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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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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治民更如此！”汉武帝一下子对卜式刮目相看：这个外表朴实憨厚，自称除了养羊什么都不会的牧羊人，很有可能是一位治民的大贤。所以，才有了卜式官位的节节高升，一跃成为当时西汉少有的“直升机干部”，从牧羊人直做到封疆大吏。
汉武帝还是严重低估卜式了，卜式不仅仅是一个治民的贤才，他的这番话里，还透露着一个重要的经济理论：养羊理论。
【二】
卜式的养羊理论，看着很陌生，但针对汉帝国当时的实际，却是很实用的。
卜式认为，养羊就像管理老百姓一样，两者的共同点就是：羊是要养的，老百姓也是要养的，羊要养得好，就要给予羊充分的照料，更要给予羊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老百姓要想富足，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给老百姓足够的发展空间，更要给老百姓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其实他在经营畜牧业的时候，道理就是如此，之所以要搞赊账，搞后付款，就是因为客户的购买力，也是需要去培养的，只有客户有了钱，才能买你更多的羊，生意才能好，而国家的生意要想好，关键因素，还是老百姓要有钱。这就是他的“养羊如养民”的理论。这条理论在西方也出现过，比如西方近代著名经济学家马尔克斯的“市场培育理论”，认为如果想在市场中赚钱，就必须要培育购买力。西方现代国家的福利政策，也正是因此而展开，卜式的政策，比他们早了近两千年。
卜式不但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在偃师做县令的时候，卜式就继续了他的首创，当时的偃师因为长年的灾荒，生产破坏极其严重，春耕的时候，老百姓连谷种都非常缺乏，得知这个情况的卜式，做出了一个当时差点让他被杀头的决定，他打开官仓，将官仓里库存的粮食分发给老百姓做种子，让所有领粮食的老百姓俱结画押，承诺在秋收之后，除了缴纳赋税之外，更要按照官定的利息偿还所借粮食。在当时，卜式的行为可谓大逆不道，也遭到了许多官员的弹劾，但是汉武帝此时正信任卜式，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年尾，偃师县获得了大丰收，政府不但收回了大量粮食，更给国家缴纳了大批赋税。同时卜式不但像养羊理论一样，给予老百姓照料，更给老百姓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他在当地裁汰官员中的腐败分子，整治地方恶霸豪强，建树颇多。因他治理偃师的卓越成就，汉武帝又把他调任成皋，负责当地的漕运。当时汉朝的漕运，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主要就是因为讨伐匈奴，大量军队调到前线去，负责漕运的军队非常稀缺，卜式在当地采取了出钱招募的办法，由政府出钱，招募老百姓做民夫，既解决当地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又保证了漕运的畅通。值得一提的是，卜式在成皋督办漕运的时候，正是公元前119年，那一年汉帝国正在与匈奴展开有决定性意义的漠北之战，后方的物资供应极其重要，卜式在成皋的政绩，保证了汉帝国物资供应的通畅，漠北之战歼灭匈奴十几万的辉煌战绩里，有卜式的一份功劳。
公元前118年，在两任地方上政绩卓越的卜式，得到了他一生里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命：齐国相。齐国是当时西汉最富庶的地区，生产发达，但是长年以来，因为持续的对外战争，齐国也出现了民力疲敝，田地荒芜的局面，特别是大批自耕农为了逃避赋税，宁愿附身在当地大户家中为奴，也不愿意为国家完粮纳税。作为当时西汉帝国的“钱包”，齐国已经破了个大窟窿，卜式的任务，就是补上这个窟窿。在卜式之前，历任齐国地方官，大多采取严刑峻法，搜捕逃亡百姓，并几次激起民变。卜式到任后改变了这种做法，他改过去的“掠民”为“养民”。首先是发布通告，勾销早年齐国百姓拖欠国家的所有赋税，并且宣布凡是愿意归家的百姓，朝廷不但既往不咎，更给予种子和农具上的资助。只这一项政策，齐地百姓就开始“归之如流水”，田地迅速开始复耕，国家赋税收入直线增长。与此同时卜式对当时已经成规模的土地兼并展开遏制，但是他不像酷吏们那样以高压为主，相反还是在税收政策上进行调整，他规定凡是土地超过一定限额的，政府将征收重税，相反，凡是愿意把土地退还给无地农民的，政府不但给予奖励，更给予减税政策。这一项政策使得齐国当地的自耕农数量就迅速增加，国家的赋税也得到了保证。与此同时，卜式继续进行了“裁汰”政策。他在齐地施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精简机构，各级官衙裁撤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冗员。对被裁撤的官员，卜式也不是裁完了就算，而是给政策，给出路，凡是被裁撤者，政府都给予土地补偿，并且发放安置费，如此一来，国家节约了大量开支，在经过多年战争劳役之后，齐地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了。
正当卜式在齐地干得带劲的时候，公元前112年，一场变故的发生再次改变了卜式的命运：这一年是汉帝国的多事之秋，先是南越王吕嘉发动叛乱，20万汉军南下作战，与此同时，汉帝国刚刚平定的国土——河西走廊地区，发生了当地羌族部落的反叛事件，汉帝国不得不两线用兵作战。心忧天下的卜式，再次主动请缨，这次他不但捐献出了大批家产充作军费，更自己出钱，招募了齐地大批精壮士兵。卜式的行为再次打动了汉武帝，他再次昭告天下，宣传卜式的忠义，并希望各地的商户效仿卜式，有钱出钱有人出人，但是诏书发出后，各地应者寥寥，毕竟像卜式这样高觉悟的人太少了。这样的事实也让汉武帝恼火不已，为了表明态度，他一面将卜式封为“关内侯”，抬高了卜式的地位，另一面展开了大清洗，就在这一年的十月，趁各地诸侯觐见的时机，他借口各地诸侯进献的黄金成色不足，一举斥退了106个诸侯的爵位，将其财产全部抄没。这其中，就包括后来三国枭雄刘备的祖先——中山靖王刘胜。说起来，这场政治风暴的导火线，却还是因为卜式的主动请缨。
卜式因为这次行为，再次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又兼他在齐国为官多年，政绩卓著，这样的好干部，当然也就要提拔到中央里来。就在这场“大清洗”运动后不久，卜式被提拔为御史大夫，成为此时汉帝国的高官之一。汉武帝又特意“明告天下，使明知之”，此时的卜式，已经成为汉帝国出名的“爱国标兵”。
【三】
官升御史大夫，标志着卜式获得的荣宠，已经到了极点，但是他和汉武帝的关系，也从此开始恶化了。
卜式和汉武帝之间的交恶，主要在对经济改革的不同态度上。
前面说过，当时汉武帝的经济大改革，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包括盐铁官营，向商人征收个人所得税，改革币制等政策，都引发了强烈的不满。比如西汉掌握财政的大司农颜异，就是因为反对钱币改革，竟然被加了“腹诽”的罪名杀害。虽然酷烈如此，但是反对经济改革的“暗流”仍在，汉武帝几次要求商人们出钱捐助国家，都应者寥寥，原因也是因为当时整个商人阶层对汉帝国财政政策的抵触。所以，提拔卜式为御史大夫，是因为汉武帝认为卜式是经济改革政策的支持者，足够压制反对派。但事与愿违，卜式偏偏是经济改革政策的反对者。
其实卜式对经济改革的反对，也是有限度的，他并不反对当时汉帝国实行的调整税收，增加商业税的各项政策，这确实是增加国家税收的重要手段，卜式反对的，是经济改革中的暴利政策——盐铁官营。盐铁官营的实施，在当时收到了非常良好的效果，虽然商人们反对连连，但是国家从中收取了大量金钱，并且支持了国用，因此主流的士大夫们，对此还是积极赞扬的，真正看出其中潜藏问题的，还是卜式。卜式做御史大夫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奏直斥盐铁官营的隐忧，他认为国家对盐铁业管得过死，一切的经营权利都由朝廷掌控垄断，带来的结果，就是铁器质量的下降，而且因为国家将制铁业收归国有之后，同时也把盐铁的定价权收回了国有，带来的结果，就是铁器的价格过高，导致老百姓根本无力购买，而政府又强令老百姓购买，这样就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长此以往，甚至会激起民变。针对当时汉帝国难以遏制的物价上涨问题，卜式认为，问题的症结，也在于当时政府大张旗鼓实行的船税政策，征收船税原本没错，但税率过高，增加了商人的负担，为了弥补损失，商人们也只有提高商品的价格。卜式还认为，如果商品价格的上涨，超过了老百姓的个人购买能力，那么造成的后果，将是非常可怕的。
应该说卜式的这些观点，从后面发生的事实看，都是准的离谱的。盐铁官营的实行，确实挫伤了钢铁业的生产积极性，导致铁器质量下降，不但民间铁器质量下降得厉害，就连前线军队用的武器，质量也下降得惊人。而且铁器的摊派购买，也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到了汉武帝统治的后期，老百姓之所以扔下土地，纷纷逃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具的价格远远超过了种地的收益。而汉帝国在这一点上，采取的是强制摊派的做法，每家每户每年买多少铁器，都有严格的规定，就算用不上也要买，钱是必须要交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汉帝国老百姓的负担越发沉重，生产遭到的破坏，是难以想象的。
卜式的这些看法，自然得罪了当时朝中的改革派，尤其是这场改革的倡导者桑弘羊，当时在朝堂上，桑弘羊曾经几次和卜式发生争论，桑弘羊洋洋自得地声称自己“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卜式却斥责他“只追小利，不识大体”。可桑弘羊这时候是汉武帝的宠臣，得罪了桑弘羊，也就等于得罪了汉武帝。与此同时，卜式还向汉武帝提出了“还富于民”的主张，即在对匈奴的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背景下，应该适当地把国家的税收，投入到农业生产之中，尤其是要补偿各地农民的生产生活。这些主张无非是在挑战汉武帝的忍耐底线，但念在卜式几次毁家纾难的义举，汉武帝并没有对卜式进行太多惩罚，只是在公元前111年，把卜式从御史大夫改成了太子太傅，这个任免决定可以说是明升暗降，表面上卜式的地位上升，其实被剥夺了实权。
但卜式还在继续得罪汉武帝，特别是在他担任太子刘据的老师期间。卜式多次向刘据灌输养民的思想，得到了刘据的认同，刘据在做太子的后期，多次提议汉武帝减少战争，发展生产，引得父子交恶，源头就在于此。在做太子太傅期间，卜式做的另一件“雷人”的事情，是在公元前110年。因为连年干旱，卜式趁机上奏，请求汉武帝杀掉此时炙手可热的宠臣桑弘羊，他认为正是桑弘羊惹得天怒人怨，对卜式的这个奏疏，汉武帝自然不接受，但是也没有处罚卜式。卜式就这样在太子太傅位置上得到了善终，关于他去世的年份，历史上的记录很混乱，大多是说在长安动乱之前，所以说他还是很幸运的，如果他活到了太子刘据叛乱时，很可能会被汉武帝灭族。
卜式的人生虽然简单，但是他却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即“养民”思路，在他一生的各种奏章中，他疾呼最多的，就是国家要“还富”“藏富”于民，即用国家的经济储备，给予老百姓充足的经济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收入的增加。他的这些理论，在当时是不被汉武帝所接受的，终其一生，汉武帝只是把他当做一个爱国的楷模。但是在他的身后，特别是两汉之后，他的理论被越来越多的统治者所采纳，比如北宋王安石改革中的“青苗法”，就是脱胎于此，而明朝的“优老之礼”等福利政策，也与卜式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说过，从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战打败匈奴后，战祸连年的汉帝国，其实面临着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然而在桑弘羊和卜式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面前，志在开疆拓土的汉武帝，却选择了前者。如果他可以重新再选择一次的话，汉朝最后平灭匈奴的进程，也许会顺利的多，历史，恐怕也就是另一个写法了。
第十四章 赵充国，昭宣中兴第一将
汉武帝刘彻打了一辈子匈奴，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彻底将肆虐中国北方百年的匈奴斩尽杀绝，虽然有漠北之战重创匈奴的伟业，但匈奴对汉帝国的威胁并没有彻底解除。在公元前100年之后，随着老一代抗匈名将的陆续作古，西汉帝国的军将阶层，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态势，继任大将军的李广利，才能比卫青霍去病都相去甚远，3次远征匈奴，除了第一次打了个平手外，第二次大败亏输，第三次先胜后败，7万大军全军覆没不说，其本人在被匈奴俘虏之后更没气节，膝盖一软就当了汉奸。如此痛心局面，也让晚年的汉武帝心灰意冷。公元前89年，汉武帝发布了著名的《轮台诏》，忏悔自己好大喜功的错误，停止对匈奴的战争，将主要精力转移到恢复国民经济，休养生息上来。至此，汉武帝时代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最终停止，筋疲力尽的汉帝国，也重新开始了休养生息的过程。虽然对汉武帝来说，这个抉择晚了整整30年，但毕竟也是关键的。
但匈奴人的侵扰并没有停止，尤其是李广利全军覆没之后，常年在汉朝打击下惨遭失败的匈奴重新嚣张起来。此时匈奴在位的狐谷鲁单于志得意满，竟然向汉帝国下书，自称匈奴是“天之骄子”，要求汉朝恢复汉高祖时期开始的“和亲”政策，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对于这种嚣张态度，汉武帝并未计较，只是命令边关严加防御，并不主动出击。对于打了一辈子匈奴，性格强硬的他来说，内心的愤懑无奈，可想而知。公元前87年，在位54年，一生“大有为”的汉武帝，终于闭上了疲劳的眼睛。就在他去世的同年，匈奴发动了对汉朝五原、张掖、酒泉等边塞的侵扰，杀掠无数。但所幸的是，此时匈奴对汉朝的山西、河北等传统边地，早已经鞭长莫及，主要的侵扰对象变成了新开发的河西地区，因此对汉朝传统北方经济区破坏不大。
但一生功过与匈奴连接在一起的汉武帝也许并没有想到，就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弥留之际还在对近臣霍光感叹“国无能将”的无奈时，一颗新的将星正在冉冉升起，他的出现，将亲手解决汉武帝念念不忘的匈奴问题，给苟延残喘的匈奴汗国以最后的致命一击——赵充国。
【一】
比起西汉抗匈的众多名将，赵充国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
赵充国是甘肃天水人，从年轻时期从军开始，他就是个很特殊的军人。汉朝的军人大都文化程度很低，像卫青那样粗通文墨的，就算是知识分子，但赵充国却算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从当小兵开始就喜欢兵法，一本孙子兵法走到哪里看到哪里，几乎做到手不释卷。他功夫也练得好，从小精于骑射，因为作战素质高，他军事生涯的起点也高，15岁的时候，就被调入到一支特殊的部队：虎贲军，直接领导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汉军神霍去病，参加的第一场重大战役，就是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征河西之战。他跟随霍去病千里大穿插，重创匈奴河西二王，对霍去病精彩的用兵方略，也从此了然于心。河西四郡成立后，赵充国受命在当地屯垦，全家移居到青海西宁地区，也正因如此，他错过了著名的漠北之战。之后赵充国扎根边疆，安心工作，兢兢业业戍守边疆，他的扬名立万，开始于他37岁那年。
这一年的赵充国，终于等到了再次出征的机会：汉匈战争风云再起，继卫青后担任大将军的汉武帝另一个“舅子”李广利，奉命率军从酒泉出发，北击匈奴。作为河西地区屯垦军官的赵充国，也奉命随军出征，这时期的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中下级军官，跟随的军队，统帅不再是战无不胜的霍去病，而是汉朝军事历史上著名的草包李广利。这样的条件，想建功立业，那是相当的难。
李广利这个草包，在历史上也是赫赫有名。李广利，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是昌邑哀王（刘髆）的舅舅。虽然同为外戚，可李广利比起之前的卫青霍去病差了十万八千里。卫青和霍去病两位外戚统帅横扫漠北，打得草原悍狼匈奴嗷嗷狂逃，大概是受了卫霍二将军横扫千里的鼓舞，汉武帝在其晚年似乎患上了“外戚依赖症”，认为只有外戚才是最好的统兵大员，同为汉武帝大舅子的李广利就这样平步青云，在卫青去世后接替了大将军的职务。但李广利面临的是比卫青好得多的形势：强大的匈奴早已威风不再，西域的小国更实力有限，以汉朝强大的军力和国力，放在他手上不是指哪打哪吗？可问题是李广利实在不是这块料。在这个历史时刻，李广利这位庸才粉墨登场，差点把汉匈战争的大好格局都赔进去。
汉武帝晚年三征匈奴，一心要把匈奴赶尽杀绝，可李广利实在让他失望。第一次征匈奴，李广利率3万大军在天山大战右贤王，先胜后败，被匈奴人重重围困，险些脑袋搬家。比起霍去病1万铁骑横扫河西的壮举，李广利真该惭愧到家。不过这次毕竟面对匈奴优势兵力，还算情有可原。第二次征匈奴，汉武帝动了血本，把21万大军交给李广利，与匈奴单于10万大军在蒙古土拉河血战，久战不下后匆忙撤军，靠着汉朝断后部队的殊死奋战总算全身而退，这次毕竟还算把部队完整的带了回来，不算太丢人。第三次征匈奴却真让汉朝血本无归，李广利率7万精锐，在内蒙古杭爱山与匈奴决战，先是打了个开门红，迫使匈奴撤军，可之后却被匈奴来了个反包围，7万大军全军覆没，连李广利本人也投降匈奴。此战使汉朝精锐几乎损失殆尽，汉武帝不得不下《轮台诏》，暂时停止了对匈奴的战争。可幸的是，瘦死的骆驼毕竟比马大，匈奴虽然3次挫败李广利，却始终没有改变汉匈战争的大格局。
金子在哪里都发光，李广利这个草包，成全了赵充国这块金子。战斗打响后，李广利果然不负白痴之名，匈奴一洒钓饵，李广利接着就上钩，被匈奴的小股骑兵诱入包围圈，3万大军被匈奴右贤王部团团包围，眼看全军覆没在即，先前誓言“横扫匈奴”的李广利慌了手脚，横扫匈奴是不指望了，跑路保命要紧。可这次匈奴准备得非常充分，动用了近10万精锐骑兵，组织铁壁合围，汉军左冲右突，虽然杀伤敌人1万多，却始终无法冲出包围圈。眼看着全军覆没在即，关键时刻赵充国挺身而出了。在汉军断水断粮陷入绝境的局面下，赵充国主动请缨，绝路之下，有人提议干脆分散突围，3万兵马能跑出一个是一个，甚至连主将李广利都丧失信心，但赵充国当场怒吼道：“与其忍辱投生，不如死战为荣。”在其感召下，李广利终于决定赌一把，为他精选了数百壮士开路，赵充国敏锐地发现了匈奴包围圈的薄弱环节，带头猛冲出去，一番猛打猛杀之后，终于在匈奴的包围圈里撕开了一条口子，3万汉军终于全身而退。战后盘点，赵充国率领的几百死士，幸存不过30多人，赵充国本人身中20处刀伤，可谓惨烈之至。李广利虽然打仗草包，这次做人还算厚道，事后在向汉武帝总结汇报时，大赞赵充国之功劳。汉武帝闻讯后亲自接见，当场称赞“真壮勇也”。赵充国也因此飞黄腾达，被提升为中郎将，之后又被提拔为车骑长史。
但飞黄腾达的赵充国，又沉寂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李广利两次出征匈奴，他都没有获得参战的机会，甚至曾赞叹他是“壮士”的汉武帝，也似乎忘记了他。在御林军车骑长史的职务上，他一干又是11年，不过对他来说，这或许是一种幸运，因为跟着李广利出征实在窝火，不是让人打得全军覆没，就得跟着被俘。李广利的兵败被俘，终于给了赵充国机会。在西汉边将死伤殆尽的情况下，赵充国得到了任命，以天水都尉的身份，去甘肃地区屯田。这是公元前89年，汉武帝发布《轮台诏》后不久，汉武帝时代对匈奴的主动出击战争已经落幕，而赵充国的战争舞台，才刚刚开始。
从公元前89年赵充国屯垦河西，到两年后汉武帝去世，是汉匈关系历史上非常微妙的两年。虽然汉武帝主动发出和平信号，停止了对匈奴的进攻，但匈奴本身却不消停，狐谷鲁单于在重创李广利之后，也一时间飘飘然了，觉得自己英明神武，恨不得明天就杀回河套去，把汉帝国打得大败亏输。而地处前线的河西，就成为匈奴侵扰的重点地区。从《轮台诏》之后，匈奴对汉帝国的大规模侵扰死灰复燃，几乎每年都多次派兵进犯河西走廊，但不幸的是，此时镇守河西走廊的，正是屯垦在此地的赵充国。
汉武帝在接见赵充国的时候，称赞他为“勇将”，其实赵充国真正的价值，是一个“智将”，与诸多名将相比，赵充国更是一个边防的建设者。在到任河西之后，他开始了自己的安边思想，首先增设了边关的烽火台，建立了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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