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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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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司马颖败退之后不服气，竟然丧心病狂地挖开了洛阳大坝，富庶的中原地区，尽成一片泽国。西晋天下一统后的“和平”局面，在这场动荡中已经荡然无存。
正当几个王爷打得筋疲力尽的时候，一直在山东观望的东海王司马越也介入了进来，公元303年七月，司马越借口得到晋惠帝密诏，带兵入京讨贼。司马越一直是东海的都督，整个山东地区的军队都归他掌控，实力在诸侯王中最强。他看到自己夺权的机会来了，遂参与了进来，但这次他出师不利，在汤阴被司马颖击败，伤亡惨重，恼火的司马越随即做出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向北方的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借兵，帮助自己打仗。这个决定等于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从此开始，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中原内战中，并最终反客为主，占领了北方汉地。
这时候司马越是不管不顾的，他只想夺权，公元303年八月，司马越的盟友，幽州刺史王俊带着鲜卑兵打进了邺城，司马颖吓得挟持晋惠帝逃到洛阳。是年六月，司马越取得了最后胜利，迎回了晋惠帝，随后把他毒死，立了皇太弟司马炽为帝，这就是西晋历史上的晋怀帝。
【四】
参加八王之乱的这些王爷们，最后或许做梦都想不到，他们忙活一场，最后只是替别人做了嫁裳。
在16年的八王之乱里，战争波及到了整个中国北方地区，北方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大城市几乎被毁。在当时中原的各个城市里，到处都是尸体，仅公元303年的河南省，平民死亡就有10多万人，而且参战的士兵们，也大肆抢掠。比如王俊攻克邺城之后，一次性就抢走了2万多妇女，大肆奸淫后嫌带着累赘，竟然把她们都扔进了易水中淹死，滔滔易水之上，飘荡的全是浮尸。另一个大将张方，在征战中缺少粮食，竟然杀掠人口吃人肉，可谓残暴到极点。在八王之乱的晚期，中国北方爆发了大规模的蝗虫灾害，导致大片土地受灾。种种矛盾在漫长的战乱中终于爆发了，中原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内迁中原的各少数民族部落也趁机起事，尤其是受到过西晋册封的匈奴人，以及作为奴隶迁入中原的羯族人。西晋的政权，此时到了灭亡的边缘。公元304年，匈奴大单于刘渊在山西起兵，自称国号为“汉”，随后大举攻略汉地，原本强大的西晋军队，早就在漫长的内耗中被消耗殆尽，根本没有能力抗击。公元311年，匈奴“汉”政权攻克了西晋的首都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公元316年，匈奴“汉”政权又攻克长安，将晋怀帝被俘虏后即位的晋愍帝也抓走了。这一下子就是连锁反应，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起事，这段时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胡乱华”，追根究底，还是西晋时代的阶级矛盾所导致。
从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是中国北方一段痛苦的灾难期。北方人口大量死亡，原本骄奢淫逸的世家大族纷纷逃命，他们逃命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向西，进入河西走廊地区，在当地西凉政权的庇护下安居，河西走廊的经济因此发展起来；另一条，就是跟随东晋皇室南迁，定都建康。东晋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五胡十六国时代南北对峙的开始，对中国历史来说，是中国经济逐渐南移的开始。这对整个中国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只是，对于当时的南北百姓来说，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而且是由西晋政权自己造成，又自己吞咽苦果的灾难。
第七章 东晋早期的“北伐双璧”
西晋的灭亡，是中国封建史上一件堪称奇耻大辱的事，无意之中，也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许多“第一次”：西晋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第一个灭亡在异族之手的大一统国家政权；西晋末代晋怀帝和晋愍帝，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第一个和第二个被异族政权俘虏的中国皇帝。这样的第一次，对那个时代晋王朝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奇耻大辱。
西晋灭亡后的中国北方，内迁的各个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虽然他们打出了各种国号，但客观上说，这时候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还处于从游牧奴隶制经济向封建制经济转化的阶段，对于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汉地来说，他们主要的角色还是破坏者。事实也确实如此，五胡十六国时代开始后，北方的经济遭受了沉重打击，长江以北原本繁华无比的中原地区，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是一场由西晋政权内耗引发的，却由整个中国北方各民族百姓来承受的灾难。
在这样的灾难面前，东晋政权迁移到了南方，对于这样的奇耻大辱，当时迁到南方的东晋权贵们，无论是身为皇帝的司马睿，还是那些如丧家犬的世家大族们，回想着这灾难的一切，自然是悲从心头起。一次在一个叫新亭的地方，东晋的君臣眼望北方，想起西晋灭亡前北方和平的时光和当年的繁华，一个个不禁潸然泪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新亭对泣”事件。然而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晋朝的危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南迁而缓解。长江虽可以暂时保证晋朝的安全，但这个时期，北方的战乱在继续，大量的百姓南逃在继续，没有人知道，未来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难道是南方继续沦陷，百姓继续遭到屠杀？没有人愿意这样，而且，在遭受亡国之耻的东晋人心中，也都有一个简单而共同的梦想：收复北方，光复河山。这不仅是东晋巩固政权统治，整合难民的口号，也是当时东晋老百姓们的愿望。这是中国封建王朝第一次面临半壁江山沦陷的局面。
然而，也正是这么多的“第一次”，激发了中华民族最珍贵的风骨：坚忍。众所周知，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坚忍的民族，在每一次灾难威胁面前，都会有勇敢的人挺身而出，带领这个民族走出阴霾。在西晋灭亡，东晋建国的公元316年前后，当时在江南苦苦支撑的东晋王朝政权，确实到了一个“最危险的时候”。北方各政权持续南进，南方东晋王朝立足未稳，局面危急，北方的百姓正遭到战争的肆虐和野蛮的屠杀，呻吟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如果只知道在新亭边上哭，晋朝的亡国，或许是很快就会发生的。
东晋最终渡过了这个最危险的时期，主流的说法是因为江南地区世家大族王家的支持，帮助东晋司马睿政权稳固了统治。但是，就在那些脑满肠肥的士族阶层还在相互观望，寻求这个非常时期最大利益时，却另有一些纯粹而勇敢的人，坚决地站了出来，召集起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军民们，向着战火连天的北方，肆虐中原的“五胡”敌人们，举起了复仇的马刀。当大批难民南逃避难，成为这个时期“主流情景”的时候，他们却逆流而上，虽然明知不敌，虽然强敌在北，却以一颗慷慨忠义之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战至流血凝肘而不退，只为一个那时代所有挣扎在战争铁蹄下的人们一个共同的愿望：收复国土，光复山河。
事实上，正是因为在这个时代里，有这样一群人存在，早期立足不稳的东晋政权，才最终能够顶住北方敌人的进犯，稳定自己的统治，并且成为万千沦陷区军民心中的希望。这些以弱小的力量，挺身而出抗击侵略的民族英雄们，虽然大多数都遭到了失败的命运，但是他们的奋斗与牺牲，即使经过千百年岁月的跌宕，也足够在今人心中，继续激荡起壮阔的波澜。
这其中最杰出的两个人，是祖逖与刘琨。
【一】
在东晋立国的早期，祖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重要的程度超乎想象，他没有崇高的官位，却是整个东晋政权得以稳定发展的关键人物。因为那时，经历无数次战火逃生的人们，正纷纷奔往南方的时候，他却掉头向北，望着沦陷的山河青锋出鞘，发出一声当时东晋政权已经集体失语的呐喊：北伐。
祖逖，生于西晋时代的公元265年，河北涞水县人，他的出身也不差，家族世代都是两千石的高官。他的父亲祖武做过上谷的太守，可以说，他出生在北方的一个军人世家。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身上自然带有汉族武人慷慨好义的性格，年轻时候的祖逖就是如此。他年轻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练武，并且经常拿着钱财周济乡里，性格也豁然大度，属于当地非常有名望的世家子弟。但和类似家庭里的“富二代”不同，祖逖从小就极其刻苦，不但精心研究兵法，更勤练武艺，有关他年轻时期一段最著名的典故就是“闻鸡起舞”。公元289年，24岁的祖逖，结识了同样是世家军人家庭出身，游历到此的刘琨，两个性格直爽的铁汉一见如故，很快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之后的许多时日里，他们同榻而眠，纵谈时事。这个时期，还是西晋的繁荣期，但是危机已经到来，当时的河北地区，已经“豪杰并起”。所谓的“豪杰”，大部分都是山贼草寇，也包括许多进入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西晋王朝繁荣的外表下，已经隐隐汹涌着暴乱的暗流。这种情况，自然让两个年轻人忧心忡忡，终于有一天，祖逖提议，以后每天早晨，只要鸡叫了，就要起床练武，从此之后，两个年轻人结伴练武，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最充满磨练的一段时光。也有说法是，当时的两个人，同在当地司州处做主薄，属于工作上的同事。但无论哪种说法成立，两位后来魏晋南北朝早期最杰出的民族英雄，就是因为相同的对国家前途的忧心走到了一起，并且一道经历了年轻时代的成长磨练。
祖逖命运的改变，发生在漫长的八王之乱中。这场持续在中国北方的战乱，消耗掉了强大的西晋帝国大部分的兵力，西晋政权对于全国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外加常年战争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就像两个年轻人当年所担忧的那样，动乱很快发生了。祖逖的家乡河北，主要活动着羯族人石勒的羌族武装，以及当地鲜卑等部落势力，很快河北地区就陷入了大规模战争之中。在这场战争里，作为正统的西晋政权，他们在北方的首都洛阳，于公元311年沦陷，后来建立的首都长安，于公元316年沦陷，匈奴人建立的“汉”政权，将西晋彻底灭亡。与之同时发生的，就是战乱中大批北方汉人的南逃，以祖逖的家乡为例，当时的涞水地区，按照史书记载，大约有十分之七的百姓向南方逃亡，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死在了逃难的路上。祖逖也在这群难民之中，他率领亲族乡党几百人一路南下，历尽千辛万苦。这一段的逃亡路，让祖逖锤炼多年的军事才华，有了试验的机会，他作为家族的领头人，一路负责断后。从河北到江南的沿途，经常会遇到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游牧骑兵，但凡见到逃难的汉人，不但格杀勿论，财物也被席卷一空。在这次逃亡旅途上，祖逖带着家族里的300多个青年，多次保护家族中的老幼妇孺逃难，与敌人浴血奋战。等他们这一支难民队伍抵达南方时，祖逖率领的断后青年们，只剩下30多人。当时大部分的汉人南迁，就是这样的悲壮。
逃到江南之后，祖逖因为一路上的英勇表现，得到了难民们的拥戴，因为他不只保护了自己的家人，还多次挺身而出，解救了许多逃难的百姓。一路之上，他也经常开动脑筋，缴获敌人的马匹，比如在路过山东的时候，面对追击的敌人骑兵，他故意将对手引进山中，用弓弩射杀，截获了他们的马匹为自己所用。因为这些，他被当地的难民推举为“行主”，一番辗转，他们最后到达了江苏镇江，并在当地定居。
祖逖到达镇江的时候，是公元317年，当时东晋司马睿政权已经称帝开国。祖逖的英雄事迹，在当时被人们广为传颂，这样的人才，正是东晋开国早期最需要的。在拜见了司马睿之后，祖逖被封为徐州刺史。得到任命的祖逖，给司马睿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北伐。但这却是当时司马睿不能接受的，第一，当时的东南地区，东晋的统治并不稳固，好多当地士族对东晋政权持观望态度；第二，司马睿本人也不是一个有进取心的人。比较著名的一个典故是，司马睿有一次问他的儿子，是北方远还是太阳远，儿子回答说，是北方远。司马睿问为什么，儿子说，因为我们看得见太阳，却看不见北方。司马睿听了很高兴，夸奖儿子聪明。也就是说，司马睿本人的愿望，只是要偏安东晋，至于光复河山，他不会想太多。
祖逖虽然看不到北方山河，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北方山河，当时居住在京口地区的，主要是南下的北方难民，中国人从古到今的一大特点，就是恋家。离乡背井，永远是不得已的选择，所以，收复河山，重回家园，是每一个难民心中的愿望。而对于祖逖来说，他是军人家庭出身，从小就有匡扶社稷的愿望，北方山河的沦陷，对一个军人来说，自然是奇耻大辱，所以北伐，是不用动员的。
北伐不用动员，但东晋政府却不太有热情，不只是作为皇帝的司马睿，那些扶持司马睿的江南士族们，本身在晋朝的地位，一直不如北方士族，现在因为晋朝定都江南，他们的地位一下子上来了，所以东晋保持现状，对于他们来说是最有利的。这些政治家们，想的都是最复杂的利益问题，而像祖逖这样的热血男儿，考虑的却是最简单的军事问题。为了这个愿望，祖逖一次次进谏司马睿，这时候的司马睿立足不稳，既不能开罪于当地士族，也不能得罪祖逖这些南迁的北方人。所以最后司马睿活了个稀泥，给了祖逖一个奋威将军的名号和豫州刺史的头衔，看似对北伐很支持，但是在军饷方面，却只给了祖逖1000人吃的军粮和3000人穿的盔甲。至于兵马，则让祖逖自己想办法了。
当时的中国北方，存在着各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每个政权都拥有数万精锐骑兵，这种情况下要北伐，几千人根本不够人家塞牙缝。司马睿的本意，也只是想和祖逖客气客气，给你个空头支票，别整天拿北伐的事情来烦我，如果祖逖因此知难而退，那就更中了他的下怀。
祖逖是不会退缩的，他已经退过一次，从遥远的河北家乡，退到如今的江苏镇江，离乡背井，已经无路可退，他唯一的选择，只有前进。
【二】
公元313年，祖逖从跟随他来到镇江的难民中，精选了100人，在镇江誓师后，随即宣布北伐。他的这种行为，在当时人看来简直是痴人说梦，几乎每个人都认定，他这是送死去了。
祖逖并不这么想，他不但要去，而且要胜利，在出征之前，有一幕场景永远留在了历史上：在公元313年八月渡江北上，船只行到长江中流的时候，祖逖突然悲愤异常，拼命敲打着划船的桨，仰天长啸：我祖逖如果不能收复河山，就让我葬身在这滔滔江水中吧。身边的部将目睹此情此景，无不感奋。这一幕难忘的场景，就是后来无数英雄心向往之的“击楫中流”。
事实证明，这一幕不是祖逖在做秀，而是他心中真真切切的理想。
祖逖渡江之后，在淮阴一带驻军。这时候的淮阴，是当时的“三不管”地区，北方各政权还没有扩张到这里，东晋也没有建立统治，正好可以帮助祖逖整顿军队。祖逖采取“屯田”战略，他带来的士兵，在这里设立工事，打造兵器。这时候的他，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司马睿给的那点钱粮很快用完了，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自力更生。之后的3年里，祖逖在当地站住了脚，不但有了大片良田，军队也扩展到2000多人。此时，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经常来这里骚扰，在无数次小规模的交战里，祖逖率领部下打败了敌人，也一点一滴的，积累着彻底战胜他们的信心。
淮阴以北的中国北方，这时期的形势格外复杂。这时候中国北方的主要政权，包括匈奴人刘聪、刘卓盘踞的河东、关中地区，羯族人石勒占有的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山西、山东地区，不但有各种少数民族政权，还有北方汉族地主建立的“坞堡”。所谓坞堡，就是当时留在北方的地主豪强们，自己修筑堡垒，编练军队，招募流民，用以自保，这些坞堡是那时候挣扎在北方的老百姓的避难所。坞堡要想生存，仅仅凭借军事力量是不行的，有时候也需要游走在各个政权之间，甚至向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纳贡称臣。当时的中国北方，坞堡的成分非常复杂，有向东晋王朝效忠的，也有投奔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有的坞堡，甚至为虎作伥，甘当敌人骚扰的急先锋。而且即使在国破山河在的情景下，这些坞堡也经常窝里斗，时常为了一点地盘发生战争。这时期的中国北方，可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乱成了一锅粥。
富有军事经验的祖逖，很快从这一片乱象中，找到了制胜之道，如果要完成收复北方国土的大业，坞堡，是必须争取的对象。
祖逖开始动手了，他在对待坞堡的政策上，很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怀柔为主，劝说那些坞堡的主人向东晋效忠，对卖身投靠敌人的，就坚决打击。起初北方坞堡的主人们，大多对祖逖持怀疑态度，祖逖推心置腹，曾经不顾个人危险深入坞堡，策反原本效忠于羯族石勒政权的坞堡堡主们。他成功争取了开封的坞堡堡主陈川，并且联合陈川消灭了一直为虎作伥、帮助石勒欺压各坞堡的安徽永城堡主张平。这件事对整个北方的坞堡来说，极具震撼，这些坞堡主人们也明白了祖逖的态度：愿意抗敌的，我们就是战友，卖身投靠的，就是我祖逖的死仇。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坞堡堡主开始投奔祖逖。这种情况，雄踞北方的石勒当然不能坐视，他先派自己的大将石虎攻打祖逖。公元319年，双方在豫州交手，当时的石虎有5万多人，祖逖只有几千人，力量悬殊之下，原本一直是祖逖盟友的陈川竟然临阵倒戈，投降了石虎，寡不敌众的祖逖，因此败退寿春。这之后，石虎多次攻打寿春，都被祖逖击退。无法回去交差的石虎，掉过头来向刚刚当了叛徒的陈川进攻，把陈川的5000多人掳掠到北方去，冒充祖逖的俘虏来表功。不明真相的石勒，因此对石虎大加褒奖。石虎的这次糊弄，很快就得到了报应。第2年，祖逖发动反击，打败了石虎的部将桃豹，收复河南封丘、雍丘等地区。因为这场战争的胜利，祖逖缴获了桃豹军队的大批战马，从此，他也拥有了一支精锐的骑兵。
祖逖的卷土重来，让石勒叫苦连天，他只好再次派兵征讨，但这时候的祖逖，已经不是昔日吴下阿蒙了。雍丘之战里，祖逖以少胜多，仅用1000多骑兵，就打败了石勒的数万精骑。他不靠硬拼，而是趁石勒全军突击的时候，突然派轻骑兵从他的背后发动了进攻。石勒这才发现，当自己忙于在北方扩张时，这个起先拿着东晋王朝空头支票的祖逖，已经一步一个脚印扩张到自己眼皮底下来了。雍州之战失败后，祖逖和石勒又打成了相持，因为有了陈川的前车之鉴，当地的坞堡纷纷和祖逖合作，祖逖也利用他们来搜集有关石勒的情报，因此每一次战斗，他都能做到知己知彼。这个时期，他的骑兵部队已经成熟，经常派兵进入石勒的辖区，骚扰他的部队，双方就这样在河南展开了拉锯战。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和石勒是“敌国”，但对待石勒的部将，尤其是俘虏，祖逖采取了开明的政策。那时期，石勒辖区内的军队，经常发生集体投奔祖逖的事情，甚至有的俘虏被祖逖放回后，立刻带着自己麾下的士兵来投奔。在千难万难的条件下，收复中原的坚定信念让祖逖像一块红红的烙铁，在那个年代，把他身边所有的人都烧热了。
经过两年艰苦作战，到了公元321年，祖逖终于扫清了整个黄河以南的北方地区，作为北方政治经济重镇的河南省，此时已经全数被祖逖收复。东晋与北方政权的分界线，也从长江变成了黄河。在一无援助二无军队的情况下，祖逖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和北方百姓的支持，一步一个脚印，实现着他收复北方的梦想。河南光复后，祖逖在当地发展生产，祭祀死难者，常年遭到战争破坏的河南省，此时开始渐渐恢复往日的繁荣。因此，在河南百姓的心目中，祖逖有着崇高的声望，许多人都视他为父母。
如果老天能够给祖逖更多的时间，相信他完全有机会完成他的理想。当时的局面，北方战乱不断，各个少数民族政权新建，更因为其早期残暴的破坏，引起了北方百姓的群起反抗。这样的情景下，正是北伐最好的机会。但这时候的司马东晋政权，对祖逖并不支持，相反在经过早期“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后，东晋司马政权与江南士族王家的矛盾凸显。就在祖逖凭借自己的力量不断进取北方的时候，司马睿也在调兵遣将，名义上是为了支援祖逖，其实却是为了讨伐功高震主的王家士族领袖王敦。这场内耗引发了祖逖的忧虑，他经常忧心忡忡地对部下说：国家内耗，很可能会让北伐功亏一篑。而祖逖也被司马睿猜忌，祖逖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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