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第3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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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忠常之乱’——官人，这平氏一族也是他们国里的一个望姓，前世就有一个平将门作乱，自立为王。——平定平忠常，打了三四年的仗，死人无数。小可之所以说这些，是想让都漕明白，那里说是藤原家当政，但也只是个共主，下面能够威胁他们家的强藩是颇有不少的。如果跟中原往来，被大宋知道了虚实，随便扶持个强藩，便就能把藤原家掀下去，改朝换代也是易事。有这个顾虑，所以日本国自唐亡之后，便就禁了跟中原的交往。五代时候，闽越曾派使节去他那里，他虽以礼相待，但却拒绝通交，就连闽越的使节也只是让搭海商的船返回，可见防范之深。”
　　徐平点了点头，终于算是明白了一些。王文家就是五代时闽越国的大家族，对这些事情知之甚深，说起来如数家珍。
　　说到底，日本国在唐朝时积极地跟中原交往，不断派遣唐使入中原，是有前提的。唐朝对四周蛮夷采取的是开放态度，别说是日本国，就是北方不少被唐军攻占的地方，也并不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文化。特别是贞观四年唐朝内部关于夷夏政策的大辨论，以魏征为首的严夷夏之防的一派彻底失败而告终，唐太宗李世民欣然接受了“天可汗”的称号，正式形成一国两制。中原地区用汉制，最高统治者自然是皇帝，胡人地区则继续用可汗制，李世民以中原皇帝兼任天可汗。自李世民起，李唐皇帝的正式称号是皇帝天可汗。
　　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改变，改变了自五胡入中原，主动汉化，在谋夺皇位之前按汉人习惯先称“天王”再称帝的趋势。开启了唐朝中原皇帝主动适应胡人政权，接受胡人最高统治者“天可汗”称号的传统。后来再次出现，就是以蒙古大汗兼中原皇帝的元朝和以后金大汗兼中原皇帝的清朝了。
　　“天可汗”并不是始自李世民，本是草原胡人政权对最高统治者的称呼，不过汉文典籍一般音译为“登利可汗”。至李世民正式接受“天可汗”，因为登利本有天的意思，为了以示区别，汉文才改了前面一字，胡人的话里实际与“登利可汗”没有区别。
　　李世民接受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称号，而是一种制度。即在胡人地区，继续行使可汗制度，那里的官员继续世袭，不行汉制，中央不派官员。唐朝对那里下公文，皇帝的自称也是“可汗”或者是“天可汗”。实际上，就是把唐朝的疆域分成两个部分，传统汉地按照汉制行事，草原大漠的胡族按照胡人的制度行事，唐朝的统治者一人身兼两职。按照徐平前世的话说，唐朝是一国两制的，汉制和胡制并行。
　　对这一点，李世民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清醒认识的。当胡人各部上“天可汗”称号的时候，他说的很清楚“朕以天子之尊，下行可汗事乎？”皇帝是至尊无上的称号，任何在这一称号上加后缀前缀的，都是自降身份，李世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这称号，并沿用下去，一直到唐代宗都是皇帝天可汗，结束于胡族血洗长安。
　　按李世民自己的说法，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胡族，与胡族有“香火情”。再一个，“自古皆贵中国贱夷狄，而朕独爱之如一”，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真正从利害关系上来说，登上皇位的李家在中原根基不深，李世民又是杀兄逼父夺位，需要引入这样一支政治力量来平衡传统汉族地区的政治势力。正是有这种政策因素，才发生了唐朝盛世之时，大量汉地胡化，大量汉人也被胡化的事情。
　　这便就有如割肉饲狼，用汉地的钱粮财富把胡人喂养肥壮，最终是血肉尽而狼犹不知足。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个胡人举兵反叛，便就利用了壮大起来的胡人军事力量。事实那个时候，唐玄宗手下握重兵的节镇，统兵节度使基本已经没有汉人了。
　　这种政策背景下，日本国这种四夷小国，才会放心大胆地与唐朝交往，而不用担心自己被唐朝颠覆。而经过晚唐，北方的战乱带来的血腥教训，中原政权再次严夷夏之防，对于四周蛮夷的态度重新严厉起来，与周边的联络很多就中断了。
　　宋朝的夷夏之防比唐朝严厉了太多，蕃官不论封官爵多大，都一律序位汉官之后，哪怕蛮族里封到三公的，见了知县照样是下级。西北蕃汉混居的地区，不许汉人女子给胡人为奴为妾，反过来也没有同样的限制。
　　事情总是有得有失，这样做的结果是稳定了汉族的传统区域，但与周边蛮夷各族的关系也疏远了。其实不仅仅是日本国这样，周边的大理、吐蕃、以前的交趾，也都同样跟宋朝的关系比较冷淡，完全没有了唐朝时候的热络。


第161章　文化往来
　　徐平之所以重视高丽商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的市场确实比高丽大得多，但想开辟却困难重重，藤原家族对外来势力的防范极为严密。外国商人到那里，不许自己出卖货物，不许下船随便走动，比大宋的几个市舶司限制还多。而高丽因为离得太远，警惕性就没有日本这么高，又有王家这种权贵之家做内应，通商就容易多了。
　　了解了东北亚的局势，徐平对王文道：“事情总是要一步一步来的，暂且先不要想得太多，把到高丽的商路开辟通畅了再说日本。货物你不用担心，以后你家里派个人来，或在东京或在西京，选合用的贸易。以后就不用再从明州上岸了，直接由高丽到密州，海上的路途又近，京东路到两京又有五丈河，来往方便。——不过，有一件事我可是丑话说在前头。本朝历来都有书禁，虽然往年高丽的宾贡生在京城搜罗民间书籍，偷带出境的向来不乏其人，但那总归是犯禁的事。以后你们可以贸易书籍，但贩的何种书籍，是由哪家刻印的，数量多少，都要报国子监，国子监核准才可以。若是犯了禁，国法不饶！”
　　王文急忙拱手行礼：“都漕官人如此仁心，我们怎会再去犯禁？高丽蛮邦小国，向来仰慕中华风采，每一册书到那里，都视若珍宝！都漕此举，实在善莫大焉！”
　　周边各国，不管是小到高丽，还是大到契丹，文化都比大宋差了不知多少，中原的书籍在那些地方都极受欢迎。但因为书籍包含地理风土人情，有泄露军事机密的顾虑，大宋一向是禁止出口的。但实际上这禁令也形同虚设，走私不知有多少。徐平的想法，与其让人走私，还不如放开一部分书籍的出口，事前审核就是了。到时出去的书籍，主要以道经佛经和儒家典籍为主，至于军事地理等杂七杂八的，自然还是要封锁住。
　　见黄金彪坐在一边插不上话有些无聊，徐平笑着问道：“黄金彪，你有没有出过海？”
　　黄金彪一扬脑袋：“自然是在海船上走过的，不然我怎么会想做高丽的生意？”
　　徐平来了兴致，问他：“去过高丽？去过日本？还是下过南洋？”
　　“都漕官人说的，都是蛮邦小国，我黄金彪好歹是上国人物，没事到那里跑什么！我就是从钦州坐船，到过明州。这一路上，可是不近呢！不过船大，跑起来稳，其实也没有什么。而且海船跑起来可是不慢，到明州比陆上走快得多了！”
　　“钦州到明州，也不错了，真算起路途，只怕比到日本和高丽更远。以后等到海船多起来，广南的货物运到中原，尽量就不走陆路了，走海路近得多。到明州还是远了些，要是到密州或者登州转五丈河，还要更加方便一些。”
　　徐平自然知道黄金彪实际上是不敢在海上乱跑，钦州到明州的沿海商路早已经是成熟的了，没有多少危险，他才敢去坐船。不过他难得真敢去闯，也不说穿他。中国沿海从南到北的海路商人早已经跑得熟了，只是一直没有官方组织，不成气候。再加上沿海的小岛众多，海盗出没，台风季凶险异常，一直没有起到替代陆上商路的作用。当然，这也跟广南和江南一带的经济来往不多有关，商路主要是通到中原的。
　　按照徐平的想法，是由官方出面，从北方的密州，到中部的明州和泉州，到南方的广州和钦州，几个市舶司组织大型船队，开成稳定的贸易路线。这种事情，只有官方出面才能做得成，私人海商做得再大，最终还是会走到跟海盗勾结的邪路上去。
　　不过这一切都要等到徐平回到三司之后再说，现在只是机缘巧合，提前准备。
　　东北亚的贸易此时的中心是明州，从那里出发，横渡东海，到肥前的值嘉岛，即是徐平前世说的长崎，再转到筑前的博多，即是九州的福冈，大宋和日本的贸易是在那里进行的。至于跟高丽的贸易，因为规模本来不大，大多也是借的到日本的贸易线。因为日本闭关锁国，这条自唐朝时开始兴盛的贸易路线变得冷清了，到高丽并不方便。因此才要在密州新设市舶司，从那里出发，横渡黄海，到高丽就近便得多了，而且台风也少。
　　如果日本一时不改变锁国的政策，大量的贸易往来只怕还是要通过高丽，从那里转到日本。那么密州只能先代替明州的地位，承担起东北亚贸易中心的地位。至于以后，只要双方来往密切了，以日本的政治形势，大宋扶持一些靠近海岸的强藩也不是难事。
　　事实上此时的大宋跟周边的小国，实力差距非常大。历史上南宋在陆上被打得颜面无存，还有底气威胁高丽，不合作便就派十万水师渡海，把那小国给灭了。对陆上的威胁之所以显得无能为力，很大程度是因为对手掌握了大片的传统农耕区。
　　徐平对东北亚的兴趣目前也只是商路而已，再进一步的动作，就得不偿失了。
　　又说了一会闲话，徐平对王文道：“你远来不易，便在西京城里住些日子，看看中原的风土人情，熟悉一下市进贸易，以后用得着。听说高丽那些地方信佛，我这里一几卷佛教经典，送给你权做礼物吧。”
　　公吏端了一个木盘上来，上面用红绸盖住。
　　徐平揭开红绸，对王文道：“这是《四十二章经》，真宗皇帝亲自注释，三司刻书局刊刻，不管怎么算都是上品。就是在中原，这也是难得的善本。”
　　王文忙站起身来，毕恭毕敬地接过，口中连连道谢。
　　真宗皇帝的口味极为繁杂，儒释道兼杂并蓄，全都能吃下肚下。劝人读书的有《劝学篇》，那“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句子流传甚广。道家自不必说，他一手导演了迎天书，东封西祀，大封道教神仙。佛教也没落下，亲自注释了《四十二章经》，还主导整理刊刻了不少佛经。
　　不管是向大理还是交趾占城，还是高丽日本，徐平最先给他们的书籍都是道教或者佛教的经典，儒家的经典那是要求还是有选择地给的。治国之道，一是传出去不好，再一个这些小国也水土不服，念念经还行，真搞子曰诗云不知会搞出什幺蛾子来。当然，这些小国的当权者，除了大理那样的例外，也理欢迎佛经和道藏，正是大家皆大欢喜。
　　王文接了佛经，也给徐平上了礼物，无非是人参毛皮，还有几大筐的松子。高丽松子此时在中原颇有些名气，是两国贸易的常见货物。


第162章　风波骤起
　　正在这时，杨告从前面急匆匆地过来，也不等公吏通禀，直接进了小花厅。
　　在徐平的印象里，杨告是个老成持重的人，今天这样失礼，不由有些意外。见他到了厅内，看了看徐平对面的黄金彪和王文，沉着脸一语不发，徐平便知道出事了。
　　转身高声唤了谭虎进来，徐平对他道：“你与黄金彪是老相识，带着他还有这位高丽来的客人在西京城里转一转。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带着他们吃一吃，看一看。”
　　谭虎叉手应诺，一边的黄金彪喜笑颜开。这么多年，还是当年邕州的老兄弟分外让人觉得亲热。有谭虎在，自己在西京城的日子就不寂寞了。
　　送走了黄金彪和王文，徐平才问杨告：“看你脸色，是出了不好的事情。说吧，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让你今天如此失态。”
　　杨告看着黄金彪几人离去的背影，直到都走出门去，才对徐平道：“都漕，留守司替西京城的分司官员出头，领头联名他们一起上奏章，说你在京西路强推钱庄新政，不顾百姓生死，致分司官员多倾家破产。奏章上去，在朝廷里引起轩然大波！”
　　听了这话，徐平不由皱起眉头：“这不还是说的童大郎的那件事情吗？都过去多少日子了，布告早已经贴遍河南府，是他们自己贪心，怨得了哪个？怎么现在闹出事来？”
　　杨告道：“此事我们都被蒙在了鼓里，我也是听从京城里来的人讲起才知道。说是前翰林学士钱易之子钱明逸因赴钱惟演丧事，不愤钱家在童大郎一案里损失大量钱财，闹得现在家计困难，到西京留守李若谷那里哭诉。李若谷念钱明逸身份不比别人，不好怠慢，组织了一众分司官员，联名上奏章历数转运使司的不是，钱庄新政如何是恶法——”
　　“钱明逸，是不是钱易的儿子？”
　　“不错，正是因为他的身份非比寻常，才引起这么大的事端！”
　　吴越钱家是举国内附，入宋后之后一直得到重用，跟南唐、南汉这些被军队攻下来的地方不同。钱昆和钱易是吴越倒数第二任国王钱倧的儿子，入宋之后钱家都被大用，惟独余下了他们兄弟二人。这兄弟自己也争气，都在真宗年间考中进士。弟弟钱易尤其文才突出，十七岁殿试时因为交卷过早，被认为轻浮而未中进士。到了咸平二年，再次参加殿试的时候，又觉得自己第二名是因为主考官不公，本当是状元之才而告御状，因为言辞对朝政多有讥讽，惹恼了真宗，被降到第三名。天圣三年做到翰林学士，不久去世。
　　不说钱家吴越王族的身份，单单父亲是前翰林学士，从伯父是钱惟演这位前宰执，这位钱明逸的身份就不比寻常。他现在还没有出身，是恩荫为官，但李若谷也不能轻视。
　　但再怎么重视，李若谷都应该先跟徐平商量，这样直接用留守司的名义上书，还是数落转运使司的不是，那就摆明是要与徐平作对了。徐平刚到的时候，李若谷也曾经因为一山不容二虎而闹了点小别扭，但很快就过去了。最主要的是因为儿子，担心跟徐平作对影响了李淑的仕途，这一点徐平事后也有了解。现在又跳出来，徐平的第一反应，就是只怕还是跟他的儿子知制诰李淑有关。李若谷自己，已到风烛残年，不会管这些事情了。
　　想了一会，徐平才道：“翰林钱易的儿子，现在还只是少年人吧？”
　　“不错，钱明逸今年刚好二十岁，还没有举过进士。”
　　徐平笑着摇了摇头：“西京城里多少人物，都知道是自己犯的错，没有人对童大郎的案子提出异议。一个二十岁的外人，却跑到留守司说钱庄新政的不是，有意思，有意思——”
　　徐平可以肯定，钱明逸是被人指使干这件事的，只是是谁指使的，还说不清楚而已。
　　不过李若谷这样站出来，很明显就指向了他的儿子李淑，而李淑虽然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徐平却知道他是吕夷简的人。皇宫里有石全彬这个微末之时相交的朋友，看皇宫大门的有李璋，徐平对朝廷里官员的私人关系比别人知道得多得多。这些年来，徐平在朝廷里能够安安稳稳，没有牵连进任何风波去，这两个人的作用不可小视。
　　宋朝对内外朝的隔绝管得非常严，一般的大臣，能够交结上一位在大内有权的内侍就是极大的助力。比如吕夷简，交结了阎文应，给他的帮助非常大。这么多年，他能够斗倒一位又一位的宰相竞争者，虽然主要是他的手腕厉害，但阎文应的作用绝不可以小视。
　　一般来讲，皇帝看重哪位大臣，也只是给予更多的信任，官职升得更快一点，但不会把国事放心地交到他的手里。真正掌控朝政的能力，还是要看在外朝自己的斗法。
　　徐平算是赵祯看重的官员，官职升的速度快，但还是有实打实的政绩打底，不让别人说出什么来。资历不够，也只好放出来补资历，老老实实按规矩来。至于朝政的人事斗争之类，赵祯基本不会向他提起，不可能从皇帝那里获得情报。
　　这种情况下，在内朝的眼线就非常重要了。内外朝隔绝，官员在外朝的动作皇帝其实是不清楚的，同样官员对内朝上的奏章、奏对之类外朝同样不知道，如果能把内外两朝的情报结合起来，就能够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徐平都不需要让石全彬和李璋特意打听，只是平时说说话，听他们提起今天哪个官员到大内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心里便就有了底。这种事情石全彬和李璋两人也是心知肚明，也会特别挑一些对徐平有用的话来说，只是不说破，大家有默契罢了。
　　杨告来对徐平一说，虽然徐平不知道是谁指使了钱明逸跳出来，但此事与吕夷简有关是肯定了。不过自己跟吕夷简并没有什么冲突，这次他怎么突然挑起事来？
　　见徐平沉默不语，杨告又道：“我听人讲，朝廷里对此事已经议论过一次，两位宰相意见相左。王相公认为此案是分司官员贪心，与钱庄新政无关，主张不用理会。吕相公则认为这么多官员上奏章，钱庄新政必然有不如人意的地方，不能只听京西路一面之词，要派位朝廷大员下来查个究竟。吕相公此话别人也无法反对，只是还没定下人选。”
　　“哦，朝廷准备派什么人来？”
　　“吕相公主张派翰林学士梅询，王相公反对，还没有定论。”
　　梅询，又一个吕夷简的人，徐平的心里已经大致有数了。


第163章　准备应对
　　吕夷简在朝廷里到底有多少人？没有人知道答案，恐怕吕夷简自己也很难说清楚。但可以肯定一点，不说地方上，朝廷里各个衙门的关键位置都有吕夷简的人。政事堂和枢密院自不必说，其他从学士院舍人院，到御史台院谏院，审官院审刑院，吕夷简都可以直接操控。就是三司，除了王惟正外，陈执中和其他两位副使与吕夷简的关系也很紧密。
　　吕夷简是权臣不是奸臣，他有追求权力把持朝政的欲望，但并没有丁谓那种要把天下操之于股掌之中的野心，他的小集团相对来说也就比较松散。科举进士第一次结党，是始于太平兴国年间的那几届，毫不掩饰，野心勃勃，胡旦小集团甚至夜夜密谋，为后世留下了“半夜三更”这个成语。此后的政治集团便就松散多了，大家只是为了政治权力或者纯粹的升官发财而勾结，连统一的政治诉求都没有，甚至同一个小集团里面存在政治立场截然相反的人也不奇怪，典型的就是吕夷简集团。
　　历史上要等到范仲淹之后，欧阳修的《朋党论》一出，官员被划分成君子小人两个阵营，政治诉求才与结党联合起来，党争骤然激烈。
　　徐平到底是多了一千年的见识，对这一点还是能把握住。所以对于吕夷简，他一直采取的是一种敬而选之的态度，既不主动凑上去，也不刻意挑起与他的争端。反正只要不影响他的小集团里大部分人的利益，他们也不会主动去攻击别人。
　　这次吕夷简直接挑起针对京西路的政治争端，颇出乎徐平的意料之外。他自觉自己的动作一直是很谨慎的，不触动朝里高官的利益，尽量另起炉灶。由于年龄差距太大，吕夷简和徐平根本就不是一代人，也不至于无聊地来打压他。
　　时代跟以前不同了，现在科举进士当家，吕夷简并没有为子孙争百年富贵的相法。实际上他的家教一直很严，除了长子吕公绰忙于世俗锁事，学问差一些，几个儿子都是学问深厚，未来前途不可限量。这个时代的几位宰执，说起对子孙的教育来，还真再没有一个比得上吕夷简，历史上的吕家是真正的学问大家。
　　在徐平想来，等到自己能够威胁到吕夷简的地位，他也早已经老朽，两人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这个时候吕夷简针对自己，图什么？
　　徐平又问几句，结果杨告对朝廷里的事也并不是非常清楚，只是知道钱庄新政成了一些人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虽然还没定下人选，但估计还是会派大臣到京西路来。
　　送走了杨告，徐平一个人在小花厅里坐了很久。自己到京西路来这一年的作为，翻来覆去想了又想，最终还是确定，除了那些牵扯进童大郎一案的分司官员，并没有什么人群的利益受损。至于没有行新政的孟州和襄州，李迪和张耆两人本就是过了气的人物，而且在朝当政的时候与吕夷简不和，应该与此事无关。
　　那么答案就只有一个，自己在京西路推行的新政刺激吕夷简了。其实想一想，如果朝廷真地肯定了京西路的新政，那有突出政绩的京西路官员就要高升，由此打破朝廷内的人事平衡。出现这种局面，吕夷简这一两年的精心布局就受到了很大冲击。
　　出了小花厅，徐平回到自己的长官厅，把种世衡叫了过来。
　　行礼毕，徐平对种世衡道：“已经快到年底了，各州县的钱粮申状有没有交齐？”
　　种世衡不明就里，只是恭声答道：“回都漕，大多都已经到了，只剩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