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第5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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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认识事务要一分为二，不仅仅是这些，根本上是辨证法。不过急切之间，徐平说不明白，也举不出足够的例子，便用浅显的意思代替。不错即可，具体的内容，在以后可以慢慢补充。观察事物要全面，不要草率下结论，不然就会盲动，好心办坏事。
　　“解决问题，三方入手。是讲我们遇有疑难，不要凭着自己的感觉去办事，而要跳脱出来，分成你、我、他，各方考虑过了，才好下手。三方为义，三方着手，才能大义不失。”
　　听到这里，赵祯直起身来，对徐平道：“宰相之君子、仁、义之说，先前我实听士子讲过。君子、仁，不失圣人本意，细思量，委实该是如此。惟有这义，宰相当日并没有细讲，众人更加众说纷纭，难解到底何意。此次开科，陇右举子便有人涉及此节，只是众人难以详解，又怕宰相必有深意，国子监发解取为中等，让其省试而已。今日解说清楚，以后也好正视听，免致考官举措失当。”
　　陇右除了徐平帐下发解的那些随军士人，还有其他身份的举子，由国子监发解。从那天徐平起了一个头，这些人私下里议论很多，有人就带到了发解的试题里。徐平有在三司的治绩，有在陇右的军功，文武样样过得去，年轻的读书人追随他的思想，人之常情。只是让国子监发解的考官无所适从，不知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又不敢反驳徐平之论，最后只能和稀泥。让写到这些的人顺利发解，但也不给很高的名次，说得过去。
　　君子好说，仁也好说，但要把义讲清楚，却绝不是几句话的事，甚至从现在开始讲一夜，讲到明天早晨，也未能够完全说清楚。偏偏治国理政，义最重要。君子、仁到底还是偏向个人的考察，正确地使用义，才是治国之术。
　　徐平起身，看了看旁边的一块黑板，道：“义最难，臣请在板上条列之。”
　　在议政的场所设置黑板，本就是徐平带来的习惯，赵祯已经习以为常。
　　得到赵祯允许，徐平走到黑板前，画了三个圈。捧笏道：“遇有疑难，要想不偏不倚得其中，必然是从三方下手。如审案，则有推鞠之官、原告、被告。若有疑难，又传证人对质，则有原告、被告、证人三方。推鞠完毕，又有检法之吏，议刑之官，定谳断刑之官三方定其刑罚。有疑难，每一步，皆从三方入手，方可求全面。”
　　赵祯点头：“本朝司理参军之设，是祖宗巧思，怜细民之意。鞠谳不同司，各设官员主理，最能免民间冤屈。你如此解，却原来是合了义之大道理。”
　　宋朝鞠谳不同司，司理参军专管审讯，别设司法司之下吏人检法条，司法参军依法条检法议刑，最后再由判官、推官拟判词，主官无疑义，由知州和通判通签联署，一件案子才算审讯完成。这就是司法程序公检法的源头，确实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当然赵祯说是祖宗巧思，就过于拔高了，实际上从魏晋到隋一直有进化演变，不过唐朝废弃，到宋终于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制度。而宋之后，这一司法原则又被废弃，再出现已经忘记宋朝故事了。
　　古代断案，由父母官坐高堂，下面小民击鼓告状这种事情，可以出现在很多朝代，惟独不能出现在宋代。宋代的狱讼主要集中在州一级，下面县一级只能断小案，上面的路提刑只是复核。而州一级，分司比较完善，从程序上已经类似于徐平前世的公检法。
　　这种制度的形成与完善，是宋朝统治者比较得意的善政。徐平选择从这里开头，是让赵祯能够顺利接受自己的说辞。讲仁义，只是一种政理朝政的方法，并不涉及好与坏。
　　徐平捧笏：“天下之庶政，莫大于稼穑，臣请从稼穑讲起。”
　　赵祯道：“如今天下，耕者无尺寸之田，富者田连阡陌，而不力稼。天下之害，莫过于此。前些日子李觏、欧阳修诸人都上书要朝廷平土，议者以为难行，不了了之。你为宰相理朝政，若真能在这上面下些功夫，善莫大焉！”
　　徐平未置可否，在黑板上自己画的三个圈里分别填上赋税、租息、口粮种子，道：“田土所出，于力耕之农夫而言，无非如此三份。朝廷赋税是一份；口粮、种子是一份，这一份里面，还要加上备灾之用；租息之类是一份，这一份里以租息为主，并不只包括租息。”
　　赵祯看了一会，指着租息道：“耕者自食，不耕不稼者不得食，租息多余！”
　　“是啊，租息是多余。然天地初生，人杂于群兽之中，采野果草籽而食，猎鹿豖鱼鳖而补，昏昏然不知岁月。至以草为谷，驯豖犬以养之，圣人出焉。初耕田，无犁无铧，一夫纵血汗流尽，犹不能使全家免饥馁之苦。至有犁铧，除果腹之外，犹有多余，奉赋税而成邦国。至铁器大行，果腹之余，犹可备宰荒。牛耕与铁器并行，备荒之余，年年犹有剩余之粮米。兼田有沃土贫瘠之别，有人家余粮多，有人家难果腹，兼田而吃租之家出焉。”
　　赵祯睁大了眼睛，听罢过了好一会，才道：“此韩非、荀卿多论之，果有此事？”
　　徐平道：“自三代至如今，典籍俱在，有何可疑？非止韩非、荀卿，柳河东亦如此说。”
　　中国文明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虽然有神话时代，但神话时代不只有神话。人类怎么从原始社会走出来，到部落时代，到封建，到国家，记载是不曾中断的。从先秦诸子，到韩愈和柳宗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描述就是如此。中国没有从猿到人的进化论，但却一直有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进化论，这一点跟世界的大多数地方不一样。
　　赵祯说租息多余，是因为对于政权来说，大多数朝代的主流意识就是这样认为的。政权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却并不认为剥削是合理的，租息不应该存在，存在只是因为没有办法消灭而已。如果拿掉了租息这个不合理的财富分配，耕者自食备荒之余，全部上交朝廷，自然也就由朝廷负责耕者的一切。
　　换一种说法，这就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从王莽到王安石，很多改革措施里能找到社会主义的影子，或者叫作国家资本主义的影子，并不偶然。
　　来到这样的时代，特别是在汉朝和宋朝，跟统治者讲社会主义的道理，并不会被当成异类。如果你真能做到，最可能的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就连最高统治者，都会为你撑腰。同样的，你讲资本主义，只要能够做到了，一样可以得到支持。关键不在你讲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而在于你能不能把生产力发展得适合这样的生产关系。
　　惟一的问题，是真地做不到，除非带着传送门，从另一个位面应有尽有的输入到这个世界源源不断的物资。徐平没有，那就只能立足于实际，进行阶级调和。


第11章　治术（二）
　　讲中国历史，为什么不讲意识态？因为徐平前世的意识形态，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本于欧洲的历史，最多再掺杂非洲、美洲这些地方的历史。如果把这样的意识形态挪到中国来，那些关于历史进程的部分，会崩掉的。
　　政权同时具有对内镇压和对内调和两个面目，中国的历史太长，朝代太多，有的朝代偏对内镇压，有的朝代偏对内调和。只强调政权的一个面目，如把政权定义为统治阶级对内镇压的工具，或者是对内调和主持公平正义的工具，中国历史上都有反例。
　　徐平前世的意识形态，是在欧洲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并借此席卷全世界的情况下产生的。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终点要么是欧洲的未来，要么是欧洲的现在。如果不认为历史即将终结，而依然处于历史的进程当中，那么就必然会换一个面目。
　　既然这个世界不存在那样的历史进程，那就当然不会出现那样的意识形态，拿过来会被人笑话的。意识形态是政权的理论结基础，政治结构要从此生发出去。
　　徐平指着黑板上“租息”那一个圈道：“陛下言租息多余，确实是多余。不过如果没有了租息，乡间开沟治渠、架桥铺路、兴学教化，甚至耕牛犁铧，都将由朝廷包办。历代皆有平土均田，最终都是无疾而终，便就是朝廷实在包办不了一切。治国理政，赋税差役其实只是最简单之事，设官吏，征差役，收取而已。委屈难全之处，全在这剩余之物上。”
　　说着，徐平又在一边画了三个圈，写上自用之物、耕田之用、文娱进学。道：“乡间力耕之家，拿田地之出，无非是做这么三件事情。一家人的吃穿用度，下季耕田所需的种子、肥料、耕牛、犁铧之类，还有抚育子女，文娱之好，进学读书之类。租息之所以不可或缺，就是因为后两件事，朝廷欲包办而不得。朝廷包办得越多，租息则就可以压缩得越少，包办得越少，则租息就会越多。”
　　赵祯皱紧眉头，好一会才道：“天下立学，朝廷自然可以做。修桥铺路，委实难以全托朝廷。至于琴棋书画，听话看戏，那就只能全赖民间了。不过，这与租息可干？”
　　“朝廷包办不得，那人欲享此乐，欲使贫瘠之田变成肥沃之壤，欲使乡间僻地变成通衢便利之处，欲教书识字抚育后人，就只能去花钱了。既然田中所出有剩余之物，花的钱只能从剩余之物中来，如此欲天下太平，朝廷便不能把剩余之物拿走。天下间一夫耕同样的地，产出不同。同样田亩的地，沃土便就产得多。用牛不不用牛，全都不同。如此只要数年之间，便就有多寡不均。有多有寡，一遇水涝之灾，或遇家人重病难治，便就有了急需用钱之时。农夫别无所出，只有田土，为医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有人卖田，就有人买了田，买得多了自己耕种不尽，便就让别人耕种收租。所谓兼并，只是如此。等到兼并遍及天下，佣人田土而耕的人家，再遇天灾人祸，连田都没得卖了，只能借贷。租和息，其名虽不同，底子上全是一物，势力人家借此平白取贫苦人家之物的手段耳。”
　　见赵祯还是皱着眉头，徐平又道：“还是那句话，欲识一事一物，必要一分为二。租息是势力人家搜刮穷人的手段，但根本上，生出此物来，还是来自那多余之物。朝廷不能尽取多余之物，为治下之民包办一切，租息就要出来，无法根绝。纵然一时强行裁撤，变换面目终究还是要出来的。此必然之物，朝廷理政，只能委曲求全。陛下，要让贫苦人家少受势力人家租息盘剥，一法就是朝廷多为民间做事。朝廷对民间事务着力越多，则租息着力之处越少，此是朝廷施政之一端。”
　　私有制在，剥削就在，无法彻底根除。欧洲的传统，在这个基础上特别强调私有财产的问题，讲公有制和私有制。但在中国，由于从原始公社制，到家天下，再到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个思想脉络清楚。无论是封建，还是天下大一统，都是在天下之民是同一家这个基础上来的。大多数朝代，公有与私有都是并存，界限并不清楚，私有公有这个矛盾不是根本性的。是以在中国，是不是自己人，比是什么所有制更加重要。
　　在农业社会，剥削主要是表现为地租和借贷。特别是在中国，借贷是不亚于甚至超过收地租的剥削手段。看古代社会的剥削程度，绝对不能只看地租和赋税差役，必须把借贷综合起来，才能看清真正的面目。说哪个朝代对底层的压迫如何，看朝廷收了多少赋税最不可靠，加上地租占收成的比例约略有谱，再加上借贷才能识其真正面目。
　　欧洲或许不是如此，徐平前世的课本上，农业社会的剥削，讲的最多是地租。从绝对地租，级差地租，林林总总，一切都从各种地租剥削生发开去。
　　但在中国，大多数朝代地租都不是惟一甚至不是主要的剥削手段，改革核心之一，必然涉及到社会借贷。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青苗贷对这个时代的意义，为什么会被提出来。青苗贷就是把农业生产中的一部分，从剥削阶级手中取到官方的手中，同时降低耕种田地的农民负担。本质上来说，是减租减息之一部分。只是由于生产力和手段限制，最终的结果是官府取了借贷的这一部分利益，而并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旧党对青苗贷反对的立论基础，是没有达到预期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新党坚持的基础，是官府从剥削阶级手中取到了这一部分利益。改革者和反对者，都不全对，也都不全错。
　　借贷要不成为剥削的手段，应当是无息贷款。春天我借你一斗粮，秋后我再还你一斗粮，多一些表示谢意，还得少了是我无赖。掺入了货币经济，便有了价格波动，完全使用货币又有了通货膨胀和紧缩。但从根本上，应该我借了多少价值，还你多少价值，多出来的利息就是剥削之一种。随着社会的发展，借贷成为银行，发展成为金融产业，在最根本上有解急难的积极意义，同时依然是剥削的手段。
　　结合中国的实际，来看王安石变法的措施，才能看清其为什么要那样做。以从欧洲泊来的意识形态观察，必然是不得要领。必须认识到，变法的本质，是对治下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进行调和，是使用各种手段，逼迫剥削阶级让利，减轻底层被剥削程度。这才是根本，至于改变所有制，只是表象。让资产阶级上台来发展资本主义，实际上在中国完全不可能，中国的政权，从本质上就不允许彻底堕落成进行阶级压迫的工具。
　　如何认识剥削，如何看待剥削，如何处置剥削，是意识形态核心的问题。共产主义认为剥削可以完全被消灭，资本主义认为剥削的存在天经地义，中国的实用主义传统认为剥削不合理，不应该存在，但不得不让其存在，从而要加以各种形式的限制。用调和限制的手段对朝政进行改革，就是这个朝代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方向。
　　认识到这一核心问题，徐平的改革才有方向。方向对了，才有手段合不合理，才有施行的过程中顺利不顺利，才有利与害的比较。
　　“委曲求全，只能委曲求全——”赵祯揉揉额头，问徐平，“就没有两全的办法？”
　　“天地初生，人依群而活，无所谓剩余之物，也就无所谓不劳而获。那时候能够自耕自食，自取自足，只因所得之物稀少，仅够活命而已。或许有一天，天下之物丰稔，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人不需取他人之物而万事皆足，就不需委曲求全了。当此世，就是圣人。”
　　说到这里，徐平苦笑着对赵祯道：“只是那样的日子，陛下看不到，臣自然也是不可能看到的，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当下之时只能委曲，陛下非圣人，臣也非贤哲。非君臣不想行圣贤之事，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奈何？人生于世，难求万全，最苦是有心无力，最乐也是心有余力不足，知难而上。孟轲曰，虽千万人吾往矣，此其谓与？”
　　“君子如北辰，士大夫只能景行景止，有君子之行而无完人君子。圣贤之治于朝廷依然是如北辰，只能景行景止，但存圣贤之心，委曲求全，有圣贤之行，而并无圣贤。”赵祯点了点头，终于接受了这个逻辑。“治国理政，圣贤之行，宰相讲，朕听之。”
　　说到这里，转头吩咐一边侍立的小黄门：“召吴育来，今日宰相之对，当记于国史。”


第12章　治术（三）
　　中书省的起居舍人和门下省的起居郎都是寄禄官，做这项差事的，是同修起居注这个差遣。仿中书门下分立之制，同时任两人，即古之左右史之制。此时同修起居注的是吴育和张方平，因为崇政殿议事，必有起居官侍立记录，而天章阁召对则没有，所以赵祯命把吴育召来记录。在赵祯看来，今日徐平所对，当记于国史。
　　吴育是徐平天圣五年的同年，省试的省元，殿试时的一等进士。明道二年，吴育又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三等，是大宋立国以来中制科三等的第一人。制科三等比状元更加难得，历史上两宋三百余年，制科三等不过四人而已。因为制科一等和二等都只是在名义上存在，实际上从不授予，如果把科举看作是学历的话，吴育就是现今天下学历最高的人。
　　徐平所接触过的善于科举考试的人才，王曾当数第一，没有任何取巧，以绝对实力连中三元，对其他人碾压。科举考试中出现这种绝对实力碾压的，极其罕见，实是异数。吴育当排第二，在进士科中先中省元，再入一等，又成为制科三等的第一人。特别是制科与进士科考的内容和要求不同，一般人只能应付一种，就更加不容易。如在历史上同样中制科三等的苏轼，进士科的成绩就不如人意，只中了乙等进士。不过苏轼厉害之处在于，他参加了两次制科考试，两次中三等，这就是三百余年无人可比的成绩了。
　　吴育具体治事的能力不说，理论功底是在的，所以赵祯让他来记录。起居官记录，载入国史之后，今天徐平应对的内容，就有可能成为政权意识态的一部分。如果改革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那么这就成为大宋正统的意识形态，将主导整个政权的运作。
　　理明则事通，意识形态一致，才能让政权减少内耗，运转顺畅。
　　君臣坐着喝了一会茶，吴育匆匆赶来，行礼如仪。当年一起唱名的一等进士，徐平已经位至当朝宰相，吴育还只是右正言，以本官为谏官。不过修起居注日夕在皇帝身边，是进位之阶，吴育接下来很可能会被大用。从谏官到词臣，升迁不依常理，与徐平升迁不同。
　　赵祯与徐平一问一答，把刚才讲过的内容再次说了一遍，并进行了深入。
　　起居官不是速记员，不是把听到的话一字一句地记下来，而是记下来意思，字词未必与说的相同。是以做起居官，要求对要记录的内容有深刻的理解，不是读书认字就可以做了。吴育善科举，在理解方面当然无问题，一一记下君臣问答。
　　讲过了先前的内容，徐平起身，重新站到黑板前，指着“赋税”、“租息”和“口粮种子”这三个圈，道：“由家而国，口粮种子和赋税必不可缺，也无大花哨。一家之人，吃穿用度，留种兼存粮备荒，大约有数。此欧阳修等人所言，耕三年存一年之粮，以番天灾饥荒之时也。理政，就在于赋税和租息的分配上。这两者都是本于耕田所得，除去耕田之人必需用度之外的剩余之物。有了这剩途物，就有了朝廷，有了国家。”
　　“一人生于世，聚而为天下，为朝廷存于世间，臣用三件事来论之——生存、生产和生活。生存，就是要活着的必需之物，于一人如是，于一家如是，于一国也如是。生活就是生存必需之物外，让自己过得更好，比如食美味，品丝竹，诸如此类。于一人如是，一家如是，于一国亦如是。而生产则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生存和生活，所要做的事情。以农夫稼穑来论之，比如治沟渠，开荒田，养耕牛，买犁铧之类。以经商之人论之，便如买店铺门面，以务工之人论之，如买更多机器，建更大场房。一人如是，一家如是，天下亦如是。”
　　“有了剩余之物，则这剩余之物投到哪里去，生存、生活、生产，各占多少，对一家是一家之政，对一国是一国之政。以本朝现在来论之，臣为三司前，财赋大半养兵，则是大多用于生存。因养兵是为了御敌，国既不保，自然无有生理。臣在三司经理，现如今朝廷岁入，约有三四成用来养兵，其余大多投入了修桥铺路建场务之中。则至此时，本朝生存已不艰难，而主要是为了未来从事生产。朝廷官员加俸加禄，则是生活。此于天下，于士大夫，生存、生产、生活是如此分的。此是大略，详细自然是有无数条贯，然理不失。”
　　“臣先前讲，租息虽然不当存，但却不得不存，是因为在生活和生产当中，朝廷于细民无法万事替其经理。其欲开荒田，虽然朝廷有劝农之法，只是无法做到把天下每一人都圈到此法当中。有民欲开荒，只能求于借贷。有人家的田耕不过来，而又有人家多子，只能去租田多人家的地来种。诸如此类，租息有存在之理，故能尽除。”
　　“然则租息或许是由此必然之理而起，年深日久，却成势力人家取贫苦人家之物，不劳而获之术。租息起初取剩余之物，然则借着从别人那里不劳而获的租息，势力人家必然越来越强，而贫苦之家愈弱。人欲不知足，租息从取剩余之物，必然向着取穷苦人的生存和生产之物去。贫苦人的口中之食，下地之种渐次被夺，不但当下受苦，更绝了其未来的生路。朱门酒内臭，路有冻死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言兼并之祸，不如言势力者越强，租息之祸欲烈，终至穷人无以为生，天下无以安立，终至天下大乱。”
　　“欲解此困局，臣愚钝，仅勉强想出三策。一曰抑，不是抑兼并，而是抑势力之家取租息。为何不是抑兼并？因兼并只是其表，而非其根。租息不抑，兼并不只压抑不住，而且会让租息之祸更烈。为何如此说？现如今天下之财，根本上来说出于田土，在于农耕稼穑。则租息之害，最多的是在乡间。乡野小民，如何看其生计如何？不要看其吃什么，穿用什么，因为其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