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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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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成立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统一了ML派、火曜会派、汉城派、伊尔库茨克派，派系斗争依然不断，又分裂成ML派满洲总局，火曜会派、伊尔库茨克派满洲总局，以及上海派、汉城派在满朝鲜共产主义者同盟等三个派别，争斗不息。1928年，共产国际撤销对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承认，根据一国一党的原则，部分原朝共产党员于1930年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会议记录——关于政治、党务、群运、农运、反帝运动及少数民族等问题》中说：
高丽党的问题——无原则的派别斗争，有三派，有的有十年的派别历史。成分多半是贫农，但领导的多半是知识分子。这些人是从韩国跑来的，南满是ML派占势力。再，火曜派、京上派，他们基础是好的。我们的办法，认他是共产主义的集团，他们加入中国党是个别加入，条件很苛。主要的：1。要参加中国、韩国的革命。2。不管他们的派别，下层党员只要赞成与执行中国党的政策即可加入，上层分子则有候补期。3。加入后再发现派别则开出，但不反对派别的斗争。现在火曜派已解散。我们介绍党员建筑在群众的基础上。延吉一带有七百多同志，行动是一致的。清原、柳河是ML集中地，群众对于参加中国革命，反帝是很热烈的要求。我们也以这两个条件为加入党的主要条件，满洲工作与韩国工作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
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使东北党的力量一下子壮大起来。但是，多少年来的派争，是不可能一下子消除的。反“民生团”的斗争，或多或少也不无派争的影子，特别是初期，而满洲省委则把这一切进一步引入歧途了。
1934年10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为反民生团斗争给东满特委与人民革命军及全体同志信》中说：
由于东满日帝奸细民生团的积极活动，省委认为反民生团奸细的斗争，是东满党目前工作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你们在很长久的反对民生团斗争中，完全不去加紧的进行反对派争的斗争，这就解除了反对派争的武装，这就是你们没法去彻底反对民生团，你们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必须永远记着这一真理，没有不被侦探所利用了和煽动了的无原则的及一般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的斗争，日本强盗利用派争的活动以至直接间接经过派争分子的关系引进民生团到党的组织中来，这是毫不奇怪的。所以反民生团的斗争与反对派争的斗争是不可分离的。
从省委到特委，当上上下下把反“民生团”、反派争搞得热火朝天时，且听日本鬼子说了什么：
在此项工作中，最成功的是宣传“共产党内已潜入民生团员”，引起在共产党内部的异常动摇，使其清党。
中了鬼子的反间计。
同时大肆宣传“高丽共产党杀中国人”、“中国共产党杀高丽共产党”。
“像AB团一样”
“民生团”是日寇打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奸细。这应该是“民生团”的定义。金圣道捕杀李化春，是符合这个定义的，虽然仅仅是怀疑。对金明均也是由怀疑而认定，及至他带着妻子逃跑了，那就只能是进一步确认了。至于珲春游击队3大队政委朴斗南，以“派争”为由将其开除党籍，就在准备再定其为“民生团分子”时，他用步枪打死省委巡视员潘庆友，带着妻子逃跑了，后来又投敌了，这顶帽子就是板上钉钉没个跑了。
由怀疑而认定，认定而不招认，就严刑拷打。铁嘴钢牙就是不承认的，有的就打死了，有的就处死了。受刑不过认了的，“民生团”不可能就你孤零零一个人，你就说吧，上级、同级、部下都是谁，就说，就抓。就像葡萄似的，摸到一粒，差不多就能揪出一串。
1933年10月25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中说：
对于民生团抓住即拷问、打杀。拷问时乱咬旁人，也是杀的，死者不尽是民生团，有的是最好的同志！结果群众大恐怖，谁也不知道明天死活。党团游击队越发厉害，一举一动皆加万分谨慎，杀者不知几百人。也许我今天执刑或审问别人，明天我也许被另外一个人执刑杀我！
比较典型的是金圣道，被抓捕的“民生团”乱咬一气，他被“供出是民生团大领袖”。这还了得！东满特委未轻易动他，而是暗中监视，先把这个“民生团头子”稳住。抓捕起来后，“他是一万个不承认错误，但是不能相信”，被处死。
接替金圣道任特委组织部长的李相默，到珲春县巡视工作，把包括县区主要领导干部在内的六十多人，一律打成“民生团”，后来他自己也被打成“民生团”。
有些人积极捕杀“民生团”的动因之一，就是为了表明自己不是“民生团”。
创造红军、苏维埃失败，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或是发点儿牢骚，就是“民生团”。这是最初的情形，后来就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了。炊事员把饭做夹生了，或是饭里有沙子，就成了“民生团”；有的队员病了，不能行军打仗，是“民生团”；有人叹口气，说不知道俺家什么样了，是“民生团”；几个人唠会儿嗑，是“民生团”；给领导提意见的，是“民生团”；吵架的，偷东西的，犯了男女关系错误的，也是“民生团”；至于平时枪走火，偷袭敌人时弄出响动了，那就是给敌人通风报信了，当然更是“民生团”了。
马鞍山后方基地还关押了几十名儿童团员，都是十多岁的孩子，都是“民生团”，像大人一样被审讯、拷打。
和龙县委一个外号叫“高跳”的干部，被敌人捉去。同时被砍头的有三十多人，砍到他那儿时，可能是刀钝了，刽子手也累了，反正没砍死，黑灯瞎火，敌人验尸时也没看清楚。不知昏死多长时间醒过来，爬了30多公里山路，回到渔郎村根据地，又被拖到刑场。说他是“民生团”，脑袋没砍掉，是敌人使的苦肉计，以便更能取信于革命，在革命队伍中隐藏得更深。
1935年6月17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关于反民生团的报告》中，说“我们一直到现在没发现民生团的文件”。
只有口供，没有文件，是因为没有“民生团”。如果说这反倒使人越发感到“民生团”的神秘、可怖，越发坚定肃反的决心，越发要挖寻“民生团”证据确凿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系统，那么，“我们看有许多民生团跑到日帝去被杀了，或不敢投降去，原因在什么地方”？
不断有“民生团”跑到其他的根据地和游击队去。东满的跑去吉东找周保中，汤原的跑去哈东找赵尚志，经过审查，都被保护、收留下来。
自即日起，凡参加民生团的经发现之后，无论自服不自服（“自服”即自我坦白、交代、认罪——笔者）一律开除。”“如果不彻底自服，然而还要继续其工作，经过群众路线以后，执行枪决（首领不在其内）。”“经过第一次释放以后仍然继续他的作用时，立刻逮捕放在监狱，仍然希望彻底自服，不自服枪决。”“在第二次释放以后，仍然要干，无条件枪决。”“民生团发现以后，在区委以下的叫他自服，区委以上无条件枪决（此条例系在地方上如此，在军队除去按上述条件外，其余有犯军法最明显的，经各方面调查以后不管次数和领袖，一律枪决）。
以上摘自1934年12月4日《团省委特派员钟关于东满反日斗争情况的报告》，下面是1935年2月10日《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吴）致东满特委的信》中的一段话：
某同志估计游（击）区内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团，这是过分的估计。假若游击区内绝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么这些游击区域老早就被日本消灭了。我认为，在游击区群众中和人民革命军中有少数民生团分子，但是基本群众是站在反日战线方面的。
东满是“民生团”的发源地和重灾区，省委自然非常重视，不断派人巡视，反“民生团”斗争也就不断加码。直到省委派往吉东的巡视员吴平给东满特委写了这封信，并在金日成等人的坚决反对、抵制下，东满的反“民生团”斗争才有所收敛，并逐渐平息下来。
但是，没有人认为反“民生团”斗争搞错了，而只是说“扩大化”了。
就在东北共产党人大抓“民生团”的同时，关内一些苏区也在“肃反”。红4方面军25军82师师长江求顺，被打成“改组派”。此人军政双全，威望极高，全师官兵跪下一片，求情，哭啊。那也不行，非杀不可。大刀举起来了，这个参军前的大别山长工，高呼“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
给领导提点儿意见，发句牢骚，说句怪话，丢个枪零件，都可能成为“反革命”。几个人在一起吃顿饭，就成了“吃喝委员会”，就是“反革命”。还有“排队肃反”。官兵排成队伍，佩戴绿色领章的特派员（除特派员外都是红色的）在队列间走动，察言观色，逐个端详。谁哆嗦一下，或是眼色被视可疑，十有八九那就是了。还有什么“改组派”、“第三党”、“AB团”，大都穷苦人出身，哪懂这些名词、花样呀？知识分子就更惨了，据说整个红4方面军戴眼镜的，就剩了个12师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傅钟）。
1936年1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党委特别会议记录》（第二份）中说：
若无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后的极坚决的展开了反民生团的斗争，那么我们可以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极阴险的“恶毒素”，经过民生团的反革命作用，终于把东满党和人民革命军侵蚀崩溃，像AB团一样，企图断送中国红四军团那样相同的危险性。
东北被捕杀的“民生团”为2000人左右，其中大多数是在东满捕杀的，有人认为应不少于1500人。
1933年末统计，东北共有党员2500人。1945年日本投降时，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官兵不到1000人。这不到1000人并非都是党员，被捕杀的“民生团”也不都是党员（军队、地方的党员、团员及群众各为多少人，无从查考）。但是，比之这两个数字，2000人左右是个什么数字，在东北抗战中是种什么样的力量，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是再不识数的人也心中有数的。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
干部的恐慌是满洲党组织上一个严重的现象，因为干部的极端缺乏，障碍了整个工作的发展，例如许多的义勇军需要我们派人而无人派去，许多地方党部（如吉东局这样重要的组织）仅仅是个人包办，现在从省委一直到地方党部的组织都不健全，主要原因也是由于干部的缺乏，由于满洲过去工作没有大的开展以及教育的缺乏，新的干部不能源源产生，现在比较负责的同志大多数是从外面去的，当地有经验的坚强干部确实非常之少，大胆的提拔干部虽然在积极进行，但是仍然无法解决目前的困难，不能应付目前的紧急需要。
一方面是干部极端缺乏，不断向中央要干部，同时努力培训干部，另一方面却是把干部打成“民生团”，像割韭菜般一批又一批地大量捕杀，只是人的脑袋可不像韭菜那样割了还能长出来。
在那儿偷着乐的，只能是谁？
想想自“九一八”事变后，敌人杀害了多少共产党人，自己窝里乱杀了多少自己人。从各自在东北党和军队总量中的大概比例，就知道从“北方会议”到反“民生团”，东北党最大的敌人来自哪里。而朝鲜共产党人加入中共时，正赶上立三路线。失败的血，倾轧的泪，他们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难，惨烈得令人不忍睹视。
“二军作战英勇，在联军中要算‘首屈一指’。”这种评价，当然不是来自抗联2军。
如果没有达2000人左右的“民生团”被捕杀，后来骁勇善战的2军，又该是何等成色？
须知，东北抗联的11个军，各军成立之初也就千把人左右，有的军最兴盛时也未超过千人。
反“民生团”斗争，几乎把东满党和游击队折腾得失去元气。只是由于东满党人多，基数大，所以还能撑得起个抗联2军。
第7章 最初的烈士
战死者
一个热血青年，一介书生，一颗中国心，一身英雄胆，闯到被日寇派来镇压群众的一连伪军的连部，慷慨陈词，讲到激昂处泪流满面，伪连长及其部下哑口无言。
提起磐石游击队队长孟杰民，笔者眼前就是这样一幅场景，挥之不去。
牺牲时只有二十一岁的孟杰民，和在他牺牲十天后战死的政委初向辰、继任队长王兆兰，都是磐石县人，磐石中学学生，王兆兰和初向辰比孟杰民大两岁。“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几乎参加了磐石地区的所有反日活动。而作为黑土地上最早的一批武装战士，孟杰民还参加组织营城子伪军哗变，获得18支步枪——这是磐石游击队得以成立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写于1940年12月20日、注明为“团部以上干部”（应为“团以上干部”——笔者）的《抗联第二路军（应为“第一路军”——笔者）第二支队历年牺牲干部统计表》中，第一个就是“孟总队长”，即孟杰民，“略历”一栏里写着下面的文字：
盘（磐——笔者）石中学毕业，于一九三〇年参加党作城市工作，于一九三二年参加游击队最善言善战。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无名烈士，数量及比例可能会高于其他国家。而由于后面将会一一说明的种种原因，即便是后来八年抗战中的无名烈士，东北也肯定会远远高于关内的同期比例，更不用说这个时候了。我们今天能够知道“孟杰民”、“初向辰”、“王兆兰”这样一些先烈的姓名，是因为他们杰出的历史地位和贡献。除此而外，这些无愧于黑土地的先人留给我们的，甚至赶不上今天的一些简历表中的内容。
我知道他们的坚定、刚毅、果敢，却不知道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和前面写到的王永江等人，本来可以当师长、军长，却过早地牺牲了。在东北共产党人十四年抗战中，他们是最初的烈士，就像刚跃出堑壕就中弹倒地的战士。
那时，正是滴水成冰的腊月，正值青春年华的健壮的身躯，扑拥着生养他们的黑土地，红的雪，热的雪，铺映着冰天雪地的抗战之路。
前面说过苏区保卫战，现在让我们尽量地走近一次。
渔郎村是和龙县委机关所在地，有几十户人家，由县委直接领导的一个游击中队驻守在这里。队长金世，身材高大枪法好，政委人称“金嫂”——不知道一个大男人怎么得了这么个外号，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
1933年2月12日清晨，枪声划破山野的寂静，在冬日干冷干冷的小北风中显得格外响亮。这是哨兵鸣枪示警，敌人来了。
敌人是从南边扑上来的，300多人的样子，其中黄糊糊的鬼子有百来名。轻重机枪刮风样啸叫，炮弹在村子里咣咣爆炸，掀起几米高的泥雪柱子。朝鲜（族）人家都是稻草房，一打就着，有几家已卷起腾腾烈焰。
县委书记崔相东组织县委机关和群众向山里转移，队长金世和政委“金嫂”指挥游击队阻击敌人，掩护县委机关和群众转移。每次都是这样，立即行动，不用多说一句。
金世带领两个队员，奔向西山沟去抢占制高点。“金嫂”和几个队员占据村南一座大院，利用院墙作掩护，向敌人射击。敌人成散兵线攻击，黄糊糊的鬼子，蓝灰色的伪军，在白皑皑的雪地上特别显眼。那雪地尺把深的积雪，深处没膝，跑不快，易于射杀。只是游击队子弹少，只能放近了打，又人少枪少火力弱，一下子打不住，敌人就可能冲上来。
中队部的房子被打着了，几个队员从浓烟烈火中冲出来，在门前菜地里的雪地上把身上的火滚灭，到街对面的房子里坚守。房子又着火了，女队员元熙淑掩护，小队长李九熙背着伤员冲出去，指挥大家这家串那家地战斗。后来子弹打光了，敌人也冲到近前了，就与敌人拼起刺刀，几个人全部战死。
李九熙二十一岁，中等个头，长得秀气，朝鲜舞跳得美极了，演戏扮演小媳妇更是以假乱真。曾经男扮女装，深入虎穴，打死一个班的敌人，背回8支步枪。
三个多小时过去了，渔郎村烈焰腾腾，村里村外枪炮声不断。政委“金嫂”将块红布拴在步枪准星处，举向空中摇晃几圈，意思是可以撤了。在西沟制高点上阻击敌人的队长金世，用同样的方式回答：你们撤，我们掩护。
一个中队近30人，有10个人没撤出来，都牺牲了，包括队长和政委。
县委书记崔相东指挥县委机关和全村百姓撤退，有个老人跑不动，他就扶架着老人，落在后面。赤卫队员刘亿万和女少先队员车贞淑见了，回来相帮。先是刘亿万中弹，崔相东也被击中腹部，车贞淑是被鬼子用刺刀挑死的。后来人们找到他们时，车贞淑还有口气，两个耳朵被割掉了。
人称“渔郎村十三勇士”。
一个叛徒能坏多大事
1933年10月4日，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一天朝鲜（族）人家都要做“打糕”。这是朝鲜（族）人特有的一种食品，把糯米蒸至八分熟后捣烂，黏黏糊糊地摊平了，上面撒上芝麻、豆面，再蒸一下，切成块状就成了，味道好极了。
李在德的母亲这天起得很早，还找来同学石光信、孙明玉，帮着忙活做打糕。因为汤原中心县委要在她家开会，研究组建游击队。汤原游击队已经拉起来两次，都失败了。
没有任何要出事的迹象。李在德老人至今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月亮很亮。天黑前收拾停当了，她还和两个同学佯装玩耍，到村外转了一圈儿。母亲仍不放心，又亲自出去转了半个时辰，回来后才把块表示“平安无事”的白布，沾湿了晾在门口的柴垛上。
天放亮时，日本宪兵和伪警察突然将村子包围，挨家挨户抓捕青壮年。这时县委会议刚刚结束。同时被包围、搜捕的，还有格节河、校屯。共约300多青壮年男女，都被带到鹤立镇日本宪兵队，关在个大仓库里。
前面说过，红地盘的人心齐，谁也不给敌人指认共产党员，都说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
敌人把叛徒李元珍找来对质。
李元珍是李在德的同学，开头表现挺积极，还入了团，却总让人觉得虚头巴脑的。李在德一表人才，李元珍就向她求婚。那时乡下十五六岁的女孩，就算大姑娘了。李在德当面拒绝了。李元珍不死心，又托人上门说媒，又被母亲一口回绝了。李元珍家是富农，“北方会议”后搞土地革命，触犯地主富农利益，一家人搬去鹤立镇，没想到竟投靠了日本人。这小子毕竟是个团员，对党团情况多少知道些，或是有所耳闻。
汤原中心县委书记裴治云，县委组织部长兼团县委书记崔贵福，县委委员、妇女主任金成刚（李在德的母亲），还有9名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被李元珍指认出来。
一个叛徒能坏多大事？
“上大挂”（把人吊起来），压杠子，灌辣椒水，最难以承受的是往指甲里扎竹签子——十指连心哪。昏过去，醒过来，一天死活几次。叛徒没出面指认前，都说俺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现在连有的团员也说俺就是共产党。再问党组织情况，一个个铁嘴钢牙，有的说，小日本子，你做鬼梦呀。有的说，俺什么都知道，就是不告诉你们这帮畜生。
那天帮李在德家做打糕的两个同学石光信和孙明玉也被捕了，还有几个团员，都是十六七岁的青年男女。宪兵鬼子把他们单独关押，搬来一台留声机，放些哼哼呀呀的情呀爱呀的歌曲，企图软化他们。任是留声机怎么唱，没人为之所动。
如今，鹤立镇东北原供销社的院墙边，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面嵌刻着裴治云等12位烈士的姓名。
日本鬼子担心群众暴动，在那儿挖个大坑，偷偷地把他们活埋了。
被自己人杀死是个什么滋味儿
延吉县游击队政委朴吉，原名朴润衡，1896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1914年随家迁至中国延吉县。之后，在延吉县太平学校任教，参加支援朝鲜“三一”反日运动，到朝鲜独立军在汪清创办的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即参加独立军的反日战斗。1920年随独立军退入苏联境内，参加朝鲜共产党。1925年返回延吉，受组织委派做群众工作，在长财村组建“高丽共产青年会”，发动群众阻止、破坏日本修筑天图铁路。1929年秋，又到敦化、额穆农村工作，建立“农民协会”、“反帝同盟”。1930年9月1日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延吉游击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被打成“民生团”杀害。
与朴吉在延吉游击队搭班子的队长朴东根，崔相东牺牲后继任和龙县委书记的金日焕，还有前面写过的金圣道，其人生经历及被打成“民生团”的经过，与朴吉大体相似。而金日焕在群众公审大会上被宣布处决时，群众和义勇军官兵喊叫起来，说他是好人，不是“民生团”，要闹事的样子。不得已，肃反委员会答应释放金日焕，却又秘密地将他处死了。
比朴吉小六岁的金圣道，也是咸镜北道人，也是个老资格的革命家。少年时代随父到苏联滨海边疆区，后迁入珲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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