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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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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想象中，《知音》杂志社应该是像上海的任何一座写字楼，气派非凡，辉煌大气的啊！
而来到编辑部，看到那些我崇拜得无以复加的编辑、记者们，那种亲切与温暖的感觉便回来了。听着陈清贫介绍一个个编辑给我认识，那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名字终于和本人对上号了，既新奇又激动。我原来一直以为，编辑王唯是一位先生，因为“他”编发过不少案件稿，往往在文后还附有深刻到位的编后。可到了编辑部才发现，王唯是位不折不扣的女编辑。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意外让我们感到惊喜和有趣。
紧张的时刻就要来到了。前来面试的应聘者们已经陆续聚集在楼下的大厅里。面试现场设在二楼的会议室。我离开编辑部的时候，陈清贫伸出右手，对我打出一个“V”字手势，那是成功的手势。
我深吸一口气，下楼，转弯，踏进楼梯左边尽头的会议室。那是我人生的考场。成败在此一举！
9点整，《知音》杂志社总编、社长胡勋璧、副总编雷一大、副社长周未水、知音编辑部主任关前、海外版编辑部主任张艺潇、总编室主任钱钧、等几位主考官鱼贯入场。我平时只是在杂志上见到他们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是期刊界名人，如今面对面，又是关系前途命运的求职考试，心里免不了有几分紧张。
大约近20个人参加面试，第一场考口试，每个人只有5分钟的发言时间。口试正式开始。第一位做自我介绍的是一所大学的年轻教授，外语相当过硬，给《知音·海外版》写过无数稿件；第二位是一家报社的主任记者，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第三位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
我的头皮在慢慢发麻。原先积累的自信，随着其他应聘者的侃侃而谈在慢慢泄漏。我该用怎样的表达，才能表现得与众不同，才能让这些严肃的主考官们对我这个仅仅小学毕业的打工妹刮目相看？
窗外的梧桐们郁郁葱葱、生机勃勃，阳光像一只温暖的手，正温柔地梳理着梧桐细碎的叶片，把自己的光和热传送给每片刚刚苏醒的叶子，像个慈祥的妈妈。这一刻，我忽然想起很久没有联系的母亲，想起贫寒的家境，想起小时候找村里的高中生借书看，想起在上海小屋中的灯下奋笔疾书的日子……点点滴滴，穿越时空，呼啸而来……
我知道该怎样介绍自己了。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我是与众不同的。世界上有很多大学生出身的编辑、记者、作家，但是，世界上又有几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砸过石头、端过盘子、做过流水线缝纫工的编辑、记者以及作家呢？我就要做那一个！做绝无仅有的那一个！
文凭是别人的财富！而苦难就是我的财富！是我的大学！
轮到我做自我介绍了。我站起来，深吸一口气，对着窗外微笑了一下。那些梧桐叶子一定可以感受到我的自信。这是关键时刻，一定要好好把握！
“我听了别人的自述，有点自卑，因为我只读到小学毕业……”第一句话有了效果，所有主考官都从面前的资料上抬起头来，有些讶异地看着我。我受到了鼓舞，口齿变得清晰伶俐起来。我先讲了个“煽情”的小故事：“在我们那个村子，能看到好书极不容易。村里有个高中生，他搜集了一箱子的书和杂志，每次，我只能找他借一本，就是在他那个小木箱子里，我发现了《知音》……”煽情的开头将主考官们紧紧地吸引住了。接着，我话锋一转，说起自己的经历——从小因家境贫寒，只读到小学毕业便辍学回家，靠砸石头养家糊口。19岁时到上海打工，在打工之余自学写作，迄今为止已经发表10多万字的纪实作品和小说……
最后，我说：“虽然我没有进过大学深造，但是，社会也是一所大学，我的经历就是一笔旁人无法能及的财富，它会使我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受益无穷。我请求《知音》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证明自己的潜能。因为，苦难就是我的大学！”说完了，我发现主考官们的眼睛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而我已经没有了紧张。我的视线掠过窗外的梧桐树叶，它们在风中轻轻摇摆着，好像是对我的赞许和祝福。
口试完毕。我们离开考场的时候，一位叫罗志松的某报社主任记者（现为《知音》编辑部主任编辑），走过来对我说：“小赵，听了你的自我介绍，我都自愧不如了。如果这次招聘只有我俩竞争，我一定把这机会让给你！”平平淡淡的一句话，却让我感动莫名。
接下来是笔试，考我们对《知音》杂志的理解或建议，还要现场编辑一篇文章。我以自己这么多年来对《知音》文体与风格的理解，洋洋洒洒写了两千多字。文章编辑得也很顺利。
考试结束，反馈立即来了。钱主任悄悄告诉我，《知音》领导对我的印象很深，胡总要破例接见我一次。
那一刻，我几乎听到花开的声音！
下午两点半，杂志社上班了。我准时来到四楼胡总的办公室。面目慈善的胡总不魁梧，也不高大，却有一个充满智慧的大脑门和一双历练洞达的眼睛。他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都是关于我的家事和我的打工经历，我都一一如实回答。我抓住机会向胡总保证：“如果《知音》能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不会使你们失望的。虽然我没有过硬的文凭，但苦难这笔财富却是我一辈子也永不完的，因为有了这笔财富，我会比其他人更懂得生活，更懂得人生，更懂得人情和人性……”不知道胡总是否被我打动了。他只是平静地告诉我，录用与否，还必须经过编委会研究决定。
我争取过了，我努力过了，成功与否，那是上天的决定！至少，我已经心安了。考试后第三天，我飞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我及时与沙碧红导演联系，她在电话中问我考试如何，有多大把握。我充满信心地告诉她：“应该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吧！直觉。”他们也在等待，为我等待奇迹发生。
三天后，好消息从《知音》杂志社传来，我被录取了！并且随时可以报到上班！一个期刊界的奇闻就这样诞生了——一个小学毕业生、采石女、打工妹，摇身一变成了著名期刊的编辑、记者！在中国期刊界，这是前所未有的。
我并没有太多的激动。我应该成功的。我相信自己。
4月28日，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再一次来到虹桥机场，这一次，是要长久地离开这个我包容了我太多汗水和泪水的城市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陆兰亭老师来了，《新民晚报》的记者来了，毛毛来了，打工的兄弟姐妹们来了，他们带来了书，带来了鲜花，带来了拥抱和泪水……明明是去一个充满理想和希望的地方，可我为什么会泪流满面？——是我对这个城市倾注了太多的感情，是我对这个城市爱恨交加，是我舍不得离开我同病相怜的兄弟姐妹！可终究要离开了。我洒泪挥别上海的那一幕，被《半边天》节目摄入了镜头。
我就这样离开了生活了9年的上海，离开了这个让我爱恨交加的城市，就像我当初义无返顾离开故乡一样，我又一次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它。回首奋斗了9年的上海，禁不住泪如雨下……
28岁的我，开始攀登另一座人生高峰。
第四章 《知音》，给了我光荣和梦想的地方
一直以为，“萍”是个十分美丽的名字，又好写又好看，还好听。可是，当我回忆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却赫然发现——我的命运，就是萍的命运。一生漂泊着的萍的命运。从江苏到安徽，从安徽到上海，从上海到武汉，逆流而上，逆风而行。而萍草，一般来说只能顺流而下，随波逐流的。而我却恰恰相反，也许正因为我逆流而上的性格，才使自己到达了人生的“上游”。而我到达的每个地方都濒临长江，这不得不让我相信，我命中注定离不开水，离不开漂泊。
这让我想起刘德华的一首歌《我和我追逐的梦》，其中有几句歌词特别打动我——漂流已久/在每个港口只能稍作停留/喜怒和欢乐都不能由我……
这首歌有点感伤，却十分符合我的心境。只是刘德华与他追逐的梦最终“擦肩而过”了，而我，却紧抓梦的手，直至将它变为现实。
如今，我漂泊到了武汉，这个我一无所知的地方，会是我最后的栖息地吗？我是否还会继续漂泊？一切都是未知数。
而我最大的优点是，无论漂流到哪里，都能立即生根发芽。一棵无根的萍草，能够逆流而上已经十分不易，如要生根发芽，不仅需要合适的水温和环境，更需要坚韧的毅力。我相信：毅力，能让河流扑进大海，能让水滴穿过顽石，能让人拧弯命运。
到了《知音》才知道，我面临的挑战比我的想象要严峻得多。《知音》编辑至少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硕士研究生更不在少数。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工作经验，我都一片空白。我以前只是写作，不会编辑，也没有作者，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试用期只有三个月，我必须在这三个月里，突破自己。
刚来时，单位一时没有合适的宿舍安排给我，于是，单位斜对面的一家“建材招待所”成了我的临时宿舍。我的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在附近的小吃摊上解决的。武汉的饮食受湖南和四川的影响，有点偏咸和辣。一开始，我怎么也吃不习惯，要知道，在上海，是连咸菜也要放糖的。但我也许天性是个随遇而安的命，很快便习惯了吃又干又硬的武汉著名小吃热干面，1。2元一碗，一个月下来，体重明显增加。吓得再也不敢每天吃了。
我每天早晨七点钟便起床，洗漱完毕，到楼下吃早点。然后走上两分钟的路，便到了知音大厦。单位规定8点钟上班，以签到为准。中午11：40下班，下午2：30上班。考勤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所以，《知音》杂志社严格的管理体系在期刊界有口皆碑。经常会有一些兄弟单位慕名前来取经。
在三楼正对楼梯的大办公室里，已经安排了我的办公桌。位置十分理想，对面就是高高的梧桐树。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我每年都以对面的一幢大楼为标准，目测梧桐每年又长高了多少。我刚进《知音》上班的时候，从我的座位处，刚好可以看到梧桐树的树梢与对面招待所的房顶平齐。过了一年，它们就超过了招待所的房顶。我看着它们快速而欣喜地成长着，它们也看着我辛勤地工作着。
那时单位还没配电脑，所有的稿件在修改后，都必须抄写一遍，如果主任修改过了，还必须再抄写一遍，这样才能方便主编阅读。有些编辑自己抄不过来，就花钱请一些大学生、退休老师抄写。两块钱一千字。那些年，《知音》编辑们不知为多少勤工俭学的大学生们提供了轻而易举挣钱的好机会。
第一个月，我一篇稿子都没有。编辑部主任关前（现为《知音·海外版》执行副总编）指点我，先把《知音》往年的合订本猛读一遍，充分了解《知音》的栏目、风格、要求，以及了解哪些稿件我们已经发表过，以免犯重复编辑同一稿件的低级错误。
于是，我找陈清贫借了近三年的《知音》合订本，一篇篇认真啃读。其实，我在上海时，基本上每期必买《知音》，都是读过了的。但现在的读跟以往的读不一样了，以往读是新奇，现在读是研究。一边研究一边做笔记。同时，我买来大量的哲学论著、文学名著慢慢地“消化”。这些，会有助于我将文章编辑得有分量、有深度。
第一个月，我基本上是在阅读和帮别的编辑抄写稿件中度过的。帮别人抄写稿件有个好处，就是学习别人怎么修改文章，包括引言、小标题和编后的制作等等。这是最简单的“偷师学艺”了。
万事开头难，开头真难。
第二个月，编辑部主任关前带我出了趟差，到我熟悉的上海与南京走了一趟。关老师给我介绍了不少他的作者给我认识，我见了不少人，逢人就谦恭地喊老师，就谈选题。也有两个作者答应给我稿子的。可惜，一趟差回来，我依然没拿到一篇稿子。后来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放心把稿子交给我这个新编辑的，怕我糟蹋、浪费了他们的稿子。
有一次，我打长途电话给上海一位在《知音》上发表过不少文章的某老师，向他约稿。某老师先不谈稿子的事情，却婉转地问我：“小赵啊，听说你学历不高啊，能到《知音》做编辑不容易吧？”我马上谦虚地说：“这都是《知音》给我的机会。”某老师话锋一转，“你以前从来没做过编辑的工作，你会编辑稿子吗？会做引文吗？会做小标题吗？”
这时，我依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快，这种问题，我虽然听得不多，但有如此疑问的人一定不少。我说：“任何人都不是天生什么都会的，只要肯学，就没什么学不会的啊！”
这个时候，我明显听到电话里传来一声轻笑，那笑与一般的笑不一样，是带着鼻音的、短促的一声“哼”，是那种让人一听就知道是不屑和轻蔑的笑。“知音这样下去，能办得好吗？”某老师像是自言自语说出了这句话。如果真是他自言自语就好了，偏偏让我听到了。我的脸“刷”地红了，我抑着气说：“某老师，你忙吧，不打扰了。”我正准备放下电话，某老师的话又传了过来：“小赵啊，我跟你们那里的几个编辑都很熟，他们老缠着我要稿子，你嘛，我就无能为力了……”我说“谢谢，不用了”，迅速挂掉了电话，我怕自己没出息的眼泪会掉下来了。
难怪我刚来时，关老师就对我说：好多人都看着你呢，你一定要好好干。
5月中旬，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播出了以我为主的打工妹专题片。一时间，我的电话信件不断。人们都很好奇，无一例外地询问，我是如何从一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的打工妹成为一名记者、编辑的。这些来信来电更加重了我的心理压力，现在不仅是少数的几个人在看着我了，而是全国人都在看着我了。如果我几个月后因工作无法展开，而被《知音》辞退的话，我颜面何在？后路何在？
深夜无眠。我咬牙对自己说：你一定要挺住！你没有退路！你自己的脑袋只有靠自己的肩膀扛！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才能挽救自己！
第三个月，我单独出差去了北京，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去北京，两眼一抹黑。我根本不知道去北京该住在哪里，单位那时规定的报销标准是每天住宿150元。在北京，这是住招待所的价格了！我到处打听，最后打听到北京宣武区白纸坊东街《经济日报》社招待所，有120元一间的标准间。北京对一个陌生人来说太大了，大得感觉自己像个蚂蚁，每天只能在北京很小的一个角落里爬来爬去，还很难办成什么事情。
我是奔着北京几位和我同时参加过香港和泰国的笔会的作者们去的。我们在海外又是亲密合影，又是谈笑风生，还约定我以后有机会去了北京，他们请我吃饭什么的。但是，我到北京之后，打了那么多电话，有些人不是说忙，就是说手头没有稿子，不好意思……只有严欣久老师给我介绍了十多位北京的写手。至今还记得，那位可以做我妈妈的严老师，在电话里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一个个作者的电话，联系地址等等，还亲自帮我一个个打电话跟作者先通了气。虽然严欣久老师也没给我写过稿子，但她的热情帮助我至今难忘。有些人，虽然只有泛泛之交，但他/她也许会让你铭记一辈子。这就是人格的魅力！
因为没有经验，尽管我频频出差，依然没有收获。有时组回一堆稿子，到报选题的时候，才发现都是不痛不痒的，跟其他同事的题材比起来，简直是垃圾。三个月眼看就要过去，我焦头烂额！
第四个月，我到安徽出差。那是我的故乡啊！我希望在那里会有所收获。果然，故乡没有使我失望。回去后，我找到了芜湖市文联的王永祥老师，他又介绍我认识了政法委的王昌银老师。王昌银老师刚好新近写了一个案子，题材不错，凭直觉，我就觉得是必发稿。果然，就是这篇我家乡发生的案子，打开了我的编辑生涯的第一炮。
对编辑来说，组稿好比买菜，菜买回来后，如何加工成一道道风味独特的美味佳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编辑出一篇好文章，不仅标题要凝练，引题要出采，编后要深刻，更重要的是如何提炼出新颖不俗的主题。这对我来说，都是需要下大功夫去学习的。好在，《知音》的领导们都很敬业而随和。当时的编辑部主任关前没少关照我，每月编稿期间，他都十分耐心地教我如何改稿子，如何做小标题，如何写编后，如何把一篇题材新颖但写得很平庸的稿子编出新意来。
同样是农村出身的雷总编也对我厚爱有加。每当稿子到了三审时，他发现某个稿子编辑没到位，他都会把编辑轮流叫进他的办公室，耐心细致地为编辑讲解分析这篇稿子的重点在哪里，该如何提炼主题。有好几次，我对一篇稿子失去信心的时候，雷总会这样鼓励我：“小赵，你能到今天十分不容易，我们都相信你会做个好编辑的，我们当初讨论是否录用你的时候，也正是看中你身上那个能吃苦的精神和你的聪明才智。只要你能下苦功，相信你会做得更好的。”谆谆教诲如同春风拂面，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信心。
每次发完稿子后，胡社长和雷总编都会给编辑们开编后会，评价每篇稿子的优劣与得失，发出来的稿子它好在哪里，没发出来的稿子缺陷在哪里。通过一一点评，使编辑们对稿件的把握与主题的提炼的水平大大提高。而我，更如海面吸水，认真地记下社长和主编的每句点评，这是拿钱也买不到的宝贵知识。
万事开头难，一旦开了头，便顺利了。自从发了第一篇稿子之后，我每月都能顺利完成版面任务。那时候，最痛苦的事莫过于誊抄稿件了。每个月，我至少交五篇稿子，每篇稿子约六千字左右，至少要抄写三万多字。有时反复修改，就必须反复抄写。在每月编稿期间，我从没在午夜12点之前睡过觉。
从第三个月开始，我搬进了单位给我在水果湖刘家湾租的宿舍。那套房子是私人的，共三层，一二楼是我们单位的男同事住，我和另两位女同事住三楼。她俩因年龄小，合住一间，我一人一间。那套房子掩藏在一片高楼大厦间，夏天闷热男当，冬天阴冷潮湿，门都关不上，厨房里爬满蟑螂。
那是正是炎热的7月，是武汉最热的季节，如果没有电扇和空调，人坐着不动，也会像蒸桑拿一样。那时我已经没什么钱了，在上海打工攒的一点钱早已在两次的飞行和这几个月的生活费中花掉了。加上开头几期没发稿子，基本上入不敷出，我花150元钱买了只简单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后，剩下的钱连床都买不起了，幸亏陈清贫把他家闲置的一只行军床借给了我，而美术编辑段志华老师把家里的一台窗式空调给我拿了过来，我的一个简陋小家就这样拼凑起来了。
那间房子的环境实在糟糕。因为楼下开着小餐馆，更是乐坏了一堆硕鼠。白天的时候，那些一尺来长的硕鼠们就大摇大摆地在楼房间穿行，抢食物，抢女朋友，抢地盘，打架斗殴，热闹得一塌糊涂。
而夜晚，这些家伙就更猖獗了。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编稿子，不知不觉到了深夜，楼下的餐馆也打烊了，周围的居民都进入了梦乡，一片寂静，这时正是编稿子的好时光。我正奋笔疾书着，忽然听到背后有小小的喷嚏声，我下意识地回头一看，天！一只比小猫小不了多少的老鼠正目光炯炯地看着我呢！我与它对视了有五秒钟，它居然一点都没把我放在眼里，不跑不躲。我先是害怕，接着生气了，这个家伙，居然没把人放在眼里，一定是想到我的房间里乘凉呢。我迅疾地站起来，顺手超起床头的一根棍子（这是平时放在床头以防不测的），可它早已经从离地有七八公分高的房门底下窜出去了。
经此骚扰，我的思路受到严重干扰，怎么也静不下心来编稿子了。
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老鼠造访我的小屋，甚至发生过咬坏我稿子的恶劣事件。除了咬牙切齿之外，我无计可施。不过，从农村出来的人，一般对生活要求都不太高的。何况，比起当年我在上海租人家的厨房住，遭遇大蛇惊吓和漏雨之苦，这里可算是天堂了。
搬到刘家湾之后，我买了一只小煤气灶和一些油盐酱醋，电饭锅是从上海带来的。晚上，下班回来的时候，顺便从菜场带点菜回来，炒一个菜，烧一个汤，一碗米饭就够了。有时，天太热，不想做饭，就花5元钱，在楼下的小餐馆里买一份肉丝炒干子，一盒米饭，一样可以吃得很饱。有时，我就下一碗面条，炒一盆青菜，或者是一个番茄炒鸡蛋。吃得简单而惬意。
武汉的夏天真热啊！虽然有台窗式空调，但制冷效果并不太好，为了降温，我每天下班回家就用凉水冲地，这样屋内很快就会凉下来。
最麻烦的是洗澡，因为没有热水器。夏天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用的冷水冲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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