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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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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填个表，有一栏“何时参加革命”，我填写“1935年”。有领导说，你七岁怎么就能参加革命呀？我也觉得是个问题，就又加了10年，写成“1945年”。
前面说过，先后任萝北县鸭蛋河和汤原县太平川、洼丹岗区委书记，后来为6军保安团长的李凤林，父母赶大车拉脚赚钱做党的活动经费，并给区委、县委送文件、情报。李凤林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是党团员，连舅舅也帮着汤原游击队夺枪。
见诸文字，这样的家庭，通常叫“红色家庭”、“革命家庭”。而在当年黑土地人的嘴里，则是“一窝子人打日本子”。东北人形容什么之多，常说“一窝子一窝子的”。流行传染病，一家人死光了，也叫“窝子病”。
开头，这一窝子一窝子的几乎都是朝鲜（族）人，像李在德、李敏、李学福等等。后来汉族就多起来了。像杨靖宇每次落脚的人家，大多是这种。后来许多都像王铁环家一样上队了。只是这一切，今天知道的太少，能说得比较详细、具体点儿的就更少。
各地的红地盘，这一窝子一窝子的更多、更集中。而在日伪眼里，红地盘就是“‘共匪’窝”。受日伪宣传影响，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也把红地盘当成“胡子窝”了。
有的一家人都牺牲了，比如6军被服厂厂长裴成春、胡真一的干姊妹谢兴华、5军2师4团团长杜其臣，八女投江中的安顺福、黄桂清和王惠民等等——这就是一门忠烈了。
不知东满有多少，汤原游击队被处死的“民生团”中，有三对夫妻（参谋长张仁秋和队员刘恩淑、中队长柳东镇和队员李银淑、队员金景浩和柳恩素）。中国人管结婚叫“成家”，他们在那种年代虽然没有家庭，是不是也是一门忠烈？
黄有烧房
汤原县太平川区永祥屯，一度改名“黄有屯”（不知为何只是“一度”——望知情者赐教）。
黄有，1899年生于呼兰县，1912年迁到太平川开荒种地。勤劳苦作，省吃俭用，更兼有经营头脑，“九一八”事变前已成当地有名的“黄家大粮户”。黄家20多口人，一座三合房大院套，有200多垧土地，开油坊，养炮手。汤原游击队兴起后，他把6支枪、5匹马送给夏云杰，之后又不断出粮出钱支援游击队。他说俺是中国人，打日本子俺也有份。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当地一些大户也献出一些枪马钱粮。
1935年，黄有参加汤原游击队，先后担任6军军部副官、稽查处长和3军、6军办事处主任。
1937年冬，黄有在石场沟被捕。敌人让他带路找抗联，他说行啊。领着敌人在深山老林里转了十多天，几十个日伪军被冻死，他的手脚也被冻坏，成了残废。
孤身一人，在那大雪封山的老林子里，耍猴般把敌人拖来拖去，几十个敌人冻成僵尸，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需要怎样的大智大勇？他是怎么脱离虎口的？又怎样拖着冻残的身子回到密营？没人会满意就这样几笔带过，笔者对此也是思之痛之，不甘心啊。可就像本书许许多多的人物一样，若非如此，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当时就有人把这些惊心动魄、会使后人刻骨铭心的故事记叙下来，而且没有遗失，也未被野兽损坏（抗联各军藏存在密营中的文件、资料，许多被野猪、狗熊糟蹋了）；二是亲历者，或身边的战友，是幸存者，而且比较长寿。
有名的“黄家大粮户”的当家人，是1938年冬在密营里饿死的。
儿时，常听老年人讲那些有钱人兼吝啬鬼的故事。谁谁一罐罐大洋在哪儿埋着，穿得像要饭花子似的，一个咸鸭蛋能抠半拉月，买二尺布做个枕头也舍不得用，枕个木头疙瘩。老辈人讲这些时，是不无一种赞赏口吻的。今人好像只有哑然失笑，觉得这些土财主实在可怜、可气，土得掉渣。
不知道是否有这类故事的黄有，1936年冬一把火烧了自己的大院套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破釜沉舟、抗战到底的决心、劲头？
6军在汤旺河谷有个舒拉河被服厂，设在屯子里唯一的大院套里，大院套的主人是穆老三。穆老三和留守团长耿殿君非常好，6军官兵路过那儿都在他家吃住，他的儿媳妇和侄女都是被服厂的人——一窝子支持抗战。
黄有在烧自己的大院套前，就一窝子上队了。
4军能在大罗勒密建立根据地，多亏了两个人，大罗勒密伪森林警备队中队长陈云山，大罗勒密镇裕方木材公司经理张景隆。陈云山给4军通风报信，护送往来人员，处死敌人派到大罗勒密的特务、密探。张景隆则成了4军不在编的高参兼后勤部长。
刚到大罗勒密，李延禄觉得山里太穷，人吃马喂，老百姓承受不了。张景隆说这个好办，在松花江上设卡子，往来船只，以粮代税。正值换季，他给买来300套衣服，300双胶鞋。油印机及油墨、钢板、蜡纸等一应物品，当时属严格控制物资，也给置办齐了。还在镇子里帮4军开办药房、邮政代办所，成了地下交通站、联络点，为部队采购药品、订阅报纸。那时抗联抓个汉奸，让家里赎人，不光要枪支弹药粮食钱，还要报纸。成天在山里钻来钻去，外面的世界什么样了呀？4军得来的则全不费工夫。
4军在大罗勒密没打土豪。1军挺进东边道后，也没打土豪。后面将会写到，3路军远征西荒后，就更不打了。而在汤原、珠河、磐石这样的老根据地，黄有们的利益，是曾经被侵害过的。
黄有们的中国心，也就越发地弥足珍贵。
“这是最后的战争”
李敏参军后的第一个上级，是马司务长。
马司务长四十多岁，说六十岁也有人信。1。80米上下的个子，瘦，有点儿驼背，嗓子总是呼噜带喘的，腿脚也不好，还有点儿罗圈，走路像鸭子似的一歪一歪的。那次背粮打仗，缴获两匹马，追马时却跑得比谁都快。把马抓住了，那人就窝在雪地上喘不过气了，嗓子拉风匣似的，李敏就给他捶背。人都背粮走了，他才好歹站起来。那也背了一袋子黄豆，腰佝偻得更厉害了，老远就听那嗓子呼噜山响。那天晚上咳得几乎没睡觉，李敏给他捶背，他还开玩笑，说没事，不会把日本子招来。
马司务长脸挺长，自己说是“姓马，长副马脸”。脸上总是笑眯眯的，看着李敏更是满脸核桃纹，那样子总让李敏想起父亲。听说他当过十几年兵，没结过婚，特别喜欢孩子。那天李升把李敏送到4师密营，吴玉光主任瞅她直皱眉头，马司务长就说让她跟俺做饭吧，一口挺浓的山东腔。
因为第一次听到有人叫他就是“司务长”，李敏就跟着叫司务长。后来听到最多的还是“老马头”。开头，李敏不知道这司务长是干什么的，后来发现他就是个做饭的。也许是在东北军时当过司务长，或是参加抗联后曾当过司务长，李敏没问过，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平时一些人对他并不尊重，叫谁干个什么，到了经常还得自己去干，或是李敏跑去干了。不过，一有敌情，都听他的，他也像立刻变了个人，发号施令，说一不二。
马司务长每天早早起来，去河边凿些大冰块，挑回来化水做饭。他不让李敏干，说小孩子睡足觉才长个儿。李敏就随后跟着。手指冻得胡萝卜似的，猫咬似的，马司务长就用双手给她焐，再用嘴哈热气儿。李敏这辈子没见过那样一双手，皲裂开那些口子呀，像小孩嘴似的。总摆弄水，边上泡白了，中间一道红红的，掰着点就淌血。
开头，见李敏有点儿闷闷不乐了，马司务长就说想家了吧？听大叔给你来段京戏。就唱。嗓子不好，爱跑调，可是十二分认真。如今一听到卡拉OK，李敏就会想起马司务长。
4个多月后，李敏调去帽儿山被服厂。再见到4师的人，她就问马司务长怎么样。半年多后，听说密营被袭，马司务长牺牲了。
王毓峰，宁安县东京城人，1897年出生，五岁成孤儿，十九岁参加东北军，“九一八”事变时为副连长。像陈荣久一样，所在部队要投降，愤而拉出一支队伍，在宁安花脸沟游击。1932年2月率队参加救国军。救国军失败后，收容残部200余人，人称“王团”，在宁安一带坚持抗战。1933年2月参加李延禄的救国游击军，转战宁安、汪清。1933年秋参加周保中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联合办事处，5军成立后为1师2团团长，1937年12月调任4军2师师长，两个月后被叛徒杀害。
李天柱，山东人，比王毓峰小一岁。儿时随父闯关东到依兰县落户，1927年参军，先后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事变后追随李杜抗日。李杜兵败，李天柱报号“自来好”，在依兰一带游击。1935年参加4军，编为5团任团长，之后任3师师长兼5团团长。1937年9月18日，在攻打富锦县国强街基时牺牲。
前面写到张寿海е富悠嫦锨瘢钭接谒呐诘陌研值芩蜗脖颍罄吹绷�6军留守团副团长。1938年秋，他率队在佛爷砬子西山活动时，与几百日军遭遇。宋喜彬在于四炮手下时排行老五，人称“五炮”，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一枪一个。一场激战，30多人就剩他一个，身负重伤，倚着大树，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
李天柱、王毓峰都是旧军人出身，那“自来好”、“王团”在一些老百姓眼里，无异于胡子。而宋喜彬在参加抗联前，无论日伪给个什么职衔，他和于四炮这些人实实在在就是帮胡子。他们在抗联的人员构成中，占有相当比重，颇具代表性。有的曾对共产党有偏见、误解，有的曾走错路，打过游击队、抗联。但是，一旦明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是真打鬼子的，就与之合作，或投身其间，许多人为民族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杨太和，1904年生于吉林，1910年全家走北荒到密山县杨木岗拉拉街，读过五年私塾。1932年初，与苏怀田、田宝贵等人拉队伍抗战，发展到400多人，被救国军编为补充2团，任3营营长。1933年初加入李延禄领导的救国游击军，为1团团长。
妻兄刘相湳是伪密山县县长，让妹妹抱着孩子找杨太和劝降，许诺杨太和当伪自卫团总，并给30垧好地。杨太和严词拒绝，并告诉妻子：你乐意等俺，打走日本子后咱们好好过日子；不乐意等，你可以改嫁。妻子被他说服了。他又说：你哥给日本子干事，俺就不认这个大舅哥了，抓住他一样按汉奸、走狗论处。
在杨太和的影响、带动下，他的弟弟杨太昌、堂兄杨太贵和妹夫陈兴一，都参加了救国游击军，战死疆场。
杨太和骁勇善战，像前面写过的攻打密山县城、袭击滴道车站，都是他直接指挥的。1935年2月，率部攻打勃利县青山沟伪森林警察队，缴获500多匹好马，从此4军有了骑兵部队。
同年9月，4军1师代师长杨太和，在去军部开会途中，与敌遭遇，战斗中牺牲。
4军2团团长张奎，别名老姜，山东省掖县人，1899年出生，当过工人，后流落到俄国远东地区做工，十月革命后入党。1933年春，受党组织派遣回国，任救国游击军参谋长，年底调密山县委工作。1934年6月，密山游击队队长朱守一牺牲，张奎继任队长。张奎热情、豪爽，有勇有谋，指挥作战冷静、果断。从游击队长到团长，率部转战密山、穆棱、林口、依兰、勃利、方正等县，屡获胜利。1935年秋在林口穆子沟，突然与日伪军遭遇，立即先敌开火，同时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势，毙敌50多人。
驻平阳镇伪骑兵旅机枪连连长胡伦，四川省广安县人，是和邓小平一道赴法勤工俭学的，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曾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1930年初被派到东北。利用这种关系，1934年初，张奎到连部当了一名马弁。他与士兵交朋友，结拜兄弟，宣传反日救国道理，发展了14名反日会员，还有3名党的积极分子。5月，他和胡伦率轻机枪排起义，携6挺机枪投奔密山游击队。
2团是4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1936年4月，为避开敌人正面“讨伐”，2团连夜从依兰莲花泡横渡牡丹江，向方正转移。春天风大，船小，每次只能搭乘3人，张奎是最后一船。这时风更大了，小船倾翻，3个人都不会游泳，全部牺牲。
1934年1月28日，高玉山的国民救国军攻打虎林县城，特务营3连陷在城内，除两人生还外，全部战死。
1936年春，根据省委指示，6军抽调精干人员，组织一支120多人的南满派遣队，远征南满。渡江后进至依兰县大砬子屯，与日军遭遇。大批日伪军不断赶来，派遣队退守附近的西湖景山上。激战一天，弹尽粮绝，毁掉文件和短枪，与敌人拼刺刀、抡棒子，全部战死。
汤原反“民生团”后，省委派巡视员田学文代理政委，不久在西北沟打了一仗。敌人火力很猛，“田同志手提撸子无有子弹，要求队员一支夺子枪（“夺”应为“剁”，旧时胡子常把步枪抢管锯短，以便携带、隐藏，称“剁子枪”——笔者），有三粒子弹，堵子（独自）抢上北岗，去夺满狗兵的枪，满狗看见把田同志打死了”。
人们常用“枪林弹雨”形容敌方火力之猛烈、密集。比之后来东北解放战争中美械装备的国民党远征军，日伪军的火力要差，比之抗美援朝的美军差得更远。可抗联的武器更差，火力更弱，兵力更少，根本不成比例。而且，东北抗战是十四年，战死的几率自然也高。
2军能造“炸弹”，战场上比别的军就占些便宜，炸自己的时候也挺多。1935年春进攻辉春驼道沟，4团2连指导员文涉“身先士卒，在将军队已经进展到敌人房所跟前，燃炸弹以轰炸敌人的时候，此时炸弹未等出手先爆发，而将自己炸死。”类似情形，在同年显然是2军写的《东北三十四名抗日民族英雄牺牲情况简记》中，有名有姓的就有4人。前面写了，5军警卫旅2团团长张成地对政委赵永新说：你得赶紧让俺入党，谁知道哪天让敌人打死呀？而在《饶河反日总会悼文》中，追悼者则明确无误地称自己为“后死的我们”。
当年的《国际歌》，将“这是最后的斗争”，译作“这是最后的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场战争就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的战争。而这些唱着歌儿在黑土地上冲杀的有名无名的先人们，也时刻准备迎接最后一颗子弹。
六、联军
第25章 他们曾经热血沸腾
土龙山暴动
我的爷爷的爷爷，当年闯关东走到奉天省凤城县碾子沟，抓把土，那感觉，用我爷爷的话讲是“从手指丫里往外冒油呀”。正值青春年华的爷爷的爷爷，跪地“咣咣咣”磕了3个响头，说了些祈求天地神灵保佑的话后，对我的3个疲惫不堪的童年的少年的爷爷下达命令：不走了，就这地场了！
从山东到东北，我的爷爷的爷爷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是实实在在没见过世面的农民：比之北大荒那辽远广阔的纯正的黑土地，这点儿油水还叫油水吗？
由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冲击而成的三江平原，丰饶肥美，是黑钙土中的上品，其中又以依兰、宁安、密山为最，而土龙山又为依兰之最。
土龙山是依兰县的一个行政区，位于依兰、桦川、勃利三县交界处，因西北角有一龙形山峦而得名。这里是通往县城的一扇门户，东北多山，西南多平原，来才河、松木河、七虎力河、八虎力河横贯全区，河川秀丽，美上加美，更是庄稼人的乐土，光绪三十年（1904年）即有人来此开发。到土龙山暴动前，全区40多个自然屯划为6个保，有居民7万余，可耕地约13万垧，其中熟地（第一年开荒为“生荒地”，土凉，产量少，第二年为“半生荒”，第三年即为“熟地”）占一半左右，盛产大豆、小豆、高粱、玉米、谷子、粳子等农作物。
侵略者就盯住了这里。
1936年，关东军拟定个《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草案，日本广田内阁采纳了这一方案，并将其定为七大国策之一，伪满傀儡政权则将其作为三大“国”策之一。
所谓“百万户移住计划”，就是从1937年到1957年间，用20年时间从日本本土向中国东北地区移住100万户、500万人。当时预计20年后东北人口将达5000万，而这500万人加上自然繁殖，日本人可占东北总人口的1/5左右。
自甲午战争后，日本不断对外侵略，仅日俄战争伤亡即在10万人以上，这些人几乎都出自农家。日本国土狭小，耕地有限，农村劳动力过剩。“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弄出个“满洲国”，再弄出个“百万户移住计划”，这些人就开始漂洋过海“闯关东”了。
这本来就不是通常意义的移民，更不用说前期都是杀气腾腾的全副武装了。像1933年2月进驻桦川县孟家岗的“弥荣”开拓团，又名“吉林屯垦第1大队”，完全是日军编制，493户编为4个中队、12个小队，大队长市川益平中佐，除每人配备步枪（手枪）外，还有4挺重机枪、2门迫击炮。
鬼子的算盘拨拉得精明。移民后，这些人不但解决了自身的困苦，卸掉了日本的负担，还能为帝国增产粮食，又加强了“满洲国”的警备力量。像第一批武装移民到达佳木斯后，驻防当地的日军一个大队即撤走了。而向中苏边境地区移民，对于日军北进，防苏南下，更是意义非凡。待到百万户移住成功，连居民结构都改变了，那就是“铁打的‘满洲国’”了。
被视为“开拓之父”、供奉于各地开拓团神社中的东宫铁男，是关东军陆军步兵大尉、“满洲国”军事顾问，任职于吉林“剿匪军”司令部，1932年夏率司令部进驻依兰。松花江两岸的肥沃土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剿匪”之余，一个念头就萌生了。鉴于台湾移民失败的教训，他极力主张集团性质的武装移民。
问题是移民地区的老百姓怎么活呀？
且看1933年6月12日桦川县民众代表李东升等人《给哈尔滨日本总领事森岛的请愿书》：
桦川县永丰区孟家冈、霍家营、八里岗、永平岗四屯村民，共有官发地契的熟地1195垧，荒地4535垧，大房96间，小房150间，井26口，磨5个。本年贵国屯垦军到来，把我等四屯的土地、房屋全部归其所有。由于我等所购置的土地，及亲手建筑的房屋被屯垦军占据，多数村民将要失业，很多人会因为没有生活出路而离乡背井。我等以农为业，以生产五谷为收益，各户都靠此养育老幼，但现在这些土地已非我等所有。我等本来是有土地和房屋的，但被屯垦军占有，使得我们无土地耕种而不能糊口，无房屋居住又如何得以安身，若遇匪兵，欲迁往适当地域也无资金，这是何等困苦之境况。
丧失土地，没有生产资本，我等就会饿死。因而，我四屯村民选出李东升、王经九等6名代表来哈，向总领事请求对贵国屯垦军占有的土地房屋发给相当的价款以示抚恤，仅防我等离散，以安民生。
稍微有点儿人性，能拒绝这样的要求吗？
第一个武装移民点是桦川县孟家岗，第二个就是依兰县土龙山地区。
开拓团要种地，地从何来？买。为准备日后大规模移民，1933年10月10师团向关东军司令部提出报告，要在依兰、桦川、勃利、宝清、虎林、密山收买可耕地165万垧，占6县可耕地的60％。其中依兰是35。5万垧，占75。5％。收买价格原来宣布熟地每垧10元，荒地每垧1元，实际操作时一律变成了1元。而当时依兰土地的买卖价格，是上等熟地每垧121。4元，中等熟地82。8元，下等熟地58。4元，上等荒地60。7元，中等荒地41。4元。
与这场人类史上罕见的圈地运动同时进行的，是收缴民枪。
1934年2月中旬，由关东军司令部、拓务省、10师团和东亚劝业公司派员组成土地收买机构，派出特别工作班第2班来到依兰，谁不交出地照，就闯进去翻箱倒柜。有时这一拨还没走，收枪的又来了，闹得鸡飞狗叫，乌烟瘴气。
东北民间枪支，早已有之，“九一八”事变后散落更多。是你们日本子搞得天下大乱，连你们自己都轻易不敢出城，怕挨揍，我们用枪看家护院，保护地面，你凭什么给收走？“耍正月，闹二月，沥沥落落到三月”，4月就该忙活备耕了，你把地抢走了，叫庄稼人指望什么去？就算买，出10倍的价钱，那也得乐意卖呀！
火上浇油的是，孟家岗一带的开拓团缺乏农具、牲畜，有的连种子也没有，就抢当地农民的，甚至到土龙山地区抢劫。
有老人说：祖祖辈辈只闻“官逼民反”，这回是让日本子逼得没活路了，“起哈子”了！
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到二月二“龙抬头”，乡下的鞭炮声是不断的。可突然间响起来，人们心头就会一紧，赶紧看看是不是收枪收地照的人来了。
土龙山5保甲长景振卿、2保保董曹子恒，利用春节拜年访友，到大洼、来才河、双龙河一带串联，首先拉起了队伍。
5保保董兼自卫团长谢文东，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也在活动。
谢文东的形象，用王钧老人的话讲，短粗胖，像个地缸子似的，有些拔顶。
谢文东是奉天省宽甸县人，1887年出生，念过几年私塾，十六岁当家，种过地，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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