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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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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赫留朵夫立刻在大写字台标明“急事”的抽屉里找到那份通知，知道必须在十一时出庭。接着他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感谢她的邀请，并表示将尽量赶去吃饭。但他写完后就把信撕掉，觉得口气太亲热。他重新写了一封，却又觉得太冷淡，人家看了会生气。他又把信撕掉，然后按了按电铃。一个脸色阴沉的老仆人，留着络腮胡子，嘴唇和下巴刮得光光的，腰系灰细布围裙，走了进来。
“请您派人去雇一辆马车来。”
“是，老爷。”
“再对柯察金家来的人说一声，谢谢他们东家，我会尽量赶到的。”
“是。”
“这样有点失礼，可是我写不成。反正今天我要同她见面的，”聂赫留朵夫心里想着，离开书房去换衣服。
他换好衣服，走到大门口，那个熟识的车夫驾着橡胶轮马车已在那里等着他了。
“昨天您刚离开柯察金家，我就到了，”车夫把他那套在白衬衫领子里的黧黑强壮的脖子半扭过来，说，“看门的说，您老爷才走。”
“连马车夫都知道我同柯察金家的关系，”聂赫留朵夫想，又考虑起近来经常盘据在他头脑里的问题：该不该同柯察金小姐结婚。这个问题也象当前他遇到的许多问题一样，怎么也无法解决。
聂赫留朵夫想结婚的原因是，第一，除了获得家庭的温暖外，还可以避免不正常的两性关系，过合乎道德的生活；第二，也是主要的原因，他希望家庭和孩子能充实他目前这种空虚的生活。他想结婚无非就是这些原因。不想结婚的原因是，第一，唯恐丧失自由，凡是年纪不轻的单身汉都有这样的顾虑；第二，对女人这种神秘的生物抱着一种莫名的恐惧。
他愿意同米西（柯察金小姐的本名是马利亚，如同他们这种圈子里所有的家庭一样，她有一个别名）结婚还有一些特殊原因，那就是，第一，她出身名门，衣着、谈吐、步态、笑容，处处与众不同，她给人的印象不是别的，而是“教养有素”——他再也想不出更适当的形容词，并且很重视这种品质；第二，她认为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因此他认为只有她才了解他。对他的这种了解，也就是对他崇高品格的肯定，聂赫留朵夫认为这足以证明她聪明颖悟，独具慧眼。不想同米西结婚的特殊原因是，第一，他很可能找到比米西好得多因而同他更相配的姑娘；第二，她今年已二十七岁，因此以前一定谈过恋爱。这个想法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很不是滋味。他的自尊心使他无法忍受这种情况，哪怕这已是往事。当然她以前不可能知道她日后会遇见他，但是一想到她可能爱过别人，他还是感到屈辱。
这样，想结婚和不想结婚，都有理由，二者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因此聂赫留朵夫嘲笑自己是布里丹的驴子①。他始终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选哪一捆干草好。
①法国十四世纪哲学家布里丹写有一个寓言，说一匹驴子看到两捆干草，外形和质量完全一样，它犹豫不决，不知道选哪一捆好，结果饿死。
“反正还没有收到玛丽雅（首席贵族的妻子）的回信，那事还没有完全结束，我还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自言自语。
想到他可以而且不得不推迟作出决定，他感到高兴。
“不过，这些事以后再考虑吧，”当他的轻便马车悄悄地来到法院门口的柏油马路上时，他这样想。
“现在我得照例忠实履行我的社会职责，我应该这样做。再说，这种事多半都挺有意思，”他心里想着，从看门人旁边走过，进入法院的门廊。
五
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走廊里已很热闹了。
法警手拿公文，跑来跑去，执行任务，有的快步，有的小跑，两脚不离地面，鞋底擦着地板，沙沙发响，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民事执行吏、律师和司法官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原告和没有在押的被告垂头丧气地在墙边踱步，有的坐在那儿等待。
“区法庭在哪里？”聂赫留朵夫问一个法警。
“您要哪一个法庭？有民事法庭，有高等法庭。”
“我是陪审员。”
“那是刑事法庭。您该早说。从这儿向右走，然后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朵夫照他的话走去。
法警说的那个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体格魁伟的商人，模样和善，显然刚喝过酒，吃过点心，情绪极好；另一个是犹太籍店员。聂赫留朵夫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这里是不是陪审员议事室时，他们正在谈论毛皮的价格。
“就是这儿，先生，就是这儿。您跟我们一样也是陪审员吧？”模样和善的商人快乐地挤挤眼问。“那好，我们一起来干吧，”他听到聂赫留朵夫肯定的回答，继续说，“我是二等商人①巴克拉肖夫，”他伸出一只又软又宽又厚的手说，“得辛苦一番了。请教贵姓？”
①帝俄商人同业公会中，商人按资本多少分三等，小商人无权参加。
聂赫留朵夫报了姓名，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在不大的陪审员议事室里，有十来个不同行业的人。大家都刚刚到，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互相打量着，作着介绍。有一个退役军人身穿军服，其余的人都穿着礼服或便服，只有一个穿着农民的紧身长袍。
尽管有不少人是放下本职工作来参加陪审的，嘴里还抱怨这事麻烦，但个个都得意扬扬，自认为是在做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陪审员有的已相互认识，有的还在揣测对方的身分，但都在交谈，谈天气，谈早来的春天，谈当前要审理的案子。那些还不认识聂赫留朵夫的人，赶紧来同他认识，显然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聂赫留朵夫却象平素同陌生人应酬一样，觉得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要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自认为高人一等，他可答不上来，因为他这辈子并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身上的衬衫、衣服、领带、袖扣都是头等货，但这些都不能成为他地位优越的理由。这一层他自己也明白。然而他无疑还是以此自豪，把人家对他的尊敬看作天经地义。要是人家不尊敬他，他就会生气。在陪审员议事室里，恰恰有人不尊敬他，使他很不高兴。原来在陪审员中有一个聂赫留朵夫认识的人，叫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聂赫留朵夫不知道他姓什么，很瞧不起他，因此从来没有和他谈过话），在他姐姐家做过家庭教师，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聂赫留朵夫对他的不拘礼节，对他那种旁若无人的纵声大笑，总之对他那种象聂赫留朵夫姐姐所说的“粗鲁无礼”，一向很反感。
“嘿，连您也掉进来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迎着聂赫留朵夫哈哈大笑。“您也逃不掉吗？”
“我根本就不想逃，”聂赫留朵夫严厉而冷淡地回答。
“嗯，这可是一种公民的献身精神哪不过，您等着吧，他们会搞得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的。到那时您就会换一种调子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笑得更响亮，说。
“这个大司祭的儿子马上就要同我称兄道弟了，”聂赫留朵夫想，脸上现出极其不快的神色，仿佛刚刚接到亲人全部死光的噩耗。聂赫留朵夫撇下他，往人群走去。那里人们围着一个脸刮得光光的相貌堂堂的高个子，听他眉飞色舞地说话。这位先生讲着此刻正在民事法庭审理的一个案子，似乎很熟悉案情，叫得出法官和著名律师的名字和父名。他讲到那位著名律师神通广大，怎样使那个案子急转直下，叫那个道理全在她一边的老太太不得不拿出一大笔钱付给对方。
“真是一位天才律师”他说。
大家听着都肃然起敬，有些人想插嘴发表一些观感，可是都被他打断，仿佛只有他一人知道全部底细。
聂赫留朵夫虽然迟到，但还得等待好久。有一名法官直到此刻还没有来，把审讯工作耽搁了。
六
庭长一早就来到法庭。他体格魁伟，留着一大把花白的络腮胡子。他是个有妻室的人，可是生活十分放荡，他的妻子也是这样。他们互不干涉。今天早晨他收到瑞士籍家庭女教师——去年夏天她住在他们家里，最近从南方来到彼得堡——来信，说她下午三时至六时在城里的“意大利旅馆”等他。因此他希望今天早点开庭，早点结束，好赶在六点钟以前去看望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去年夏天在别墅里他跟她可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啊。
他走进办公室，扣上房门，从文件柜的最下层拿出一副哑铃，向上，向前，向两边和向下各举了二十下，然后又把哑铃举过头顶，身子毫不费力地蹲下来三次。
“要锻炼身体，再没有比洗淋浴和做体操更好的办法了，”他边想边用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摸摸右臂上隆起的一大块肌肉。他还要练一套击剑动作（他在长时间审理案子以前总要做这两种运动），这时房门动了一下。有人想推门进来。
庭长慌忙把哑铃放回原处，开了门。
“对不起，”他说。
一个身材不高的法官，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耸起肩膀，脸色阴沉，走了进来。
“玛特维又没有来，”那个法官不高兴地说。
“还没有来，”庭长一边穿制服，一边回答。“他总是迟到。”
“真弄不懂，他怎么不害臊，”法官说，怒气冲冲地坐下来，掏出一支香烟。
这个法官是个古板君子，今天早晨同妻子吵过嘴，因为妻子不到时候就把这个月的生活费用光了。妻子要求他预支给她一些钱，他说决不通融。结果就闹了起来。妻子说，既然这样，那就不开伙，他别想在家里吃到饭。他听了这话转身就走，唯恐妻子真的照她威胁的那样办，因为她这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嘿，规规矩矩过日子就落得如此下场，”他心里想，眼睛瞧着那容光焕发、和蔼可亲的庭长，庭长正宽宽地叉开两臂，用细嫩的白手理着绣花领子两边又长又密的花白络腮胡子，“他总是扬扬得意，可我却在活受罪。”
书记官走进来，拿来一份卷宗。
“多谢，”庭长说着，点上一支烟。“先审哪个案？”
“我看就审毒死人命案吧，”书记官若无其事地说。
“好，毒死人命案就毒死人命案吧，”庭长说。他估计这个案四时以前可以结束，然后他就可以走，“玛特维还没有来吗？”
“还没有来。”
“那么勃列威来了吗？”
“他来了，”书记官回答。
“您要是看见他，就告诉他，我们先审毒死人命案。”
勃列威是在这个案子中负责提出公诉的副检察官。
书记官来到走廊里，遇见勃列威。勃列威耸起肩膀，敞开制服，腋下夹一个公文包，沿着走廊象跑步一般匆匆走来，鞋后跟踩得咯咯发响，那只空手拚命前后摆动。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要我问一下，您准备好了没有，”
书记官说。
“当然，我随时都可以出庭，”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个案？”
“毒死人命案。”
“太好了，”副检察官嘴里这样说，其实他一点也不觉得好，因为他通宵没有睡觉。他们给一个同事饯行，喝了许多酒，打牌一直打到半夜两点钟，又到正好是玛丝洛娃六个月前待过的那家妓院去玩女人，因此他没有来得及阅读毒死人命案的案卷，此刻想草草翻阅一遍。书记官明明知道他没有看过这案的案卷，却有意刁难，要庭长先审这个案。就思想来说，书记官是个自由派，甚至是个激进派。勃列威却思想保守，而且也象一切在俄国做官的德国人那样，特别笃信东正教。书记官不喜欢他，但又很羡慕他这个位置。
“那么，阉割派①教徒一案怎么样了？”书记官问。
①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认为生育是罪恶，因而阉割自己。
“我说过我不能审理这个案子，”副检察官说，“因为缺乏证人，我也将这样向法庭声明。”
“那有什么关系……”
“我不能审理，”副检察官说完，又这样摆动手臂，跑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他借口一个证人没有传到而推迟审理阉割派教徒的案子，其实这个证人对本案无足轻重，他之所以推迟审理只是担心由受过教育的陪审员组成的法庭来审理，被告很可能被宣告无罪释放。但只要同庭长商量妥当，这个案子就可以转到县法庭去审理，那里陪审员中农民较多，判罪的机会也就大得多。
走廊里熙熙攘攘，越来越热闹。人群多半聚集在民事法庭附近，那里正在审理那个喜欢打听案情的相貌堂堂的先生向陪审员们讲述的案子。在审讯休息时，民事法庭里走出一位老太太，就是她被那个天才律师硬敲出一大笔钱给一个生意人，而那个生意人本来是根本无权得到这笔钱的。这一点法官们都很清楚，原告和他的律师当然更清楚；可是律师想出来的办法太狠毒了，逼得那老太太非拿出这笔钱来不可。老太太身体肥胖，衣着讲究，帽子上插着几朵很大的鲜花。她从门里出来，摊开两条又短又粗的胳膊，嘴里不断地对她的律师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请您帮个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律师望着她帽子上的鲜花，自己想着心事，根本没有听她。
那位名律师跟在老太太后面，敏捷地从民事法庭走出来。他敞开背心，露出浆得笔挺的雪白硬胸，脸上现出得意扬扬的神色，因为他使头上戴花的老太太倾家荡产，而那个付给他一万卢布的生意人却得到了十万以上。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律师身上，他也察觉到这一点。他那副神气仿佛在说：“我没什么值得大家崇拜的。”他迅速地从人群旁边走过去了。
七
玛特维终于来了。还有那个脖子很长的瘦民事执行吏，下嘴唇撇向一边，趔趄着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这个民事执行吏为人正直，受过高等教育，但不论到哪里都保不住位置，因为他嗜酒成癖。三个月前，他妻子的保护人，一位伯爵夫人，给他谋得了这个职位，他总算保持到现在，并因此觉得高兴。
“怎么样，诸位先生，人都到齐了吗？”他戴上夹鼻眼镜后，从眼镜上方向四下里打量了一下，说。
“看样子全到了，”快乐的商人说。
“让我们来核对一下，”民事执行吏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开始点名，有时越过眼镜有时透过眼镜看看被点到名的人。
“五等文官尼基福罗夫。”
“是我，”那个相貌堂堂、熟悉各种案情的先生答应。
“退役上校伊凡诺夫。”
“有，”那个身穿退役军官制服的瘦子回答。
“二等商人巴克拉肖夫。”
“到，”那个和颜悦色、笑得咧开嘴巴的商人答道。“都准备好了”
“近卫军中尉聂赫留朵夫公爵。”
“是我，”聂赫留朵夫回答。
民事执行吏越过眼镜向他瞧瞧，特别恭敬而愉快地向他鞠躬，借此表示聂赫留朵夫的身分与众不同。
“上尉丹钦科，商人库列肖夫，”等等，等等。
少了两个人，其余的都到了。
“诸位先生，现在请出庭，”民事执行吏愉快地指指门口，说。
大家纷纷起身，在门口互相让路，进入走廊，再从走廊来到法庭。
法庭是一个长方形大厅。大厅一端是一座高台，上去要走三级台阶。台中央放一张桌子，桌上铺一块绿呢桌布，边缘饰着深绿色穗子。桌子后面放着三把麻栎扶手椅，椅背很高，上面雕有花纹。椅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金边镜框，框里嵌着一个色泽鲜明的将军全身像①。将军的军服上挂着绶带，一只脚跨前一步，一只手按住佩刀柄。右墙角上挂着一个神龛，里面供着头戴荆冠的基督像，神龛前面立着读经台。右边放着检察官的高写字台。左边，同高写字台对称，远远地放着书记官的小桌，靠近旁听席有一道光滑的麻栎栏杆，栏杆后面是被告坐的长凳。现在凳子还空着没有人坐。高台的右边放着两排高背椅，那是供陪审员坐的，高台下面的几张桌子是给律师用的。大厅被栏杆分成两部分，这一切都在大厅的前半部。大厅的后半部摆满长凳，一排比一排高，直到后面的墙壁。法庭后半部的前排长凳上坐着四个女人，又象工厂的女工，又象公馆里的女佣，还有两个男人，也是工人。他们显然被法庭的庄严肃穆气氛锁住了，因此交谈时怯生生地压低声音。
①指沙皇像。
陪审员们一坐好，民事执行吏就趔趄着来到法庭中央，仿佛要吓唬在场的人似的，放开嗓门叫道：“开庭了”
全体起立。法官纷纷走到台上：领头的是体格魁伟、留络腮胡子的庭长，然后是那个脸色阴沉、戴金丝边眼镜的法官。此刻他的脸色更加阴沉，因为他在出庭前遇到在当见习法官的内弟，内弟告诉他说，他刚才到姐姐那里去过，姐姐向他宣布家里不开饭。
“看来咱们只好上小饭店去吃饭了，”内弟笑着说。
“有什么可笑的，”脸色阴沉的法官说，他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了。
最后上去的法官就是那个向来迟到的玛特维。他留着大胡子，一双善良的大眼睛向下耷拉着。这个法官长期患胃炎，遵照医生嘱咐今天早晨开始采用新的疗法，因此今天他在家里耽搁得比平时更久。此刻他走上台去，脸上现出专注的神气，因为他有一个习惯，常用各种不同方式预测各种问题。此刻他就在占卜，要是从办公室到法庭扶手椅座位的步数可以被三除尽，那么新的疗法定能治好他的胃炎，要是除不尽，那就治不好。走下来是二十六步，但他把最后一步缩小，这样就正好走了二十七步。
庭长和法官穿着衣领上镶有金线的制服，走上高台，气势十分威严。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仿佛都为自己的威严感到不好意思，慌忙谦逊地垂下眼睛，坐到铺着绿呢桌布后面的雕花扶手椅上。桌上竖立着一个上面雕着一只鹰的三角形打击器，还放着几个食品店里盛糖果用的玻璃缸和墨水瓶、钢笔、白纸以及几支削尖的粗细铅笔。副检察官随着法官们进来。他还是那么匆匆忙忙，腋下夹着公文包，还是那么拚命摆动一只手，迅速走到窗边自己的座位上，一坐下就埋头翻阅文件，充分利用每一分钟时间为审案做着准备。副检察官提出公诉还是第四次。他热衷于功名，一心向上爬，因此凡是由他提出公诉的案子，最后非判刑不可。这个毒死人命案的性质他大致知道，并且已拟好发言提纲，不过他还需要一些资料，此刻正急急忙忙从卷宗中摘录着。
书记官坐在台上另一角，已把可能需要宣读的文件准备好，然后把昨天才弄到手和阅读过的一篇查禁的文章重读了一遍。他想跟那个同他观点一致的大胡子法官谈谈这篇文章，在谈论以前再好好看一遍。
八
庭长翻阅了一些文件，向民事执行吏和书记官提出几个问题，得到肯定的答复，就传被告出庭。栏杆后面的那扇门开了，两个宪兵头戴军帽，手拿出鞘的佩刀，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三个被告，先是一个红棕色头发、脸上有雀斑的男人，再是两个女人。那男人穿着一件长大得同他的身材极不相称的囚袍。他一边走进法庭，一边叉开两手的大拇指，用手紧贴住裤缝，使过分长的衣袖不致滑下来。他眼睛不看法官和旁听者，却注视着他绕过的长凳。他绕过长凳，规规矩矩地坐在边上，留下位子给别人坐，然后眼睛盯住庭长，颊上的肌肉抖动起来，仿佛在嘟囔着什么。跟在他后面进来的是个年纪不轻的女人，身上也穿着囚袍。她头上包着一块囚犯用的三角头巾，脸色灰白，眼睛发红，没有眉毛，也没有睫毛。这个女人看上去十分镇定。她走到自己的位子旁边，长袍被什么东西钩住。她不慌不忙小心地把它摘开，坐下来。
第三个被告是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一进来，法庭里的男人便都把目光转到她身上，久久地盯住她那张白嫩的脸、那双水汪汪的黑眼睛和长袍底下高高隆起的胸部。当她在人们面前走过时，就连那个宪兵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直到她坐下。等她坐下了，宪兵这才仿佛觉得有失体统，慌忙转过脸去，振作精神，木然望着窗外。
庭长等着被告坐好；玛丝洛娃坐下来，他就转过脸去对书记官说话。
例行的审讯程序开始了：清点陪审员人数，讨论缺席陪审员问题，决定他们的罚款，处理请假陪审员的事，以及指定候补陪审员的名单。然后庭长折拢几张小纸片，把它们放到玻璃缸里，这才稍稍卷起制服的绣花袖口，露出汗毛浓密的双手，象魔术师似的摸出一张张纸条，打开来，念着纸条上的名字。随后庭长放下袖口，请司祭带陪审员们宣誓。
司祭是个小老头，脸上浮肿，脸色白中带黄。他身穿棕色法衣，胸前挂着金十字架，法衣一侧还别着一个小勋章。他慢吞吞地挪动法衣里的两条肿腿，走到圣像下面的读经台旁。
陪审员们都站起来，往读经台挤去。
“请过来”司祭用浮肿的手摸摸胸前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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