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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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指什么地方？”她问，顿时脸上泛起了红晕。
　　“那边就是牢里，”聂赫留朵夫赶快回答。
　　“好什么呀？”她问。
　　“我想这里的人好些。不象那边的人。”
　　“那边好人多得很，”她说。
　　“明肖夫母子的事我奔走过了，但愿他们能得到释放，”聂赫留朵夫说。
　　“但愿上帝保佑，那老太婆人真好，”她说，再次表示她对那个老太婆的看法，接着微微一笑。
　　“我今天要上彼得堡去。您的案子很快就会受理。我希望能撤销原判。”
　　“撤销也好，不撤销也好，如今对我都一样，”她说。
　　“为什么说：”如今都一样‘？“
　　“不为什么，”她说，用询问的眼光瞅了一下他的脸。
　　聂赫留朵夫把她这句话和这个眼光理解为她想知道，他是不是坚持他的决定，还是接受了她的拒绝而改变了主意。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您都一样，”他说。“不过对我来说，您无罪释放也好，不释放也好，倒真的都一样。不管情况怎样，我都将照我说过的话去做，”他坚决地说。
　　她抬起头来。她那双斜睨的黑眼睛又象瞅着他的脸，又象瞅着别的地方。她整个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神采。不过她嘴里所说的同她眼睛所说的截然不同。
　　“您何必说这种话呢”她说。
　　“我说这话是要让您明白我的心意。”
　　“这事您已经说够了，用不着再说了，”她好容易忍住笑说。
　　病房里不知怎的喧闹起来。传来孩子的哭声。
　　“他们好象在叫我，”她不安地回头望望说。
　　“好吧，那么再见了，”他说。
　　她假装没有看见他伸出手来，没有跟他握手就转过身，竭力掩饰她的得意神气，沿着走廊的长地毯快步走去。
　　“她身上起了什么变化？她在想些什么？她有什么感受？她是要考验我，还是真的不能原谅我？她是没法把她的思想和感受说出来，还是不愿说？她的心肠变软了，还是怀恨在心？”聂赫留朵夫问自己，却怎么也无法回答。他只知道一点，那就是她变了，她的心灵里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不仅使他同她联结起来，而且使他同促成这变化的上帝联结起来。
　　这样的联结使他欢欣鼓舞，心里充满温暖。
　　玛丝洛娃回到放有八张童床的病房里，听从护士的吩咐开始铺床。她铺床单的时候腰弯得太低，脚底一滑，差点儿跌交。一个脖子上扎着绷带的男孩，正在休养，看见她差点儿跌交，笑起来。玛丝洛娃也忍不住，在床边上一坐，发出响亮而富有感染性的笑声，逗得几个孩子都哈哈大笑。护士生气地对她嚷道：“笑什么？你以为你还在原来那种地方吗快去拿饭来。”
　　玛丝洛娃不作声，拿起食具到护士吩咐她的地方去，但她同那个扎着绷带、被护士禁止笑的男孩相互看了一眼，又扑哧一声笑出来。这天白天，当房间里没有人时，玛丝洛娃几次从信封里取出照片，欣赏一下。晚上下班以后，她回到同另一个助理护士合住的房间里，才把照片从信封里取出来，含情脉脉地一动不动仔细察看着照片上的那几个人、他们的服装、阳台的台阶、灌木丛，以及灌木丛前面他的脸、她的脸和两位姑妈的脸，看了好半天。她看着这张发黄的褪色照片，怎么也看不够，特别是对她自己，对她那张额上鬈发飘飞的年轻美丽的脸看得出了神。她看得这样专心致志，连那个跟她同住的助理护士走进屋子，她都没有发觉。
　　“这是什么？是他给你的吗？”身体肥胖、心地善良的助理护士弯下腰来看照片，问道。“难道这是你吗？”
　　“不是我又是谁？”玛丝洛娃笑吟吟地瞧着同伴的脸说。
　　“那么这是谁？就是他？这是他母亲吗？”
　　“是姑妈。难道你认不出来？”玛丝洛娃问。
　　“怎么认得出来？一辈子也认不出来。整个模样都变了。
　　我看离现在都有十年了吧“
　　“不是几年，是隔了一辈子，”玛丝洛娃说。她的活泼样儿顿时消失。脸色变得阴郁，眉毛之间凹进去一条皱纹。
　　“怎么样，那边的生活一定很轻松吧。”
　　“哼，轻松，”玛丝洛娃闭上眼睛，摇摇头说。“比服苦役还要苦。”
　　“那怎么会？”
　　“就是这样。从晚上八点钟忙到早晨四点钟。天天这样。”
　　“那大家为什么不抛下这种生活呢？”
　　“抛是想抛的，可是办不到。说这些做什么”玛丝洛娃说着，霍地站起来，拿起照片往抽屉里一扔，好容易忍住愤怒的眼泪，砰地一声带上门，跑到走廊里。刚才她瞧着照片，觉得自己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迷迷糊糊地想象着她当年是多么幸福，现在要是同他在一起又将是多么幸福。同伴的话使她想起她现在的处境，也使她想起当年在那边的生活——那种生活的痛苦，她当时只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却不让自己去深入思量。现在她才清楚地想起那些痛苦的夜晚，特别是谢肉节的夜晚，她在等待那个答应替她赎身的大学生。她想起那天她穿着一件酒迹斑斑的袒胸红绸连衣裙，蓬乱的头发上系着一个大红蝴蝶结，精疲力竭，浑身虚弱，喝得醉醺醺的，直到深夜两时才把客人们送走。趁跳舞间歇，她在那个瘦得皮包骨头、满脸粉刺的给小提琴伴奏的弹钢琴女人旁边坐下，向她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弹钢琴女人也诉说她处境的苦恼，很想改变环境。这当儿，克拉拉也走到她们跟前。她们三人立刻决定抛弃这种生活。她们以为这个夜晚已经过去，刚要走散，忽然听见有几个喝醉酒的客人在前厅喧闹。小提琴手又拉起前奏曲，女钢琴师使劲敲着琴键，弹奏卡德里尔舞①曲第一节，用的是一首欢乐的俄罗斯歌曲。一个穿燕尾服、系白领带的矮小男人，满头大汗，酒气醺天，打着饱嗝，走过来一把搂住她的腰。到弹第二节时，他又把燕尾服脱掉。另外一个留大胡子的胖子，也穿着燕尾服（他们刚从一个舞会上出来），搂住了克拉拉的腰。他们旋转，跳舞，叫嚷，喝酒，闹了好一阵……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过着同样的日子。一个人怎么能不变归根结蒂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对他的旧恨顿时又涌上她的心头。她真想把他训斥一番，痛骂一顿。她后悔今天错过机会没有再对他说：她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她决不受他欺骗，不让他在精神上利用她，就象从前在肉体上利用她那样，也不让他借她来显示他的宽宏大量。她又是怜惜自己，又是徒然责备他。她很想喝点酒来浇灭心头的痛苦。要是她此刻在监狱里，她就会不遵守诺言，喝起酒来。在这里要喝酒，除了找医士，没有别的办法，可是她害怕医士，因为他老是纠缠她。现在她厌恶同男人来往。她在走廊长凳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小屋子里，没有答理同伴的话，而为自己饱经沧桑的身世哭了好半天。
　　①四人组成两对的舞蹈，包括六个舞式。
　　十四
　　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有三件事要办：向枢密院提出上诉，要求重新审查玛丝洛娃案；把费多霞的案子提交上告委员会；受薇拉之托到宪兵司令部或者第三厅去要求释放舒斯托娃，并让一个做母亲的同关在要塞里的儿子见面。为了这事薇拉给他写过信。这两件事他并在一起，算作第三件。再有就是教派信徒的案子，他们因为诵读和讲解福音书而被迫离开家人，流放高加索。他与其说是答应他们，不如说是自己下定决心，一定要使这个案子真相大白。
　　聂赫留朵夫自从上次访问玛斯连尼科夫，特别是回乡一次以后，他不是随便断定，而是全身心感觉到，他憎恶他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圈子，憎恶那个为了确保少数人享福而迫使千万人受苦并且竭力加以掩盖的圈子。那个圈子里的人没有看到，也看不到他们的苦难，因此也看不到自己生活的残酷和罪恶。聂赫留朵夫现在同那个圈子里的人交往，不能不觉得嫌恶，不能不责备自己。不过，长期的生活习惯又把他吸引到那个圈子里去，他的亲友也吸引着他。而主要是因为要办理他现在唯一关心的事——帮助玛丝洛娃和他愿意帮助的其他一切受难者，他不得不求助于那个圈子里的人，尽管那些人不仅无法使他尊敬，而且常常使他愤慨和蔑视。
　　聂赫留朵夫来到彼得堡，住在姨妈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家里。他的姨父做过大臣。他一到姨妈家，就落到同他格格不入的贵族社会的核心里。这使他很反感，但又无可奈何。要是不住姨妈家而住旅馆，那就会得罪姨妈。而他知道姨妈交游广阔，对他要奔走的各种事可能极有帮助。
　　“啊，关于你，我听到些什么事啦？真是太奇怪了，”姨妈等他一到立刻请他喝咖啡，这样对他说。“你简直是霍华德①你帮助罪犯，视察监狱，平反冤狱。”
　　“不，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这样做。”
　　“那很好。不过，这里面好象还有什么风流韵事吧。嗯，你倒说说”
　　聂赫留朵夫把他同玛丝洛娃的关系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我记得，记得，可怜的爱伦②对我说起过，当年你住在那两个老太婆家里，她们好象要你同她们的养女结婚，”察尔斯基伯爵夫人一向瞧不起聂赫留朵夫的两位姑妈。“……原来就是她吗？她现在还漂亮吗？”
　　①约翰·霍华德（1726—1790）——英国慈善家，为改良监狱制度进行过活动。
　　②指聂赫留朵夫的母亲。
　　这位姨妈今年六十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兴致勃勃，谈锋很健。她的身材又高又胖，唇上有黑色汗毛。聂赫留朵夫喜欢她，从小就受她生气蓬勃和快活开朗的性格的影响。
　　“不，姨妈，那件事已经结束了。我现在只想帮助她，因为第一她被冤枉判了刑，我有责任，再说她这辈子弄到如此地步，我更是罪责难逃。我觉得我应该尽一切力量替她奔走。”
　　“可我怎么听人说你要同她结婚呢？”
　　“是的，我有过这样的想法，可是她不愿意。”
　　察尔斯基伯爵夫人扬起眉毛，垂下眼珠，惊讶地默默瞧了瞧外甥。她的脸色顿时变了，现出高兴的样子。
　　“嗯，她比你聪明。嘿，你可真是个傻瓜你真的想同她结婚吗？”
　　“当然。”
　　“她干过那种营生，你还愿意同她结婚吗？”
　　“更加愿意了。因为我是罪魁祸首。”
　　“哼，你简直是个蠢货，”姨妈忍住笑说。“十足的蠢货，但我就喜欢你这种十足的蠢货，”她反复说，特别喜欢“蠢货”这个名词，因为她认为这个名词确切地表明了外甥的智力和精神状态。“说来也真凑巧，”她说下去。“阿林办了个出色的抹大拉①收容所。我去过一次。她们真叫人恶心。我回来从头到脚都好好地洗了一遍。不过阿林办这事是全心全意的。我们就把她，你那个女人，交给她吧。要叫她们这批人改恶从善，再没有比阿林更有办法了。”
　　①原指《新约全书·路加福音》中从良的妓女。
　　“不过她被判服苦役了。我就是来替她奔走，要求撤销这个判决的。这是我来求您的第一件事。”
　　“原来如此那么她的案子归哪里管呢？”
　　“枢密院。”
　　“枢密院吗？对了，我那个亲爱的表弟廖伏什卡就在枢密院。不过他是在那儿的傻瓜部里办事，当承宣官。至于真正的枢密官我可一个也不认识。天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要不是德国人，什么盖啦，费啦，德啦，无奇不有，就是什么伊凡诺夫啦，谢苗诺夫啦，尼基丁啦，再不然就是什么伊凡宁科啦，西蒙宁科啦，尼基丁科啦，五花八门，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好吧，反正我对丈夫说一下就是了。他认识他们。他什么人都认识。我会对他说的。但你自己得对他说个清楚，我的话他总是听不懂。不管我说什么，他总是说什么也不明白。
　　他这是存心装不懂。人家个个听得懂，就是他听不懂。“
　　这时，一个穿长统袜的男仆端来一个银托盘，上面放着一封信。
　　“正好是阿林写来的信。这下子你就可以听见基泽维特的讲话了。”
　　“基泽维特是什么人？”
　　“基泽维特吗？你今天晚上来吧。你就会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了。他讲得那么动人，就连死不改悔的罪犯听了也会跪下来，痛哭流涕，诚心忏悔。”
　　不论这事有多怪，也不论这事同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脾气多么格格不入，她却狂热地信奉基督教的精神在于赎罪那种学说。她常到宣传这种学说的聚会场所，有时还把信徒召集到家里。这种风行一时的学说不仅否定一切宗教仪式和圣像，而且否定圣礼，但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却在每个房间里挂着圣像，甚至连床头上都有圣像，她还参与一切教会仪式，并不认为这同赎罪说有什么矛盾。
　　“对了，应该让你的抹大拉听听他的讲道，她会皈依的，”伯爵夫人说。“你今天晚上一定要待在家里。你听听他的讲道。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我对这种事不感兴趣，姨妈。”
　　“我告诉你，这很有趣。你一定要来。那么，你倒说说，你还有什么事要我办？全说出来吧”
　　“还有，在要塞那边也有一件事。”
　　“在要塞那边？好，我可以给你写一封信，你到那边去找克里斯穆特男爵。他这人人品极好。你自己会知道的。他是你父亲的同事。他就是对关亡着了迷。不过，这也没关系。他这人心地挺好。你在那边有什么事？”
　　“我要求他们准许一个做母亲的同关在那边的儿子见一次面。不过我听说这种事不归克里斯穆特管，它归切尔维扬斯基管。”
　　“切尔维扬斯基这人我可不喜欢，但他是玛丽爱特的丈夫。可以托托她，她肯为我出力的。她挺可爱。”
　　“我再要为另一个女人求情。她坐了几个月牢，可是谁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不会的，她自己一定知道为了什么。她们清楚得很。她们都是罪有应得，这批剃光头的家伙。”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罪有应得。可是她们在受罪。您是位基督徒，相信福音书，可是心肠这么硬……”
　　“这可不相干。福音书是福音书，讨厌的就是讨厌的。臂如说，我恨虚无党，特别是那些剪短头发的女虚无党，要是我假装喜欢她们，那就不好了。”
　　“您到底为什么恨她们呢？”
　　“在出了三月一日事件①以后，你还要问为什么吗？”
　　①指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暗杀一事。
　　“那些女人又不是个个都参加三月一日事件的。”
　　“还不是一样，她们为什么要管闲事？那又不是女人家的事。”
　　“那么，为什么您认为玛丽爱特就可以过问那种事呢？”聂赫留朵夫说。
　　“玛丽爱特吗？玛丽爱特是玛丽爱特。可是天知道她是什么路数。一个轻薄的女人倒想教训起大家来了。”
　　“不是教训人，只是想帮助老百姓。”
　　“没有她们，人家也知道谁该帮助，谁不该帮助。”
　　“不过，您要知道，老百姓穷得很。喏，我刚从乡下回来。农民干活干得死去活来，还吃不饱肚子，我们却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这难道合理吗？”聂赫留朵夫不由得受他姨妈善心的影响，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
　　“那你是不是要我也去做工而不吃饭呢？”
　　“不，我不是要您不吃饭，”聂赫留朵夫回答，不由得笑了，“我只是要人人工作，个个有饭吃。”
　　姨妈又拧紧眉头，垂下眼珠，好奇地瞧着他。
　　“我的好外甥，你不会有好下场的，”她说。
　　“那是为什么呀？”
　　这时候，一个身材很高、肩膀宽阔的将军走进房间里来。
　　这就是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丈夫，一位退休的大臣。
　　“啊，德米特里，你好，”他说，凑过刮得光光的脸颊让聂赫留朵夫亲吻。“你几时来的？”
　　他默默地吻了吻妻子的前额。
　　“哦，他这个人真是少见，”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对丈夫说。
　　“他叫我到河边去洗衣服，光吃土豆过日子。他是个十足的傻瓜，不过他求你的事，你还是帮他办一下吧。他是个十足的蠢货，”她又说。“你有没有听到，据说卡敏斯卡雅伤心得不得了，大家怕她的命会保不住，”她对丈夫说，“你最好去看她一下。”
　　“是吗，这太可怕了，”做丈夫的说。
　　“好，你去同他谈谈，我要写信了。”
　　聂赫留朵夫刚走到客厅旁边那个房间里，她就对他叫道：“那么要给玛丽爱特写封信吗？”
　　“麻烦您了，姨妈。”
　　“那么我就在信纸上留一块空白，你自己把那个短头发女人的事写上去，玛丽爱特会叫她丈夫去办的。他一定会办的。你别以为我这人心眼儿坏。她们，就是那批受你保护的人，都很可恶，但我并不希望她们遭殃。上帝保佑她们你去吧。不过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待在家里。你可以听听基泽维特的讲道。我们一块儿做祷告。只要你不反对，这对你是大有好处的。我知道，爱伦也好，你也好，在这方面都很落后。那么再见了。”
　　十五
　　察尔斯基伯爵是位退休大臣，对一些事情自己有坚定不移的看法。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坚决相信，鸟儿天生要吃昆虫，要披羽毛和绒毛，要在空中飞翔，同样，他生下来就该吃名厨烹调的山珍海味，该穿轻暖舒适的华贵衣服，该坐最快最稳的马车，因此这一切都得为他准备好。此外，察尔斯基伯爵认为，他从国库支取的现款越多，他获得的勋章——包括钻石勋章——越多，他同皇亲国戚的交往和谈话越频繁，他就越满意。同这种基本宗旨相比，察尔斯基伯爵认为其他一切都微不足道，毫无价值。其他一切，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都无所谓。本着这种信念，察尔斯基伯爵在彼得堡生活了四十年，活动了四十年，而在四十年届满时当上了大臣。
　　察尔斯基伯爵谋得这种高位的主要条件在于，第一，他有本事看懂公文和法规，有本事起草虽不漂亮但可以看懂的公文，而且没有什么错别字；第二，他生得仪表堂堂，在必要时可以装得十分自负，甚至使人感到高不可攀，威风凛凛，在另一种场合，却又可以卑躬屈节，达到肉麻和下贱的地步；第三，不论在个人道德还是公务处理上他没有一成不变的原则，只要有需要，他可以同意一切，也可以反对一切。他在行动的时候，总是竭力摆出道貌岸然的样子，使人不觉得他自相矛盾。至于他的行为是不是合乎道德规范，对俄罗斯帝国或全世界会造成极大益处还是极大害处，他都无所谓。
　　他当上大臣以后，不仅所有依赖他的人（依赖他的人和他的亲信极多），甚至一切局外人和他自己都深信，他是一个英明的治国人材。但过了一些时候，他却毫无建树，毫无政绩。于是按照生存竞争的法则，就有一些同他一样能起草公文和看懂公文、仪表堂堂而毫无原则的官僚把他排挤出去，他只好退休。直到这时大家才明白，他这人不仅并不英明卓越，深谋远虑，而且鼠目寸光，不学无术，却又刚愎自用。其实照他的程度只能勉强读懂庸俗的保守派报纸的社论。的确，他同那些不学无术、刚愎自用、把他排挤出来的官僚毫无区别。这一层他自己明白，但这丝毫也不会动摇他的信念，就是他应该年年领取大笔公款，年年获得新的勋章来装饰他讲究的衣服。这种信念十分顽强，因此谁也不敢停止给他这些酬劳。他照旧每年领取几万卢布，一部分算是养老金，一部分算是参与国事的报酬，因为他在最高政府机关里挂了个名，又担任各种各样委员会的主席。此外，他又年年获得他所珍重的肩上或长裤上的丝绦，礼服上的新绶带和珐琅星章。这样，察尔斯基伯爵的交游就越发广阔了。
　　察尔斯基伯爵听聂赫留朵夫讲话就象以前听办公室主任报告什么事一样。他听完以后说，他要为聂赫留朵夫写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给上诉部枢密官沃尔夫的。
　　“人家对他有种种说法，但不论怎么说，他是个正派人，”
　　他说。“他还欠了我的情，准会尽力去办的。”
　　察尔斯基伯爵给他的另一封信，是写给上诉委员会里一个有势力的人物的。他对聂赫留朵夫所说的费多霞一案很感兴趣。聂赫留朵夫告诉他想就此事写个呈文给皇后，察尔斯基伯爵说这事确实很动人，有机会要向那边说说。但他不能说定。上诉还是照章办理的好。他想，要是有机会，要是礼拜四举行碰头会，他可能谈一谈这件事。
　　聂赫留朵夫拿到伯爵写的两封信和姨妈写给玛丽爱特的信，立刻就到那几个地方去。
　　他先去找玛丽爱特。他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并不富裕的贵族家庭的少女，后来知道她嫁给了一个官运亨通的人。关于这个人他听到一些不好的名声，主要是他对千百个政治犯残酷无情，特别擅长折磨人。聂赫留朵夫照例心头感到十分沉重。他想到为了帮助被压迫者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