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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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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纽扣的数量也不一致。各种服装辅料更是五花八门，看得人头昏脑胀，眼花缭乱。一不小心，配错了辅料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不仅要重新返工，还浪费很多辅料，并会影响交货时间。
刚进技术科，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从图纸到样板，每一样工序、每个步骤都认真地核查，小心地写工艺流程操作单，生怕出半点差错。好在石川先生十分关心我，每天都到技术科转转，看我有没有问题要请教他。翻译钱先生寸不不离地跟在他身后，我每问一个问题，石川先生都会认真耐心地为我讲解，边讲解边画图。我的领悟力还比较强，很快把简单的日语图纸看明白了。那时我跟的单子是金科长以前跟的日本“今时亚洲”公司的定单，定单是通过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转来的。熊田时装公司实际上是由日本、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和月浦服装厂三方合作的。
一开始当上技术员，除了厂领导之外，似乎所有的人都对我表示不信任。
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的业务员肖小姐是“今时亚洲”公司的跟单业务员，也就是我的“上家”。在业务上，我与她直接联系。有一天，肖小姐来厂里“视察”生产情况，潘厂长将我叫到办公室，介绍我与肖小姐认识。肖小姐是地道的上海市人，她上下打量我一眼，用上海话问潘厂长：“伊是个外来妹啊？”她也许不知道我已经能听懂八九成的上海话了。潘厂长郑重地告诉肖小姐：“小赵是我们厂里百里挑一的好苗子，聪明肯干，认真心细，我们有意培养她。”肖小姐摇摇头，翘着下巴，眼睛并不看我。我识相地先行告退。我不会傻到要亲耳听别人对我不恭的评价。
我刚一出门，肖小姐尖刻的话就从门里迫不及待地传出来：“看伊一副土里土气的样子，怎么能胜任这么重要的工作呢？要出了差错，阿拉负不起责任……”
我的怒气从脚底升起来，一路窜过心脏，怒火烧得我面红耳赤，几乎每一根头发丝都受到影响，麻酥酥的立在头上，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怒发冲冠。什么叫狗眼看人低，这就是！
但我无法发泄。我冲上楼，在二楼我转身进了旁边的厕所，用脚使劲踢了几脚厕所的门，那门无辜地“咣当咣当”发出巨响，剧烈地一开一合，像是抗议我的虐待。我在厕所里呆了足足有10分钟。本来我想哭的，但是没有眼泪。心里窜来窜去的就是愤怒。在臭气熏天的厕所里，我再次发誓：我一定要在这个厂里出人头地！
肖小姐再在潘厂长的陪同下来到车间时，我已经平心静气地在二车间三组给员工们上技术课。我的操作单写得十分详细，连拼缝都严格要求到三公分必须十三针。我知道有些女工图快，有时会擅自调整针脚间距，因为是暗缝，有时会很容易蒙混过关。所以我对一些容易使员工偷工减料的部位要求尤其严格仔细。
我刚讲解完，有个老资格的上海女工凑到我面前，问我这件产品裤腰处的橡皮筋接头如何接法？她认为按照我的要求，是无法做平整的。我也不解释，走到她的缝纫机前，拿过一件裁剪好的新产品，亲自示范起来。两分钟不到，平平整整的裤腰接好了。我顺势又在滚筒上把裤腰的橡皮筋缝好，裤腰总宽度三公分，中间两根0。8厘米的橡皮筋，平均各间距一公分，三条直线，不偏不倚，接线在左侧腿缝处。缝好后，我把裤腰从滚筒上取下来，在手里揉揉，因为刚从滚筒上拿下来，有可能尺寸会被绷大。揉一揉，会使橡皮筋回到原来的尺寸。我用尺子量了量，和操作单上的裤腰尺寸丝毫不差。那个上海女工讪讪地站在当地，没有人再向我发问。
我看到肖小姐站在人群之外，不动声色地听着。我在心里冷笑：有你佩服的时候。任何时候，都不要狗眼看人低的。
自我当上技术员，与肖小姐类似的嘴脸我见得多了。有时我走到车间，总能听到这样的议论：“一个小学毕业的外来妹，还人模狗样的坐进办公室，凭什么啊？能写几篇狗屁文章就了不起啊？”有人说：“还不因为长得漂亮，没看到日本人老往技术科跑呢……”那时我年轻气盛，一生气，脸会红到脖子，真想冲上去，给那无中生有者一个结实的耳光。但我还是忍住了。当你被狗咬了一口，难道一定要去咬狗一口吗？
在下车间布置任务、讲解操作工艺时，那些组长、质检员的神态和目光充满不屑。有的会当场刁难，问我一些没想到的问题，或者在我制作的工艺流程表上吹毛求疵，说我制作的工艺流程不合理，质量要求太严，或者指责我计算的辅料，比如线和粘合衬不够用等等。无数的问题向我劈头盖脸地砸过来。一开始，我还向她们解释，但是，我发现，我越解释，她们越反驳，吐沫横飞，越说越有劲，我知道她们是在故意刁难我。在我做工艺流程表之前，我已经亲自监督打样间的师傅做好两件样品，并寄往日本客户，只有得到客户的意见反馈和确认后，我才布置生产的。既然打样间的师傅可以做到，既然已经得到客户的确认，就说明我制作的工艺流程是对的。
日方经理石川先生特别欣赏我的工作能力，他多次通过翻译安慰我：“米卡（萍的日文，意即水中花），没有什么比实际能力的展示更有说服力了。一个陷入绝境的人，当他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时，就会把他全部和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精神力量的优势上，因为精神力量的优势可以使每个勇敢的人奋不顾身。相信自己，就是成功的关键。”
这番话给了我很大启发，是啊，过去那么多苦难都经历了，这点波折算什么呢？别人的嫉妒只能证明他们的无能，并不能使我失去什么。苦难其实是最好的大学，只要你不被它击倒，你就能成就你自己。
此后，再面对那些挑衅的目光，我不再辩解，而是亲自坐到缝纫机上，拿起裁剪车间已经裁好的半成品，亲自操作起来。三年缝纫流水线，已经使我能够相当流畅地做完每道工序了，否则也做不了组长，做不了技术员。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堵那些恶毒的嘴巴和怀疑的眼神。也许她们心里依然不服气，但还是必须听我的指挥来做。实际行动比什么都说服力。
1994年10月，我的名字和照片上了《上海青年报》的头版，我是作为国庆焦点人物被推出的，标题是《外来妹当上上海白领》。我不知道那个记者是如何知道我的，她是个与我年龄相仿的上海女孩。采访我的时候，她对我的身世和经历的苦难几乎难以置信。她瞪着漂亮的大眼睛一遍遍问我：“真的吗？你真的吃过那么多苦吗？你有没有痛恨过命运的不公？”我说：“痛恨有什么用？比如你跌进一个坑，当你身边没有一双拉你爬上来的手时，你只能自己想办法爬出那个坑，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对我来说，经历是一笔财富，它磨练了我的生存意志。”
说这话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的前路上，是否会有让我爬不出来的坑等待着。
每天上班最令我提心吊胆的，就是想着在工作中千万别出什么技术性错误，否则我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了。尽管一再的小心，还是有些意料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一天早上刚上班，一份来自日本传真就放在了技术科的桌子上。我拿起一看，不由惊出一身冷汗来。传真已经被钱先生翻译过了，上面用红笔触目惊心地写着：A1305款女童衬衫的纽扣钉错！100…110CM尺寸的应该是五粒纽扣，120…130CM尺寸的应该是六粒纽扣。但这批已经交货的女童衬衫却全部是五粒纽扣！
怎么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呢？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这可是技术性错误，如果属实，对方一定会索赔的！
这时，石川、厂长和钱先生等人都来到技术科，厂长脸色铁青地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恨不能要哭出来，心乱如麻地翻出已经装进档案袋的那批童装的技术资料。仔仔细细地看过资料后，我渐渐松了口气。没错啊，客户发过来的操作资料以及辅料配料表上，都清清楚楚地标着从100…130CM的尺寸全都是五粒纽扣。我又查询客户发来的辅料总数，没错，也是按照每件童装五粒纽扣计算的，除了放了损耗余地之外，没有多余的纽扣了。
厂长的脸色稍微和缓了一些，她把质疑的目光投向石川先生。石川仔细地看着传真，再看看资料图，也是一脸不解。思索了一会，石川对钱先生说了一句话。钱先生对我说：“石川叫你把排料图纸拿出来。”我拿出图纸，几颗脑袋都凑在了图纸上。石川一个尺寸一个尺寸地查看着。忽然，他拿出120…130CM的图纸，指着上面对我叽里咕噜地叫起来。我仔细一看，天！图纸上明白地标示着打眼和钉纽扣的位置，是六颗！如此说来，客户也有错，他们的图纸和操作资料关于纽扣的数量不相符！
我心里多少有些释然。是客户错在先的。我没想到，石川先生还是冲我发起火来，这个平时一脸慈祥的老头此刻脸红脖子粗地冲我叫着：“即使客户有错，你也该看得出来的。难道你没仔细看图纸？你在布置生产之前，应该及时地发现客户的错误，并且反映出来，这样，客户也会有更改的机会。但你将错就错，导致现在120…130号码的童装在日本卖不出去，就因为纽扣间距太开。客户也是人，不会没有一点错，你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应该处处把关！否则要技术员做什么？”
我从来没见石川先生发这么大的火。委屈、沮丧、害怕像一道道绳索将我越缠越紧。我低着头，满面通红。眼泪在眼眶里转来转去。三面玻璃的技术科外面游移着各种目光。我知道，那些目光里包裹着无数的幸灾乐祸。
我嗫嚅着对石川先生说：“对不起，我没注意。我当时只看了前面两个尺寸，又核对了一下辅料，发现没什么问题才安排生产的，没想到……”厂长厉声地打断我：“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如果多说几句对不起能让客户不索赔的话，我宁愿说一百遍！”
我无地自容。恨不能立即夺路而逃。空前的压力排山倒海而来，像要把我逼进深渊里去。如果客户要求索赔，我就成了全厂的罪人了。我的眼泪已经没出息地掉落下来，在我面前的水泥地上溅出小小的湿痕。一滴又一滴。
“哭有什么用？你给我想办法弥补损失吧！”说罢，厂长拂袖而去。
石川先生翻了一会资料和图纸，然后将这些可恶的东西全带走了。门被他们带上的一刹那，浑身发软的我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我将头埋在臂弯里无声地痛哭起来。我哭，是因为害怕和自责。一心发誓不能出任何问题的我，怎么就会如此粗心呢？我恨死了自己的粗心！如果我能及时发现客户的错误，如果我能防患于未燃，如果我不是技术员……可现在再多的如果都没有用。
那一天，我没吃一口饭。一是没心情，二是对自己做个小小的惩罚。忐忑不安的心一直沉在深渊里。
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去上班，一看到公司的大门，就感到一股压力扑面而来。不知道今天会面对什么情况，不知道石川先生和日本客户交涉得如何了，不知道我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曾有算命的说我命中有贵人相助。不知道石川算不算我命中的贵人。第二天上班时，钱先生喜滋滋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日本客户决定不索赔了。一切都是石川先生的功劳。是他和客户据理力争，阐明对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纽扣数目都不对，才导致生产错误的。对方该负主要责任。
日本人有时还是比较谦和的。对方意识到自己错在先，便主动承担了责任，还向我公司发来传真道歉。
一切雨过天晴。
经此波折，我更加小心翼翼起来，每接一批活儿，都是先把图纸和资料对照一遍，再把面料和辅料检查一遍。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我不允许自己同样的错误犯第二次。这就是我倔强的个性！
自从“纽扣事件”发生之后，我的心里始终存着一块羞耻的阴影。过了两个月，我用一件“对格事件”多少挽回了一点做技术员的尊严。
这次，客户来的面料是像苏格兰男人穿的裙子一样的格子面料，斜纹的。客户要求所有拼缝都要格子横格对齐，斜纹向左为正面。这种单子我曾接过，也算驾轻就熟了。
在面料裁剪前，我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指导裁剪人员要对格子摊布。在摊布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忽然有种第六感觉——客户的面料够了吗？有没有放对格子所需的损耗余地？因为按照常规，所有面料都需要放百分之三的损耗余地。如果需要对格，格子面料的损耗就更大。格子越大，损耗越多。
要在以往，我会忽略计算面料的，因为客户是根据定单数量发放面料的。但这次，我不知道为何，忽然想要计算一下面料够不够。也许是冥冥中有种意念在指点着我吧。我来到仓库，找到面料数据一看，脊背上又出了一层汗，面料果真有问题——客户根本就没有按照对格所需要的用料计算，而是按照一般排料图计算的。如此一算，至少少了百分之十的面料！
我怕自己算错了，连续计算了三次才确认自己没错。我连忙让裁剪车间停止工作，立即跑到办公室找石川先生反映情况。他一听十分惊讶，以往我们也生产过格子产品，但客户从来都没少计算过用料。但当石川先生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检查了对格情况，再查验了一下客户的实际来料后，他额头上的汗出来了——如果我没及时发现这个情况，裁剪车间一刀裁下去，到后来才发现面料不够，那时就晚了。如果客户再补进面料的话，不仅面料有可能有色差，还有可能会耽搁交货时间。这些对客户来说，都是致命的问题。
石川先生立即向日本客户发了一份传真，反映面料不够的情况，并将我们的对格排料图也发了一份过去。
两小时后，对方有了回音——我们计算错误，请暂停生产。等面料补充完毕，再开刀裁剪。
这一次，我得到了石川先生的表扬。但我并没有过多的欣喜，只觉得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做了我该做的。同时也让我明白，无论何时何地，做什么工作，认真——是两个最需要重视的字眼！
在我做技术员的四年时间里，“认真”两个字像两个忠实的卫兵，时刻监视着我，提防着我，不让我出错，不让我粗心。
渐渐的工作就顺了起来。我几乎每年都是厂里的优秀，还被选举为厂里的团支部书记，经常参加镇上或区里的外来工活动，有时作为外来工代表发言，有时接受表彰，报纸上偶然还能看到我的名字，就这样慢慢的被上海承认了。走在街上，也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感觉自己除了口音之外，已经不像个外地人了，这样一想，又有几分得意。总算在这个排外的城市里站稳脚跟了。
每年春节，厂里总要举行联欢会。我每年都是节目主持人，和裁剪车间的一个小伙子搭档主持节目，还要煞费苦心地准备一些游戏活动，采购奖品，倒也搞得有声有色。
最重要的，我逐渐被排斥我的人承认了。我用我的人格征服了曾经敌视我的人，我用我的能力树立了自己的尊严。
妹妹美华还是没我有毅力。她在厂里做了一年半的拷边工后，就闹着要回家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无法忍受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无法忍受组长的训斥，无法忍受机械枯燥的打工生活，我宁愿回家种地。”我太了解性格刚烈的妹妹了，她从小到大就最讨厌受窝囊气。妹妹来时签了三年合同，交了一千元押金，作为厂里对员工的培训费。如果合同未满即离厂，押金不退。
我劝妹妹再忍耐一年半，她却气鼓鼓地说：一天都不愿干了，一进工厂大门就心情压抑，一见组长的脸就心烦。妹妹的心情我太能理解了，我是从车间里摸爬滚打过来的，那种煎熬的滋味我尝过太多。只不过，我比她更能忍耐，更想出人头地，所有的苦我都能坚持。
妹妹走了，一千元押金也没要回来，我跟厂长交涉过几次，也无济于事，这是合同上明明白白写着的，谁也无法破例。我暗地里恨得咬牙切齿，但也无可奈何。实际上，厂里的员工像流水的兵一样，每个月都有跳槽或回老家的。也难怪那些外来妹们，每天趴在缝纫机上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很少有人受得了的，何况还要忍受师傅的责骂。
妹妹走后我才知道，她是为了爱情回家的。原来她和我继父的外甥，也就是我的表弟，姑妈家最小的儿子谈起了恋爱。他俩从小青梅竹马，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班同学，早就情愫暗生。妹妹来到上海打工后，表弟与她一直书信往来，互诉衷肠。
妹妹的幸福那么简单。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她宁愿放弃在大城市打工的机会，宁愿放弃拿工资，宁愿住进三间石头垒砌的老屋，宁愿握锄头种地，宁愿帮婆家承担很多债务……爱情像一双占了魔力的手，把妹妹俘获了。
妹妹回家不久，即与表弟订了婚。次年春天，妹妹出嫁了。那是1995年的春天，一个孕育希望的季节。妹妹出嫁时23岁，正是如花的年龄。只是，尽管我拿出所有积蓄，也没能为妹妹置办很像样的嫁妆，妹妹应该算是村子里最寒酸的新娘了。当穿着一身火红嫁衣的妹妹被“轿夫”背走的时候，我想起妹妹曾说过要早点离开这个“活死人墓”般的家的话，我忍不住心酸。
妹妹终于开始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了，总算逃离她痛恨的家了。母亲在房间里哭得惊天动地，哭嫁是农村的一种风俗，任何人家女儿出嫁时，母亲都会哭嫁一通的。但我相信，母亲此时的眼泪绝对不是哭嫁那么简单，她的泪水里包含了太多辛酸和伤感。在母亲的一生中，她流过的泪水太多太多了，前半辈子流的都是伤心泪。但愿从此往后，母亲流的都是喜悦和开心的泪水。
妹妹也是哭着离开家的，但愿妹妹的泪水能冲刷掉过去的悲伤，为她迎来全新而美好的幸福日子。
妹妹是个心地善良，思想简单的人，和所有农村女孩一样，只想嫁个自己所爱的人，种种地，喂喂猪，养养孩子，一辈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去了。不像我，有那么多的野心和抱负，永远生活在马不停蹄的追梦之中！
人和人的追求不一样，人和人的命运也不一样！
妹妹结婚第二年，就生了大胖儿子。从此，妹妹的心愿已了，开始安心地相夫教子，过起了简朴、平静的农村小日子。
母亲从此也忙碌了起来，每天抱着她的宝贝外孙子，喜笑颜开，精神也好了不少。我相信，笼罩我家十多年的灾难阴霾终于散去了。
1996年春节前几天，我一个人来到西安。去西安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为看一眼魂牵梦绕的兵马俑和著名的大雁塔。二是去见一见我仰慕以久的《女友》、《文友》和《当代青年》等杂志社是什么样子。为此，我特意托石川先生帮我从日本带回一只佳能傻瓜相机，一千四百元人民币，心疼了我好一阵子。
春节前，我刚好拿到年终奖，加上平时积攒下的钱，有一千五百元的积蓄了。我想，够走一趟西安了吧！那时出门没经验，春节将至，车票极其紧张。在上海火车站排了好久的队，我只买到一张去西安的站票。也就意味着，我要在火车上整整站二十五个小时去西安了！但我全身心都被即将见到兵马俑和自己崇拜以久的编辑们的兴奋笼罩着，并不觉得这是个无比恐怖的旅行。
那时我即将跨入二十六岁的门槛，总想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祭奠自己飞速逝去的青春岁月，来庆贺并不值得庆贺的生日来临。
上火车那天，那情景真是恐怖至极！人潮如涌，窗户里到处是人的脑袋或屁股，正使劲往车上钻，哭爹喊娘的嘈杂之声不绝于耳。我几乎挤脱了一层皮才上了火车。车上的人像逃难似的，大包小包，人山人海，挤得鬼哭狼嚎，七窍冒烟。个子矮小的人，几乎脚都够不着地了。火车开动之后，躁动的人群才稍微平静了一点，站的站着，坐的坐着，任由火车带着我们向着西部奔去。
我在车上认识了两个在上海体育学院上学的西安籍大学生，一个练击剑的，一个练田径的。他们和我一样买的站票。我们都站在靠走道的地方，然后开始聊天。当他们得知我是一个人去西安看兵马俑时，不约而同露出了诧异的眼神。“击剑小伙”说：“现在的西安天寒地冻，连个游客的影子都没有，我估计有很多旅游景点都关门了，你居然现在去西安旅游？你太勇敢了，我太佩服你了！”一瞬间，我去看兵马俑的热情被他的口气吹凉了不少，我哪里知道什么时候去看兵马俑是最佳时机呢！我只有春节前放假那几天才有空啊，并且也只有这个时候才有积蓄。我有点沮丧了。上车之前，还一腔激奋，现在已经有点忐忑不安。怎么办呢，已经上车了，只能既来之，则安之吧！
那个练田径的大学生头脑十分灵活，不知用什么办法，居然找列车员要来了两只小马扎，于是，我们三个人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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