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第5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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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之下，对社会上剥削者中的最大多数，即势力人家，一直进行着抑和夺。不然，为了养军的庞大费用，整个社会早就民不聊生了。宋朝的问题是抑和夺之后，官方收了这些钱上来，没有用于生产和生活，而是用在了养军上面。养军几乎对生产没有帮助，军队又不能真正保家卫国，更加不能开疆拓土，这些财富相当于白白扔掉了。
　　消费可以拉动经济增长，那并不是绝对的。财富越集中，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就越小。从奴隶主到庄园主，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社会前进的脚步缓慢无比。
　　随着西北党项的覆灭，对契丹的胜利，宋朝的生存压力已经变小。而随着三司场务带起来的生产大发展，社会的财富在增加，讲起来，现在应该是一个压力较小的时刻。
　　如果徐平不进行改革，把省下来的钱和增加的财富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去，接下来就会出现一场全民大狂欢。财政压力减小，官营的很多产业再没必要，会开放到社会上去，自然大多会流入势力人家。
　　一方面是徐平靠着两世知识指导着生产力突飞猛进，一面是接收了官营场务酒楼商铺的势力人家剥削能力大增，剥削烈度提高。当生产力前进跟不上剥削烈度的加深时，空前的社会危机即将到来。那个时候的徐平可能已经垂暮之年，也可能已经故去，危机将会算到他的头上。这一世的辛苦操劳，为了天下和百姓的付出，换来的可能是身后骂名。
　　在社会危机之下，最大的可能是自己正确的做法被废弃，自己摒弃的错误做法被捡起来认为是正确的，并依此指责自己这个祸国奸臣。天下再次陷入治乱循环，自己也成为了大奸佞，与赵祯的关系，一起长大的李璋，诸般种种，都会用来证明自己就是个佞臣。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人的身后名，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不管是革命者还是改革者，本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得利者推出来背锅的角色。商鞅如是，王安石如是，只要一个不小心，徐平自己也将如是。
　　为什么在改革之前，徐平要把这些道理跟赵祯讲得清楚明白？不但是要在意识形态上获得他的认同，能够得到坚定的支持，也是把话说在前面。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做了有什么后果，不这么做有什么后果。哪怕不顾及自己的身后名，不顾家族的兴衰，还要顾及天下以后要发展，天下百姓不再受苦。
　　一个人活着，到了徐平这个地步，再去天天想自己赚多少钱，留给后代多少财富，这人做得就太没意思了。不如就此归隐田园，过自己的小日子好了。做皇帝，做宰相，都是要心怀天下的。没有这份胸怀，何必来坐这个位子？徐平又不差这点俸禄，凭着他现在的功劳也足以荣耀一世。接了诏旨，来做这个宰相了，就要给世间一个比较长久的太平。
　　宰相称拜，而非是任，是因为这个职位是官之极任，甚至超脱出了官的范围。任官你坚辞不去，是要受惩罚的，但是宰相拜而不受，则是允许的。不想干，是可以不干的，这是宰相与一般官员不一样的地方。既然你不想干就可以不干，那么干了，当然就接受与一般官员不一样的要求。官员治事有功，宰相是不可以用治事之功来评价的，对于宰相的评价是天下治还是乱。你能干不能干，没人看你的能力如何，只看天下治理得如何。
　　天下大事，无论文武，宰相事无不统。这个权力在你这里，就要当这个责任，不能还像一般的官员那样。徐平前世对宰相的职责认识不清，认为只是最大的官，其实是不正确的。相之所以为相，甚至地位崇高时加上一个字，称为相国，因为这是国家真正的治理者。
　　统治者是皇帝，治理者为宰相，这并不是其他官员那样垂直的上下级关系。在所有的官员之中，只要具有了宰相的这个身份，就超脱出了官员。御史大夫、大将军，只要真地有了实任，也是相的一员。只是现在有枢密使，而无真御史而已。
　　所以此时的宰相，实际上晏殊、徐平和吕夷简三人。整个宰执集团，还要加上各位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这些人一起，行使的就是秦汉时丞相的职责。而台谏集团，则是秦汉时的御史大夫，同样是宰相之一员。台谏对宰执的牵制，是从职责上来的，而不是官员之间的勾心斗角和相互牵制，这就是这个时候的政治结构。


第15章　理政
　　抬起头来，看着窗外渐渐变浓的夜色，徐平沉默了一会，叹息一声，对赵祯道：“天下治乱兴亡，后人评点起来，总是要说哪一个是庸君，哪一个是奸臣。天下若无这庸君奸臣，必然世道永昌。依臣看来，以天下之大，岂是一二人能够祸乱之？此事前朝或有，本朝君臣一体，祖宗家法，诸事立制，却不应该如此。秦有天下，二世而亡，指秦二世和赵高、李斯为昏君奸臣。臣言，二世和赵高固然是暴君奸臣，然而秦之亡，却不是亡在这暴君奸臣的手里。秦之亡，实因其暴政而亡，后世当引以为戒。”
　　赵祯道：“秦之亡于暴政，先贤论之甚明。宰相，你言以仁义之道佐朕治天下，必然是与暴政无关。突然之间，怎么说起秦之兴亡来。”
　　徐平捧笏：“仁义治天下，仁之一道，固无可言，而义之一字，实是一言难尽。臣言天下大事，无外文武。对内曰文治，对外曰武功。文治不可兴于外，武功不可取于内。是故文归于仁，武起于义也。对内不施不仁之政，对外不兴不义之兵，此朝廷之职也。对外称仁，不识大体，如妇人持家不分内外。满朝臣僚，对内示义，则有异心。天下大义，必操之于人主。是故臣为宰相，变法理政，当受天下之怨，而恩归于上。臣以下所言，多是受怨之事，以陛下之聪明，自能尽知。臣明言之，非欲分辨于陛下，只是告之后人，臣为政之举，多有不得己而为之之处。后人当深知，此政只是有利于此时此地，不可因循。”
　　后人经常讽刺中国古代，不管什么事都是皇上英明，坏了事是有奸臣。其实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怨归于己，恩归于上，不然你是想做王莽吗？自己同意来做大臣，皇帝把大权给了你，事情做砸了，不管什么原因，都得甘心受罚，哪里能够一点委屈不受。
　　赵祯听了，从案后站起来，对徐平道：“朕召宰相来，正要咨以治世之道，而致天下太平也。宰相何出此言？你我君臣相得，当携手并力，拯民疾苦，让天下安泰！”
　　“凡事，皆要一分为二，有其一利，必有一弊，因时因地而异。此时之善政，百年之后或为恶政，此时去除之弊，百年之后或有利于当世。政因于时，因于地，一时举措不能致百世之太平。为政者当深知，查其时，查其地，而用治世之术。不可因循苟且，行刻舟求剑故事。自上古而及于今世，欲变法者不可计数，成者有之，败者有之。若论变法之功无大于秦用商鞅，用商鞅之术秦富而强，终灭六国，一统天下。秦用商鞅之术变法而致国强，商鞅终受车裂之刑，后来者岂不震怖！用一术，治国者只是取其利于当时之端，而其弊天下之端已种，时移世易，其利渐尽，弊端渐显。当此时也，治国者当别求一术，取利而暂抑其弊。以仁义行天下，此治国之大道也，大道可以行于万世。道之下治国之术，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利尽弊显之时，治国者当别寻治国之术。书生不知世事通达，见一时之荣，而百年之后渐枯，则跣足而舞，告于天下。尔曹皆愚笨，蒙昧无知，为人所欺，聪明如我者，则见其功成之时，败因已种。天下之亡，不亡于某某，实亡于建大功之人也！”
　　听了这番话，赵祯一时怔住。就连一边记录的吴育也抬起头，看着徐平，不知道他突然间怎么说出这番话来。以大宋制度，商鞅的悲剧必不可能，说起来又有何用？
　　为什么说这番话？因为接下来徐平要讲的，就是从现在的势力人家手中夺社会生产的剩余了。他凭着前世的见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生产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并不会真让势力人家变穷。所谓夺，也不是真地夺，只是后面的发展成果，势力人家分到的份额会变小。然而有的人就是这样，记仇不记恩，便宜没够，吃亏不玩。别人赚十贯钱他赚五贯，便就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世上再没有一个好人。有这种人在，徐平的话又说得这么明白，必然有人会在以后骂他刻薄，全天下都受了好处，还是刻薄。
　　话说明白，是为了后人着想。用欺瞒小术，只是赢了一时，而落骂名于后世。
　　说起商鞅变法，书生之见，是因为他突然记起来，前世学到的文章里，有人为了影射王安石，就是这么说商鞅变法的。这个人就是苏轼，他的舅舅程浚是徐平的同年，殿试的时候机缘巧合，唯有他们两人一起说几句话。通过程浚，徐平知道了苏洵，不过此时的苏轼兄弟都还是刚会跑的小孩，徐平只是知道有这么两兄弟而已。文人，刻薄起来，那真是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便就写一篇文章，别起新意，说秦国富强跟商鞅一点关系都没有，灭亡倒全是起因于他。苏轼写这篇《商鞅论》，本意借着贬低商鞅和桑弘羊，对宋神宗和王安石指桑骂槐。后世又有小文人，见了这立论，以为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道理，一惊一乍地说你们都不知道吧，秦朝是因为用了商鞅灭亡的。
　　读书人中，最怕小文人。这种人自我意识过剩，对上羡慕嫉妒恨，对身边不如自己的鄙夷不屑一顾。一与身边人议论起来，那就是自己有经世安邦之才，只是上面无眼，自己不得重要罢了。等到与上面相处，则点头哈腰，拼命巴结。无奈的事情，下层的舆论受这种小文人影响最深，流言广布。一旦有上面的人利用起来，就黑白颠倒。
　　徐平前世有一个同事便就是如此，不知道从某国的哪个不入流大学留学回来，因为身上沾了洋味，洋秀才在领导眼中远胜于自己这个土举人。平时说起事情来，经常就是不屑顾地来上一句，你说的这些，人家外国人早如何如何了。你要真问起如何如何来，不管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他没有一样能连起来说顺溜的。因为身上带了洋味，说得再不顺溜也是永远对徐平不屑一顾，你还奈何不了他。小文人也是如此，你看他不顺眼，但他终究是个文人，在以文治国的时代，社会地位就不是你能够比上的。
　　改革者最怕就是这些，什么治国理政的大道理，最终还是要变成一条一条行政措施施行下去。而在最底层解释这些措施，主持具体的施政举措的，有很多是这种人。为什么作为一个千年后来的人，徐平不反对官吏之分？实在是怕了他们，最好留在吏这一层。
　　做着宰相，进行着改革，成了天下得利，哪怕一时有反对的，也只能受着。怕的就是有后来人，当这些改革措施利尽弊显的时候，利用起小文人的口，把自己这个改革的先行者一脚踹倒在地。压了自己，再把这个时候的措施反过来用。时代不同了，这个时候不行的那个时候说不定就行了，现在行的那个时候不行了，重新引起意识形态混乱。
　　见赵祯和吴育两人的神色怪异，徐平道：“道与术，虽有相近之处，万不可混同。天下因道而守，因术而兴。大道不变，江山永固；小术辄变，天下屡兴。世之谓变法，实是治国之术利尽弊显之时，别取一术而已。不可据道而问国因何未兴，亦不可因一术兴国而欲以此世守天下。秦之兴，术耳；秦之亡，弃道而取术也。宰相以大道佐君王，臣以仁义之道对陛下。但当朝理政，必用某术。术之为术不为道，盖其必有利弊两端，臣此时以此术行之，皆是取其利而暂抑其弊。后来理政者当深知，利尽弊显之时，当变其术。”
　　道就是意识形态，术就是一时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在政权维护统治和抑制剥削的两面性之间摇摆。决定了如何看待剥削，就决定了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识形态可以用同样的施政措施，但却有不同的目的，用来解决不同的问题。不要以为用了同样的政策措施，就是同样的意识形态了，那样就丧失了自己的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会有凯恩斯主义，不能据此认为有了社会主义成分，只是用这些政策措施进行阶级调和而已。不调和，剥削的烈度已经让社会不能发展了。而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剥削烈度的调整或许有相似的行政举措，但其目的和手段都不会相同，相同就有问题了。
　　徐平前世的那个同事，最喜欢挂在嘴边的就是纳税人，紧跟的另一句就是当年我在国外如何如何。用纳税人这个词来要求政府，就是典型的意识形态。
　　认为剥削理所当然的，养一个政权来调和矛盾是不得已，才有纳税人意识。我向这个政权纳了税，便应当得到什么待遇，不合心意就要骂，政权要认真对待他们的关切。而那些穷得不纳税的人，对不起，政权不为你服务。那些富得不纳税的人，你觉得不顺眼，政权为什么不逼他们尽义务？对不起，那是政权的主人，政权管的是最广大中间阶层。你想当纳税人，得到纳税人的待遇，你得先接受这个政权有主人，帮着主人管理你而已。
　　认为剥削不应该，只是不得不暂时忍受的，你的权利和义务与纳税无关，纳税只是你必尽义务的一项而已。不管你纳不纳税，都应该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看起来相同的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其实有着两种面目。


第16章　仁义者何？
　　“仁义为大道，当行于万世。何为仁义？或曰，常存仁人之心是之。臣非之。仁义之为大道，必不能本于一时贤与不肖，不然何以行于万世？仁义之为治世大道也，无关贤与不肖，无关聪明愚钝。非欲人人为君子，非欲士大夫为贤人，非欲陛下为圣人。设若圣人当世之时，贤者佐之，人人为君子，天下自可大治，焉用术！”
　　“君子如北辰，望之而不可得，士大夫景行行止焉。天下只存君子之行，而无完人君子，是故士大夫论迹不论心。动辄行诛心之论，是不知君子之行，不足班士大夫之列，其理明矣。圣人当政，贤者佐之，天下为公之世，于天下有如北辰，望之而不可得。大道难行，故治国当用术，使天下大道不失。术以佐大道，圣人之治实难致，不得已而用焉。”
　　“凡术，必有一利兼有一弊，治国者取其一利而治时病。盖取此术不取他术者，于此时天下，于此时国中，于此一郡一县之地，此术利大而弊小也。是故，为治时病，不必强求天下一律。各地因时、因地制宜，取合用之术，朝廷总理之。当孝公之时，秦用商鞅之术，以律代法，秦律治秦地而兴。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混一宇内而制六合。君临天下，知兴国之术，而未悟守天下之道，以术代道，天下尽行秦律。秦律用于天下未并之时，利显而弊隐，秦以其利而兴。天下一统，秦律一以天下，以治六国，利尽而弊显。秦不悟。律难行，以暴政酷刑临万民。百姓不堪，陈涉一呼，天下响应，秦之天下数年而灭。六世而兴，数年而亡，秦之数百年基业毁于一旦，何也？盖因商鞅兴秦，其法为兴国之术耳，非守天下之道也。取其利抑其弊于当时，于秦之地，宜也。时移世易，而不通变，利尽而弊显，强守之，刻舟求剑是也。行于秦地而兴，灭六国而强行天下，不知权变，以酷刑临六国之民，强行之，淮橘生北为枳是也。故曰，治国之术，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或曰，治国当因地制宜，必封建乎？臣曰不然。天下一律难行，一法可行，以法临天下，郡县以权变。秦王临天下，皆用秦半两，铭器而制度量衡行于郡县，制字书而斥六国乱文，此皆法也，万世皆可行之。秦王之功法也，秦王之失律也。”
　　“或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如草偃，欲守天下，其必封建乎？臣曰不然。封建，化天下之公为私也，只闻因私而废公，未闻以私而助公者也。当天下临大难，封建者欲守其私财，无不举地而献敌，全其富贵而置天下于身后也。人主以天下分封，是以公器而市私恩，天下治时封建者得其利，天下乱时封建者全富贵捐天下而助乱，有害无利明矣。”
　　“仁，子曰忠恕而已矣。孟轲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臣忠恕之道，此其谓与？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王之恕也，礼化于外，而悯纳于心。盖为大臣，以君命而理国政，当天下之怨，而恩归于上，实有其不得已也。臣之忠，内不事君王以谄媚，而时时规谏之。外则用心王事，深怜百姓，竭心力而求治世于天下，以报君恩也。”
　　“士大夫为郡县临地方而亲民，举地方之力而完赋税，亲民官之忠也。不因朝廷赋税而害百姓，亲民官之仁也。忠仁不能两全，先仁而后忠也。先仁而后忠，知朝廷以仁义治天下也。临郡县，理地方之财，而能致钱粮广收，朝廷因之富足，百姓因之安泰，官之忠仁两全者也。先仁而后忠，良吏也，忠仁而两全之者，能吏也。守仁而事朝廷以忠，则知能吏难得，良吏宜广求之，此之谓治天下以仁义也。”
　　“士大夫在朝为臣，出外为官。临地方为官，代朝廷治郡县，时时念百姓不易，辨其冤屈，解其急难，官之仁也。兴学事，使民有所学，广聪明，通世事，官之仁也。子之有教无类，士大夫岂可不行之于郡县与？延医治药，治下百姓有病得医，官之仁也。去诸般淫祀，行教化于治内，使民不受淫祀之祸，官之仁也。举之万端，利百姓，官之仁也。”
　　“以仁义治天下，则知仁当行于朝廷，而不必求之细民。民之仁者，遵朝廷法度者为仁，完税纳粮者为仁，当差役、徭役、兵役者为仁。仁之民，朝廷可不奖之？此天下之根本也。施粥济药，善举也；修桥铺路，善举也；开沟治渠，善举也；兴学助弱，亦为善举也。仁之于朝廷，非于百姓，可知善举非仁也。朝廷当奖仁而劝善，善与仁不可混也。”
　　“奖仁而劝善，盖因朝廷以仁而治，此为根本。善举实利百姓，百姓之利即为朝廷之利，固应谢之。朝廷代百姓而谢，高其名而薄其利。若得厚利，善举何为？百姓之仁为天下之根本，百姓不仁朝廷无以立，故应奖仁。奖仁当晦其名而厚其利。晦其名者，此为百姓当行之事也。厚其利者，此为真朝廷百姓也。”
　　“仁固如此，义何如者？义本于仁而出于仁，仁不能尽者。两人为仁，三人为众，义在众中矣。三之为数，两两相对又三矣，此二人之仁或害彼二人之仁者，必以义取。”
　　“天子、臣僚、百姓，为三矣。天子与百姓之仁，重于天子与臣僚之仁，此为天子之义也。士大夫出外为官，官、吏、百姓，三矣。官与民之仁，重于官与吏之仁，此官之义也。吏与民不成三，故曰，吏无义。官吏之分，官可求于仁义，吏只可绳以法度，规以制度者，概出于此。士大夫于天下法度、规制之外，尚须守仁义，故官制吏。以官制吏，非士大夫为贤而吏为奸，盖因朝廷于士大夫别有约束者。”
　　“或曰，天子、臣僚、台谏，此为三否？臣曰否。因台谏实为法度之依托，以仁义与制度而查臣僚，与臣僚无仁。无仁，何以成义？吏与民不成三，与此同。”
　　“朝廷、百姓、外邦以成三，则朝廷与百姓之仁，重于朝廷与外邦之仁，此为朝廷之大义也。内外有别，仁止于内，不当以仁求于外邦，故对外只存义者。”
　　“仁易解而义难为者，盖因义内之仁虽有轻重，却无绝对之论。百姓不仁，则绳之以法度，临之以刑罚。百姓不义，如何处之，却不可一概而论之。百姓违朝廷法度，有真横滑不法之徒者，有为小吏逼迫不得不违法度者，有不愤小吏依法度治己，而构陷守法之小吏者。亲民之官当细查，被逼违法度者，治吏。横滑不法者，任吏依法度治之。构陷守职之吏者，官当亲治，予以重处。是故士大夫出朝为官，不可不用吏，不可全倚吏。吏之细故士大夫可不问，而吏之职士大夫当熟知。”
　　“百姓不义，或啖外邦之利，或以私怨，阴结外邦以害朝廷者，则大义已失。对于不义之民，朝廷纵不得不与外邦暂时委曲，亦必穷治之。此为诛叛也。小民贪利，瞒朝廷而强取或偷盗外邦之物，引致纷争，则失大义，朝廷亦当助外邦惩之。此为惩恶也。”
　　“小吏不义，有为私利而挟朝廷之威而害民者，穷治之。有挟公器而威福百姓，纵不违法度，亦当究治。有治下百姓不法，或有害公理之事，吏不得己，周全百姓，周全朝廷者，纵为法度所不许，官亦当回护之。事有正有奇，以正为本，别辨其奇，官之职也。”
　　“官之不义，作威福贪私利害百姓者不必论，天子以大义治之。此为正也。其奇，有治下虽乱实非其过者。淫祀、邪魔之教、一人有过而举族抗法、虽为国人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