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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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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周保中在日记中写道：
日来得情报，日贼增兵下江各地，兵力甚厚。
8月15日，《抗联总司令部、三军司令部给吉东省委并转五军军部信》中说：
目前各军猬集依东，虽然给敌人很多困难，但是我们热烈号召江南部队，应当认识英勇突破新区的有重要意义的行动。是粉碎日贼“讨伐”有效办法，希望保中同志站在各军配合活动的必须条件上，加紧号召各军分头声援突破竞赛，以便胜利冲突今年度日贼“讨伐”以便准备一九三八年度的反日游击运动的新的形势的展开。
8月28日，《赵尚志、张寿海Ц樾值男拧分兴担�
依东为各军猬集之区，队伍最多集结在此地，如五军、八军、九军，三、六军之一部，独立师（现改编为第十一军）这些部队，都不能分头突击，表现浓厚的苟安一时的状态，可是他们每天口里喊：“日贼计划，将我们趋于吉林东部，集而歼灭之”，可是有些同志，却表了与一些义勇军首领一样的庸俗的糊涂的态度，我们认为依东各军，将被敌人迫挤，而四散，那时才能突击，这种自然性的开展突击，是极危险的。
关书范认为，联军密集下江，正是中了敌人大包围的政策。
侯启刚认为，联军今年不远征，明年一定会遭受严重打击。
金策认为目前形势非常危险，首先是违背了游击战的原则，更可怕的是联军不能统一号令、行动，各军在下江地区打圈子，为利益争执、摩擦，而看不到这种危险性。为此，3军、6军抽调精锐，组建一个模范师，由6军1师师长马德山任师长，金策为政治部主任，向同江、抚远、饶河、虎林等边界地区突击，开辟新区，牵制、调动敌人，当然也期望这个行动能够起到模范带动作用。
3军去年秋末冬初开始的历时半年多的西征，胜利和代价都是巨大的，战略上调动了敌人，减轻了下江联军的压力。眼下，抗联史上少见的兵力猬集，各军之间的矛盾、冲突不用说了，其潜伏着的巨大的危险，即便有些人看不出、悟不到，在有识之士的不断点拨、警告、吁请下，也应该明了了。1937年的东北，特别是北满，仍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联总、3军8月15日的信中，也指出一些方向、地区。各军有计划地将主力撤离下江，既能抢得先机，避免被动挨打，又使联军不再摩擦，甚至后来党内的“路线”斗争或许也能避开，或者缩小范围，降低影响，应该是一举数得的事。
远征，开辟新区，就是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进击，而所谓“统治薄弱”的主要特征，就是尚未建立“集团部落”。3军的成功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有人看到的则是另一面，新区没有党群关系，沿途地理不熟，还有敌人阻截，困难、危险会更大。有的则为眼前表象所迷惑，并迷恋，让他们离开安乐窝，像3军那样露宿风餐，饱尝“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滋味儿，也真像大象的屁股——难推动。至于8军那样不择手段地征收捐税，攫取各种物资，目的之一，就是准备落雪后进山猫冬了。
在“我不是替尚志说话”的那封信中，谈到8军和3军的冲突，张寿海担骸叭赵艨茨忝悄值恼胬郑忝嵌及镏毡尽！�
日本鬼子乐的不光是联军之间的冲突，还看到联军在下江按兵不动。
第32章 误会与分歧
珠汤联席会议
1934年4月、6月、9月、12月，上海中央局曾4次遭到破坏，都是主要领导人被捕叛变。而满洲省委代理书记杨光华，是10月份从上海中央局调来的。王明、康生即怀疑满洲省委也有问题，指示杨光华等省委主要领导到莫斯科讨论工作，实际是撤销了满洲省委。
二十七岁的代理书记，显然是意识到了满洲省委的末日，及其对正在浴血奋战的抗联将士将意味着什么。1935年4月5日临行前，发出《中共满洲省委临时通知》，要求“各地党团应经常遵循中央的指示，努力把它适合各地的状况，勇敢的、独立的、有信心的、自主的进行工作”。
这应该是满洲省委成立8年来的最后一份文件，也是一封语重心长的告别书。
很快，从莫斯科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到代表团海参崴交通站，再到吉东特委，最后到东北各地党组织，一条新的领导渠道开通了。
吉东特委取代了满洲省委，指导、领导平行的各地特委（中心县委）。
问题不仅是名不正、言不顺，有悖党的组织原则，还在于1936年满洲省委正式停止工作，而留守机关一直存续到6月，王明、康生始终没有通过任何正式渠道宣布撤销满洲省委。
组织关系紊乱造成的混乱和麻烦，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1935年秋，珠河中心县委和3军，接到吉东特委转来的王明、康生6月3日《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下称“王康信”）。年底和第二年春天，又接到吉东特委《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信》（下称“吉特信”）、中央驻东北代表《给珠河党团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信》（下称“中代信”）。
随“吉特信”转来的，还有一封使县委和3军领导大惑不解、又立刻警觉起来，甚至惊出一身冷汗的密信。
秘信的大意是：1。通知我们说满省内部有奸细，叫我们立即与满省断绝一切关系，并转告三、六、一军各地组织也完全与满省断绝关系。2。全东北党组织将变更为吉东、南满、东满、珠河四个省委，旧满省已无存在之必要。3。并说旧满省主要负责人自红五月发出临时通知独立工作后就离开满省，现在留在满省的负责者，只是维持各地关系，不负有解决任何政治组织问题的责任和权利。4。并说这是旧满省负责人由国际来的指命。5。并说你们（指珠县委）和我们（吉特）发生关系，就是将来恢复上级组织关系的办法。6。前给你们王康指示信并通知你们王康之为谁，当时还有个小纸条，被交通失掉没转到你方，小纸条上写的是“不要把王康信送给满洲省委”。7。注意考察满省红五月后的来人。
所谓中央驻东北代表，即前面曾经写过的吴平。吴平是和魏拯民一道回国的，东满与吉东有来往，南满通过东满也能得知些情况，唯独北满对这一切浑然不知。
李范五老人在回忆录中说，得知满洲省委有内奸，“感到十分震惊”。当时他是吉东特委代理书记，一切了然于胸，消息来源绝对可靠，尚且如此，蒙在鼓里的珠河中心县委和3军领导该是何等心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心县委派团县委书记韩光去吉东了解情况，人没回来信到了，说的跟密信一样。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4军政治部主任罗英被捕叛变，吉东特委被破坏了。
使北满和吉东即将打起笔墨官司，并最终导致赵尚志厄运连连的第一个环子，好像是杨光华上海中央局的来历。此后造成彼此误会、猜疑的事例（1936年9月18日，《中共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关于组织北满临时省委的决议》中，列举许多）难以具细，突然间与吉东特委被破坏这个环子衔接起来，就阴差阳错一步步都赶到点儿上了。
中心县委和赵尚志，越发感到问题的复杂和严重性，又派人去哈尔滨满洲省委，见到光杆一人留守的省委常委、团省委书记小骆。小骆说可能吉东有奸细，要中心县委和3军注意审查。
这么一来，赵尚志等就更加一头雾水，满脑子“？”、“！”了。
前面说了，南满北满都曾有奸细混入队伍内部，杨靖宇、赵尚志都曾险遭杀害。东满反“民生团”的悲剧，神经过敏固然是原因之一，实际上鬼子在这方面从来都没闲着。或派人潜入党和抗联内部，或利用各种关系、手段策动反叛，日本的谍报机关是颇有一套的。东北党的弱小，特别是地方工作的薄弱，则使敌人有机可乘，也给当时和今天留下许多难解之谜。
而这一刻萦绕在赵尚志等人的脑海中的，则是省委有内奸，为什么不按照组织程序快刀斩乱麻？是中央正在考查，不便说明？那可真得倍加小心了。可省委主要领导去苏联快一年了，也没觉出什么异样，吉东却是真的出了问题。怎么还冒出个中央代表？吉特取代省委，且不说组织原则上站不住脚，倘是内奸从中作祟，操控、垄断一切，那不是太危险了吗？吉特发来、转来的信件，手续上也不正常，像“中代信”是3军4师从密山县委接得的。
还有，韩光去吉东，是要他搞清真相一定要回来的，也巧了，正赶上海参崴交通站点名通知，要吉特和珠河的两位团委书记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六次代表大会，可珠河这边不知道呀。这人怎么来封信就没影了？是不是也出了什么问题呀？
而且，问题并不仅仅是误会、猜疑。
“吉特信”、“中代信”是“王康信”的补充信件，三者涉及的都是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总策略和具体方针。
“王康信”是在共产国际准备召开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写的，主要内容是阐明抗日统一战线、战略方针、游击运动和党的领导、党的建设、群众工作等问题。信中指出要打破关门主义，不能把上层统一战线和下层统一战线对立起来，甚至把搞上层统一战线看成“上层勾结”，要以我们的队伍为中心，团结一切反日武装共同抗日。
“王康信”与近两个月后的《八一宣言》，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们与两年前的“1·26”指示信，同为指导东北抗战的重要文献。但是，像“1·26”指示信一样，“王康信”中也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比如把对伪军和地主武装的兵运工作，提到“占党的工作第一等的重要地位”，应集中最好的力量打进去，“牺牲一部分地方党部和支部的工作都是值得的”。
“吉特信”和“中代信”除再次强调反日统一战线外，又进一步强调了“王康信”中的一些错误。如“中代信”中说“不应把满军与日军同样当敌人看待”，“吉特信”说对伪自卫团“一般原则是联合或中立，而决不是和他们打仗”。关于“集团部落”，“吉特信”要求“在我们影响下的居民不要单独留在山中，应与其他群众一同移民大屯”，“在大屯内应成立合法的半合法群众组织”，“推荐我们指定的人作保长、甲长、牌长”。“中代信”则干脆说：“对敌人的并屯政策不公开的反对。”
三年多前，满洲省委从吉东方面接得“1·26”指示信后，也曾怀疑信是假的。那仅仅是因为信的内容，觉得与此前的路线、方针、政策差异太大。而这一刻，本来就一脑子问号，又因了信中的一些错误，更加使人疑窦丛生——珠汤联席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北满与中央的联系已经中断一年多了。
9月18日，珠河、汤原两个中心县委和3军、6军党委联席会议，在汤旺河沟里帽儿山北坡3军被服厂召开。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张兰生、宣传部长冯仲云、团委代理书记朱新阳，汤原中心县委书记白水江，3军军长赵尚志，6军军长夏云杰，参加会议。列席会议的有3军1师政治部主任李福林、3师师长李熙山、6军秘书长黄吟秋。
在朱新阳写于同年（无月日）的《关于珠、汤中心县委及三、六军联席会议草案之说明》中说：
老冯说，王康指示信是对的，和中央与吉东的信不同，中央和吉东的信差不多是投降了。
老赵说，王康信大部分是正确的，比中央和吉东单纯退守政策强得多，因为他（王康信）提到了斗争，也主斗争，不是退守政策，可是他没有提出反抗的出路和斗争的出路来，如关于保甲大屯问题。
我说，王康那时接到的报告材料，满洲还没有归大屯。
老赵说，那时已竟开始了，决定一个策略，不是根据环境来的吗？你看信中所讲的，那时东北的环境如何？他指点着信中所言的保甲制问题与无数农村被毁灭，千百万民众被屠杀的问题说，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引不起农民暴动呢？可见那时的情形已是这样，不过没有现在明显巴了。一个策略的决定，要指着竟看现成的，那也不叫策略，那叫马后课（他还说很多，我记不清了）。
老冯这时不出声了。
我说，我们对总的路线并没有问题，主要是关于新路线的了解问题与运用问题。这封信根本是正确的，可是不知为什么，看完了总使人的感觉容易走向右倾，假设要站在右倾的观点曲解这封信，那可就糟了。
历时3天的联席会议，主要议程为对目前东北形势的分析、关于党的新策略的运用、关于组织问题、工作报告和检查、新的工作布置计划等。赵尚志等人作了报告，大家讨论了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策略，做出《珠汤中心县委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分析与我党新策略任务的决议草案》：
目前，我党的中心策略是“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由于这一策略的正确，使反日运动开展了新的局面。可是并没有完全获得应有的成绩，这是因为（对）新路线本质的理解与实际灵活运用上，从我党上级到下级都负极严重的错误，使新兴的反日运动不断的受到挫折。
在满洲复杂的环境中，吾党组织紊乱情形下，东北反日运动正处在紧迫的关头。奸凶的日本帝国主义惯会利用反动派别、奸细组织，混淆吾党之正确路线。目前已产生了似是而非的路线与许多极端可疑之事件，使反日运动受到无限损害，几乎走向自行消灭之危机。可能奸细存在，我们对组织问题，除采用特别办法正当解决外，对于新路线的运用问题，就不得不更加警惕了。因此我们在九月十八日“珠汤中心县委联席会议”席上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精神下，热烈的讨论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从新研究了王康、吉特及中央驻东北代表的指示信，并根据年来统一战线工作中血的经验与教训，及最近工作之检查，发现了右倾路线的严重危机，一致提出坚决反对，号召全党同志开展这一斗争。
吾党新策略全民统一战线的运用，必须是站在进攻的立场上，积极的意义上，懂得进攻和退守战略，根据实际环境灵活运用。
为胜利的冲破今年秋冬期大“讨伐”，队伍要采取进攻策略，向新区开展，向日“满”统治环节薄弱的隙锋（缝）中突击，以出奇“制胜”的游击战术解决敌人。
关于如何对待“集团部落”、伪军和日伪在农村的统治，决议草案也提出自己的意见。
会议根据冯仲云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明确表示：
满洲省委既已取销，组织混乱如此，路线方面错误如此严重，对于旧的满洲省委以及吉东特委、“中央驻东北代表”，站在巩固党的立场不得不均加以否认，并由自己找上级关系。
同时站在布尔塞维克自我批评精神立场向中央提出严重批评。（一）在战争革命环境中各级党部独立工作是万分必要的，但目前有可能环境之下不应如此长期放弃领导。（二）如果吉东“中央驻东北代表”是正式的话，不应如此忽视组织的关系。（三）共产国际七次大会开过逾年，然主要文件迄今未曾送来，这些对于党责任观点上不容许有这样的现象。同时建议中央要彻底检查这一组织上关于混乱严重现象和错误责任，肃清吉特内部其他之派别以及奸细出党，北满临时省委员会于直接关系发生后，另行依据新指示建立组织后取消。
二十四年后，冯仲云老人回忆道：“当时大家——主要是我和赵尚志——认为这是个大事情，若错了，我们都得受处分。因此省委是临时的。”“我们认为找到中央再说。”
省执委扩大会
联席会议决定的向新区开展，“向日‘满’统治环节薄弱的隙锋（缝）中突击”，具体是“三军主要负责突破西荒大界，即龙江广垣嫩江平野。六军开辟萝北、绥宾、太平沟一带工作，以便将小兴安岭周围全部开辟成游击区，并占领大兴安岭以之为根据”。
会后不久，赵尚志即率军远征了。
就在西征部队顶风冒雪，一路不断与敌激战，牵制、调动大量日伪兵力，减轻下江联军压力的同时，猬集下江的联军开始纠纷，吉东与北满之间的党内论战也拉开了序幕。
联军会议结束后，北满临时省委派人将会议文件送给周保中和5军党委，“我们觉得这些文件对于全满工作上都有极大的意义”，“希望你详细研究并提出意见”。
12月28日，《周保中给李福林的信》中说，看了会议决议案，认为“问题是极严重”，“目前必须先和你接见会谈一切。赵军长同志若不能南来，张寿海Щ蚍胪疚癖啬侠聪群臀一峒亲罱粢惹小薄�
吉东特委和中央驻东北代表是怎么回事，周保中当然明了了，北满临时省委一概予以否认，问题当然就严重了。而且，吉东、北满长期各自为战，领导人难得见面，难免也有误会。还有，中央代表团决定撤销满洲省委后，组建了哈尔滨特委，珠河中心县委与哈尔滨特委取得了联系，而吉东对此一无所知。像北满不明白吉东哪来的“中央驻东北代表”一样，怎么又冒出个“哈特”呀？吉东方面也是疑窦顿生。
1937年1月24日，《周保中给冯同志并转赵尚志的信》中说：
一切严重趋势的基因，在于北满党和三军对中央路线的分歧和怀疑，时间延长一天，影响与目前更紧张斗争形势的游击运动的潜伏危险性加大一天。
然而我们终于相信北满党和三军同志是布尔塞维克的党，是中共中央总路线的英勇执行者，是东北抗日救国游击运动中的支柱。所谓路线分歧，实际上不过工作中的执行方式的某些差别，并且有许多所谓的路线分歧问题，实出于误会与联系交通的隔绝所发生，但是若再延长下去，那末真正就有形成路线分歧的危险。
25日，《“诵”（于化南，吉东特委委员、中央驻东北代表的联络员——笔者）给冯同志、赵军长的信》中说：
我在牡丹江与李福林同志会见，谈话的结果，才详细知道你们与中央断绝了直接相互的联系一年之久。同时，读了北满临时省委决议案内着重提出组织紊乱、路线分歧等字样，我们这都没有什么，不过是你们和中央关系隔阂，有些疑点，无处去质问。同时，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及关于统一战线新材料，你们没有得到，路线之运用，还墨守旧规这两点而已。
尽管有误会，这时都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挺平和。
书信往来是一种交流、沟通，但有些话是当面才能谈得开的。书信有局限不说，有时片言只语，还可能加深误会。可是，率军远征的赵尚志不可能南来，张寿海А⒎胫僭朴胫鼙Ｖ幸蚕喔艏赴倮铩Ｖ鼙Ｖ杏胗诨媳鄙先ゼ陨兄尽⒎胫僭疲惨蛲脑颍潜咭惶邮乱膊荒艿⒏樘茫坏貌恢型痉祷兀敖粢惹小钡幕峒簿湍岩允迪帧�
接下来的书信往来，就成了笔墨官司。
2月12日，于化南以“站在吉东党资格”，致信北满临时省委和3军、6军领导，比较系统地批评了珠汤联席会议决议草案中的一些问题，“如果认为王、康是右倾，那么国际和中共中央也是右倾的，这样能说得通吗？”指出北满党军是“曲解王康信内保存实力避免干部牺牲为退守策略”。
3月2日，即冰趟子大捷的前5天，《×××（笔者将姓名隐去）给珠河、汤原中心县委转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认为联席会议“毫无根据在组织上否认中央驻东北代表来信是错误的”，“实际上组织关系并不混乱，是你们自己小资产阶级神经过敏无端生疑”，“我坚决要北满临时委员会彻底猛醒”。
不久，北满临时省委接到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文件。这回不用猜谜了，冯仲云等人感到批评“王康信”在组织原则上是站不住脚的，开始转变态度。但仍坚持认为“吉特信”、“中代信”“在王康信了解上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在具体工作的指示上因为不了解与北满实际的情形，过分的肯定而有许多毛病和错误。正因这样，吉特个别的同志更扩大了这一右倾错误，而犯了更多和严重的错误！”
之后，表面上看似乎没了误会，转而争论具体策略上的分歧，你说我右倾，我说你“左”倾，调门高起来了。
5月15日，《周保中给王光宇的信》中说：
我们吉东党不是不有错误，但是不符合于北满省委的指责，总之北满党之路线转变须要我们的援助。吉东自己的部分的“左”右倾，亦不能不彻底纠正。但是我们要了解北满是违反路线的错误，吉东是路线运用工作中的错误。
10天后，《中共吉东省委给南满省委、道南特委、二军党委、二军二师党委的信》中说：
北满及3军同志“一贯的‘左’倾。其最大表现作成一九三六（年）十月的珠汤联席会议的决议，反国际反中央（不可否认的中央对于组织联系及政治上领导有缺点）”。
6月下旬，在北满、吉东间往来奔波了半年的交通员，终于有机会喘口气、歇歇脚了。
28日，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在帽儿山6军被服厂召开了。
参加会议的是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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