辑，她说我可以去那里找个小工作干干，我去《虹》与人力部人见面，很不成功。但就是那天碰见朱芸的校友，当时〃三联〃的记者王珲。王珲与朱芸百年不遇，就遇见了这么一回，把我引进了《三联生活周刊》。
那个时候写电影的卞智洪刚刚离开周刊，好像去了TOM，王珲知道我是学电影的后，就问我愿意不愿意去《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份杂志，我惟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不是可以随便上网，王珲说可以，每个人都有电脑。第二是收入如何，王珲说两三千。这些钱，对我一个学生来说真不少了。我就答应了。
现在四年过去，我也不在《三联生活周刊》了。回头想想，能进生活周刊真是觉得不可思议的机缘，如果我去了别的媒体，如果王珲没有一回头看见朱芸，如果她只看到朱芸而没有跟她回办公室，现在我在哪里只有天才知道。
几天之后，我就光着头去了周刊编辑部。净土胡同真的很难找，我在鼓楼一带转悠了至少一个小时才摸到周刊。我摸索着上了二楼，舒可文老师接待了我。舒可文是我在《三联生活周刊》拿到的最大的〃红包〃。我不知道她怎么看待我：一个老结不了婚的贫嘴？
但当时舒可文见到我的时候一点都不吃惊，仿佛女的光头很正常。她穿着黑色长裙，点了支烟，我们俩人坐在老式破旧沙发上。她简单问了我是学啥的，问我知道周刊风格吗？我老老实实说：〃不知道。〃她就弯腰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几份杂志，让我回家看看，了解了解。舒可文说我可以先写两篇文章看看。我就走了。
舒老师和我，我们俩的记忆一向有偏差，所以舒老师看到这里请不要与我争论，探讨即可。
那时候〃三联〃的办公室，跟《编辑部的故事》里差不多，灰扑扑的很旧。我非常怀念会议室那个怎么也擦不干净的大圆桌子。中午大门外头周刊食堂打了饭，有人留在食堂吃，有的人拿到会议室，边吃边讨论，说什么的都有。后来周刊搬回三联书店，大家也在会议室集体吃盒饭，但会议室的桌子上少了什么。少的是当年在净土胡同时开会的气氛。
做经济报道的谢衡说她刚来时，被周刊开会的气氛震住了。她每次说这个，我就跟她说原来在净土胡同开会的情景。任何一个记者提出选题，几乎都会引起全部成员的讨论，讨论得非常详细，每个发话的人都能从自己的角度提出建议，并补充部分材料。那段时间我受益非浅。
这会儿写回忆文章的时候，我忽然有点怀疑，我是不是过度美化了自己的记忆，当年真得就那么好吗？也许当时所有的人，包括周刊都在急剧的成长期，自然有那样一股气势。这么多年我经常想起那时，真有可能被这种气质影像修改了自己的记忆。无论如何那时候真好，上班的时候穿过胡同，到单位，看见同事都非常高兴。作为新来的人，对其他记者，我有敬仰之情，仰视之。所以我觉得当时办公室的同事不乏神人，越琢磨他们越有意思。我记得郦毅，她平时闷不出声，偶而说话却常常语出惊人。有时开会，她手机响，居然是警报一样的声音。
交稿
2002年，我换了一个手机，可以自己录铃声。我录的铃声是〃该交稿子了！该……交稿子了！〃舒可文故意在开会时打我手机，好让所有同事听听这〃骇人的呼声〃。
主编朱伟说这话的时候，听起来跟紧箍咒似的，让人头疼。每个记者听了都心惊肉跳。所以新鲜了两天之后，他们呼吁我把手机铃声赶紧换了。
在〃三联〃，写稿子是最大的事情，无论你有多痛苦，到交稿的时候必须把稿子交出来。尽管大部分稿子都写得非常难，但看合刊的时候还是吓了一跳：这么几年已经写了这么多东西了。还有些文章都忘了自己曾经写过。
我写的第一篇稿子，是关于藏酷的。舒可文跟我说北京新出了这么一个地方，让我去采访设计者林天苗王功新夫妇。我跟他们约了，他们派了司机到国贸接上我，去了他们在通县的家。
林天苗他们家非常漂亮，但院子里蚊子多了一些。初次采访，我还是免不了紧张，问的问题也丢三落四，林天苗不禁提醒我：〃你这句话其实是两个问题啊？你想我先回答哪个？〃
回宿舍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第二天拿去给舒可文看。过了一会儿，朱伟让我去他办公室，舒可文也在。至今我都认为，这是我在周刊听到的最有用的一次指导。从此我知道有文必录和单纯描述性的文章不是周刊要的，如果一个事情成了事件，背后定然有别的东西，把这个东西写出来才是重要的。在此后四年里，我不论写什么文章，总会记起这个。
四年里，我的进步非常缓慢，至今我还不是很能把握要写的一些东西。但在周刊，我仍然有所得，就是能隐约看到仿佛有些东西在那里，等着我把它写出来，不然面前的东西仍然是不透的。
于彦琳：“三联”与区区的故事（2）
最痛苦的一次，应该是2000年我回洛阳采访圣诞节那场大火。我是洛阳人，但接近灾难真相仍然非常困难，家属几乎不愿意再回忆过去的事情。我通过父母的关系找到一位幸存者，谈到那天晚上的经历，她还是忍不住颤抖。参与救援的公安再三推脱，才终于接受了很短的一次采访。更多的时候，我知道采访对象就在门里，但我只能在门外转来转去，无法得到他们许可，带我去的人跟我说：〃家人可难过了，都不好意思说这事。〃
冬天我很绝望坐在自己家，想着难道这关过不了了。后来我很沮丧地跟朋友说：〃你看看我，都内分泌失调了。〃老实说，我无数次面临交稿时，都有失调的感觉。
跟我一起去洛阳的，是当时主笔高昱，我写大火，他写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失落。鬼都不会相信，高昱比我还小两岁。他比我老练有把握得多了。
回北京后，我把近万字的稿子写了三遍，最后一遍是主编把我关进他屋子，排除任何打扰写出来的。杂志出来后，我自己看了也不是很满意。这次事情让我面对社会部记者自觉不如，也看到能力的界限。我还是集中注意力写电影好了。
这原来也是个故事
三联乡周刊村是个移民村，人口变动不居，变动的两个原则是适者生存与意兴阑珊。由于各种原因，周刊村从净土胡同，搬到安贞大厦，最后落在乡政府边上。
周刊村分大大小小的生产组：李鸿谷，社会组的人惯称李大人，领导成员最多的社会生产小组；国际组，退伍军人蔡伟二进周刊后领导了这个让周刊村放眼世界的战斗集体；其他还有经济组什么的。不过这个已经是过去的结构了，现在为了促进生产发展，一切都在调整。
有一阵周刊村要实行末位淘汰制度，文化组的小于连眉毛都不动……那个时候该组两位主笔，只有她一位属下每日放羊，如果开除了她，只剩下领导了，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可能。一旦下属过少，那么一定是领导更需要下属，而不是反过来。
两位领导风采各具，有腿短到〃劈叉不过像稍息〃的王小峰，还有周刊几大〃定海神针〃、被昔日经济组组长高昱概括为〃抽烟、说脏话、相夫教子〃的舒可文老师。
在小于来之前，还有钟和晏，被传她几乎不吃饭，大家这么说是有道理的：第一，她非常瘦，比得上孙燕姿；第二，她反对单位聚餐，认为不如组织大家去看展览。很快周刊数一数二的美女邢慧敏也来了。
几个性格各异的人，组成了一个绝对称不上色彩缤纷的生产小组，因为大家都爱穿黑色。即使小于后来移民到其他乡放羊去了，也时常会想起来这个集体，太有趣了……四位妇女，和一位〃妇女之友〃王小峰。但奈何生产力低下，加上大家都对每日放羊产生了疲劳，来来回回就剩下两位领导和小于。饶是如此，几位牧民妇女经常见面交流放羊心得，谈来谈去还是周刊……只要有一个人还没有移民，情况将永远如此。
后来经常一脸无辜的孟静来了，她擅长放一种叫做〃电视剧〃的羊，一时颇得村长青睐。老师说让孟静单单放羊太浪费了，她几乎是八卦写得最好的人之一。
后来轮到小于移民了。她去香港，没及时去给羊打草，村长生气了，呵斥了几句。小于也生气了，跟几个同事说了一声〃再见〃就走了。
之后就是别人的回忆了。
李菁：我的“女民工”生活（1）
李菁 2001年5月进入《三联生活周刊》，任社会部记者。此前，1995年7月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编辑，2000年10月，在《中国青年报》报业发展中心任记者、编辑。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名头算响的大公司扮演御用文人的角色，但养尊处优的生活过得越久，心里越没来由地空虚。奉献了五年的青春之后，毅然决定投入〃围城〃外火热的生活。
我所在公司的上司是个酷爱读书的文化人，每周到三联书店扫书。因他的发现，办公室便多了一本《三联生活周刊》。那时工作清闲，每期都看得极为细致，连那两页的美国图书排行榜都一字不落地看完（编辑部后来有过一次是否继续保留这个栏目的争论，我斗胆支持了一下，但也没挽回它的命运）。2001年4月在网上偶然看到生活周刊招聘社会部记者时，我心里怦然一动。
也许是看走了眼
见面那天李鸿谷大人谈话的具体内容我已想不起来，只记得在他那一句紧似一句的追问之下，我内心一腔悲愤，早有了拔腿便走的冲动，觉得从上学那天起，就没被如此刁难过，暗下决心与〃三联〃就此了断。但李大人好像浑然不知我对他的咬牙切齿，没过几天，打来电话问我何时再来，我支吾半天，终是不好意思凛然告之〃不想去〃。〃再去看看吧。〃我给了自己一个台阶，谁知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呆了下来。
我至今仍对见面那天所受到的精神折磨耿耿于怀，以至现在每有机会我还跳出来控诉他。李大人像个无辜的孩子一样喃喃自语：〃我真的有问题吗？〃偶尔也会不无委屈地解释，是想借此知道每位应聘者〃认知的边界〃。后来经常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三联〃信徒，怀着无限向往走进办公室，跟李大人谈话过后人仰马翻、痛不欲生的场景，难免心生同情。虽然经李大人确认，我是目前在职的社会部记者中惟一被正式招聘进来的，但我始终认为那是他一时昏头看走眼的结果。
与社会部众多〃好孩子〃出身的记者相比，李大人是个后进青年变先进的典型。我常开玩笑说李大人之所以对新人百般刁难，很可能是自己做学生时是常被好学生告状的坏孩子，虽然后来一不小心变成好人，但看到〃好学生〃，潜意识仍有挑战和征服的欲望。
与李鸿谷相处久了，发现他其实算是宽厚的人。社会部的头头，有时是个两边受气的角色，一面要率领麾下寡男众女（目前社会部只剩下朱文轶一男丁）承担〃硬新闻〃的那一部分，在〃国泰民安〃的时候也要搜肠刮肚地找到足够〃硬〃的东西；另一方面，还要兼任〃指导员〃一职，应对我们周期性的工作低潮、思想波动，承担我们不敢对主编发泄而转嫁到他身上的怨气。每个新来的记者起初莫不是对李大人唯唯诺诺，不敢造次，时间一长便知他当初的〃刺〃原来只在业务层面生长。平素在办公室里，我们经常当众编排他的笑话，李大人也不急，说多了，他顶多无奈状地长叹一声：〃你们这帮坏人啊！〃不过偶尔，他还是有几分怀恋地讲自己当年当古惑仔、一脚（还是一拳，记不清了）击落对方两颗门牙的辉煌，每听到此，我总倒抽一口凉气，暗自提醒自己最近不要欺他太甚，但没几天，便又蠢蠢欲动。
行万里路识万般人
我到〃三联〃正经做过的第一个稿件是关于〃大舜号〃海难的审判。之前对发生在家乡的那场海难印象深刻，于是主动提出做这个报道。后来家人帮助找到一遇难者家属，我暗自庆幸运气好，在电话里一口气和他谈了三个小时，听筒从左耳换到右耳，再从右耳换到左耳，听他讲他的哥哥在〃大舜号〃沉没之前一直和他保持通话、冷静交待自己的后事、托他照料年迈双亲的细节，以及他们对海难营救及处理方式的不满。他讲得悲切，我记得详尽，直到两耳和太阳穴都神经性地疼痛起来，才挂下电话长舒一口气。我强按心头的喜悦向李大人做了汇报，想就此动手开写。不料李大人面无表情：〃很好，不过一个不够，继续找，至少要采访8个家属！〃
我一听就懵了。采访一个尚且不易，还要再找7个！茫茫人海哪里去找？心里千万个不满，但初来乍到，也不好发作。只得硬着头皮拿着电话本把大连的同学、朋友悉数打一遍，真是七大姑八大姨都用上了。在我的逼迫下，他们又在周围发动了〃地毯式搜索〃，勉强搞到7个人的电话号码，其中两位幸存者又冷冷地拒绝了采访要求，待辗转联系上这5位家属、采访完他们后，我觉得快要虚脱了。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日子。为了一个3000字的稿件，可以找到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名单列了长长一串，一个一个地骚扰，真有宁可错杀千万，也决不漏掉一个的感觉。那段时间心理压力极大，连晚上做梦都在打电话找人。醒来暗想，这样的日子可不能久过。但我后来意识到，这种采访方式几乎成了每个社会部记者的入门训练。扛过这一道关口之后，面对一个新的选题时，就可以有效率而准确地切入，不再会有茫然无措之感。
到〃三联〃后听说社会部记者要经常出差，我心里一阵暗喜。小时候有不少抄在小本上的名言警句，其中最喜欢的一句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后来又加上一句〃识万般人〃。那时整天幻想着像三毛一样，背起行囊四处周游。长大之后方知道，平庸如我，只能和大多数人一样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借出差之机实现我〃行万里路〃的心愿，是我那时一个小私心杂念。
李菁：我的“女民工”生活（2）
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可笑，我的第一次〃崩溃〃也就是来〃三联〃半年后的一次出差。2002年春节之前，我被打发到四川写一桩冰毒案。
〃出差〃……一旦坐上飞机离开北京，很大程度意味着〃只可成功不许失败〃。后来我不止一次被问到〃万一〃采访不到怎么办，我不知该如何解释我们的压力正在于如何绞尽脑汁不让这〃万一〃发生。
南方冬天的阴冷潮湿让我这个北方人极不适应，我一边咒骂着小城宾馆没有暖气的房间，一边满脸堆笑地与推说〃敏感〃绝不应承采访的警方软磨硬泡。直到星期五的中午，我还在掩饰自己的心烦意乱，照例做淑女状和刑警大队长周旋。这边，李鸿谷的电话已催过来，告诉我合刊截稿日提前，必须周日一大早交稿。
我跑到路边阴暗又烟雾缭绕的网吧里，在又脏又粘的键盘上恶狠狠地敲出几个字：〃警告信〃。将〃我警告你，不要再逼我，否则我要起义了！〃发给李鸿谷后，再冲出去，继续与警方纠缠。也许是我眼神里的绝望还是誓不罢休的纠缠精神打动了他们，最后一天晚上，终于有人坐在我的对面，踏踏实实地跟我讲故事。
第二天，匆匆搭上回北京的飞机。到达时，天色已晚，我坐的那辆富康在机场高速路上出了小差错，一头撞向路边护栏，万幸的是，虽然车头撞得稀烂，我和司机除了吓得说不出话来，都没受什么伤。后来回想起车撞向护栏的那一瞬间，我竟不无恶意地想，如果我真出了事，李大人和主编大人第一个心疼的肯定不是我，而是那几页稿子。
连夜赶到办公室，没想到办公室比平时还热闹，采访偷渡事件的雷静也刚从福建回来，都准备在此熬夜。以往的雷静少言寡语，安静得像个女孩，但那一晚，他显得焦躁不安，不时站在窗前，一边看远方的天空一点点变白、三环路上的车由少增多，一边喃喃自语：〃不想活了！这样的日子没法过！〃雷静被逼要跳楼的段子也由此诞生。回武汉过了春节，任李鸿谷怎么劝说，雷静还是毅然抛下了我们，不肯再回京。
那时最怕李大人看到稿件后哀叹：〃没材料啊！〃经常觉得自己已经黔驴技穷搞到这点材料却被他轻薄，顿时万念俱灰恨不能立即上去和他拼命。但时间长了，也能慢慢体会李大人的一番苦心。在社会部的稿件上，主编大人也坚定地支持〃李鸿谷路线〃，我后来经常能发现这样的改动：〃×××感到很欣慰。〃被主编改成：〃×××（跟记者）说他感到很欣慰。〃
在〃三联〃几年，收获之一是培养了很多〃线人〃。但有时很内疚地发现自己很功利，经常一忙，便无暇与朋友联络寒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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