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第3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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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迪脾气火暴，看着张士逊的样子再也忍不住，厉声道：“徐平说的有道理，国家出钱养兵是不错，现在不计较你枢密院花多少，总得有个数额出来！枢密，你这也不行，那也艰难，是个什么道理？在西府数年，难道一年花多少钱还心中没数？！”
　　张士逊低眉敛目，没听到一样，一言不发。
　　赵祯道：“军国大事变幻无常，养军之费确实难有一定之规，枢密院给不出个具体数额也怨不得他们。当然，没有具体数额三司难做事，此话确实有道理。不如这样，就按照去年的数额定下来，为防意外，多加一成，三司来年就按照此数拨付。如果有意料不到的地方用钱，从内藏库出好了。——当然，如果有战事，又另当别论。”
　　张士逊捧笏：“陛下英明，臣谨奉旨。”
　　徐平也只好与李迪等人一起领旨，准备就这样定下来。多一成就多一成吧，只要有确切的数字，徐平就好安排。综合算起来，多给这一成对徐平不是什么难事。
　　张士逊却又道：“去年养军之费，诸多赏赐，好多是出自内库，这些钱怎么算？”
　　“一起加总报到三司，以后就由左藏库出钱。养兵本来是国事，左藏库空虚，不得已才用内藏库的钱。徐平是理财能臣，想来以后这种事情不会再有了。”
　　赵祯这话一出口，李迪就有些急，按照这算法，下年的军费岂不是要涨两成不止。军费占得多了，其他事情就无钱可用，碰到水旱天灾，难道到时候再到内藏库去借贷？刚要反对，见到徐平轻轻摇了摇头，把到口的话强行咽了下去。
　　赵祯这样做，当然是要保证内藏库的财力，确保自己的天子私财有足够的影响国家财政的能力。从太宗时候把内藏库与国库彻底割裂开来，由皇帝完全掌握起，这一条就成了祖宗家法，皇帝轻易不肯放弃。用枢密院控制禁军的财政和人事，再用内藏库影响国家的财政，关键时刻发到禁军手里的赏钱是天子私财，从而让官兵对皇帝感恩。祖宗家法的核心，就是让政权支柱的禁军知道他们是谁的人，谁能给他们发钱，应该为谁效力。
　　徐平懒得跟赵祯计较这些，他需要的是把现在的财政格局固定下来，不要三司赚出钱来各方看着眼红，皇帝要往内藏库里划，军队要多加赏钱，最后成一笔烂账。以前再是善于理财的三司使，不谈陈恕，就说丁谓，能做到的也无非是用度不缺，支撑真宗皇帝东封西祀之后还是出现巨大亏空。徐平要在自己任上，把三司一直欠钱的这个传统给改过来。
　　这个局面未必是赵祯想看到的，但却是国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只是缝缝补补，社会经济如何向前发展？
　　定下军费预算的标准，其他就再无大事。天下钱粮本来就掌握在三司手里，从太祖时候收兵权削藩，核心实际上是把地方的财权收到中央来了。地方州县基本没有财权，收到的税绝大部分是系省财物，所有权在三司，地方要用必须三司同意才可以。州县能够支配的钱粮其实就那几项，三司拨下去的公使钱，官营酒库的醋息钱，其他就是各种巧立名目收的苛捐杂税，徐平要一步一步取消掉的。转运使可以调配本路的系省钱物，是因为转运使司理论上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代行三司的职权。
　　提出预算制度，徐平理想的情况是把军费一起理清楚，列出人员费用，训练费用，装备费用，办公费用等等，用预算决算制度控制住军队的花销，把钱用到有用的地方。当年在邕州徐平也带过兵，那时候是做得到的，不然即使有蔗糖务，一州之地怎么可能打起那种大仗？如果还按历史的轨迹，军费年年增加，一有战事就爆增，然而钱却不知道花哪里去了。历史上的庆历宋夏战争，花费之巨几乎让宋朝无法负担，后期更是直接激起陕西南部的农民起义。最后双方不明不白地言和，财政困难和陕西民变是重要的原因。
　　战争打的就是钱粮，这道理人人都知道。但花钱没有效率，用了一千万贯的钱，只做成了一百万贯的事，这种仗谁能够打得起？
　　达不到理想状况，也要把军事的数额固定下来，即使年年增长徐平也认了。但决不能再像从前一样，没有计划，找出个理由就把左藏库里的钱发出去了。


第216章　新的货币
　　讲过预算，徐平才道：“为今三司面临的棘手事，首先一件便就是京西路的飞票无法兑付。此事如何解决，朝里已经议过数次，只是一直没有定下来。按先前所说，一个是稳定绢价之后由三司铺子发行购物券，冲抵京西路的飞票，再一个使用钱庄，从民间收钱到手中为朝廷所用。这两种方法都有道理，也都有不足，到了这个时候，最好是两者合一。”
　　此时的《富国安民策》已经上到朝廷，殿里坐着的人大多都已经看过，两位宰又是从京西路来的，对新政都不陌生。徐平到三司之后会如何改革，大家心里基本有数，并没有人感到徐平说的有什么奇怪。
　　已经升为参知政事的陈执中道：“谏议，合一怎么个合法，你还是一气说清楚。说起来钱粮的事大家都不陌生，但去年京西路怎么做的，在座的却很多都没有头绪。你把事情说完，大家再参详，到底可行不可不行。”
　　徐平点头，站起身来，向赵祯捧笏行礼：“先前之所以要定下来年的预算，跟后面要做的事情有关。从数年之前，三司铺子印制了购物券，以补充铜钱不足，后来汝州又行小铁钱，几年试用下来，官私两便。去年京西路设钱庄，开始只是收集民间铜钱，用于需要大笔铜钱的交易，后来向新设的分司发放贷款，收取利息。林林总总这些措施统合起来，我取了一个名字，称为银行。银自然是银钱之意，行取总天下钱币之意。”
　　见大家都在认真听，并没有人插嘴，徐平又道：“去年京西路一年，仅棉花一项，把棉布、棉絮、棉油等等都加起来，约有数千万贯之数。多吗？其实不多，这才只是一路的几个州而已。以后棉花自然推向全国，一年亿万贯是稀松平常，只是麻布会少就是。这产业做起来之后，有个难处，便就是天下没有那么多钱来进行买卖。现在飞票的难题，说到底还是缺钱，才不得不挂在那里不兑。天下贸易，常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民间有多少交易便就应该有多少钱在用，这才是国家铸钱的本意。”
　　陈尧佐点了点头：“你这话说的是不错，但现在天下到底需要多少钱，实有多少钱在使用，有多少缺口，你有大致数字吗？”
　　徐平道：“回相公，大略的数字还是有的。通算各路，在民间用于贸易的钱数，约在五六千万贯之间，当还有与此差不多的钱被民间藏起来，没有使用。自去年京西路棉布被贩运到各处，飞票被留在京西路，棉布却运到其他地方去卖了。因为绢价不稳，民间贸易不再使用绢帛，又多了这么多的棉布要卖，自然铜钱就缺了。据三司收到的各地公文，京东路开封府，以及两淮荆湖路，都出现钱贵货贱，实际就是民间的钱已经不够用了。一直有人奇怪京西路说是多收了那么多钱粮，怎么就只有飞票，钱到哪里去了，实际就是到这些地方去了。只是贸易和铜钱的流通有个过程，还没有显现出来罢了。”
　　李迪问道：“那民间缺多少铜钱，有没有个大概的数字？”
　　“回相公，这个数字现在还不好说的。货泉，其藏曰泉，其流曰布，且不说有多少藏起来有多少在使用，就是流通中在用的钱，还有流的速度一样不一样。同样一贯钱，一年被使用十次，跟一年被使用一次，效果可是千差万别，用十次的一贯钱，跟只用一次的十贯钱，在贸易中的用处，其实是一样的。正常来说，钱一年被用几次，应该是有一个大致固定的数。但现在，还不是正常来说的时候。”
　　货币的需求量不但是跟发行量有关，还跟流通速度有关，流通速度越快，需要的货币实际越少，商业却越发达。当社会经济稳定，这些数据都应当是有大致定数。但现在正是经济剧烈变化的时候，可以说是一天一变，徐平也说不出大概数字。
　　见众人不再提问，徐平又道：“惟今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民间缺钱使用，最明显缺的一个数额，就是京西路未兑付的飞票。这个钱民间贸易是要用的，但是没有，便就成了空账挂在这里。账挂在三司，但卖棉布多的几路，却货多钱贵，开始缺钱了。要知天下钱多了物价飞涨，是有害的，便钱少了民间贸易不通，不能互通有无，一样是有害的。我现在讲的要做银行，便就是要把这些缺的钱补全，让贸易通行。如果民间的钱多了，也有办法把多余的钱收回来，稳定物价。”
　　“具体来说是这样，原来隶三司之下的冶铸司单独出来，专一铸钱。天下产的铜不够怎么办？已经试过小铁钱，但只是小补，还是要想其他办法。按三司铺子购物券和西川交子的经验，可以用钱来印。这里要说清楚，用纸印出来的这些钱，只是补铜钱不足，方便天下交易，本身不是宝货，不能交易便就没有用处。”
　　从做盐铁副使的时候编《钱法类书》，三司铺子印购物券，到在京西路设钱庄，编《富国安民策》，关于钱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几年，京城的大部分官员，对钱法已经不再陌生。用纸钞来代替铜钱实际一直有人在提，不过没有清晰的理论和体系，不成气候罢了。
　　徐平提出用纸印钞来补充铜钱的不足并不出人意外，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关键是怎么操作的问题。印多少，怎么进入流通，怎么保证发挥作用，这才是难的地方。
　　作为前任三司使，理财能臣，翰林学士程琳显然比别人考虑得多一些，问徐平：“三司铺子的购物券已经行用了几年，甚是方便，也没有出过问题，可见用纸钞是可行的。不过这印出来的可不是交子，不可能跟交子那样的做法，你先说个章程出来大家参详。”
　　交子的本质其实是银行券，是按照作本钱的铜钱数来印的，一般来讲本钱是印数的三成，这是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
　　中国的货币是用来满足国内市场贸易需求的，没有金本位银本位的传统，也没有那个需要。国际贸易是中国用茶叶瓷器丝绸等货物换来金银宝物，一向都是金银净流入，没有积攒金银进口货物的需求。这一点是中国传统与历史上的欧洲国家完全不同的地方，在周边的国际贸易中，茶和丝绸可以代替金银。历史上欧洲的货币传统和经验，对古代的中国其实没有用处，中国的货币发展自成一体。一直到徐平前世的时候中国货币政策其实也是别成一派，并不跟基于国际贸易的国家货币策一样。
　　交子如果看作纸币，那么实际上就是铜钱本位，还是建立在铜钱货币的基础上的。
　　徐平要做的是真正的货币，能够调整经济的货币，跟银行系统结合起来，交子的模式当然不符合需求。至于滥发，只跟政治经济形势有关，什么样的货币本位，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都不能遏制。真正讲起来，政权是暴力统治机构，不用滥发货币敛财，也可以用苛捐杂税加重税赋敛财。真正要限制的，是政权从民间过份征敛的冲动，而不是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上做文章，是本末倒置了。
　　想了一会，徐平道：“以前是铜钱，由冶铸司和各地钱监铸造自然无事，但如果是用纸印钞，则就不能如此做了。制多少钱出来，必须由朝廷统一掌控。我是如此想，冶铸司和各地钱监，全部单独出来，别为一司，由朝廷重臣提举，专一管铸钱印钞。铜钱纸钞全部加总一起计算，数量从这么三个方面来，诸位参详。”
　　“第一是从民间收上来的铜钱，还有左藏库以及各地州县库里所存的钱，收一枚铜钱进来便就铸一枚新钱。新铸的铜钱要跟旧钱不同，但重量应该基本一样，以保证新的钱价不跌。至于这新钱里多少铜钱，多少纸钞，便由新设的钱监决定。”
　　“第二是把三司铺子的购物券纳入进来，三司铺子有多少货物，便就制多少钱。因为货物一定会卖出去，需要用钱，而货物也就为新制的钱作本。”
　　“第三是以天下赋税作本，按前一年三司所收的赋税数——只算钱，不算粮——有多少赋税便就制多少钱。这制出来的钱，贷给三司，作为一年国家之用。等到赋税收上来之后，三司还本付息。第二年依次办理，如此循环。之所以要做预算，也是这个意思。”
　　这三项中，第一项是用新的货币系统代替旧的货币，实现货币统一。因为是一对一的替换，没有什么好说的，第二项是用国家掌握的物资为依据发行货币，保证发出去的货币一定能够买到必需的物资。这是徐平前世中国的货币发行方式，不过在国际贸易少的时候容易引起通货紧缩，当国际贸易剧增，又慢慢从货物为依据转向外汇为依据，容易引起通货膨胀。在这个年代，这些都不是问题。第三项其实是国债。国债是比金银更加坚挺的担保物，一个正常政权收赋税的能力，比偶有价格波动的金银更加让人放心。而且国债还有一个好处，可以用来控制流通领域中货币的数量，这是参考美元的货币发行方式。
　　世间的事物道理相通，用到货币，其实无非就这么几种发行方法。而金银本位，对于以国内统一大市场为目标的古代中国来说，反而是最不实用的。


第217章　银行（上）
　　徐平说完，崇政殿里一时静了下来，大家都在思索。这样的货币，除了最后的一项以赋税作保的国债，其他的其实都已经实践过了，还是三司铺子购物券的路子。
　　想了一会，程琳问道：“谏议刚才所说，我有几点不明，还请解惑。以旧换新就不用说了，自然没有问题。第二是按购物券的方法印钞，所虑在于，钞发出去了，民间贸易一直在用，而新货物出来，再发新钞，新钞旧钞叠加一起，会不会钱多物贱？”
　　徐平点头：“如果规划不好，会的。这一点我还拿不定主意，是按照每年比去年多出来的货物发钞，还是如同交子般纸钞分界。不管是三年一界，还是五年一界，还是新旧杂用慢慢把旧钞收回废掉，总之有发有收，总是能管得住。不过按照新增货物发钞，也是个不错的办法。对三司铺子也是个激励，让他们要越做越大。”
　　“既然拿不定主意，那就一起并行，试几年看好了。这些事情，不必拘泥。”
　　李迪喜欢在大处着眼，有疑虑怕什么，一起试就是了。
　　程琳又道：“好，一起试行也好，最后大家便就都心里有底了。还有最后一项按照赋税发钱的办法，倒也没有大碍，只是三司预借了一年的税而已。关键是，这些钱印出来之后怎么发出去？再跟以前一样，可是不行了。”
　　铜钱的发行方法，是铸出来之后收入内藏库，当然外地的铸钱监有时候只是过一下账而已。遇到国家庆典，或者特殊日子，皇帝对禁军赏赐，这钱便就到了官兵手中。不要小看了这个途径，几十万甚至过百万贯的铜钱不知不觉就出去了。还有就是当三司缺钱，向内藏库借贷，进入左藏库，通过发俸禄进入官吏手中，或者救灾到灾民手里，或者三司向社会购买物资到商人手里。新的货币，再这样做显然就不合适了，这种方式发行的速度太慢，流通的速度也让人无法忍受，与徐平要推行的商品经济不相适应。
　　程琳到底是老三司使，对于徐平所讲的内容比别人看得更清楚，特别读过《富国安民策》后，慢慢开始抓住问题的核心。徐平现在所做的跟以前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以前的三司是从天下收钱粮，是敛财的，徐平要做的是生财的，要创造更多的财富。
　　徐平转身向着程琳，道：“回学士，钱散出去的方法，我是这么想的。前边讲过，要按钱庄的样子做银行，制出来的钱，便就是从银行散出去。钱监管制钱，而且跟以前的铜钱不一样，不再做赔本买卖。以前铸钱，不说火耗，不说民间销钱为器可获数倍之利，就说铜钱在天下运来运去，这运费朝廷就不知道要搭进去多少。飞票千文收二十文费用，但是铜钱在天下间的运费可远不止二十文，这都是要三司搭钱进去的。以后有了银行，钱监的钱散给他们，是要收利息的，这利息来支撑钱钞在天下的散布。”
　　“这银行到底怎么做？要怎么散钱？”
　　“我现在是如此想，以三司的左藏库为一银行，从钱监贷新制的钱出来，定一个合适的利息让他们还本付息。这银行要赚钱，就要把贷出来的钱再贷出去，当然利息就要更高一些了。当然对于银行来说，这钱其实只是小头，真正的大头在他们可以收民间的钱，存到他这里一样有利息。这收到的存钱一部分放到钱监做抵押，大部分还是贷出去，存的利息远低于贷的利息，这差额便就是银行赚的钱。”
　　程琳皱了皱眉头：“就还是京西路钱庄的法子，不用问，贷出去也只能贷给什么公司而不能贷给民户了？只是跟钱庄不一样的，存钱的人也有利息可拿了。”
　　“正是。以前让民户存钱进钱庄，许多人老大不愿，觉得不方便。以后有了利息，他们总不能够还不愿意吧？有了本钱，生息自是理所当然。”
　　有一句话徐平没有讲，如果让社会保持一定的通货膨胀，那么民间的钱为了减少损失就不得不存入银行。用这种办法，比在京西路时硬逼着向钱庄存文明多了，也隐蔽多了。
　　银行的利润应该是来自于存贷息差，把社会上的闲散资金投入到经济发展需要的地方去，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这个统一市场的规模越大，这种作用越明显。
　　徐平所设想的，是让新的钱监作为中央银行，发行货币，而后再成立几家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完成资金配置的任务。本来一般中央银行是兼职国库的，但现在事实上国库一分为二，一是三司的左藏库，再一个是皇宫的内藏库，就不能这样做了。
　　程琳微微摇了摇头：“钱收进来好收，但贷出去只怕不易。那些公司，京西路做的都还不怎么顺利，其他地方开起来更加艰难。至于贷给百姓，当然想也不能想。”
　　当然不能想，徐平就从来没想过让银行经营民间借贷。一是冲击现在已有的富贵权势之家的解库生意，容易引起反弹，再一个经营风险太大，一个不好就把自己陷进漩涡。
　　历史上王安石变法就是用青苗贷向民间放款，是新法中争议最大的政策之一。把很多人逼到新法的对立面，就少不了青苗法的功劳。民间放贷，收不回欠款的风险极大，再一个是收款的成本过高，利息低了没有利润还可能赔本。
　　贷款到期之后，老老实实自己到银行还款的人当然会是多数，但总有一部分是能拖就拖的。收这些人的钱，哪怕你一上门他就把钱还了，银还得出跑腿人的车马费呢。更不要说还有要跑无数趟，磨破嘴皮的，利息还不够收钱的人的路费。至于那些赖账不还的，就更加是把本钱搭进去了。这样一些人，自然就把贷款的成本推高了许多。
　　要降低风险，降低贷款成本，也不是不行，最简单的办法是暴力。
　　把成本转嫁到国家政权上，由国家暴力机关协助收款，到期不还直接抓到牢里去，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的老路。暴力机关的暴力使用可是不好控制的，不会老老实实地为银行服务，很可能他们花的成本比银行更高，只是强行转嫁到欠款人身上了，个人总不能跟国家对抗是不是？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便就成了反对变法者的武器。
　　要么这成本就由民间的暴力机关承担，一样是转嫁到欠款人的身上，暴力讨债从古到今都不是新鲜事。只是这后果，推行改革的徐平一样不敢承担，也承担不起。
　　公司就相当徐平前世的法人，只向法人放款，其实是无奈之举。


第218章　银行（下）
　　以前是老觉得手中的钱不够用，想尽办法去征收，徐平真想出办法生钱了，又担心手里的钱花不出去，不能生出利息来。这种考虑徐平能够理解，国债也是债，用的钱是借出来的，借了钱就要想办法赚钱来还，不然就面临一年经费比一年少的局面。
　　见在座的不少人同意程琳的疑虑，徐平笑着道：“其实天下需要花钱的地方众多，只是官府手里的钱有数，做不来罢了。比如天下道路、桥梁，年久失修的不知道有多少，更不要说很多地方原本就无路。用桥道厢军去修，是官和民一起出钱，一起得利，日后的维护还是要厢军来做。如果以桥道厢军一部成立公司，修桥铺路贷款，路修好后以收到的税算还款，又有什么不行呢？不独道路桥梁，运河码头一样可以如此。其他如酒务酒楼，是不是可以照此办理？再比如三司的场务，如纺织棉布的，制农具的，制各种杂物的，现在都是三司统一拨钱统一作账，是不是也可以作为公司？只要这些做起来，民间一样也可以随着出现赚钱的人群，如藤罗附树，带起来民间的公司也是可以的。”
　　产业可以培植，就跟栽树一样，等到出现树林，新的生态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