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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之钢蚁雄心-第1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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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郧之所以研发集束炸弹,就是为了给川西的重炮部队报仇,日本鬼子悍然毁灭了三个重炮营,导致石家庄守军暂无重炮可用,数万华夏将士被压着打,伤亡极其惨重,于公于私他都要报复一下。

    而集束炸弹,正好可以扭转这个局面。

    本来刘少将还打算熬一个通宵,再制造二百枚集束炸弹,待天一亮,就全部投送到新乐与正定城内,如果效果良好,而且还有富余的话,就全部送给大沙河以北的第六师团。

    对于九州的矿工师团,他总有一股憎恨的仇视感。
………………………………

第三百五十六章 华北停战

    得知日军竟然秘密求和后,刘亦诚也有些傻眼了。

    眼前的这一百多枚集束炸弹,岂不是白搞了,他现在也明白这类炸弹的恐怖了,一枚下去,就能收割一两百条人命,而且想躲都无处可躲,简直比地狱中的恶魔,还要像恶魔一些。

    眼看还有几个小时就可以投放了,现在日军却要议和了,议他妹的和。

    不过他自己也知道,聚集在正定与新乐城内的日军,应该还有上万人之多,即使集束炸弹再厉害,也不可能将他们全部炸死,最后还是需要普通步兵去一一荡平,那时我军死伤惨重也是必然的。

    现在日军既然想议和,也就是说这些日军有可能投降,只是还有些附加条件而已,不过还是“投降了”。

    好吧,再普通的华夏士兵,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家人与生活,有父母有子女的人,这种无谓的战争不打也罢,刘郧决定代表石家庄的军队,接受日军的“有条件投降”。

    不过他不要什么虚名了,一切只要实际的结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受伤的日军”可以安然离去。

    什么是受伤的日军呢?

    那就是丧失战斗力的鬼子士兵,比如缺胳膊少腿,比如重伤未愈,比如失去了两根大拇指的伤员等等,当然还有文职人员、医护人员,以及受到南京“特殊赦免”的军事人员,可以不算在此等行列之内。

    刘亦诚如此阴狠的方法,倒是令老蒋茅塞顿开。

    对啊,那些重伤未愈的鬼子士兵,即使留着也是一大祸害,华夏军队又没有日军那么凶残,还可以用这些人来练练刺刀,反而还要花费宝贵的医疗资源,去救治这些罪恶滔天的侵略者,现在正好借着华北议和的名义,将他们扔回日本本土去,那才是上上之策。

    文职与医护人员都属于非战斗人员,当然要单独考虑。

    至于“特殊赦免”也好理解。

    一个师团又三个旅团之中,光将军的数量就不止十个,何况在这些被围困的日军之中,应该还有不少来镀金的皇亲国戚,若是一股脑儿全杀了,也确实不太好,这些可都上好的交换人质,不能浪费不是。

    想要南京特赦,也好办。

    那就让日军总部自己开个清单,与南京谈好了价钱再说。

    老蒋可是炒股票的高手,没有三倍以上的赚头,你看他与你做交易不,而且由于东北沦陷、平津沦陷,很多革命志士都被日军所逮捕,也正好乘此良机,将他们一一的营救回来,其中就包括吴佩孚的旧部及其家人。

    至于“失去大拇指的伤员”,老蒋就有点闹不明白了。

    在旁参议的白上将眼睛一转,立马向他解释了一下,一个普通人若是没有了大拇指,今后就拿不稳刀枪了,自然就很难当兵打仗了,刘郧这也是故意让普通日军有空子可钻,可借此方式逃脱被俘的命运。

    不过代价就是——永远损失作战的能力。

    老蒋想好了之后,即刻向二十二集团军发报,命令他们暂停进攻,如果当日上午12点之前,还没发来新的命令,邓锡侯部、李家钰部、孙震部等华夏军队,应即刻发起最后之攻势,活捉土肥原贤二等敌酋。

    事实上,日军上下远比老蒋要急。

    老蒋还以为要洽谈好几个小时,然而还没到上午的10点钟,日军大本营与近卫内阁,就全盘接受了南京的条款,华夏毕竟已经照顾了大日本皇军的颜面了,可以让土肥原等将军们,带着文职人员、医护人员和一应伤兵,悄悄的从新乐县“突围”到定县。

    至于正定县城内的日军,早就没了中佐以上的军官。

    对于日军大本营而言,已经没有什么“营救”价值了,正好命令他们“勇敢”的战斗到最后一人,一来彰显大日本皇军的“武士道精神”,二则掩护此次不体面的秘密议和,杜绝其他日军争相效仿的可能。

    1937年11月6日中午,上百架轰炸机袭击了正定县城,将数千日军炸得死伤枕籍,剩余的根本不用坦克部队进攻,就主动的投降了,根本没有“忠勇”到哪里去,华夏军队以极小的代价收复了正定县。

    50年之后,在此战幸存下来的小野田二郎,当时还只是一个二等兵,曾告诉采访他的记者,“士兵们奋战了好几个昼夜(争夺石家庄),却突然遭到大队战机的轰炸,以及坦克装甲车的袭击和围攻”。

    “后来,不但第二十师团败了,第十四师团败了,连号称‘第一主力’的第六师团,也被挡在了大沙河以北,他们在正定县城之内,为天皇陛下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尽忠职守,无愧大和武士之称号”。

    相比正定县城的惨烈,新乐县城就和谐多了。

    当土肥原等特殊人员“突围”之后,所剩余日军就主动的投降了,一次性投降了近三千人,加上之前在平原作战时的俘虏们,共有六七千日军俘虏,让整个华北日军都丢尽了脸面。

    整个石家庄会战,从10月16日凌晨,河边支队突击新乐县城为开端,到11月6日下午,华夏军队重新收复新乐县为结束,前后历时21天,华夏投入的总兵力高达12万,其中以第22集团军、川西独立旅为主力,以保定会战下来的各个残部,以及附近区县中的民团为辅助,打赢了此次大型会战,总的伤亡高达五万多人。

    22集团军折损过半,各部杂牌兵更是丧失殆尽。

    日军投入了华北派遣军第一军,与德川好敏航空兵团全部,以及第二军一部,总兵力高达13万,最后第十四师团、第11旅团、以及第一、第二重炮旅团等,若干部队遭到了全歼。

    至于加强了装甲兵部队的第二十师团,也在野战之中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若非第十师团及时援手,恐怕也难逃全歼的命运,与之同时,也导致日军之第十师团,平白损失了数千人马。

    因此总的算来,在此次石家庄会战中,日军阵亡了三万六千余人,若再加上俘虏的人员,以及受伤的人员,总数将会突破六万余人,这是从七七事变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日军的伤亡高于华夏军队的现象。

    更要命的是,华夏军队一次性打垮了三个常设师团,对于骄横跋扈的日军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集体认为是华夏军队在“伪造战果”。

    不过当外界记者在平津一带,找到第一军司令香月清司,以及华北派遣军司令寺内寿一,想详细采访此事时,直接被宪兵与便衣特务找借口暴打了一顿。

    而日军的新闻发布部门的答复是,“此乃是军事机密,无可奉告”。

    直到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时,才爆出了此次会战的真相。

    老蒋很喜欢第22集团军,不但兵员与装备优先补给,还将该集团军一分为二,增添了一个36集团军,由李家钰当司令,而孙震正式接任22集团军司令,下辖的各个师一律扩编为甲等师。

    邓锡侯上将,正式出任第一战区副长官,专门统率这两个集团军,重点是捍卫石家庄一带的安全。

    鉴于石家庄的重要性,由老蒋出人出钱,由川西出武器,为邓锡侯等部队,筹建了三个重炮团,每团有二个重炮营,共有122毫米口径的重炮一百余门,152毫米口径重炮五十多门,另外由巩县兵工厂出人,扩大云盘山的临时兵工厂,切实解决守军的子弹和炮弹问题。

    立下功勋的郭祺勋少将,则被老蒋晋升为中将师长,直接挂名在联合集团军下,担任204师师长,同时功劳显赫的川西第四飞行联队,也被收编为郑州空军总队,划归美龄姐的空军委员会直管。

    联队长宋杰克也被晋升为空军少将,统帅郑州一带的所有空军,当然同时还是得听从刘少将的命令,不然一旦断了飞机零件和后勤补给线,就等着找地方去哭鼻子去吧,川西的这些先进玩意,在别的地方可是造不出来的。

    由于刘亦诚和陈子良建功颇多,又是老蒋的门生故吏,自然要去南京军委叙职,比如谈谈人生、谈谈感想之类。

    此时如火如荼的淞沪战场,却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与尽头。

    从战场的兵力分布上来看,仿佛是华夏军队略略占优,其实已经难以为续了,老蒋也接到了确切情报,日军即将再投入二个军,那么日军在淞沪的总兵力,将会超过40万,南京诸将为此都有些惴惴不安。

    因为以华夏在淞沪一带的实力,绝对无法对付四五十万日军,所以华夏军队将不得不准备战略性撤退。

    至于究竟只是如何一个撤退法?

    老蒋与白崇禧等人,还要与其他人商量一下,比如刘郧与吴佩孚。

    对于刘少将在石家庄的突出表现,蒋委座等人也“心中有数”,认为他是受了吴佩孚的“教唆”,因此吴老总也在去南京叙职之列。

    11月7日下午,刘亦诚等人乘一专机,直飞南京紫金山机场。

    由于日本海航的消极怠工,导致日军陆航部队一直萎靡不振,根本不敢袭击华夏的首都,因此刘少将等人的飞行过程还算安全,没有丝毫的战争紧迫感。

    淞沪上空更是一贯“很和谐”。

    往往日军陆航一起飞,就会被华夏空军发现,随后就有战机过来“打招呼”。

    好在华夏的同行“很礼貌”,一般不会击落他们,让他们有充分的“借口”,继续滞留在淞沪战场上,与华夏的空军继续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导致日军的海军航空兵,没有任何借口“参战”。

    对于自视甚高的吴佩孚,老蒋固然是很不喜欢。

    但是此番石家庄会战,吴老总也确实出力甚多,许多防御与进攻的作战计划,都出自他的手笔,而且与土肥原贤二还是师兄弟,无论土肥原怎么蹦达,就是脱离不了吴师兄的手掌,这次可算是将这个日本师弟给坑惨了。

    因此老蒋即或再不喜欢他,也会客套寒暄一下的。

    看到洒脱大方的吴老总,老蒋有些僵硬的脸上,终于挤出了几丝笑容,这俩人在北伐时是老对手、老冤家,现在全民族抗战的旗帜之下,终于又走到了一起,所谓“劫波之后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蒋吴俩人彼此握握手,谈谈过去的风闻趣事,渐渐的也就自如了。

    随着各种误会冰释之后,他们才发现彼此都已经老了。

    早在1933年1月18日,上海各团体曾经派代表,劝慰段祺瑞、吴佩孚等北洋老人,勿受日本鬼子利用,要以有用之身为民族尽忠时,其中以段祺瑞为代表,很快应蒋委座之请南下,而吴佩孚却岿然不动——仍滞留在北平。

    1934年11月2日,老蒋等南京政要亲自飞往北平,与何应钦、宋哲元等人,商议平津的政军之要务,以及如何应对日军的步步逼近,在黄郛之的宴会席上,与吴佩孚本人也曾有一面之缘。

    可惜来去匆匆,俩人反倒因此横生了不少的误会,此次正值石家庄大捷,倒是正好逐一的详谈下。

    以前吴老总与老蒋,总是彼此看着不顺眼,主要还是沟通上的问题,这次得到了详谈的机会后,这才发现彼此都是一路人,都希望华夏民族强大起来,无论军阀也好,还是独裁也罢,都留于后人评吧。
………………………………

第三百五十七章 重商主义

    石家庄失败之后,日军加快了反击的步伐。

    11月8日,日军的第十军与第十一军,正式在各驻地逐一装船就绪,原本归关东军统辖的日军第四师团,也正式划归到华北派遣军之列,而华北日军则全面收缩战线,以防华北一带的华夏军队反扑。

    连战火横飞的忻口会战,也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实力受创的第六师团,则暂时退守河北保定,而第十师团则退出德州,坚守沧州一线。

    与之同时,得到补充后的第十四、第二十师团,也被一起划入日军第十一军序列,与第十五师团,台湾步兵旅团,以及第1后备步兵团等,共同组成杭州湾的登陆兵团,司令官正是朝香宫鸠彦亲王。

    与另一时空相比,第十五师团的情况略有差别,该师团原本是日军的常设师团之一,在大正(天皇)年间被拆减,本该于1938年4月重新组建成军,级别也降了一档,变成了三联队的乙等师团。

    然而,由于某只小蚂蚁的出现,导致华夏的军势更为强盛了几分,所以该师团的成军时间,也提前了半年之久,而且仍然是四联队的常设主力师团,下辖第17、第29旅团,其师团长由朝香宫鸠彦兼任。

    第八、第十八、第一一四师团,以及伪靖安军1旅、伪李春山旅、伪于芷山旅等部队,组成了日军之第十军,司令官是柳川平助中将。

    该军的攻击目标,正是淞沪战场的侧后方——杭州湾金山卫,他们将与吴淞口和浦东的日军,一起夹击华夏的上海守军,争取歼灭华夏在淞沪的所有参战部队,进而为占领整个华夏做准备。

    此时的南京政府却度日如年,淞沪会战也快撑不下去了。

    在30年代的民国,许多常用物资全靠国外进口,仅以钢铁一项为例,在“七七事变”之前,华夏每月要进口十万吨钢铁,不但要用于铁路、战备工事、兵工厂等重大工程,还要用于房屋建筑、道路桥梁,以及百姓日常的洋(铁)钉、洋(铁)铲、洋(铁)碗等等。

    到了中日全面开战之后,英法德美等西方列强,以避免中日战争扩大为名,倡导欧美诸国对中日进行“全面禁运”。

    因此中日两国要想获得钢铁、石油和军火之类的战略物资,就必须花出几倍的代价,但日本帝国主义已完成了工业化,禁运只是略添一些麻烦而已,对于落后的华夏而言,却是一道道致命的绞索。

    到了1937年11月,华夏南京政府的各类战略物资,以及优秀的兵源,都接近枯竭的状态了,表面上淞沪战场,似乎还处于势均力敌的激战中,但是老蒋等人却早知大势已去,也该做大撤退的准备了。

    11月9日上午,蒋介石、白崇禧、蒋百里、陈诚与吴佩孚等重要将领,在南京小营秘密军事基地内,召开南京军委特殊作战会议,商讨如何应对日军再次登陆一事,以及整个淞沪战场的去向问题。

    简而言之,若是要打的话,该是如何一个打法?

    若是要退的话,该如何一个退法?

    若是要撤,该撤到什么位置合适?

    蒋百里先生是老蒋的首席幕僚,兼任着整个华夏抗战的总策划师,因此淞沪战事如何打、如何撤,他是最有发言权,经老蒋综合评述了近四个月来的,淞沪战事的演变之后,就该他出来发言了。

    因为蒋先生日夜谋划操劳,身体其实并不太好,于是略略干咳之后说道,“若上海失守,南京必然不保”。

    “既然上海与南京不保,那么杭州也必然不保,当我们逆长江后退到芜湖、九江、武汉,日军也必然会一路尾随,如此算来,日军想一一占领华夏各地,根本没那多的兵力,所以到打武汉就是极限了”。

    吴佩孚是老蒋新任命的中将参议,而且又是军人出身,最不喜欢叽叽歪歪的文人,干脆站起来反驳道,“方震兄,据吴某人所知,你老,从来都没有独立的领兵作战,而是长期担任参谋之职”。

    “因此,你所说的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想当然吧?你的这些判断,都纯属纸上谈兵而已,你就是现代的赵括”。

    正欲继续解说的蒋百里,也不由为之一怔,不过他的涵养比较好,而且又学贯古今、咸通中外,对于中日之战事,早已了然于胸,对于一些逆耳之语也不会生气,反而很谦虚的笑道,“子玉兄是大军事家,方震洗耳恭听就是”。

    吴老总虽然喜欢放炮,但是人家确实有真本事。

    这厮也不怎么客气了,让一旁听的刘郧过来帮忙,在会议室内拉开三张大地图,一张华夏全国各省地图,一张日本势力地图,以及一张世界列强分布地图。

    吴佩孚拿着指挥棒,指着世界地图说道,“吴某人自欧洲大战(一战)以来,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欧美之崛起与华夏之衰弱,以及日本之兴盛而华夏之没落。最后吴某得出一个结论——还是思想观念问题”。

    “日本帝国之崛起,并不是日本人有多聪明,而是他们顺应了世界发展的潮流”。

    “由于西方欧美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导致全世界的联系日益增强,因此欧美可以将他们的殖民网络遍布于全球,可以在全世界各个咽喉之地,设立他们的军事要塞,从而将全世界的财富向欧美聚集”。

    “这些财富,不仅仅是金银、矿产和粮食之类,甚至还包括先进的文化知识,与先进的技术人才,因此在当今时代,与欧美为敌就是与整个世界为敌——这就是整个世界的大势所在”。

    “日本所搞的明治维新,其实就是以英法为师,希望跟随在英法的后面,当一个小喽啰,随便捡上一些残羹冷炙而已,到了1871年之后,随着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崛起,又让他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他们认为——日本也可以成为列强之一”。

    “因此到19世纪后期,日本又改为以英德为师,确切的说,是海军仿照英国、陆军仿照德国,但是在经济领域却照搬了大英帝国,所以日本就是亚洲版的英国,它的发展道路,必然是野蛮的扩张之路”。

    说到这里,吴佩孚偷偷的看了老蒋一眼,然后才略有自豪的说,“吴某人,从1932年返回北平之后,之所以滞留不走,就是为了搞清楚——日本鬼子侵华的具体套路,以及最后的终极目的”。

    “所谓‘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然而时至今日,吴某人就是一个愚者,也算终于看清了一些门道,那就是——重商主义”。

    老蒋突然有些后悔了,早知道吴老总这么能侃,就该让宋子文或孔祥熙参加会议,他自己可是青帮流氓出身,后来又依靠丘八上的位,哪里懂什么“重商主义”,这个吴秀才太喜欢咬文嚼字了。

    至于白崇禧与陈诚,也没好到哪里去,蒋百里可能很懂行,但是人家的修养好,岂会轻易出头——与吴佩孚一一辩论呢,对了,还有刘郧这个机械学博士,似乎也很懂经济的样子。

    不过这厮是搞铁路的专家,又不是搞经济的料。

    老蒋正想让刘少将出来亮一手时,吴老总已开始向大家讲解,什么是重商主义了——“就是通过做生意的方式,让一个国家的总体财富增殖,过去是单纯的获取金银,现在却包括原料、市场和人才”。

    “遍观古今中外,获取财富的道路有四种,一种是自己生产、一种是交换,一种是抢劫,还有一种是馈赠”。

    “第一种,就是18世纪期间,法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提倡的重农主义——以工农业为基础,以自然形成的市场秩序为最高信条,提倡自由经济竞争,从而为国家集聚大量的财富”。

    这下蒋百里与刘郧等人,也真的服了气了,吴佩孚就是吴佩孚,自小以博学多闻而著称,哪怕在北洋军中当兵,也被人称为“吴秀才”,不料经历北伐惨败之后,反而因祸得福,居然成功的从政治军事领域,跳跃到了政治经济领域,不简单啊,是一等一的大才。

    老蒋也暗暗自责,以前真不该以恶意揣测吴老总。

    “第二种就是重商主义,也是目前欧美等列强,所倡导的西方文明的核心内容,早期以西班牙、葡萄牙为代表,现在以英美为代表,他们通过大航海与全球殖民,目前已经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

    “所以他们要求世界各国,必须遵循文明而平等的交换原则,这就是欧美目前所倡导的国际新秩序”。

    “第四种就不谈了,那是西方贵族之间的问题,又或是朋友或亲人之间的事情,在东方文明中,还上升不到国家之间的关系范畴,因此只有第三种情况,才是中日之间的根本问题”。

    “日本鬼子要鲸吞蚕食,要抢劫华夏的财富,从而加快他们自己的财富积累,而华夏则要反吞并、反抢劫、反侵略”。

    “由于日本起步太晚,又是一个岛国,按说来只有走重商的道路,但是19世纪以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一极独大)已一去不复返,而西方世界逐渐趋于秩序化,大多都注意到了商业问题,连华夏这样的落后国家,都注意到对外贸易问题,满清甚至请来了洋人,帮着打理海关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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