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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抗日军-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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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秋风起叶落
作品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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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马”回族军阀奠基人 马福祥
马福祥（1876～1932），“宁马”**军阀奠基人。字云亭。世居甘肃省河州（今甘肃临夏**自治州临夏县）城西韩家集阳洼山。辛亥革命后，与子侄辈长期主政宁夏，就以宁夏为“桑梓”，视为第二故乡。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甘肃爆发“河湟事变”，武进士马福禄带领三弟马福寿、四弟马福祥，组织乡勇帮助清军镇压自己的回胞。陕甘总督衙门为了进一步实施“以回制回”的策略，批准马家三兄弟组织一支**地方武装，命名为“安宁军”，从此福祥兄弟三人开始跻身宦途。二十三年（1897年），中武举。二十六年（1900年），甘肃提督、武卫后军总统董福祥将安宁军改编为简练军，辖马步七营旗，仍由马福禄、马福祥兄弟指挥，跟随董军开往京畿勤王。期间，在帝国主义组织的“八国联军”侵略军进犯北京时，董福祥所率领的甘宁回汉健儿，是敢于抗击外国侵略军和最有战斗力的少数部队之一。马福禄、马福祥兄弟又是董中中敢打硬仗的一支生力军。马部曾在京津之间的黄村、廊房、落垡一带与义和团军并肩作战，搏杀洋鬼子入侵军。马福祥带领父子兵“挥短兵闯入阵，喋血相搏”，杀败鬼子兵，《清史稿》称其“为庚子之役第一恶战”。奉命退守京城后，担任镇守邻近外国使馆区的正阳门（即前门），再次与义和团民一起攻打使馆区，保卫紫禁城。在血战中，马福禄饮弹阵亡，马家同时牺牲的兄弟子侄亲族数十人。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由马福祥接统简练军，并主动担负起护卫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等王公大臣们向西逃跑的特殊任务。“两宫”逃到西安后，马部又成为禁卫行宫的临时卫队。从此，马福祥受到西太后的赏识，并有机会结交到一批重臣和宫内权势宦官们，给以后的攀升创造了条件。“两宫”返回北京时，马以“在京有战功，沿途宿卫，亦著劳谨”，赏记名提督、实授靖远协副将。不几年就上升到总兵大员的高位。
辛亥革命爆发，马福祥先持观望态度，后见清廷大势已趋，很快就转变态度，与甘肃军政民议各界代表人物联名通电赞成共和。北洋政府先后任命马为阿尔泰护军使、西宁镇总兵兼署青海办事大臣。因内蒙古王公上层代表人物旺德尼玛响应外蒙古的独立运动，起兵呼应，大搞分裂活动，绥宁不靖，北洋政府改任马为宁夏总兵官。马福祥于1913年秋，率所部昭武军十三营2500名步骑官兵赴任，不久改任宁夏护军使兼满营将军。一直到1921年，因袁世凯在甘肃的代理人、甘肃督军张广健倒台，省内回、汉两派武装集团分别推举马福祥和陆洪涛争夺督军席位，从而在全省掀起“易督风潮”。北洋政府为防止事态扩大，引发甘肃回汉仇杀的恶剧重演，便采取调和的办法以陆洪涛代理甘肃督军，升调马福祥为绥远特区都统，所遗宁夏护军使由其侄马鸿宾接任，其子马鸿逵亦升任陆军第五混成旅旅长，随父开赴绥远驻防，西北大局方告平静。
马福祥在宁夏任职数年，做了一些有益事情。首先，有效维护了地方安定。马福祥上升伊始，就智擒内蒙古搞分裂活动的领头人旺德尼玛，消除了绥宁地区的一大隐患，为此马被晋授为陆军中将、奖二等文虎章。接着又擒斩伪皇达尔六吉的复辟活动，防止宁蒙地区又一次大的动乱。还在抵制绥远“独立队”卢占魁部、陇东张九才部和河南白郎农民军西进等战斗中，艰难地实现了保境安民，使宁夏地区在北洋时期军阀混乱的动乱年代，相对保持了局部的安宁，给宁夏人民得到了暂短休养的机会。北京政府为表彰马福祥的安边治宁功劳，后后以“积功在边陲，息贺兰之烽火”，特授予勋四位；又以“猛士守方，贵有安边之略……虽师于灵武，永无西顾之忧”，晋授勋三位；再以“勇著金城，勋高铜柱”、“功建虎节于朔方”，续晋勋二位，加上将衔。
其次，重视文化和教育，尤其是关心民族教育。马福祥虽然是虔诚的穆斯林，但从小在接受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同时，也受到过良好的汉文化儒学教育，并自以儒将自诩，对回汉子弟的教育格外关心。在镇守宁夏期间，他力主在各县设立劝学所，倡导青少年进学校受教育。他还带头捐资筹款在宁夏创办蒙回师范学校所，又先后在宁夏各地分别捐资增设清真小学64所，并捐资在府城（今银川市）他办宁夏地区历史上第一所公共图书馆和讲文论武馆。还协助地方政府，于府城首次建立了甘肃省立第五中学和第八师范学校（合校），被时人称之为“五中八师”，从而首开宁夏现代教育之先河。他还带头捐资，出面募集教育基金，资助品学兼优的表年学生出省、出国深造，为宁夏培养造就了一批有用人才。他在任间还亲自挂帅，主持编修成功一部宁夏新方志——《朔方道志》。自古以来都讲“盛世修志”，而在民国初年，全国局势混乱，各省战乱频仍，处于这种时局之中，宁夏地区却能修成一部三十二卷的大型地方志，这在全国实属罕见，因此《朔方道志》在中国方志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马福祥不仅为第二故乡宁夏的文教事业作出贡献，他还在兰州、西安、上海、南京等地带头捐资兴办**学校。在北京主持建立成达师范学校、西北公学和创办全国最大的伊斯兰教杂志——《月华》。经过马福祥的努力，由他提议的“建立蒙古地方教育行政委员会”，以及“给以边疆教育基金”两个提案，在南京国民政府行政会议上获通过，为促进当时边疆的民族教育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再次，在封闭落后的宁夏地区，起步试办现代化建设。马福祥思想开明，接受新事物快，在宁夏力所能及地倡导创办轮船公司，积极开发黄河水运。筹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改善落后的交通状况。
同时，在政治上他对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不受其利用与拉拢，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反对日特策划建立“回回国”的分裂活动；对内则周旋于各大派系之晨，在激烈的政治漩涡中，左右逢迎，巧于应付，力图自保。1924年，他既赴京参加段祺瑞主持召开的所谓的“善后会议”，同时又谒见孙中山，表示拥护“三民主义”，欢迎孙中山的领导。
1925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自任西北边防督办，命令所部西北军全线西撤，执行“入甘援陕”的战略转移。时任绥远都统的马福祥不得不交出地盘，改任冯的西北边防会办。后又改任北京政府的航空督办。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极力拉拢与利用西北**军阀势力的代表人物马福祥，邀马赴南京，给他的头上加了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北平政府分会委员、开封政治分会委员、开封政治分会委员、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赈务委员会委员、编遣委员会委员，以及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许多头衔。蒋冯阎中原大战中，由于马氏父子倒冯助蒋，蒋介石对马福祥更加重视，先后让他担任青岛特别市市长（相当今直辖市）、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同时又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逵为宁夏省政府主席子，其三兄马福寿也曾一度以宁夏省民政厅长之职兼代宁夏省政府主席。马家兄弟子侄4人出任省主席要职，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实为罕见。1932年，马福祥因病辞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职务，隐居天津，潜心从事**伊斯兰教经典的研究编印。他主持与资助编印的经书有：《希真问答》、《清真指南要言》、《昭元秘决》、《天方道程启经浅说》、《大化总归》、《四典会要》、《醒世箴言》、《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和《真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合印》。还为《天方至圣实录》、《天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真功发微》、《归真总义》、《先誓言行类钞》、《性理注释》、《五更释义》《五更月歌》、《老生常谈》等书一一题签、作序，积极筹备印行。
民国21年（1932年）8月19日，马福祥病故，葬于北平（今北京市）阜城门外三里河坟地。治丧时，蒋介石发来《祭马云亭先生文》，戴季陶发来《挽马云亭先生诗》，军政要员、社会各界和全国各地穆斯林群众纷纷以各种方式致哀。称“马公云亭是吾教先进”、“马公云亭是边陲的关心者”、“追悼马公云亭要努力和倭奴奋斗”……。著有《蒙藏状况》、《家训》、《训诫子侄书》。
日本在西北建立“回回国”阴谋的失败
抗日战争是现代史上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扞卫民族独立的正义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共赴国难，领导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当时，主政宁夏的国民党**将领马鸿逵、马鸿宾虽然有独裁统治、**反人民的一面，但在全国抗日高潮推动下，在国难当头、民族矛盾上升的情况下，率领宁夏回、汉、蒙古将士出兵绥西，有效地抵制了日本侵略军向西推进，同时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企图在西北建立伪“回回国”的阴谋，其抗日行动得到国共两党认可。
一、日本侵略者在西北筹建“回回国”阴谋
日本侵略中国，一方面依靠他强大的军事力量，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人民，同时在政治上采取“以华制华”的阴谋，竭力挑拨中国内部的民族关系，破坏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以实现灭亡全中国的阴谋。1931年日本侵占东三省后，扶植建立伪“满洲帝国”。“七七”事变及日寇进占平绥线后，在日寇的操纵下又产生了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从此，内蒙古除伊克昭盟外，尽为日寇所侵占，同时对未沦陷区的蒙古地区更加紧进行挑拨离间与政治阴谋活动。宁夏与内蒙古西端毗邻，日本占领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后，下一步企图在宁夏、甘肃、青海等我国**聚居的西北地区建立伪“回回国”。
日本人侵占东北、华北后，蓄谋肢解西北，怂恿各地方政府“分治”，尤以甘、宁、青三省**聚居区为重点。他们利用历史上民族压迫政策造成的回汉矛盾，鼓吹“**自治”，企图在甘宁青地区成立一个类似伪“满洲国”那样的傀儡国－“回回国”，使甘宁青成为日本的附属地。为了实现这一阴谋，日本人以拉拢马鸿逵为重点，并炮制许多谬论，宣称日发动征战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指出“回回本非中国人，来华以后，除遭受欺凌外，无它收获”。日本人故意夸大回汉之间矛盾，挑拨回汉关系，倡言“抗战是为了汉人，日本人与回回没有矛盾”。打着“尊崇回教”、“维护回教”、“提倡回教”、帮助建立“回回国”为幌子，来欺骗迷惑**群众。日本军政头目和法西斯文人纷纷发表文章，为建立“回回国”制造舆论准备。“九·一八”前后，日本加紧对华渗透，在华设立回教调查机构，全国**人口、**军事力量、西北地区**军政人物、全国各地清真寺院概况、教长及寺院负责人之姓名、伊斯兰教各教派门宦概况、**历史上曾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及维吾尔族问题、撒拉问题均在调查之列。1938年，小林元受日本“回教圈研究所”的派遣，前往我国东北、华北等地，对我国穆斯林社会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调查。自20世纪30年代起，日本国内掀起一股回教研究热潮。
日本人将回教工作视为军事工作之一环，前后派往中国从事回教工作者达百余人。远在民国3年，日本浪人涛秀雄化名为马成龙在甘肃组织黑龙会，从事挑拨回汉关系活动。同年日人川村乙麻假借皈依伊斯兰教之名，在宁夏搞宣传分裂活动，被马福祥将军发现后逮送至张家口日领署。“七七”事变后，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宁夏、武威、西宁……等地均有日寇特务机关活动。
日本朝野上下，均知回教工作之重要，由关东军、南满铁道会社、纺织联合会、三菱、三井、诸友等军事、政治、企业团体共同发起，组织大规模之“回教穆地巡礼团”，利用朝觐、出访穆斯林国家等外交活动，大肆制造国际舆论，向世界穆斯林国家宣称，日本占领东北后如何“提倡回教”，企图淆惑国际视听。日本国内并无多少穆斯林，而他们以伊斯兰教的保护者相标榜，并假意在东京建立两座清真寺，寺内附设“回教圈研究会”。在东京清真寺落成典礼庆祝会上，抬出伪满洲溥仪兄嫂溥光夫妇，并授意他们二人向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总代表表示已皈依伊斯兰教，一切礼节及把斋，均遵从回教习惯。很显然，这是所谓“溥光殿下也是虔诚回教徒”的宣传来欺骗**人民，是日本侵略者的又一花招。日本人在东京造了两座清真寺，而在中国不知毁了多少清真寺，杀了多少**同胞。
1938年2月，日本华北军方面派顾问高垣信道，网罗回教中的败类刘锦标等人在北平成立伪“中国回教联合总会”，定会旗为长方形，以星月为会徽，绿地白月，开会时与日旗同时悬挂。在总联合会下，各地广设分会，在经费上给以大力资助。此项机构的设立，系日本在华组建伪“回回国”的又一阴谋。
日寇在建立伪“回回国”的具体事项方面，关东军比华北军更为急切。关于伪“回回国”地域问题，日本关东军内部分为两派，以曾任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及驻华大使馆前武官酒井少将为一派，主张自南疆塔里木河流域，直至祁连山以北，东到宁夏及五原、临河、绥西一带，地域包括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及绥西等我国西北地区建立伪“回回国”。关东军之干部派则主张以宁夏、绥西一带先行成立“回回国”，然后逐渐向西扩展，贺兰山以西的额济纳、阿拉善蒙古二旗仍属于蒙疆之政治范围，以二旗为军事后盾，必要时给宁夏以彻底打击，逼其就范。可见日本分裂**阴谋之恶毒与阴险。从后来日军阴谋侵占西北的军事行动看，显然日关东军采纳干部派意见，关东军将主要工作放在说服、拉拢马鸿逵投靠日军，拥护“满洲国”，以实现在宁夏一带先行建立伪“回回国”的计划。由于马鸿逵坚决反日及马鸿宾出兵绥西抗日，使日本侵略者在宁夏等地建立“回回国”的阴谋彻底失败。
不管日寇对**怎样进行挑拨、离间、分裂，来破坏回汉人民的团结抗日，但真正受其愚弄和欺骗的只是少数。**人民具有坚决反抗异族压迫的光荣传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全国绝大部分**是坚决反对的。广大**人民真诚拥护中华各民族的团结抗日，并自觉奔赴抗日前线，在抗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每个抗日的战线上，正规军与游击队中，以及一切抗日团体与抗日工作中，处处都看见**同胞与非**同胞亲密地站在统一战线上，为保卫祖国，为争取民族生存而战”。许多**青年志士组织“回教近东访问团”、“甘宁青救国宣传团”、“**战地服务团”等爱国团体，并出版《回教大众》、《月华》、《回教青年月报》等报刊，从事唤起全国**民众团结抗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军事阴谋。在全国抗日高潮推动下，驻守西北的许多国民党**将领也加入抗战行列，“甘宁青许多**军政领袖－国府委员马麟、马鸿逵主席、马步芳主席、马鸿宾将军、马步青将军等在抗战以来，即不止一次的表示忠诚拥护全国团结抗战，并实际参加抗战”。抗战时期曾任甘工委书记的孙作宾在其回忆文章中写道：“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虽是**中的封建军阀，但我们认为他们在西北仍占有重要地位。在全国抗日运动不断高涨和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政治形势下，在甘肃各抗日力量的配合下，他们也是会站在抗日方面的。所以，我们也要注意做他们的工作。”抗战开始后我党及时调整对驻守宁夏的国民党**将领马鸿逵的政策，1938年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制定《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指出：“要尽力争取一切友军与我们亲密的团结抗日……以达到团结抗日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要弄好傅作义、马鸿逵两处关系，无论马部如何落后动摇，总要用尽一切方法争取联合，不使之走上与我敌对的方向，这在坚持绥远抗战，保卫宁绥，保卫西北，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党中央高瞻远瞩，认识到团结马鸿逵抗日的重要性。
二、日寇威逼拉拢马鸿逵未果
绥蒙东部被日军控制后，日本逐渐向西渗透，企图占领阿拉善、额济纳两蒙旗，以形成对宁夏牵制之势，实现在西北建立伪“回回国”的阴谋。阿拉善和额济纳两旗位于贺兰山以西，孤悬塞外，地域辽阔。阿拉善旗政府所在地定远营（现名阿拉善左旗）距宁夏省城120公里，虽有贺兰山横隔中间，但汽车仍可通行。而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东庙，距宁夏省城600余公里，砂碛荒漠，交通极为不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派遣特务潜入两旗，建立据点，设立特务机关，安置电台，派遣汽车、驼队运送物资。1935年，日军在额济纳旗东庙和阿拉善旗定远营开辟军用机场，开辟百灵庙－定远营－东庙之间的不定期通航。之后，日本人组成所谓经济考察团四五十人由百灵庙出发，乘汽车到宁夏，沿途测量地形，考察经济，拍摄照片。当时国民党中央抗日决心还没形成，再加马鸿逵胆怯怕事，对日特务活动采取容忍态度。日本特务到宁夏，暗中拉拢马鸿逵，并施加压力，要马投靠日军，马鸿逵此时采取既不反日，也不降日的态度，静观时局变化。
1936年2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郞中将飞抵阿拉善定远营进行阴谋活动，板垣以伪满洲国溥仪的名义和阿旗达王取得联系，并强调伪满洲与达王的亲戚关系。达理札雅的妻子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堂妹，因而达理札雅为日特务机关提供一切方便条件。马鸿逵曾派其秘书长叶森前往定远营交涉，叶森坚持要板垣离开阿左旗，遭蛮横拒绝。1936年中秋节，有4个日本特务搭车来到宁夏省城，马鸿逵令银川饭店只供4名日本人住宿，不供膳食，日人见环境如此不利，要求返回定远营，马鸿逵当日本特务面枪杀了给日本人售票的职员和开车司机，以示与日本人绝不合作。为防止日本特务进一步渗透，马鸿逵下令公路局不许卖票给日本人，车上也不准搭载日本人，违者以汉奸罪处以死刑。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活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西北地区停止了内部军事行动。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促使马鸿逵的抗日态度逐步坚定。此时日本特务在阿拉善旗活动更加猖狂，马鸿逵认为达理札雅是西北的一个隐患，若不及早看管起来，将来一定要给日本当“傀儡”，坏国家大事。1938年2月，马鸿逵以换防为名，派兵将定远营团团围住，强行把旗王达理札雅“请”到银川，看管起来，并赶走了日本特务，在定远营设立“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直到抗战胜利，才把他放回阿旗。1937年8月，马鸿逵派宁夏省民政厅长李翰园带一排人，以马步康旅为军事后盾，破获了日本在额济纳旗的特务机关，日特务全部就擒，解往兰州。
然而，日本侵略者并没有中止对马鸿逵的拉拢，他们对马鸿逵仍寄托着“合作”的希望，他们清楚，如果马鸿逵一旦投日，则西北地区其他几位**军政界要员就会很容易攻破，到时，日本可顺利占领西北地区大片领土。“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绥远，到处物色与马鸿逵有关系的**人物，企图通过他们使马鸿逵屈服日军。当时被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选中的二人中，一是马鸿逵胞弟马鸿炳；另一位是与马鸿逵父子关系较密切的蒋辉若。绥、包沦陷后，日本特务找到马鸿炳，照顾其生活，并邀其出任伪职。此事后被蒋介石侦悉，电令马鸿逵“最好把令弟从北平叫回宁夏”。不足一月，马鸿炳随经商驼队回到宁夏。蒋辉若为甘肃临夏八坊**，与马鸿逵父子交情较深，曾任马福祥部旅长，投靠日本后，任伪“回军总司令”驻包头，配合日军，积极做向西进兵之准备。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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