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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华1903-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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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哲布尊丹巴则宣布从此以后只潜心佛学研究，不再过问世俗的事情。
随后，郭松龄以东北大都督徐天宝麾下安蒙军司令的名义通电全国，一共只有四个字：蒙疆已定。
顿时，全国上下一片欢腾
孙文亲自发了贺电：“徐振华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233选举年
徐天宝并没有现金赎买那些王公们的土地，这些能花不能赚的王公们要是一下子有了一大笔钱，没几天就能花光了。然后难保不再出现乌泰借了俄债还不了，最后铤而走险的事情。所以，徐天宝是用振华集团的股票来与那些王公们进行置换。
那些王公们一开始都不愿意接受赎买的政策，毕竟几千年来土地即财富的观念根深蒂固，没有高额的受益，谁愿意把祖祖辈辈世代相传的土地换成一堆十五年债权的花纸？况且，外蒙不像热河、辽宁，有大量工厂企业作为支持。
所以，一开始的置换工作并不是很顺利。无奈，徐天宝只能安排那些王公们轮班到热河来参观。先是看振华工业的厂房，再看新式牧场和农庄，再看卓索图盟贡王的产业，最后由昭乌达盟盟主尼玛、翁牛特旗巴特尔和台吉金喜通现身说法。最后，徐天宝又把哲布尊丹巴抬了出来，由他带头将一部分庙产换成了股票。有了活佛带头，外蒙东部改革总算是得以顺利进行。
且说在对外蒙用兵期间，沙俄驻京公使一个劲地向袁世凯抗议，袁世凯理都懒得理睬，说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建议俄国方面自己去找徐天宝的晦气。老袁的算盘打得很好，赢了，自己脸上也有光彩，输了，对国内民众也可以交待。
陆军总长段祺瑞给他带来了一个消息，新疆都督杨增新当派出援兵救援科布多，但援军尚未调齐；科布多即于1912年的8月20日沦陷。但是杨增新下令军队继续前进，援军抵达大营盘时；遭到俄国的武力干预；被迫停止前进。杨增新只得下令新疆军队退驻察罕通古；收附了被外蒙古裹胁的阿尔泰各部蒙古。之后，外蒙军两次进攻察罕通古；均被新疆军队击溃。
段祺瑞最近心情不是太好，“大总统虽说代表中央政府，为一国之元首，在朝要受国会地牵制，在外也没有多少省份听从，尤其东北简直就是独立王国……”
袁世凯似笑非笑地问：“芝泉。你觉得这个共和好吗？”
“共和？”段祺瑞一愣，随即说道，“共和我是赞同的，但眼下这个共和法，却不是我所愿意看见的，大总统作为一国之元首，调动全国的力量来建设国家，不是如今这般四分五裂。”
“难得还有你体谅我这个总统的难处，将来若是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胜出。恐怕我们北洋的老人都不得安生喽！”袁世凯故意叹了口气。“我是没什么，反正也老了。大不了退下来到老家休养，再去钓鱼种菜，可是你们怎么办呢？你们是我一手带出来的，我放心不下啊~~不能这么一走了之！”
“大总统，您是咱们北洋地主心骨，您可千万不能轻易说这个退字，这上上下下好几十万兄弟可都全仰仗着您呢。”段祺瑞鼻子一酸，动情道：“不管怎么样，我们总以总统的马首是瞻！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
“好好，芝泉！你好好干，这天下将来都是你们的。”袁世凯拍了拍段祺瑞的肩膀
段祺瑞“啪”的一个立正，高声说道：“请大总统放心，不管什么党在大选中胜出，我们全体将士一定全力效忠大总统，竭力维护大总统的地位！”
段祺瑞走了之后，袁世凯却笑不出来了，自己回老家那几年，北洋的将军已经隐然自成体系了，自己不能再象以前那样把他们当手下使唤了。现在要用他们，要恩威并施，而且其中恩要占多一些。
中华民国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不仅袁世凯为代表的行政当局关注，也牵动着各方面的注意。“选举法”虽然对选举资格作了种种限制，但从参与度上来说，经历了大规模调整，各省登记的选民共有四千万以上，占总人口四万万的998，约每十人中便有一名选民，较清末谘议局选举则增加了24倍以上。
虽然因选民由各省自报，其间不无浮报和滥报，但辛亥革命后民主空气高涨，“选举法”放宽选举资格使更多的人获得选举权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历史发展这个角度来说，“选举法”还是多少体现了民主共和精神，反映了人们要求民主权利地愿望，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吸引力。
蒙疆得到暂时的安定之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移到明年即将到来的大选上了。选举是个好东西，因为权力职位总会有人追逐，如何保证掌握权力的人不残害苍生，化公权为私器，日夜寻租；如何保证占有职位的人能够真正为百姓服务，一切考虑从大众出发，唯有通过选举的方式。人类发明这东西，也是为了避免残酷血腥权力争夺战再次发生，避免权力为一二独裁者所完全掌握，不受任何牵制约束。在选举的过程中，竞争权力者需要当众宣誓，将他未来可能给百姓带来的福利预先告知，同时，竞争权力者发表努力展现其能力，说服选民投他一票。
由于中国百姓对选举这玩意儿几乎一无所知，所以选举是闹出了许多笑话，某议员议员于选举时运动各人投票，打开投票箱唱票时，唱票员发现有的选票没法念出来。因为有人在选票上花了一只鹅，下署被选举人名；更有人绘一龟上复系以韵语，末句有云“画只乌龟出他丑”。又有乡议员某，运动乡人时，乡人说饿着肚子呢，没空来选举，那医院候选人就从怀里摸出几只烧饼，给那几个乡人吃。乡人吃饱了肚子，就随便在选票上涂鸦了几笔，后来这个议员当选，乡人皆呼之谓“烧饼议员”。
孙文卸任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也已经宣誓就职，临时参政院也挪到了北京。现在的中国表面上已经和平了，实则是暗流涌动，同盟会不甘心大权旁落，试图在一年后的总统选举中卷土重来，袁世凯更是不甘心被《临时约法》束缚，被参议院夺了大权，成了空桶子的大总统，他这种枭雄人物怎么会甘于充当汉献帝那种橡皮图章呢？此刻他正加紧拉拢各方的实力派。
两年后就是一战，多年以来对中国威胁最大的俄国被打了个稀里哗啦，连沙皇都被列宁给灭了满门，英法德奥等传统欧陆强国更是血都要流干了。这是中国发展的天赐良机，但同时也给了中国的劲敌日本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另外一个时空，中国因为袁世凯称帝和军阀混战没有抓住这次机会，日本则充分的利用了一战的良机，从一个三流国家一跃成为准一流的强国。巴黎和会之后成为国联四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从此正儿八经的跻身为列强俱乐部的成员。这段历史令所有中国人痛心疾首，徐天宝自然也不例外，而在现在这个时空，他绝对不允许同样的事情重新再发生一次。
234政治会议
辛亥革命后，伴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和西方国家制度思想的引进，近代中国进入了政党政治时期。面对清政府被推翻后的权力缺失，政党政治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追求。正如有学者所论述的，“当原有政治体系受到重创而无法恢复功能时，政党是重建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在那些传统制度或崩溃或软弱或根本不存在的政体中，政党不仅仅是辅助性组织，而目是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源泉”。对处于近代化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在迫切需要一个或者以一个主要的思想政治力量来实现社会的整合时，填补这一政治权威真空的最佳组织—政党也就自然应运而生。
1912年下半年开始，全中国的人们似乎都忙着竞选，各式各样的政党都纷纷粉墨登场。唯独东北和热河，没有出现政党遍地的景象。这一来是因为中华民族复兴党和徐天宝控制的严，而来也是徐天宝觉得此时的国民和中国对于政党政治那一套还完全没有准备好。
当然，这只是徐天宝的个人想法，要让整个中华民族复兴党的党员们明白这个道理，还是需要时间和解释的。因此，徐天宝从呼伦贝尔回到沈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党员会议。
徐天宝一开始就很不客气地说道：“现在我们看到的多如牛毛的政党，都是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模式而建立的。在其实施运行中存在很多不足，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病态的发展，这表现为：“党派林立，党争不休，原则模糊，独立依附，惟利是趋，本性使然，党中见党，派复有派，分和无常，脱党跨党，进出自由，党德败坏，因人而党，主义无别，政见雷同”等等。所以，至终，他们也未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简单来说，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带领中国走向富强！而中国暂时也不适合立刻走欧美政党政治的道路！”
熊希龄发言道：“主席何出此言？”
徐天宝说道：“第一，目前中国在政治结构上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德、日的现代化道路启示我们，赶超型国家的现代化需要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主导和推动制度变迁。近代中国洋务派的自强运动由于是由地方汉族势力而非中央政府主导而缺乏中央集权统一领导而失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由于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同样缺乏中央权威领导而走向失败；“清末新政”虽然由中央政府主导，但是在地方主义盛行、军阀政治即将出现的晚清，中央权威早已丧失殆尽而无力主导新政的实施。可见，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清末新政的失败都昭示了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的缺乏必然导致现代化的失败。现在也是一样，袁世凯瞧不上孙文，孙文也不乐意事实迁就袁世凯。就中国目前的国情而言，实现制度变迁需要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来统一主导和推动。他们盲目追求英美自由民主制度而忽视掌握中央权威的做法，更是决定了他们失败的必然性。”
蔡元培摇了摇头，说道：“中央权威？那岂不是又回到了皇帝当权，一人一言定一国的时代？”
徐天宝也摇了摇头，说道：“非也，皇帝是传子不传贤，施政无需顾忌国法。而我说的这个中央权威，一来是要通过人民选举产生，二来施政也要遵守国法。在国法允许的框架内，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国家。”
徐天宝便继续说道：“第二是眼下的中国在经济结构，缺乏“社会力量主导”的基础。迄今为止，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可归为两种，即“英国－美国的商人阶层主导的社会中心主义模式、法国－德国－日本的官僚体系主导的国家中心主义模式”。英美模式是一种“自发秩序”的社会力量主导的现代化道路，它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日益强大的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日益强大，作为社会力量主导和推动着社会的制度发生变迁。德、日是典型的国家中心主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是现代化和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者。眼下的政党更多的是受英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盲目学习照搬英美模式，忽视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而一味的强调模仿英美自由主义模式来实现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眼下中国的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很软弱的。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成为民初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之主导力量的现实，也决定了它无法在社会上形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在政治上造成一个强固的核心势力。”
张绍曾是老同盟会会员，他说道：“同盟会经过宋教仁的改组，已经不是以前的同盟会了，而且凭着孙文先生的威望，难道也不能成事？”
徐天宝说道：“孙文先生的做法就是寄希望用《临时约法》来约束袁的权力。因为孙中山对袁有所警惕，因而在辞职之际，和临时参议院制订的《临时约法》规定国体为内阁制，不是总统制。实际权力掌握在内阁总理手中。结果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就是袁的老部下。其他内阁成员中，同盟会员多担任教育、农林等冷衙门，袁与部下掌握实际军政大权。后来唐绍仪要实权与袁发生矛盾，被迫辞职。在这第一个回合的斗争中，袁胜。随后，袁任命亲信赵秉钧为内阁总理。宋教仁等人寄希望于在大选中获胜，由国民党领袖任内阁总理，靠议会中国民党员占多数的力量，来制止袁的独裁，这就是议会政治。但是这是与虎谋皮啊~！虽然国民党在选举中可能会大获全胜，但恐怕结果不会太好，甚至还危险。”
张元济有些不高兴地说道：“那么依都督只见，这民主议会，选举总统的国体不适合中国？”
徐天宝摆了摆手，说道：“那到也不是，只是时机还不成熟。我记得《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舌战群儒一节，诸葛亮说道：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如今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一场暴风骤雨，好比生了重病的病人。俗话说得好，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如果一下子就服用猛药，非但不治病，反倒要致命。如果这个时候贸然普选，必然是天下大乱，我敢断定各省的都督必然用枪逼着老百姓选自己，或者逼选、贿选的事情多如牛毛。等到那时候真正天下乱了起来，这些人又该说中国不适合民主共和制了，给民主宪政泼脏水，岂不是将革命成果要毁于一旦？”
在座的顾维钧乃是留学的博士，一向自视甚高，属于言必称英美的人物，本来认为中国照搬英美的政体就可以跻身列强，但是他也没想到中国的局面是如此的复杂。他在西洋多年对欧美的制度比别人清楚的多，恭恭敬敬的问道：“既然此刻不能选举，又如何能保证权力操于人民之手，不再出现官员鱼肉百姓的事呢？”
徐天宝笑笑，答道：“也不是不进行选举，而是要慢慢来，一步一步稳着来。我打算将沈阳做试点。按照实际情况划分为若干个区，先让老百姓选举区议员和区长，然后从区议员和区长中选出市议员和市长。由他们自己治理沈阳。市级选举只要搞成了，周边的县不攻自破，自古乡下人的风气是跟着城里走的，省城搞成了，县城自然就不是问题。三年时间，整个辽宁都要实现县级的选举，再过两年，整个东北和热河都要按照这个原则选举出来”
顾维钧等人有些失望：“五年？要那么久？”
徐天宝微微一笑：“已经够快了，这五年就是教育人民的过程，同时努力改善民生发展实业，老百姓富足了自然就有了参政议政的想法，都是连饭都吃不饱的人哪个有心思去参加选举？拿起刀枪造反倒是有很大可能。一蹴而就看似是捷径，往往却欲速则不达。耐心点，把东北建设好，拿出个样板给全国老百姓看一看，让他们感到切实的好处，这样的成果才稳固，这样他们才能相信，中华民族复兴党才是真正能领导中国走上富强的领头羊！”
顾维钧细细品位了一番徐天华的话，说道：“都督果然真知灼见，我到觉得这番高论可以再丰富详细一些，不光要晓谕东北，更应该晓谕全国！”
徐天宝哈哈一笑，说道：“少川如果有意，那就劳烦你动笔咯！”
顾维钧也笑道：“此乃吾之荣幸！”
于是，徐天宝说道：“下一个议题，是关于敬舆出任吉林都督一事的。”
张绍曾曾经和徐天宝一度敌对，不过在蔡元培潜移默化的说服和对徐天宝、对中华民族复兴党日益深入的了解中，逐步摒弃前嫌，和徐天宝站到了同一条战壕里。
张绍曾站起身来，对众人说道：“张绍曾不才，得到大家的信任，推举我出任吉林都督，我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罢了~！”
徐天宝笑笑，示意张绍曾坐下说话，同时拿出一份草稿，推到张绍曾面前，说道：“这是我草拟的《吉林省农业规划书》，敬舆请过目，如果不嫌弃，可以参考一下。”
《吉林省农业规划书》基本上是徐天宝给宋小濂的《黑龙江建设五年计划之农业篇》的翻版。
第一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核心，建设粮食生产基地。要在中部长春、四平、辽源、松原、吉林和通化等地建设高标准粮食主产区，建设标准粮田500万亩，使其产量达到全省粮食产量的九成以上。
第二以精品畜牧业为特色，建设肉类生产基地。在中部的长春、四平、辽源建设肉牛基地；在长春、四平、吉林、通化建设肉猪基地；在松原和镇东县建设肉羊基地；在长春、四平、松原建设肉鸡生产基地；在镇东县和松原建设优质细毛羊基地。力争使其产量达到全省产量的八成。
第三以当地土特产为特色，建设土特产品生产基地。吉林拥有享誉中外的长白山自然宝库、优质黑土地、绿色草原和千万亩水面。在东部的延边、吉林、通化、白山等东部山区建中药材生产基地；在延边、吉林、白山、通化、辽源建设林蛙、食用菌、山野菜、特色果品为代表的山珍食品生产基地；在西部镇东县建设优质高效杂粮杂豆基地。
第四以丰富的农产品加工原料为基础，建设农产品加工基地。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抓好粮食加工业、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品加工业3大产业；玉米、水稻、大豆、生猪、肉牛、禽类、乳业、山野菜和食用菌、中草药和林特产品10大系列；东部长白山30个中药材、山野菜和林特产品基地，中部松辽平原30个玉米、水稻、大豆、农区牧业产品基地，西部地区20个优质杂粮、油料、糖料、草食牧业和乳业基地。
234军事会议
政治会议之后是军事会议，任务有三：第一，整编东北国防军战斗序列；第二，决定东北国防军采用的武器装备，以利兵工厂生产；第三，拟建东北陆军大学、海军大学、空军大学。主要目的却是针对袁世凯最新下达陆军的整编命令的。
1912年年末，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惟自客岁军兴以来，各省军队或沿袭旧称，或便宜编制，殊于统一军政之旨不相符合。应即通行各省凡沿用镇、协、标、队名称之军队，查照新有军队名称一律更改，籍免纷歧。”改镇为师的编制及名称如下：前清编制（官称）：镇（统制）、协（统领）、标（统带）、巡防营（管带）、队（队官）分别对应改为新订编制（官称）：师（师长）、旅（旅长）、团（团长）、营（营长）、连（连长）。随后在公布的《陆军平时编制条例》，对陆军部队的基干单位——师一级的编制进行了调整。按此条例，陆军每师步军二旅，骑、炮兵各一团，工、辎各一营编成。其中步兵每旅辖二团，每团以四连编成之三营，并机关枪一连组成；骑兵团分为甲乙两种，甲种四连编成，乙种三连编成，视驻地之情形而定；炮兵团以三连编成之三营组成，各连均为六尊；工兵营及辎重营均由三连编成；机关枪连的士兵不另征集，而由所属团内士兵轮流教练。
其中对骑兵和炮兵的编制也有所革新，清末新军中镇下的马队标是一标三营，一营四队，每队是二排四棚的小编制，全标编制人数１１１７人。民国元年末组织第一骑兵旅，旅长陈文运（日本士官生）参考国外骑兵编制的变化，建议在骑兵团下取消营级，团直辖连，骑兵连改为辖四个排的大连，得到采纳。改制后的师属骑兵团辖三至四个骑兵连，五六百人；骑兵旅下的骑兵团辖五个骑兵连和一个机枪连，九百余人。编制的约化提高了作战效率，同时数目的减少也与当时国内外骑兵作用的减小有密切关系；炮兵和其他兵种的编制也略有变化，虽然定制师属炮兵团是由两营野炮和一营山炮组成，但实际情况并不划一。由于部队数目的急剧扩张，重武器采购和装备的速度难以跟上，通常是弄到什么装备什么。
最后，陆军部下令命令各镇－协－标－营－队－排－棚更名师－旅－团－营－连－排－班，从此全国军队番号统一。在民国初年，中央番号的师的成分大致如下：从清朝军队沿革遗留下来的有北洋六镇和第二十师、二十三师，东北巡防营升编的第二十七、二十八师，此外还有原南京政府保留下来的几个师，如第八师、十四师、十九师等。
照此算来，徐天宝东北一系实际上得到的番号只有二十师、二十三师、二十七师、二十八师四个师的番号，比当初要的十个师的番号少了一半多。袁世凯一看陆军部上报的文件，心里便骂陆军部那帮人不晓事。如今天下除了自己和孙文之外，就数东北的徐天宝势力最大，如今他还是收复蒙疆的功臣，要是只给他四个师的番号，那东北还不炸了锅？不过也不能真的就给徐天宝十个师的番号，老袁看着那一堆堆番号，许久，便计上心来，眼珠一转，做了如下批示：
原来的陆军二十镇改编为陆军第二十师，张绍曾任师长，范国章任参谋长。驻扎黑龙江；原来的陆军二十三镇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三师，孟恩远任师长，高士傧任参谋长，驻扎奉天；原来东北军左路巡防营升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但张作霖已死，由吴俊升接替，孙烈臣任参谋长，抓扎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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