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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迷墙-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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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这是不是因为研究生学位更具学术色彩，而本科学位学术色彩不浓？
顾海兵本科学士学位的学术要求并不高，对奥运会冠军念本科，在标准上可以有适当的差别，而对于照顾他们念研究生，我并不赞成。我们还看到一些局长、市长，甚至省长，往往在名片上印一个博士学位，这种情况，我觉得不是很正常。一方面，目前国内有很多官员博士学位来源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他不是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博士学位的；另一方面，假如说他是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博士学位的，我也认为拥有了博士学位去做官员，并不符合中国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
作者补记2004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2005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解读文本中的一些条款，很有意思。
通知明确要求“适当提高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文化成绩”。具体文字如下：招生学校对体育专项测试合格的考生，可在考生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上决定是否录取。少数体育专项测试成绩特别突出，确有培养前途的考生，文化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60％的，由招生学校决定是否录取；该类考生的录取人数不得超过本校录取高水平运动员人数的15％。在这一条款中，其实有两个标准、两种待遇，而且第二种待遇将分数要求打了6折，也不知是怎样定出来的。但是，大家知道，这两种待遇差别甚远，以北京地区为例，2004年北京地区理科本科第二批录取控制线为433分，如果打6折，就是260分，这一分数距离专科第三批录取控制线300分还少40分。可以想像，会有多少勇者想办法成为“少数体育专项测试成绩特别突出”者。通知为此反复要求，严格专项测试要求和程序，实行信息公开制度，集中公示考生。对违反规定的工作人员，要严厉查处；凡通过弄虚作假等欺骗手段报考或录取的考生，一经发现，取消其当年报考或录取资格。
在实施办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另一条规定：“获得一级运动员、运动健将、国际健将证书及武术武英级以上称号并且招生学校对其进行文化考核后认为能够完成专业培养教学任务的考生，经本人申请、生源所在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核准后可免于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由招生学校对其全面考核后决定是否录取，同时报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备案。”其中，“招生学校对其进行文化考核”、“免于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等字眼，基本上确保了一级运动员、运动健将等进入大学之门。提高文化成绩的要求，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
熊丙奇前不久在一家报纸的醒目位置，看到某省招聘高级官员的广告，点名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博士学位。
顾海兵这种做法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违法的，这是公然的学历歧视。在劳动力市场上，尤其是政府机关在招聘人才的时候，他必须面向所有人，不能以文化、民族、身体的高低美丑等来作为衡量标准，不管学历如何，都应该有资格报考。现在这种现象见怪不怪，大行其道，其实是违法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据我观察，现在在很多地方，学位已经纳入官本位体系，如果你是大学生，你最多做一个办事员；你要是硕士生，可做一个副科长；如果你是博士，则可以做副处长。甚至有的省形成了博士兵团，这是非常荒谬的。博士决不等同于公务能力。
熊丙奇这种用人观念，直接导致很多人一心追求研究生学位、博士生学位，因为从办事员升为副科长，从副科长升为科长，从科长升为副处长，从副处长升为处长等等，学位是一个重要砝码，甚至是基本条件。
第27节：教授被行政等级化
作者补记在大学里，用学位来“整人”的事，时有发生。领导对你有意见，在下次招聘中，只要针对你的软档设置一些硬性的招聘条件，你就死得没有任何脾气。比如，你现在是硕士学位，于是把新的岗位要求，提高到博士学位，你不就被扫地出门了？至少也得挪到其他岗位。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惨景”，大家得拼命地读学位。学到什么是其次，一纸文凭是“护身符”啊！
顾海兵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我们提拔干部，其他的可以看得很轻，却把学历看得很重，只要是有博士学位的就如何如何，这实际上是一种不科学、不合理的导向。博士只代表你的学术研究能力，它与管理能力不是一回事。尤其是拿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的人去做公务员，工作中又不需要技术，完全是坐办公室。所以，说老实话，是学不致用。
熊丙奇这是说不少博士学非所用去从事管理、去当官。似乎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都管用，有一个网友就提出，是不是从事科研一定要博士毕业？
顾海兵从事科研不一定非要博士毕业。我们的大学、科研机构在招聘人才时，最重要的是要看他能干什么，而不在于他有什么学历。有人统计过，美国硅谷高科技企业绝大多数的招聘广告并不提出学历要求。他提出什么要求呢？他提出几种软件要求，明确表示，如果你会使用某某软件，你就可以到本机构来应聘。这就是能力导向，而不是学历导向。有学历不等于有能力，比如说100个有学历的人当中，可能99个都有能力，但是可能有一个没有能力；100个没有学历的人当中，也有可能有90多个没有能力，但是绝对可能有几个是有能力的。如果你完全按照学历标准来要求的话，就可能把有学历的人当中少数并不合格的人也给招进来了，同时你又把没有学历的人当中合格的排斥在外了。
熊丙奇总的看来，我们的社会目前还是学历导向，社会对学历有着旺盛的需求，在这种氛围中，大学该怎样把握自己的方向，坚持自己的办学标准？
顾海兵大的方面是体制问题，因为我们的高等学校还是隶属于行政机关。现在我国的高等学校分两类，一部分直属教育部，大学校长的地位和权力都来自于教育部授权；还有一部分是地方授权，这些高校的校领导也是由行政机关所决定的，他们有的本就是从机关转过来的。而高校自身也有行政级别，有的是副部级，有的是正厅级。从市场经济发展来看，我认为高校是不应该有行政级别的，因为行政级别对学术的尊严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我们不能排除个别校长有良心，有上进心，有很强的责任感，他也许并不把行政级别当一回事，而把大学真正当作大学来经营。但是更多的校长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服从于政府的官员，他们独立办学的意识、办学的能力水平就多少会受到影响。
原因11：教授，被行政等级化
把教授分成若干等级，这是很糟糕的事。这样就使得一部分教授拥有很高的权力，很大的权力。
关于等级制度的教育，在我国可以说是从小抓起。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生就开始戴袖标，一道杠是小队长，二道杠是中队长，没有袖标的，就是普通群众。等学生上了三年级，还会推举出大队长。
这种做法，据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上进心，也有利于学生的自我管理，还有助于培养事业的接班人。而事实是，当“干部”有更多与老师接触的机会，可以在各种评价中获得加分，还可以指挥、管教几个“群众”。这些，分明加深了学生对等级的认识，加重了对权力的向往，在幼小的心灵里，树立起不平等、等级以及追求权力的意识。
有这样深厚的教育传统，想打破等级观念，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很多时候，这已经成为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
大学校园，也是这种习惯思维和习惯行为的领地。
大学的教授，在学术面前，显然是不平等的。院士、校职称评审委员会成员（一般由担任校、院级领导的教授出任）、学术委员会成员（一般由学科带头人出任）、博导、教授，他们在学术上的发言权，有着天壤之别，院士与权威往往能一言九鼎，普通教授，则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学术的等级制度，披着尊重知识的外衣，用貌似合法的程序，阻碍着知识的创造。
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在等级制度下，无异于痴人说梦。
对话观点：
我从来不主张在作为高级职称的教授群体里面再继续分所谓的三六九等。
任何一个专家成为教授了，可以算是高级，但是不能标榜自己是最高级。
第28节：院士制度不满意
中国现在的学术问题，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处在所谓中国学术最高层的院士制度所引发的。
对话人：顾海兵
熊丙奇为了维护学术尊严，有的高校出台了一些文件，而主要精神是要求教授自律，可这些自律文件对教授难以起到规范作用。你觉得在当前的办学体制下，受整个社会氛围影响，大学的学术尊严走向会是怎样的？
顾海兵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觉得有些是完全可以做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做起来。比如评职称，评优，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程序？我认为应该把教授会的权威突出出来，而现在实际上集权色彩比较重，往往是在院系讨论之后，上报到学校，由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决定。而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其实是由多学科组成的，往往他们对于要审批的对象并不很了解，也就是说，了解情况的教授发言权有限，而不了解情况的一些机构的权力却偏大。
熊丙奇在当前情况下，教授会在考虑学术问题时，也可能会受很多非学术因素的影响。
顾海兵我们不能说教授会能包治百病，在教授会里面，可能少数人的意见更重要，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学术标准，比如我们要评谁是教授，总得通过教授会来评定。把教授分成若干等级，这是很糟糕的事。现在在我们的教授队伍里，有些教授是所谓的学术委员会成员，有些教授不是，这样就使得一部分教授拥有很高的权力，很大的权力，因为他是学术委员会的。而学术委员会的产生本身又需要民主，但是我们做得不够，这样就导致有些教授几乎做了几十年的评审专业户。
熊丙奇我们的院士在学术界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的地位比那些经常投票的教授还要高。你以前谈到我国的院士制度，对此提出过强烈的批评。
顾海兵我从来不主张在作为高级职称的教授群体里面再继续分所谓的三六九等，比如说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士，现在又形成了所谓的三个台阶，而且院士几乎变成了一个走向神坛的人物，被神化了，好像代表最高的科学技术权威。显然，当选院士是最高的科学技术荣誉，问题在于科学技术本身在不断地发展，你今天是最高，但明天是最高吗？我们可以有高级的职称，但是绝对不能有最高级的职称，这是区别。任何一个专家成为教授了，可以算是高级，但是不能标榜自己是最高级。而我们的院士现在就是最高级，一旦你是最高级，你就自然而然地阻碍了自己的发展，你也没有了前进的动力，因为你最高了。
熊丙奇现在在大学的评估体系中，每个学校每年有多少人当选院士，每个学校有多少院士，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各个学校都相当重视，并且在申报院士过程中想尽办法。
顾海兵我这里不考虑院士的评选过程，这一过程怎么样透明化、怎么样民主化，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在我的文章发表之后，全国给我来信的、来电话的，各种渠道向我反映意见的，可以说99％以上的专家学者对院士制度是持批评态度的，而且赞成我的观点，甚至还有一些院士也对这样的院士制度不满意。
熊丙奇那么要实现你这样一个构想，可能性有多大？要多长时间？
顾海兵近期之内肯定不可能，但是在中长期范围内没问题，因为现行的院士制度确实形成了很多阻碍，对这个问题我有很多分析，这里不想做更多的展开。我只想简单地做一个补充。根据我的研究，发达国家除了俄罗斯，本来并不存在什么院士和院士制度，但是我们国内把它翻译成院士，比如美国，美国根本就不存在科学院，只有科学协会，但是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成科学院了。甚至我们把瑞典科学协会也叫作科学院，事实上它只是民间的一个机构，并不是一个实体。在中国，科学院是一个实体，实实在在。比如中国还有人曾经打出这样一个旗号……“第三世界科学院”，第三世界什么时候有科学院呢？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东西，第三世界只能说有科学院联合会，或者叫科学联盟，绝对没有科学院。所以，所谓的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完全是子虚乌有。
熊丙奇我们可能对很多正确的科学体系有误解，而且我们沿着这个误解一直在发展。
顾海兵这实际上是几千年封建等级制度的另一种表现。搞学问和带兵打仗不一样。打仗有上校、将军、元帅，这个没有问题，因为这是组织管理。但是在学术界千万要少搞等级，而且要尽量把等级粗化，绝对不能终身制。我们现在已经有职称制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在这个等级制度下，你不能再把它进一步复杂化，你越复杂，就越背离学术发展的规律。其实在学术界最理想的做法就是取消任何职称。我们取消院士制度，可以改为中国科学协会会员，你是会员也是一种荣誉。
第29节：指标学术
熊丙奇如果作为会员，就不会有很多实质性的待遇，仅仅是一种荣誉，就目前而言，在很多地方，院士享受副部级待遇。
顾海兵像奥林匹克竞赛，我们没有必要给拿冠军的运动员一个称号……“院士”，我们可以给他奖励，给他一百万，一千万都可以，但是这种奖励是对事不对人的。这一届奥运会你是冠军，你就是英雄，下一届你拿不到冠军，你就得从这个台上下来。现在当选为院士的很多人都在60岁以上了，不是说60岁以上的人就没有创造力，但是自然规律告诉我们，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60岁以后，根本没有了太大的创造性。这些人当选院士后很难有创造力，很难有重大创造。王选院士自己都说，在他没有得到院士头衔的时候，他非常有创造能力，但是没有人给他任何头衔。但是他50多岁以后基本上就不搞科研了，评院士实际上是总结，也是一个封闭，院士评上以后，已经把他创造的动力给关闭了。中国现在的学术问题，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处在所谓中国学术最高层的院士制度所引发的，因为我们的院士的表现可以说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如果要维护中国的学术尊严的话，必须对院士制度进行彻底改革，要从上层改起。
原因12：指标学术
很多人其实有做学问的理想，可是，现实的制度打破了他们的梦想。
“十年磨一剑。”我们爱用这样的话来评价一个人对事业的执著，以及最终获取的丰收成果。
这样的评价，在过去的大学校园，在国外的大学，还是比较贴切的。十年瞄准一个方向潜心研究，十年内可能默默无闻，一点可以“显示”的成果也没有，在旁人看来饱受寂寞折磨，而在十年后，酿成“惊天大发明”。现在，有这样经历、这种精神的人，越来越少。如果有，只可能是漏网之鱼，因为一般来说，要是长期处于没有产出的状态，他早被淘汰了。
这个时代，时兴一年磨一剑，甚至一年磨N剑。要知道，十年，是一届校长任期的两倍半。
定指标，领任务，记工分，是领导们最拿手的办法。要在我这里混，一年得交多少货上来。论文、专著、经费、专利，全部折合成“工分”。没完成“工分”，扣钱，甚至走人；完成工分，奖励。大学教授于是被称为“城市农民”。
办法立刻显示成效，为了完成这“工分”，大家埋头“苦干”，发论文的找杂志请客送版面费，出专著的买书号“自办”发行，搞经费的大肆公关领回扣……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盘活资源后，有人“埋头”一年写二十几篇各类论文，申请十几项专利，为学校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也为自己带来诸多好处：位子、房子、票子、车子……
如此高的产出率，自然让大家兴奋得停不下来，也带动大家积极上进。有一项调查，是针对25岁以下年轻人的职业态度的，这项调查显示，有超过50％的年轻人，认为自己在35岁前将达到自己的事业顶峰。中国的这股快速成才风，看来要劲吹很长一段时间。
快出成果，早出成果，多出成果，于是我们每年有了那么多成果，成千上万项，数也数不过来。也于是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从第24位“增大到”第31位。当然，我们可以质疑2005年5月这份发自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解读中国内地经济竞争力下滑的真实原因》，邬静娜、屈丽丽，《中国经营报》，2005年5月23日。）并不十分科学。
对话观点：
我们一些制度在逼着老师不能安心于学术。
我们现在评价学校好坏，总是说这个学校有多少教授，每年发表了多少论文，出了多少成果，很显然，学校领导就要从这些方面去追求。
我们有些学人在追求官位。因为现在只要一当官就有了学术成果。
对话人：邓伟志
熊丙奇你认为现在的大学里有多少教师在真正做学问？
邓伟志做学问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现在很多人是在追求表面的火热，但这也不能怪学人。我们的社会整体说来有急功近利的趋向。有一次我听一位朋友说，如果他要评教授，学校的指标要求他两年中一定要写出一本书来，这怎么可能呢？即使写出了，质量如何也值得怀疑。另外，本来用更长时间写出，出版后会产生很大社会影响，现在为了赶时间，草草写就，不是破坏了成果吗？我们一些制度在逼着老师不能安心于学术。我们的评估指标有很多大的问题，应当鼓励一些教授能够静下心来做学问。
作者补记美国密歇根大学校长柯尔曼教授说，在美国，当大学校长没有什么权力，你不能命令大家干什么，只有鼓励大家干什么。对于教授，校长一般有两项工作，一是从全世界范围内找来最优秀的教授，二是为这些教授创造最好的工作环境。这种方式，在美国证明很管用，但是在中国管不管用，则要结合中国的情况进行深入的探讨。改革管理模式，不是照搬那么简单。
第30节：领导的权力大
熊丙奇其实我们的老师和学校领导都知道这种评估会导致急功近利的结果，但为什么要出台这样急功近利的评价指标呢？以前我们曾经把大学校园称为象牙塔，这多少有些贬义，说大学不懂得与社会接轨。但那时大学还是很神圣的，教授还是值得人尊敬的。可现在，社会上对大学和大学教师的议论很多，大家的感受是大学在堕落，大学教授也在堕落，学术在贬值，教授也在贬值，学位更是贬值。我们关心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邓伟志这首先要从我们的政策和领导上来做一些反思，学人的本质趋向是做学问，但是我们有一些规定逼着他们不朝这样的方向做。比如，现在我们评价学校好坏，总是说这个学校有多少教授，每年发表了多少论文，出了多少成果，很显然，学校领导就要从这些方面去追求。我们必须改变大学的评估体系。大学的评估体系就是指标，指标就是方向。我们现在的评估指标，是由少数人制定的。评估的指标必须拿到社会上进行广泛讨论，征求广泛的意见，然后把它定下来，之后还要不断地修改完善。不断地修改完善当然不是说朝令夕改，而是要有一定的稳定性。指标体系的制订不能太草率，要科学、系统，要完整。
熊丙奇政策靠少数人拍脑袋拍出来，然后却要让教授们执行，这不可能孕育大学校园科学、民主的精神。可是，为什么不科学、不民主的指标体系会在大学校园里出台呢？大学教授们为何不提反对意见呢？校长决定之后即便大家有意见，但是没有人敢说。为什么我们的教授不说呢？
邓伟志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大学的官化。由于行政领导有资源配置权，所以老师不敢得罪他。有的学校领导说了一番话，一些教授当面说他好，所以他就自以为了不起。实际上背后是另外一种反映，大家骂他什么也不懂，只是他自己不知道，没有深入了解大家真实的想法。教授的行为更多取决于我们的学校领导，在不同的大学校长领导之下，每个学校的教授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不一样的。有的领导有开拓精神，有的领导却更多地遵守过去所制定的规则。只有碰到比较开明的大学领导，善于改革的大学领导，这所大学才可能有一点学术的尊严。
作者补记大学校园里，到处是“双面人”，大家乐于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不同的游戏规则中，变换自己的角色，没有丝毫的情绪过度，没有丝毫的不自然。
拿会场来说。会场的沉默，是大家很不愿意看到的，尤其在讨论会场上。要么是大家不想发言，要么是大家没有准备，总之，会议的主办者不希望这种没有“互动”的效果。
大学校园里由领导出面召集的讨论会，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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