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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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鸟儿被关进了笼子，被拎去台湾还是只笼中鸟。

可他明白得太晚了。

接到那封“相应处理”的电报，在那决定东北命运的时刻，无论张学良想了、说了些什么，他的行动告诉人们的都是：你老蒋不出兵，让我看情况去办，我看是抵不住、抗不了，那就不抵了、不抗了。

当时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在回忆录中写得明白：“从当夜十一时稍过开始直到第二天拂晓让出奉天城为止，中国方面由省长公署几乎是不间断地用电话向我总领事馆表明中国官民均无抵抗之意，要求我军停止攻击；到十九日凌晨三时左右，又通知说要开放城门，以示没有抵抗我军之意。”

不抵了，不抗了，那就这么拉倒了？当然不是。张学良认为日本会抗不住国际上的压力，关东军能很快撤兵。就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身上，期待“国联”能够为他惩罚日本，伸张正义。

儿时，笔者没少听老年人讲：那工夫若是换成大帅，一声“妈个巴子”，早跟“小鼻子”干上了。比起大帅，少帅差远了，还是嫩哪。不然，“小鼻子”也不会把大帅“踢蹬”了。

2001年5月，笔者在黑龙江省东宁县绥阳镇，采访到一位“九一八”事变的亲历者。老人叫陈广忠，九十三岁，当年为北大营7旅通讯连士兵。事变当夜，一颗子弹从左腮打入，满口牙没几颗了。

老人说，开头听到枪炮声，不明白怎么回事儿，长官说是日本子搞演习。炮弹落大营里了，“子溜子”（东北老话，“子”即子弹，“溜子”即弹道）嗖嗖的，天底下有这么搞演习的吗？有的弟兄伤了、亡了，大家红眼睛了。可上边不让打，叫“原地待命”，什么鸡巴“原地待命”，那不是“原地等死”吗？有的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去仓库拿枪，动作快的就拿到了，有的衣服没穿上就让小鬼子打死了。没接到撤退命令，有些军官就在那儿“挺着死”，军人得服从命令呀！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被俘了，有的是被部下硬架着跑出来的。

老人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上边不让打，养兵干什么？打又不打，撤又不撤，就待在那儿挨枪子，妈个巴子，俺们小兵的命就不叫命呀？

用官兵的鲜血和生命，为那打到“国联”的官司的天平上加砝码。

尊敬的洋大人，你们看吧。这满营的弹坑、弹痕，是中国军队自己打的吗？这倒在血泊中的弟兄，院子里的，兵舍里的，床上床下的，不但手无寸铁，而且许多人连衣服都未穿好。还有这些枪库、弹药库，这些轻重机枪、步枪、火炮、坦克，都整齐地摆放着，没一支一门射击过，诸位先生可以随意查勘、检验。如此，9月18日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一目了然吗？

阅遍古今中外的战事，青史留名的，或者以少胜多，或者以弱胜强；或者不畏强暴，宁死不屈。至于屈膝投降，大开城门的时日，许多国家、民族也都有过。可如此不抵抗，挺着死，引颈受戮、受辱的，有几多？还有吗？

鬼精鬼灵的日本鬼子，可是把什么都筹划得明明白白的。什么“国联”呀，“公理”呀，“正义”呀，他们才不在乎这些嘴巴子上的东西呢。在这个世界上，谁的腰包鼓、拳头硬，谁就是老大，有几多人愿意站在明显的弱者、因而注定是负者的一边？他们信奉的是丛林法则，强者、胜者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因为话语权是永远属于胜利者的。他们要的是事实。而且攻击北大营的日军，开头那枪炮打的都是空包弹，见你不还手，这才动起真家伙。万一攻击失利，那我就是搞演习，黑灯瞎火弄错了地方。管你官司打到哪里，“误会”呀，“遗憾”呀，“下不为例”呀，一张嘴，两片唇，一张一合说去呗！

上起刺刀来，

弟兄们散开！

这是我们的国土，

我们不挂免战牌！

这地方是我们的，

我们住了几百代；

这地方是我们的，

我们不能让出来！

……

这是当年东北军的一支军营歌曲《上起刺刀来》，那守土卫疆、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和气概，是何等凛然、豪迈，就像是专为“九一八”的抵抗之夜写的。

山东抗战，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一和于学忠的东北军打起来，八路军就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东北军一些官兵就不打了，或者是冲天放枪了。而在“九一八”之夜后，东北军如果再唱这支《上起刺刀来》，岂不就是羞辱自己吗？

“日本子打进来啦！”原为对外开放，常有外军代表参观、访问的东北国防军的王牌7旅，官兵逃跑的，挺着死的，去库房砸锁踹门拿枪的，拿不到的叫骂着“妈个巴子”，拿到的叫骂着“妈个巴子”不敢违命开枪的，叫骂着“妈个巴子”还击的，这个赤膊，那个光脚，官找不着兵，兵找不着官。

没有比“九一八”之夜的北大营再乱糟的了，没有比那一刻的东北军再狼狈的了。

用陈广忠老人的话讲：“东北军算是把脸丢裤裆里了。”

“九一八”事变后仅4个多月，日本侵略军就夺占了东三省的主要城市和铁路线。

不抵抗政策的另一个恶果，是极大地刺激了侵略者的野心和气焰。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人在给裕仁天皇的奏折中称：“臣等敢言之，对中国领土，可于3个月内完全占领也。”

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盐泽说：“4个钟头占领上海，24小时占领南京。”

毛泽东说：“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

据说，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得没剩几口气儿的张作霖，临死前曾说：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好好干吧。俺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我总觉得，在海外的中国人中，最想念这片黑土地的，莫过于这位少帅了。

有段时间，终于听说他要回来了，当年的大帅府已经修缮一新，多少人翘首等待一睹少帅的风采，可这位东北老乡终究还是没有回来。

也是，怎么回来呀？

如果抵抗了

历史没有“如果”。可对于“九一八”之夜，我们不妨“如果”一下：如果抵抗了，会怎样？

事变当时，日军在东北有正规军1个师团和6个独立守备队，约1。4万人，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余人，另有警察3000多人。东北军有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其中仅北大营7旅就7000多人。东北军散在各地，日军也不是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北大营和奉天城，而是在炮轰北大营后，即在南满（今沈阳至大连）、安奉（今丹东至沈阳）铁路沿线10余座城镇，陆续发起攻击。当时日军第2师团，其主力还在辽阳。攻击北大营的，只是第2独立守备大队的600多人。从宏观到微观，东北军的数量都占绝对优势。

战争当然不是“10个打1个”这种简单的数字游戏。从总体上说，装备当然是日军好，但北大营的7旅一点儿也不比日军差。旅属战车队、迫击炮连、重机枪连，有轻型坦克12辆，8。4厘米迫击炮6门，马克泌重机枪12挺。团属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与旅相同，还有个装备4门3。4厘米口径平射炮的平射炮连。每个步兵连有捷克式轻机枪12挺，同式步枪120支，掷弹筒12具。操持这些装备的，许多军官是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毕业生，还有留学英美和日本的，士兵几乎没有不识字的，基本都是高小以上文化。

在构成战斗力的诸多因素中，必不可少的还有士气和精神的力量。在“不抵抗”造成的乱成一团的当口，那么多官兵奔去枪械库踹门砸锁干什么？那么多人执行“挺着死”的命令，虽然不无悲哀，却也说明并非大难临头就炸了营的乌合之众。而620团3营，从起床到全副武装集合完毕，只用了10多分钟，同样说明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

620团是最后撤离北大营的，姜明文率9连在后面掩护。到达北围墙，刚爬上墙头，外面枪声大作，埋伏在那里的日军一齐开火，子弹打得墙头灰石飞迸。官兵立即卧倒，姜明文指挥几门小炮一阵轰击，就将日军火力压制了。

如果北大营的枪炮都能喷射出怒火，那会是一幅什么情景？

请看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是怎么说的：

如果当时奉天军敢于试图公然反抗，则敌我兵力相差悬殊，日本方面的夜袭必败无疑。只有等待次日，即19日由辽阳赶来的第二师团主力的到来，再次发起攻击。那样，战局就将再起波澜，陷于复杂的状态，决不会有几天内便相继占领奉天、长春以及吉林的结果。

当北大营、奉天城和南满各地全力抵抗时，紧急调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部队乘火车南下，一年前进关的精锐当然也要出关。19日天亮后，再出动飞机。这一天，日本驻朝鲜飞行队也到了奉天，可它能来多少架？东北军有200多架飞机（还有说300架），空中仍然是优势。你打炸我的北大营、奉天城和南满、安奉铁路沿线城镇，我打炸你的军队、大营和南满、安奉铁路，以及一切可以打炸的目标。特别是那个第2师团主力，无论还在辽阳，或是北上奉天途中，都要把它打炸个一塌糊涂。日本军队再多，飞机军舰再厉害，也是远水不解近渴。一时间，即便不是把小鬼子打垮了，也把它打住手了。你打不下去了，那就坐下来谈吧。再把“国联”代表，或调查团什么的找来，那就更好了。

再看江桥抗战，数万敌军在飞机、装甲车、重炮掩护下不断攻击，东北军以死相搏，激战16天，光日军就毙伤5000余人。须知，当时东北已是大势已去，马占山独立难支，他指挥的又是黑龙江的省防军、屯垦军，比起北大营7旅这样的国防军，从官兵素质到武器装备都差多了。

事变之际，最需要的是当机立断，抱定打烂坛坛罐罐也要血战到底的决心。因为对东北、东北军和张学良而言，这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最后的斗争了，必须咬牙横心，豁出老命小命拼命了。

可这位当家人有这等气魄吗？

事变第5天，张学良召集高级将领会议，研讨东北对策。

于学忠认为，日军现在东北各地横行，我们虽然避免全面冲突，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哪怕牺牲3个团，也要给敌人打击，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国人。同时建议在北平的吉林、黑龙江两省军事长官，尽快返回防区，掌握军队。

张学良当时同意了，翌日又变卦了。

奉天沦陷，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跑到锦州挂牌办公。这回从蒋介石到南京政府，可不是有点儿含糊其辞，甚至让人觉得不无嫁祸于人味道的“相应处理”，而是命令抵抗了。因“九一八”事变而特设的特种外交委员会，秘书长顾维钧，或个人，或与宋子文联名，一再致电张学良：“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也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切勿后退。”“航空第一队已限3日内到平，归副司令指挥。”

12月30日，即东北军全部撤退锦州前两天，日军进占锦州前三天，南京政府还致电张学良：

北平张主任勋鉴：密艳电（“艳”的韵目代29日——编者注），并勘日御敌情形，殊堪嘉许！陈述困难各节，均所深悉。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之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日军攻锦时，天津或有异动，亦须预先防止。总之，望该主任深体政府之意，激励将士，为国牺牲，是为至要。国民政府，卅亥印。

“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这话是不是已经说到家了？事变当夜，板垣征四郎是以本庄繁的名义下达攻击令的，一步到位。东北军则是赵镇藩、王以哲、荣臻，一级级请示到张学良、蒋介石那儿，蒋介石又把球踢给了张学良。如果说少帅年轻，还缺乏历练，由不抵抗到抵抗，事变当时就让他作出这样的决断，是勉为其难了，到江桥抗战时已经一个半月了，是不是应该回过味儿了？那边江桥受阻，这边再调集精锐出关、出锦州，向奉天攻击，劁猪割耳朵，让小鬼子两头难受，不是挺好的机会吗？

“九一八”事变后的个把月左右，乃至再长一点儿的时期，对东北的命运走势是至关紧要的。日本也在调整政策，它也不是铁板一块，某种程度上也是走着瞧，看你的动向和战场上的态势。各地一些执掌大权的、后来投靠日本的人，也在看着少帅的动作。同样的荣华富贵，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是不愿意戴顶“汉奸”帽子的。至于马占山、李杜、冯占海、苏炳文等爱国将领，盼望少帅率兵出关，打回老家，那就不用说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你把小鬼子打疼了，让它知道辣椒不是巧克力，它就不得不住手了，甚至可能相当长的时间不敢轻举妄动。这与事变前的隐忍自重，可谓殊途同归。隐忍而无自尊、自重，只是一味屈辱地忍让、退避，这不是纵容、助长侵略者的野心和气焰，把东北拱手让给人家了吗？

即便日本不惜一战，从本土调来重兵，大打出手，东北到底还是沦亡了，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不也能赢得世人的尊敬吗？

“九一八”事变前后，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委曲求全，希望事态不扩大。现在明白了，对日问题实在没有委曲求全之道，过去这样想，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憧憬。今日我们对日本惟有抗战，决不再蹈前此覆辙。

提起张学良，光说道“九一八”事变显然是不公正的，因为他的名字还与“西安事变”紧密地联在一起。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会继续“剿共”，中国的全面抗战不会那么早，日本军队也就不会那么早地陷于中国战场，日本会不会与德国联手，从东西两线夹击苏联？那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会是什么样子？“西安事变”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还影响了“二战”历史。而人类历史上有着共同文化渊源的最大的一群人，当然也包括笔者和本书的读者，今天的生活、生存状态，也极可能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

可张学良在说这话时，他早已成了“不抵抗将军”，东北军早就成了“误国军”，包括我的祖辈在内的3000多万东北人民早就成了“亡省奴”。

全东北工农兵学联合起来呀，

联合起来跑到火线拼命去作战，

张小胡子国民狗党出卖东北啦！

可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啦！

……

国民党成什么样，

日本子进兵快到长江，

谁也不打仗，谁也不抵抗，

节节退让，退到石家庄。

张学良精兵二十多万，

全不抵抗只会交枪，

好个卖国张学良，

出卖中国许多地方。

……

以上分别为当年东北抗联官兵唱的两首抗战歌曲的第一段歌词，一首叫《东北义勇军歌》，一首叫《无耻卖国歌》。其中的“张小胡子”即张学良。东北人管土匪叫“胡子”，张作霖是胡子出身，是“老胡子”，张学良就是“小胡子”。“西安事变”后，就把“张小胡子”、“张学良”改成了“国民党”，“出卖东北”、“卖国”的字样自然也没了。

也被戴上“卖国贼”帽子的蒋介石，也是有颗中国心的。最初的证据是淞沪抗战中，投入几十个精锐师，死打硬拼了一场抗战中规模最大的、也是伤亡惨重的阵地战。

蒋介石不让张学良从锦州后退，并要派去飞机助战，比之事变当夜的“相应处理”是进步多了。可他能亲临南昌指挥“围剿”红军，为什么就不能去北平督师抗战？倘能坐镇北平，严令抵抗，东北军会那样弃守锦州吗？

“攘外必先安内”，在蒋介石的议事日程上，是有轻重缓急的。他总惦着把国内的反对派收拾了，特别是把共产党打灭了，再去对付日本人。

大敌当前，却有那么多打出来的和没打出来的反蒋旗号，不能不让他闹心。中国本来就贫困落后，再加上四分五裂，这个家换了谁也难当。自鸦片战争后，总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官府的腐败、糜烂，更是源远流长，绵无绝期。这些当然不能都怪罪蒋先生，倒是实在难为了这位恰逢乱世的老大难国家的领袖。只是如此中国，就只有安内才能攘外一剂良药吗？强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你再枪打炮轰消灭异己，把本来就贫弱的国力消耗在自相残杀上，这是安内，还是纵外、帮外？家不和，外人欺。有道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从来都是外敌打进来了，自家兄弟抛弃前嫌，携手对外。有时为了内部的安定团结，甚至不惜对外挑动事端，哪有老将的“攘外先安内法”？更何况你果真就有这等本事，能用血腥和暴力把内安了吗？

在后来的八年抗战中，无论蒋介石表现了怎样的信念和气节，也无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怎样像鹰一样冲上历史的天空，在“九一八”事变这样决定民族存亡、历史走向的关头，他们都不是龙，而是虫。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嫩江水流啊流，流过悲惨的“九一八”，流到不屈的哈尔葛江桥。

洮（安）昂（溪）铁路上的哈尔葛江桥，横亘在嫩江上，是向北进入黑龙江省城龙江（今齐齐哈尔）的必由之路。蜚声中外的江桥抗战，就发生在这里。

11月4日，日军第2师团一个联队（团）从左翼渡江，被潜伏在对岸江边蒿草中的省卫队团击退。傍晚，日军在飞机、大炮和铁甲车掩护下，乘百余只木船、橡皮艇，再次强渡强攻。卫队团官兵待敌将靠岸时，步枪、机枪子弹刮风样射向敌群。

5日，伪军在前，日军在后，又向江北猛攻，又被击退。据日方发表的数字，这一天仅日军就亡167人，伤600余人。

6日，日军增调飞机、大炮，马占山也调派援军，并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从拂晓战至黄昏，日军高波骑兵队伤亡殆尽，滨本联队也几被全歼。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辽吉两省如入无人之境，一个小队（排）就可进占一座中等城市，根本未将黑龙江的省防军、屯垦军放在眼里。没想到这些二流、三流的东北军，一出手就把它打成这等模样，就大叫大嚷黑龙江军队得到苏联军火援助，有“新式武器”，为“大日本皇军”的“皇威”和“武士道”遮羞。而第2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因江桥之战伤亡惨重，1933年归国时不敢面对群众“欢迎”，时称“无言凯旋”。

在敌人绝对优势的地空火力下，黑龙江军队伤亡太大，6日晚主动撤离江桥一线，退守三间房阵地。日军也因伤亡累累，无力再战。12日，多门师团主力和长岛旅团、天野旅团及驻朝鲜混成旅团陆续开到，才重新发起攻击。而黑龙江只有3万省防军，可调兵力越来越少，仍顽强抗击到18日，给日军大量杀伤。19日，马占山率部撤出省城后，多门迟疑多时，派人侦察，确认城内已无中国军队，才敢进城。

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

其开始的重要标志，就是马占山将军领导、指挥的江桥抗战。

马占山，原省防军步兵3旅旅长兼黑河警备司令，强敌压境，受命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即坚定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抗战到底！江桥抗战中，多次亲临前线指挥、督战。省城某团增援三间房迟到三小时，马占山当即将团长枪毙。

辽宁、吉林沦陷后，黑龙江人心惶惶，许多官员争相进关。牡丹江警署署长邓铁梅，也辞职不干了。在马占山之前代其父万福麟执掌全省大权的万国宾，携带家眷和金银细软奔去北平是逃跑，邓铁梅辞职南下辽宁是抗战。

儿时，我就知道邓铁梅是我的家乡本溪县人。老辈子人常叨咕他，一口一个“邓司令”，说邓司令那人了不得，是咱们县出的大英雄，提起“邓铁梅”3个字，小鬼子也跷大拇指的。

邓铁梅曾任多年凤城县公安局长，在当地颇孚众望。他来到小汤沟，当地士绅纷纷来见，出钱出枪。各村屯青壮年背扛着大刀、长矛、鸟枪、土炮、“大抬杆”（一种威力较大的火药枪，需两个人抬，又称“二人抬”）、“快枪”（步枪，因射速比火药枪快，东北人称之为“快枪”）踊跃来投，很快组织起一支4000多人的队伍。第二年3月，邓铁梅直接指挥的队伍已达1。6万人，接受改编的3万人，在濒临朝鲜、旅大的安东、凤城、岫岩、庄河等县，形成了著名的抗日三角区。

12月26日，就在东北军即将退出锦州时，义勇军攻打安奉铁路上的重镇凤凰城。邓铁梅亲率一路主力，首先解决了南大街的伪警察大队，随即分兵捣毁了县衙门、公安局，砸开监狱。日军凭借炽盛火力顽强抵抗，大都是庄稼人的义勇军凭借人多势众和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心，几次冲锋，前仆后继，日军除少数钻入地下室，大部被歼。

此后，这支义勇军攻县城、拔据点、扒铁路、炸桥梁，还曾用步枪打下敌机，经历大小百余仗，搅得敌人日夜不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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