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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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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两个月之后，我才终于学会将绣花绷子使用自如，脚下控制着缝纫机的轻重缓急，手拿着绣花绷子上下左右不停地筛动一会，一对蝴蝶的翅膀或一朵玫瑰的花蕊便跃然布上，最多的一天，我可以绣到三十只。按每只一毛五分钱计算，可以挣得四块五毛钱。后来操作熟练了，每天可以绣到四十只左右。
为了向母亲展示我绣花的本领，我去街上买了一块粉红的确良布，绣了两朵盛开的白菊花，然后做成了两只实用的枕头套。那两只枕头套成了我的闺房里唯一的美丽点缀，一直用到我离开家乡。
我的绣花女时光只延续了8个月，因为经营不善，松元绣花厂很快倒闭。当我将蝴蝶牌缝纫机拉回家时，适逢碗口石也卖不动了，山上已经没什么人砸石头，日子更为萧条。村里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子纷纷选择出嫁到外村，逃出了一穷二白的小荆山，没嫁的，也订婚了。她们就像一只只从笼中逃脱的鸽子，逍遥地飞远，惟有我的前途一下子渺茫起来。虽然家里一直没断过媒人，但是父母紧守着“把我嫁到街边”的底限，轻易不松口。父母的世故让我反感，与生俱来的叛逆在心里萌芽，我有种预感，也许我会违背他们的意愿，做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
回家不久，矿上的破碎机组要招人，我跑去“应聘”，被顺利录取。于是，成天戴着日本鬼子那样的深蓝色“风帽”、眼镜和口罩（因为破碎机在开动后粉尘极大），拉着铁皮翻斗车，一天数十趟地从破碎机里拉出加工后的小石子或石粉，倒到50米外的料场，让汽车或拖拉机运走。周而复始，枯燥而又机械，生活没有一点亮色。破碎机发出的巨大的轰鸣声振聋发聩，灰尘弥漫。
一天下来，尽管戴着口罩，鼻孔里还是吸满石粉，手指一抠，都是灰白色的厚实的泥巴。露在风帽外面的头发、眉毛像是染了霜，回家好一通洗，那时能用香皂洗脸已够奢侈，至于头发，只能用最便宜的蜂花洗发水，如果没有，只能用洗衣粉了。每天必须洗一次，否则头发根本不能梳通。尽管如此，我还是留了一头齐腰的长发，尽管它们因为营养不良而显得枯黄，我每天还是精心地将它们编成两根粗大的麻花辫，在我的黄军褂背后摇曳生姿。如果是夏天，我最喜欢在河里洗头，看着长发在河水里水草一样飘来荡去，很有意思。可惜的是，夏天的河里漂满了鸭子和鹅们，它们用嘴巴和脚掌放肆地将河边的水搅得黄浊不堪。为了洗净头发，我必须涉水下到水的深处，差不多齐腰了，才能看清水的颜色来。也许总是在河里洗头，头发上总是有股淡淡的水草的味道，不香，甚至还有些腥味，是接近泥土的味道，但是我喜欢。
冬天洗头有些麻烦，只能在煤球炉子上烧点热水，用洗脸盆洗头，因为冷，也因为节约用热水，头发根本不能彻底清洗干净。洗完后也没吹风机，只能自然凉干。有时实在太困，往往等不及头发晾干，已经倦极入睡。湿漉漉的头发贴在头皮上，从冬天的夜晚一直贴到黎明。一觉醒来，头发卷曲纷乱，将干未干。也许从那时开始，我便落下了头痛的毛病，至今未愈。头痛成了我生命的凌迟杀手。是不是命运的魔杖总会在人的一生中留下一些令人诅咒的印记呢？
现在想来，一个人的一生中注定要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转折的，就像好好地走在路上，会莫名其妙地摔跤一样，有的人只是略伤皮毛，爬起来掸掸衣服上的灰尘继续行路。而有的人却会被摔得头破血流，前程尽毁。对农村女孩子来说，命运的转折就是依靠婚姻这块跳板，跳好了，对岸柳暗花明，小日子可以过得舒心惬意。跳不好，就是浸身苦海，后果不堪设想。
18岁那年秋天，我浑身发抖、惊骇不已地见证了一件极为悲惨的事，这件事深深影响了我日后的情感取向。
那是初秋的某个黄昏，太阳刚刚滚到山旮旯里去，附近的小刘村忽然人声鼎沸起来，顺风传来哀嚎阵阵。很快就有消息传过来，说是一个20岁的姑娘上吊死了。喜欢看热闹的村民们倾巢而出，朝着哭声最响亮的小刘村奔去。我也去了。
在农村，没有什么比上吊、投河、喝老鼠药更方便快捷的死亡方式了。几乎每年，各个村庄都会有想不开的村民非正常死亡，有些是因为婆媳不和，有些是因为夫妻打架，但像20岁的姑娘寻死的还不多。
那场景绝对是触目惊心的。那个姑娘还赤着脚，脚丫子上残留着微干的黑泥巴，那是稻田里肥沃的泥，她应该是刚从田里割稻回来吧！她上身穿件褪色的红的确良的衬衫，袖口也是高高挽着的，肩膀上有两个叠在一起的补丁。她躺在门板上，脸上蒙了一顶破破的草帽，薄薄的衣衫下挺着两个小馒头似的乳房，瘦瘦的身子一动不动，一条粗长的辫子垂在门板上。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大大的寒战，我不认识她，但我分明感到疼，感到怕。
她的家门口人山人海。有唏嘘的，有哭泣的，有打听的。哭声最响的应该是她的妈妈吧，呼天抢地的，还咒骂着什么。我也哭了，我看到那个女孩留下的一封遗书，被好多人传阅着。那是一张春节时贴门对的红纸，撕得很不规则，纸也已褪色了，字是用圆珠笔写在红纸反面的，上面只有歪歪扭扭的几句话：“我死了，你们就不能把我怎么样了。我和小九子是真心相爱的，你们硬要逼我跟别人结婚，我就死给你们看。我到死也恨你们！！！”一连三个触目惊心的惊叹号，表示了这个姑娘的绝望和仇恨。此刻的她平静地躺在门板上，以沉默的死，无声地抗议着她的仇恨。一个农村姑娘，唯一能主宰的，就是自己的生命。
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对往下淌，曾几何时，我也是想一死了之的呢！虽然不是为爱情。那么弱小的女子，为了爱情，她没有能力与强大的亲情抗衡，她唯有以死抗拒。这份勇气是多么悲壮又是多么悲惨！
从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我大致弄明白了，原来这个姑娘是和村里一个叫小九子的青年自由恋爱，但是她的父母嫌弃男方家兄弟多，家境贫困，坚决不同意，为让姑娘彻底死心，她的父母托人给她做媒，找了个在市里卖煤球的跛子，收了人家三千元彩礼，准备在阴历八月十六那天成亲。绝望的姑娘和小九子决定私奔，但那夜没走出半里路，就被闻讯而来的父母亲友堵截了回去，愤怒的亲友打折了小九子的腿，把姑娘拉回家中锁了起来。才过一周，姑娘就选择了自杀。
死去的姑娘并没得到彻底的解脱和安稳。她的死被其父母亲友视为是小九子的罪过，于是将她的遗体抬到小九子家中，逼迫小九子一家老小为姑娘的亡魂守灵三天，并将小九子家中的所有家具物件打烂砸碎，只差没拆掉房子了。当夜，小九子便喝了满满一瓶农药，紧抱女友的遗体，含恨而去。
这场巨大的悲剧发生在1987年的秋天。两条鲜活生命的非正常死亡让我心有余悸。我恨死了农村；恨死了贫穷而愚昧的农村；恨死了那些因为贫穷和愚昧而麻木了的灵魂！
也许就是那时候，我萌发了要逃离农村的念头。“死也要死到外面去！”我在日记里用力地写了这行字。
1988年如期来临。因为母亲生病时的欠债没有还完，我家过了一个凄凉无比的春节。没有一件新衣服，新鞋子，甚至没有一点肉。一锅豆腐白菜炖粉丝就过了一顿年夜饭。
这一年，注定又是我家的灾年。同样是夏天，母亲旧病复发。居然是胆结石！真奇怪，切掉半个胆囊之后的母亲居然又长了结石。手术依然是在铁路医院做的，结果是，母亲得救了，但又欠下欠元巨债！真正的雪上加霜。全家人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窒息。挣钱还债，成了这个风雨飘摇之家的当务之急！
也许上苍还是眷顾我的，就在我处于人生的黑暗之中时，他伸出一只引路的手，将我拉出了黑暗——就在我妈妈出院回家的第二天，本村有一个顶替父亲在上海宝钢工作的小伙子大川回家来农忙。有一天晚上，他到我家来串门，他说起了上海的种种繁华，以及一个新鲜而陌生的词汇——打工。大川告诉我，如今在上海打工的农民特别多，工作也遍地都是，随便找个洗碗扫地的活，一个月也能挣到上百块。天！那够我在破碎机上干两三个月了。“打工”这两个字，像两支小小的蜡烛，在我眼前慢慢燃烧起来。
从我来到小荆山的时候，就认识了大川，我们经常互相借书看，在一起扳手劲，还经常成群结队地去有电视的人家看《排球女将》。他家兄弟三人，他是老二。我们经常会听到他被脾气暴躁的母亲打得鬼哭狼嚎，哭过之后，爬起来又去耕地挑谷，16岁的他就像个26岁的男人一样干体力活，壮实得像头小牛犊子。大川18岁的时候，幸运地接替了他父亲的工作，去了上海宝钢，做了合同工人，也成了我们小荆山所有孩子羡慕的对象。听他回来说了上海的种种好处，我的心不安份了。
我跟父母说要去上海打工，他们一听就像炸雷一样跳了起来，继父首先表示强烈反对！在我们那个村，那时还没有一个女孩子离开本市，去那么遥远的地方找工做的。病中的妈妈生怕我一去不回，更是态度坚决地反对！一会儿抹泪，一会儿要找绳子上吊……家里又发生了一次鸡飞狗跳的激烈争吵。这回，我寸步不让：我出去挣钱还债有什么错呢？
情急之下，妈妈居然说了句“大不了帮你选个好人家，订个亲，彩礼就够还债了”。天！那和将我卖掉有何区别？我心如刀绞，第一次觉得父母如此陌生和“歹毒”！我撕心裂肺地痛哭一场，逆反心理像野草一样在心里滋生——我一定要离开这个没有人情味的家，与其被父母“卖掉”，不如自己出去闯荡。闯好了，就回来；闯不好，死在外面拉倒。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呢？
我越想越悲壮，越想越激动：我要走！一定要走！我要去上海，那里一定会有我的一小块立足之地！我被自己的疯狂念头鼓舞着，一刻也不想在这个活死人墓般的家里呆了。
我知道无法说服父母了，为了顺利离家出走，我选择了不辞而别！我和一心要帮我的大川“私奔”了！
迄今还清晰地记得，我穿着一件肩膀上打了一块三角补丁的白的确良短袖衬衫，一条黑白格子的裙子，一双走路“咔咔”作响的塑料凉鞋，在那个无月的夜晚，我背上了五六年来写的14本日记，悄然离开了我生活了6年的家。在我和妹妹一起住的小屋里，妹妹隐忍地小声地哭着，她答应我在天亮之前一定不向父母告密。天亮之后，我坐的火车估计已经离开安徽省了。
我是一路走一路哭着的。我想着天亮时，还挂着胆汁袋的妈妈找不到我，该是怎样的悲伤；继父的大嗓门一定会把我的“私奔”丑闻在小荆山宣传得沸沸扬扬的。可我除了一路洒下心情复杂的泪水外，已经顾不上父母的反应了。事已至此，我只能义无返顾，奔向我渺茫而未可知的未来。至于未来是什么模样，我无从揣测。我的出逃就是在向命运挑战！向世俗挑战！
上海，我能在这里寻找到自己失落已久的梦吗？
第三章 漂泊在上海，风中扬起不屈的帆
1988年8月17日早晨，我顺利地坐上了从芜湖到上海的火车。19元车费，8个小时后就抵达上海了。当我站在黄昏的上海火车站广场上时，我的口袋里还剩下5元钱，我的胃里是半斤苏打饼干。大川一路上对我无微不至，比我大三岁的他像哥哥一样，帮我提着行李，带着我倒了三四趟车，终于在夜幕中到达他上班的宝山钢铁公司第十九冶金建设材料处。他在这里做木工。
夜幕下的上海有种神秘的美，那些璀璨的灯光、令人目眩的高楼和马路上奔驰的汽车，无一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与我擦肩而过，它们让我感到敬畏，感到它们的强大，越发映衬出我的渺小与卑微。
公交车上满耳都是我听不懂的吴侬软语，陌生人们个个都衣冠楚楚。我下意识地看看我的左肩，那里有一块三角形的补丁。好在是夜晚，没人会注意。但我依然感到那块补丁像打在我脸上一样，让我脸红心跳，让我不好意思。
对上海的第一感觉，是新奇多于陌生，兴奋多于恐慌。上海，能接纳我这只不期而至的飞鸟吗？
我们在宝山区月浦镇下车后，大川提着我的行李，带我走进了宝钢的大门。昏黄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又缩短，夜晚的宝钢宁静安详，宽阔的马路两边种满各种花卉。大川不无得意地告诉我：“宝钢是全国闻名的花园工厂，明天早上起来，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是绿树和鲜花。”他步履矫健，神采熠熠，我忽然有种奇异的感觉，也许，我跟着这个男人“私奔”，是冥冥中注定的一种结局，是一种命运使然。也许，他就是上帝派来将我拉出黑暗生活的那只手，我必须永远牵紧他……
到达大川的宿舍时已经晚上9点，他的宿舍里空无一人，宿舍里挂着四顶蚊帐，他说他的三个同屋一定是在电视房里看电视吧！那时正是食堂里卖消夜的时间，大川放下行李，立即拿了两个搪瓷盆子，在屋外的水龙头上冲了冲，跑去食堂买来两碗肉丝面。那碗到上海后吃的第一顿面条，成了我记忆中最美味最难忘的佳肴。我一根一根地挑着面条吃，舍不得一口吞下。至今，我固执地以为，没有哪一种饭菜，及得上那一碗肉丝面。那一碗肉丝面的香味，在我后来的日子里一直萦绕不去。
在吃面的时候，我忽然有种失真的梦幻感觉。昨夜，我还在妈妈的泪眼中为自己的去留而痛苦不堪，而今夜，却已身处千里之外的异乡，时空变幻，世事无常。我这一走，面临的将是怎样的人生呢？
到达上海的第一晚平淡无奇，我在大川的安排下，住进了他宿舍后面一排的一间女生宿舍。那屋里有一张空床，我就在那张窄窄的单人床上辗转反侧了一夜。浅意识的睡眠中，始终摇晃着母亲的伤心欲绝的泪眼和继父暴跳如雷的怒骂。我一定在梦中又哭又喊了的，要不，第二天一早起来，宿舍里那个四川女孩不会那样问我：“你夜里做噩梦了吧？又哭又喊的……”
我是在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的歌曲中醒来的，那是宿舍区的喇叭在催促人们起床。宿舍区开始嘈杂起来。这是个阳光灿烂的清晨，陌生的空气中有种鲜亮的色彩，让我感到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
我梳洗完毕来到大川的宿舍时，他的三个同屋奇怪地看着我，大川笑着介绍：“这是我的老乡，叫美萍，想在上海找份工作，以后你们大家多帮忙。”他的同屋意味深长地笑笑，笑得我和大川的脸都红了。
我就这样在宝冶材料处的一个女生宿舍住了下来。来了才知道，工作并不像大川在家里说的那么好找，他托了好多本地同事帮我找，我理想的工作是能进工厂打工，任何工作都行。可一天又一天过去，一周又一周过去，工作的希望十分渺茫。后来，大川的一个木工师傅好不容易帮我打听到宝山有个地方需要铲煤工人。我立即就想去试试，在家连石头都砸过了，铲煤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了。没想到大川坚决不让我去，说那是男人干的活，他宁愿每天下清水面条给我吃，也不让我出去吃这种苦。
我热泪盈眶。我的到来已经增添了他的巨大压力。材料处领导已经警告过他多次了，宿舍区里不准住非职工。实在没办法时，大川只好把我藏到了他的木工房里，好在是夏天，在地上铺张草席，点一支蚊香，他把我反锁在木工房里，这样我就能安稳地睡一夜。第二天我早早起来，到外面溜一圈，等到别人上班时，再从大门口堂皇地进来，给人造成我在外面住的假象。
也有惊魂不定的时候。有一天夜里，材料处保卫科突击查夜，因为宿舍区里像我这样的外来人还不少。那夜真是惊险，得到消息的大川飞快地跑到木工房，拉着我从窗户跳了出去，穿过杂草丛，爬过围墙，跑到不远的江边，好歹躲过了这次“浩劫”——如果被查到私自带着非职工在宿舍区过夜，是要狠狠罚款的。
白天，为了不招人眼目，我要么躲在大川的宿舍里不出来，要么独自翻过围墙，去江边发呆。我常常在江边的防洪堤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或一个黄昏。我时常远眺长江对面的崇明岛，和不远处的吴淞口，期盼来往的船只能停下来载上我，随波逐流到天涯……我常常在这种幻想中伤感莫名，可滔滔江水带不走我的忧伤。
最让我伤脑筋的是，家里不断来信催促我寄钱回去还债。后来从妹妹的来信中得知，我的私奔果然在小荆山闹得沸沸扬扬，继父逢人便说我的不孝，母亲则泪水涟涟、长吁短叹。她抑郁的心情直接影响到伤口的愈合，直到我离家一个月之后，她才去医院摘掉了那根挂在她腹部的胆汁管子。令我稍微心安的是，他们总算没去大川家吵闹，只是一遍遍写信要钱还债。
最让我感动的是大川。他当时做木工收入很低，每月工资奖金加起来也就二百多元。原先他是每个月给自己家寄点钱的，我家的催款信来到之后，他二话不说，便每月从伙食费里再挤出一份，给我家寄去。
10月份的时候，家里又来信了，要钱还高利贷，连本带利近2000多元。我捧着信欲哭无泪。债务沉沉，何时才能还完翻身呢？大川安慰我：“别担心，有我呢！”我还是想哭，为他的话。
大川把那个月刚发的工资一分不少全寄给了我家，又找同事东挪西借了一点，还是不够。他把自己才买的40块钱菜票卖给了同事，又把单位“十一”发的两箱苹果和梨也卖了，总算凑齐了钱，给我家寄了回去。
那个月，我们整整吃了一个月的白水面条和馒头，最奢侈的是买了几包涪陵榨菜。大川是最不喜欢吃面食的，那个月吃得他面黄肌瘦，他喜欢锻炼身体。吃到后来，他连40公斤的杠铃都举不起来了……
好容易挨到11月份，大川发工资了，先还了别人一部分。我们终于吃上了食堂的炒青菜，每次我都把菜汤喝得干干净净。后来打来饭菜，大川总要先把菜一分为二，因为我跟他说我喜欢喝汤，不喜欢吃菜。他不依，一定要跟我对半分。米饭很糙，青菜也没什么油水，可我们嚼得很香，像是品位世界上最美味的佳肴。
天渐渐冷下来了，找不到工作，闲不住的我又开始写诗，写散文和小说。然后委托大川帮我到月浦镇上寄出去。糟糕的是，我的作品要么是退稿，要么杳无音讯。给我退稿最多的是上海的《萌芽》。诗歌编辑孙悦不厌其烦一遍遍退稿又一遍遍鼓励。孙编辑不客气地说我的诗歌写得肤浅而幼稚，全是无病呻吟的感慨，或莫名其妙的忧伤。我大受打击，从此轻易不再写诗歌了。我把所有情绪全都倾泻在了日记中。
为了缓解我找不到工作的郁闷，每天晚上，大川便推着他那辆花20元买来的二手自行车，教我骑。在老家，像我这样快20岁还不会骑车是很罕见的。不是我笨，而是因为没钱买自行车。在宝钢宽阔的柏油马路上，我不知摔了多少跤之后，终于稳稳地骑上了自行车。大川说，会骑车，也许会容易找工作一些。他像个无微不至的兄长，细心地安排着我的生活。
就在家中第9次来信催促我寄钱回去还债的时候，我到上海后的第一份工作终于姗姗来迟。那是大川托人帮我找到的，在一家私人小餐馆做服务员，每月工资80元，包吃住。我喜出望外、心花怒放！80元啊，不用风吹日晒，是我在家乡需要砸近100吨石头、在破碎机上拉两个月翻斗车才能换来的。大川送我来饭店的时候，一个劲叮嘱我：“帮人干活，小心着点，如果有什么委屈，就去找我。”
说罢，他骑上车就走。我的心里涌动着感激的潮水——他是我生命中出现的第一双援救之手啊，是他将我拉出了血泪合流的苦难岁月，拉出了暗无天日的少年时光。如果不是他，我的人生也许会阴暗得无法想象……
开始工作了，我把这份工作看得极为重要和神圣。当时我天真地想，只要老板不撵我走，我就要一直在这里干下去。我对着天空长舒一口气：上海啊，我像一枚针一样，终于在你的领地上扎下来了。
上班第一天，我按照老板阿亮的吩咐，5点钟起床，然后骑上自行车去月浦镇的一家面店买30斤挂面。30斤面条压得我的自行车直晃荡，我上了两回自行车，两回都掉了下来。我泄气了，干脆推着车回去。没料到，一回饭店，迎面就见老板大发雷霆，因为我回来迟了，影响到店里做早餐生意。我颤颤惊惊地将面条搬进厨房，另一个服务员红妹刚刚从宿舍里拎着开水瓶慢悠悠地走过来，我觉得不公平，但我没敢吭声，我必须保住这份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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