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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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局，只不过最后在原始森林里结束罢了。他看出，象他姐夫那样的人，以及所有的法官和其他文官，从民事执行吏到部长，他们根本不关心平时挂在嘴上的正义和人民福利，他们人人追求的无非是卢布，那种由于他们出力造成腐化和苦难因而赏给他们的卢布。这是显而易见的。
　　“难道这一切都是由于误会吗？怎样才能使那些官僚不再干他们现在所干的事？情愿照样发给他们薪金，甚至外加奖金……”聂赫留朵夫想。他在这样思考中听到鸡啼第二遍，尽管他的身体一动，跳蚤就象喷泉一样纷纷落到身上，他还是沉酣地睡着了。
　　二十
　　聂赫留朵夫醒来时，马车夫都早已上路。老板娘喝够了茶，用手绢擦擦汗淋淋的粗脖子，走进房间来说，旅站上有个士兵送来一封信。信是谢基尼娜写的。她说克雷里卓夫这次发病比他们预料的更严重。“我们一度想把他留下，自己也留下来陪他，可是没有得到许可。我们就带着他上路，可是怕他路上出事。请您到城里去疏通一下，要是能让他留下，我们当中也留下一个人来陪他。如果因此需要我嫁给他，那我也情愿。”
　　聂赫留朵夫打发跑堂的到驿站去叫马车，自己赶紧收拾行李。他还没有喝完第二杯茶，就有一辆带铃铛的三驾驿车来到大门前。驿车车轮在冰冻的泥地上滚动，就象在石板路上那样隆隆作响。聂赫留朵夫给粗脖子的老板娘付清了帐，匆匆走出门，在马车软座上坐下，吩咐车夫尽可能快赶，一心想追上那批犯人。他在离牧场大门不远处，果然赶上了他们的大车。大车载着袋子和病人，在冰冻的泥地上辘辘行进。押解官不在这里，他赶到前头去了。士兵们显然喝过酒，兴致勃勃地谈天说地，跟着车队，走在路的两边。车辆很多。前头的大车每辆坐着六个刑事犯，很拥挤。后头的大车每辆坐着三个人，都是政治犯。最后一辆大车上坐着诺伏德伏罗夫、格拉别茨和玛尔凯。倒数第二辆上坐着艾米丽雅、纳巴托夫和一个害风湿症的虚弱女人。谢基尼娜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她了。倒数第三辆铺着干草和枕头，上面躺着克雷里卓夫。谢基尼娜就坐在他旁边的驭座上。聂赫留朵夫吩咐车夫在克雷里卓夫旁边停下来，自己向他走去。一个酒意十足的押解兵向聂赫留朵夫摆摆手，但聂赫留朵夫不理他，径自走到大车跟前，拉住大车的木柱，在旁边走着。克雷里卓夫身穿土皮袄，头戴羔皮帽，嘴上包着一块手绢，看上去更加消瘦和苍白。他那双好看的眼睛显得更大更亮。他的身子在大车上微微摇晃，眼睛盯着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问他健康情况，他只是闭上眼睛，生气地摇摇头。他的全部精力显然因大车颠簸消耗光了。谢基尼娜坐在大车另一边。她向聂赫留朵夫意味深长地使了个眼色，表示对克雷里卓夫的情况很忧虑，接着就用快乐的声调说起话来。
　　“那军官大概感到不好意思了，”她大声说，好让聂赫留朵夫在辘辘的车轮声中听清她的话。“他们给布卓夫金去了手铐。现在他自己抱着女儿，卡秋莎和西蒙松跟他们一块儿赶路，薇拉接替了我的位子，也跟他们在一起。”
　　克雷里卓夫指着谢基尼娜说了一句话，可是谁也听不清。他皱起眉头，显然在忍住咳嗽，接着摇摇头。聂赫留朵夫把头凑过去，想听清他的话。于是克雷里卓夫从手绢里露出嘴来，喃喃地说：“现在好多了。只要不着凉就行。”
　　聂赫留朵夫肯定地点点头，同谢基尼娜交换了一个眼色。
　　“哦，三个天体的问题怎样了？”克雷里卓夫又喃喃地说，吃力地苦笑了一下。“不容易解决吧？”
　　聂赫留朵夫不明白他的话，谢基尼娜就向他解释说，这原是一个确定日、月、地球三个天体关系的著名数学问题，克雷里卓夫开玩笑，把聂赫留朵夫、卡秋莎和西蒙松的关系比作那个问题。克雷里卓夫点点头，表示谢基尼娜正确地解释了他的玩笑。
　　“解决这问题的关键不在我，”聂赫留朵夫说。
　　“您接到我的信了？这事您肯办吗？”谢基尼娜问。
　　“我一定去办，”聂赫留朵夫说。他发现克雷里卓夫脸上有点不高兴，就回到自己的马车那里，在凹陷的车座上坐下，双手扶住马车两侧，因为道路坎坷不平，车子颠簸得很厉害。他开始追赶身穿囚服囚袍、戴脚镣和双人手铐的囚犯队伍。这个队伍伸展有一俄里长。聂赫留朵夫认出道路另一边有卡秋莎的蓝头巾、薇拉的黑大衣和西蒙松的短上衣、绒线帽和扎着带子的白羊毛袜。西蒙松跟妇女们并排走着，嘴里起劲地讲着什么事。
　　妇女们看见聂赫留朵夫，都向他点头招呼，西蒙松彬彬有礼地举了举帽子。聂赫留朵夫同他们没有话要说，就没有停车，一直赶到他们前头去。他的马车又来到坚固的大路上，走得快多了，但为了超车，得不时离开大路，绕过长长的车队，赶到前头去。
　　这条车辙纵横的大路通到一座阴暗的针叶树林。道路两旁，桦树和落叶松还没有落叶，现出耀眼的土黄色。这段路走了一半，树林就没有了，道路两边都是田野，出现了修道院的金十字架和圆顶。天气放晴了，云都消散了，太阳高高地升到树林上空，潮湿的树叶、水塘、圆顶和教堂的十字架都在阳光下熠熠发亮。右前方，在灰蒙蒙的天边，现出白忽忽的远山。聂赫留朵夫的三驾马车来到城郊一个大村子。村街上满是人：有俄罗斯人，也有戴着古怪帽子、穿着古怪服装的少数民族。喝醉酒的和没有喝过酒的男男女女群集在商铺、饭店、酒馆和货车旁边，吵吵嚷嚷。城市显然不远了。
　　车夫给了右边骖马一鞭子，紧了紧缰绳，侧身坐在驭座上，好让缰绳往右边收。他显然想显显身手，把马车赶得在大街上飞跑，也不放慢速度，一直跑到河边的渡口。这时渡船正在水流湍急的河心，从那边划过来。这边渡口大约有二十辆大车等着过河。聂赫留朵夫没有等很多工夫。渡船远远地划到上游，又被急流冲下来，不多一会儿就靠拢木板搭成的码头。
　　几个船夫都生得身材高大，肩膀宽阔，肌肉发达。他们穿着羊皮袄和长统靴，默默无言，熟练地甩出缆索，套在木桩上，放下船板，让停在船上的车辆上岸，再把候船的车辆装到船上，让渡船装满车辆和马匹。宽阔湍急的河水拍打着渡船的两舷，把缆索绷紧。等渡船装满旅客，聂赫留朵夫的车子和卸下的马匹，在周围大车的拥挤下，在渡船边上停住，船夫就关上船板，也不理睬没有上船的旅客的要求，解开缆索开船。渡船上一片寂静，但听得船夫沉重的脚步声和马匹倒换蹄子踩响船板的声音。
　　二十一
　　聂赫留朵夫站在渡船边上，眼睛望着宽阔湍急的河水。两个形象在他的头脑里交替出现着：一个是垂死的克雷里卓夫。他满脸怒容，脑袋被大车颠得直摇晃；一个是精神抖擞地同西蒙松一起在路边走着的卡秋莎。一个形象使他沉重而悲伤，那就是濒临死亡而不愿死去的克雷里卓夫。另一个形象是生气勃勃的卡秋莎，她获得西蒙松这样好人的爱，走上了稳当可靠的善的道路，这本是件喜事，但聂赫留朵夫却觉得难受，而且无法克服这样的感觉。
　　城里教堂的大铜钟敲响了，颤动的钟声荡漾在水面上。站在聂赫留朵夫身旁的马车夫和所有赶大车的一个个脱下帽子，在胸前画了十字。只有站在栏杆旁的一个个儿不高、头发蓬乱的老头儿没有画十字，只是抬起头来，眼睛直盯着聂赫留朵夫，而聂赫留朵夫起初并没有注意到他。这老头儿身穿一件打过补钉的短褂和一条粗呢裤，脚登一双补过的长统靴。他的肩上背着一个不大的口袋，头上戴着一顶破皮帽。
　　“老头子，你怎么不做祷告？”聂赫留朵夫的马车夫戴上帽子，拉拉正，问他说。“莫非你不是基督徒吗？”
　　“叫我向谁祷告？”头发蓬乱的老头儿生硬地还嘴说。他说得很快，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当然是向上帝罗，”马车夫含嘲带讽地说。
　　“那你倒指给我看看，他在哪儿？上帝在哪儿？”
　　老头儿的神气那么严肃坚决，马车夫觉得他是在同一个刚强的人打交道，有点心慌，但表面上不动声色，竭力不让老人的话堵住自己的嘴，在那么多人面前丢脸，就连忙回答说：“在哪儿？当然是在天上。”
　　“那你去过那儿吗？”
　　“去过也罢，没去过也罢，反正大家都知道该向上帝祷告。”
　　“谁也没在什么地方见过上帝。那是活在上帝心里的独生子宣告的，”老头儿恶狠狠地皱起眉头，急急地说。
　　“看样子你不是基督徒，你是个洞穴教徒。你就向洞穴祷告吧，”马车夫说，把马鞭柄插到腰里，扶正骖马的皮套。
　　有人笑起来。
　　“那么，老大爷，你信什么教呢？”站在船边大车旁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问。
　　“我什么教也不信。除了自己，我谁也不信，谁也不信，”
　　老头儿还是又快又果断地回答。
　　“一个人怎么可以相信自己呢？”聂赫留朵夫插嘴说。“这样会做错事的。”
　　“我这辈子从没做过错事，”老头儿把头一扬，断然地回答。
　　“世界上怎么会有各种宗教呢？”聂赫留朵夫问。
　　“世界上有各种宗教，就因为人都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我以前也相信过人，结果象走进原始森林一样迷了路。我完全迷失方向，再也找不到出路。有人信旧教，有人信新教，有人信安息会，有人信鞭身教，有人信教堂派，有人信非教堂派，有人信奥地利教派，有人信莫罗勘教，有人信阉割派。各种教派都夸自己好。其实他们都象瞎眼的狗崽子一样，在地上乱爬。信仰很多，可是灵魂只有一个。你也有，我也有，他也有。大家只要相信自己的灵魂，就能同舟共济。只要人人保持本色，就能齐心协力。”
　　老头儿说得很响，不住往四下里打量，显然希望有更多的人听他说话。
　　“哦，您这样说教有好久了吗？”聂赫留朵夫问他。
　　“我吗？好久了。我已受了二十三年的迫害。”
　　“怎么个迫害法？”
　　“他们迫害我，就象当年迫害基督那样。他们把我抓去吃官司，又送到教士那儿，送到读书人那儿，送到法利赛人那儿。他们还把我送到疯人院。可是他们拿我毫无办法，因为我是个自由人。他们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他们以为我会给自己取个名字，可我什么名字也不要。我放弃一切，我没有名字，没有居留地，没有祖国，什么也没有。我就是我。我叫什么名字？我叫人。人家问我：“你多大岁数？’我说我从来不数，也无法数，因为我过去、现在、将来永远存在。人家问我：”那么你的父母是谁？‘我说，我没有父母，只有上帝和大地。上帝是我父亲，大地是我母亲。人家问我：“你承认不承认皇上？’我为什么不承认。他是他自己的皇上，我是我自己的皇上。他们说：”简直没法跟你说话。‘我说，我又没求你跟我说话。他们就是这样折磨人。“
　　“那么您现在到哪儿去？”聂赫留朵夫问。
　　“听天由命。有活我就干活，没有活我就要饭，”老头儿发现渡船就要靠岸，得意扬扬地扫了一眼所有听他讲话的人，结束说。
　　渡船在对岸停住了。聂赫留朵夫掏出钱包，给老头儿一点钱。老头儿拒绝了。
　　“这我不拿。面包我拿的，”他说。
　　“哦，对不起。”
　　“没什么对不起的。你又没有得罪我。其实，要得罪我也办不到，”老头儿说着，动手把放下的口袋背到肩上。这时聂赫留朵夫的驿车已套上马，上了岸。
　　“老爷，您还有胃口跟他费话，”马车夫等聂赫留朵夫给了身强力壮的船夫酒钱，坐上车，就对他说。“哼，这个流浪汉不正派。”
　　二十二
　　马车上了斜坡，车夫转过身来问道：“送您到哪一家旅馆哪？”
　　“哪一家好些？”
　　“最好的要数西伯利亚旅馆了。要不玖可夫旅馆也不错。”
　　“那就随便吧。”
　　马车夫又侧身坐上驭座，加速赶车。这个城市也同所有俄国城市一样，有带阁楼的房子和绿色的屋顶，有一座大教堂，有小铺子，大街上有大商店，甚至还有警察。只不过房屋几乎都是木头造的，街道没有铺石子。到了最热闹的街道，车夫就把车停在一家旅馆门口。可是这家旅馆没有空房间，只得到另一家。这另一家旅馆还有一个空房间。这样，聂赫留朵夫两个月来才第一次来到他生活惯的清洁舒服的环境里。尽管聂赫留朵夫租用的房间算不上奢侈，但在经历了驿车、客店和旅站的生活以后还是感到十分舒适。他得首先清除身上的虱子，因为自从他进出旅站以来，从来没有彻底清除过。他安置好行李，立刻到澡堂子洗澡，然后换上城里人装束，穿了浆硬的衬衫、压皱的长裤、礼服和大衣，出去拜会当地长官。旅馆看门人叫来一辆街头马车。那是一辆吱嘎作响的四轮马车，套着一匹膘肥力壮的吉尔吉斯高头大马。车夫把聂赫留朵夫送到一所富丽的大厦门前，门口站着几个卫兵和警察。宅前宅后都是花园，园里的白杨和桦树的叶子都已凋落，露出光秃的树枝，但其中夹杂着的枞树、松树和冷杉却枝叶茂密，苍绿可爱。
　　将军身体不舒服，不见客。聂赫留朵夫还是要求听差把他的名片送进去。听差回来，带来满意的答复：“将军有请。”
　　前厅、听差、传令兵、楼梯和擦得亮光光的铺着镶木地板的客厅，都同彼得堡差不多，只是肮脏些，古板些。聂赫留朵夫被带到书房里。
　　将军脸孔浮肿，鼻子象土豆，额上有几个疙瘩，头顶光秃，眼睛底下挂着眼袋，是个多血质的人。他身穿一件鞑靼式绸袍，手拿一支香烟，坐在那里用一只带银托的玻璃杯喝茶。
　　“您好，阁下我穿着睡袍见客，请不要见怪，不过总比不见好，”他说，拉起长袍盖住他那后颈上堆起几道胖肉的粗脖子。“我身体不太好，没有出门。什么风把您吹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城来了？”
　　“我是随一批犯人来的，其中有个人跟我关系密切，”聂赫留朵夫说，“我现在来求阁下帮忙，部分就是为了这个人，另外还有一件事。”
　　将军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呷了一口茶，把香烟在孔雀石烟灰碟上揿灭了，用他那双狭小浮肿、炯炯有神的眼睛盯住聂赫留朵夫，一本正经地听着。他只打断聂赫留朵夫一次，问他要不要吸烟。
　　有些有学问的军人，往往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可以同他们的职业调和。这位将军就是那种人。但他生性聪明善良，不久就发觉这是根本不可能调和的。为了解除经常出现的内心苦恼，他越来越沉湎于军人中盛行的酗酒恶习，如今在担任了三十五年军职以后，他就成了医生们所谓的嗜酒成癖者。他浑身细胞都渗透了酒精。他什么酒都喝，只要能觉得醺醺然就好。喝酒已成为他生活的绝对需要，不喝酒他就无法过日子。每天他到傍晚总是喝得烂醉，但这种状态他已习惯，因此走路不会摇晃，说话也不至于太不成体统。即使说出什么蠢话来，由于他地位显赫，人家反而会把它当作警世格言。只有在聂赫留朵夫找他的那种早晨时光，他才象个头脑清醒的人，能听懂人家的话，证实他那句心爱的谚语：“喝酒不糊涂，难能又可贵。”最高当局知道他是个酒鬼，但他受的教育毕竟比别人多一点（尽管他的学识仍停留在酗酒成癖前的水平），而且为人胆大、灵活、威严，即使喝醉酒也不会丧失身分，因此让他一直留在这个显要的位子上。
　　聂赫留朵夫告诉他，他所关心的人是个女的，她被错判了罪，为她的事已递了御状。
　　“哦那又怎么样？”将军说。
　　“彼得堡方面答应我，有关这女人命运的消息至迟这个月通知我，通知书将寄到这里……”
　　将军依旧盯住聂赫留朵夫，伸出指头很短的手，按了按桌上的铃，然后嘴里喷着烟，特别响亮地清了清喉咙，又默默地听下去。
　　“因此我有个要求，如果可能的话，在没有收到那个状子的批复以前暂时把她留在此地。”
　　这时候，一个穿军服的听差，勤务兵，走了进来。
　　“你去问一下，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起来了没有，”将军对勤务兵说，“另外再送点茶来。那么，您还有什么事吗？”将军问聂赫留朵夫。
　　“我还有一个要求，”聂赫留朵夫说，“牵涉到这批犯人中的一个政治犯。”
　　“哦，是这么回事”将军意味深长地点点头说。“他病得很厉害，人都快死了。得把他留在这儿的医院里。
　　有一名女政治犯愿意留下来照顾他。“
　　“她不是他的亲属吧？”
　　“不是，但只要能让她留下来照顾他，她准备嫁给他。”
　　将军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直盯着聂赫留朵夫，默默地听着，显然想用这种目光逼得对方局促不安。他不住地吸着烟。
　　等聂赫留朵夫讲完，他从桌上拿起一本书，迅速地舔湿手指，翻动书页，找到有关结婚的条款，看了一遍。
　　“她判的是什么刑？”他抬起眼睛问。
　　“她判的是苦役。”
　　“哦，要是判了这种刑，即使结了婚，也不能改善待遇。”
　　“可是您要知道……”
　　“请您让我把话说完。即使一个自由人同她结了婚，她照样得服满她的刑。这儿有个问题：谁判的刑更重，是他呢，还是她？”
　　“他们两人都判了苦役。”
　　“嘿，那倒是门当户对了，”将军笑着说。“他什么待遇，她也什么待遇。他有病可以留下来，”他继续说，“而且当然会设法尽量减轻他的痛苦。不过她即使嫁给他，也不能留在此地……”
　　“将军夫人正在喝咖啡，”勤务兵报告说。
　　将军点点头，继续说：“不过再让我考虑一下。他们叫什么名字？请您写在这儿。”
　　聂赫留朵夫写下他们的名字。
　　“这事我也无能为力，”将军听到聂赫留朵夫要求同病人见面，这样说。“对您我当然不会怀疑，”他说，“您关心他，关心别的人，您又有钱。在我们这里确实钱能通神。上面要我彻底消灭贿赂。可如今大家都在接受贿赂，怎么消灭得了？官位越小，贿赂收得越多。唉，他在五千俄里外受贿，怎么查得出来？他在那边是个土皇帝，就象我在这儿一样，”他说到这里笑了起来。“不过您大概常跟政治犯见面吧，您给了钱，他们就放您进去，是吗？”他笑嘻嘻地说。“是这么回事吧？”
　　“是的，确实是这样。”
　　“我明白您非这样做不可。您想见见那个政治犯。您可怜他。于是典狱长或者押解兵就接受贿赂，因为他的薪水只有那么几个钱，他得养家活口，非接受贿赂不可。我要是处在他的地位或者您的地位，我也会那么办的。可是就我的地位来说，我不能容许自己违反最严格的法律条文，要不我也是个人，也会动恻隐之心的。可我是个执法官，凭一定条件才得到信任，我不能辜负这种信任。好吧，这事就到此为止。那么，现在您给我讲讲，你们京城里有些什么新闻？”
　　于是将军就开始发问，同时自己也发表意见，分明既想听听新闻，又想显示自己的知识和人道主义精神。
　　二十三
　　“哦，请问您在哪里下榻？在玖可夫旅馆吗？哦，那地方真是糟透了。回头您到我这儿来吃饭吧，”将军一面送走聂赫留朵夫，一面说，“下午五点钟。您会说英语吗？”
　　“会，会说。”
　　“哦，那太好了。不瞒您说，我们这儿来了一个英国人，是个旅行家。他在研究西伯利亚流放和监狱的情况。今天他要到我们这儿来吃饭，您也来吧。我们五点钟开饭，我妻子要求严格遵守时间。至于怎样处理那个女人，还有那个病人，我下午给您答复。也许可以留下一个人来照顾他。”
　　聂赫留朵夫辞别将军，心情特别振奋，就乘车到邮政局去。
　　邮政局设在一个低矮的拱顶房间里。几名邮务员坐在斜面办公桌后，把邮件分发给聚集在那里的人群。一个邮务员歪着脑袋，熟练地把一个个信封拉到面前，不停地打上邮戳。聂赫留朵夫没有久等，他一说出名字，就有一大堆邮件交到他手里。其中有汇款，有几封信，有几本书，还有最近一期的《祖国纪事》①。聂赫留朵夫收下信，走到木板长凳那边。长凳上坐着一个士兵，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正在等着领什么东西。聂赫留朵夫在他旁边坐下，翻阅收到的信。其中有一封是挂号信，信封很讲究，上面还盖有字迹清楚的鲜红火漆印。他拆开信封，看到信是谢列宁写的，还附着一份公文，血顿时涌上脸孔，心脏也缩紧了。这就是关于卡秋莎案的批复。是个怎样的批复？难道是驳回吗？聂赫留朵夫匆匆看了一下字迹很小、难以辨认、但笔力刚健的信，不由得高兴地舒了一口气。批复是令人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