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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草头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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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谈判中，英方继续坚持殖民主义的顽固立场。宋子文为了使谈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发表一项表示今后愿归还九龙租借地意向的声明，为此中方在战争结束前决不催促英国归还九龙租借地，同时着重宣布，如果英方连这样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国将不在条约上签字。对此，英国只同意“于取得战争胜利后讨论该租借地的前途问题”，不愿就战后归还该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诺，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绝签订新约”相威胁。恰在此时，正对中国进行血腥野蛮侵略的日本，为了搅『乱』人心、挑拨盟国间关系，提出“尽速撤消”日本在华租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以示“中日亲善”，以图抢在中美、中英之前与汪伪订约。蒋介石在英国“拒签新约”、日伪可能抢在中英之先订约的双重压力下，向英国作了根本『性』的让步，于1942年12月31日指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将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合并提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他只得“暂忍之”，同意在中英条约上签字；“待我签字之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他还信誓旦旦地写道，作为“最后手段”，他准备“一俟战后，用军事手段（将九龙租借地）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猾，亦必无可如何。”
蒋介石的本意是赶在日伪之前于1943年元旦签订中美、中英新约。但由于英国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签订这两个条约（日伪条约已于1月9日签字）。在当天于重庆签字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只字没有涉及九龙租借地问题。同一天，宋子文照会薛穆，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战时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1942年是中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有利时机。不能讳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对英美有严重的依赖『性』，但当时确想乘机收回尽可能多的外人在华利权。通过1943年1月的中英新约，中国废除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收回了北平使馆租界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收回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这件事发生在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逼』签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际，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这是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应当归功于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然而应该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确是国民『政府』的无能。国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的第二告中，宣布中国自此已获得与各国“并驾齐驱”的“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过其实。此次中国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固然是英国坚持殖民主义所致，但与国民『政府』争取不力、态度软弱也有直接关系。如上所述，当时收回九龙租借地，有绝好的国际国内条件。本应把握时机，据理力争，坚持原则，以求成功。即使英国顽固不让，也不妨拒签新约，以待来日。即便如此，英国亦无法责难中国破坏盟国团结。相反，英国作为中国盟国，抓住在华租借地这种特权不放，倒是有害于盟国团结的。故条约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已经不可逆转。即使新约暂时不订，战争胜利以后，英国岂能长期保持在华特权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势，目光短浅，心理软弱，企图以妥协退让来换取与英国的“团结”，结果中国愈退，英国愈进，终于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无理而制胜的局面。对此，宋子文是不能辞其咎的。至于蒋介石，他虽然想收回九龙租借地，并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国死硬的立场面前，仍没有坚持到底，最终还是对英国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龙租借地一事功亏一篑，坐失良机。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复香港的良机再至。可是，由于蒋介石奉行矛头对内、坚决*的错误政策，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早已把自己关于战后重新提出交涉和“用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取回”九龙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云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国宣布他对香港“没有野心”。结果是让英国抢先重新占领了香港。不仅如此，蒋介石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本有权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可是最后连这个受降权事实上也被英国人夺去。这是国民『政府』在收复香港问题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机，是对“四强”之一中国的莫大讽刺，也是它的历史悲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第一次为香港地区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国力的日趋强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将届满和国际形势出现有利的变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原则上最终解决了香港的回归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久前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任命了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已在意料之中。这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百年屈辱，即将涤『荡』殆尽，国人无不为此而扬眉吐气，并对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充满信心。
在欢庆香港即将回归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收复香港的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当思今日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了一个闭关自守、不求革新、内部不稳、国力不振、腐败落后的国家，是断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要求它“重头收拾旧山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只有改革开放，保持稳定团结，自立自强，力争先进，不断增强国力，才是唯一的卫国兴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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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相关 生化战历史
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人就已经使用毒物。他们用硫磺和砷等燃烧产生的大量有毒烟气，使对方作战人员中毒窒息。19世纪中叶，人工合成的有毒物质已被装在小型弹丸中『射』向敌人阵地。19世纪末，剧毒物质已具备大规模工业生产的能力，因而开始大量用于战争，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1899年海牙国际会议宣言中，人类首次达成了“禁止使用以散布窒息『性』和有毒气体为唯一目的的抛『射』物”。1907年第二次海牙会议，再次规定“特别禁止使用毒物或放毒武器”。
尽管国际会议一再明文规定，但毒物巨大的杀伤效果却一直散发出强大的诱『惑』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各工业发达国家研制出了比常规武器杀伤范围更大、伤害途径更多、持续时间更长的化学武器，并很快从试验室走上试验场和战场，使化学武器取得实质『性』发展，一跃成为战场上的重要杀手。
较大规模的化学战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西线战场进入相持状态，德军在弗兰德战场遭到英法联军的顽强抵抗，进攻非常缓慢。为了打破僵局，德军参谋总部决定用氯气突破对方防御工事。次年春天，德军就开始了氯气袭击试验，同时把31工兵团改编成毒气施放团。1915年3月，毒气施放团利用暗夜，隐蔽地接近英军和法军阵地的接合部，在宽6千米的正面上，投放了180吨共6000个毒气钢瓶。4月22日17时，当大风从德军阵地吹向联军阵地时，德军将6000个氯气钢瓶同时打开。顿时，一片一人多高的黄绿『色』烟云扑向联军阵地，并且钻进了对方掩蔽部的掩体。联军官兵的眼睛、喉咙和鼻子被烧灼一般疼痛，他们窒息得喘不过气来，不少人很快倒地而死。其他人意识到德军可能使用了一种他们无法防御的新式武器，坚守阵地已不可能，便纷纷夺路逃命而去。于是，德军未放一枪一炮就占领了久攻不下的联军阵地。而英法联军共有1．5万人受到毒害，5000多人被直接毒死，阵地被突破近10千米。这就是军事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化学战。
化学武器在战场上的巨大功效，立即引起各交战国的广泛重视，他们纷纷效仿，制造并使用化学武器，从而拉开了人类战争史上化学战的序幕。化学武器具有的大规模杀伤破坏作用，使化学兵迅速成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出现于战场。英军遭受德军毒气袭击后，很快就组建了第一化学兵旅（24个连），同年9月在卢兹地区向德军成功地实施了毒气反击。随后，其他交战国也很快建立了各自的化学兵部队，并且装备了用于施放毒气的钢瓶迫击炮。当时德军共建立了18个连，法军有9个连，美军有54个连，俄军有4个连。
防化神兵与“恶魔”的殊死对抗
在交战国的化学战对抗中，对化学武器的防护同时得到发展，先后出现了侦察器材和防毒面具，氯气、光气等毒气已对军队行动无重大影响。化学袭击所造成的致死比，由一战初期的35％下降到不足6％。
为了夺取化学战优势，各国又开始研制新型毒剂，并进一步改进了布洒的方法。1917年7月，德军研制出了芥子气炮弹并使用于伊珀尔地区，10天时间共发『射』100万发，给英军造成重大伤亡。芥子气的发明及使用，使化学战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芥子气被尊为“毒剂之王”，它的毒『性』强烈，能使皮肤糜烂，全身中毒，并可造成长时间地面染毒，阻止或迟滞敌方的进攻。因此，化学战在战场上越来越多地进行，到一战结束之前，几乎每一次重要的战斗都要实施化学袭击。
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国共生产了15万吨毒剂，投入战场使用的就达12．5万吨，化学战共造成了130万人伤亡。由此可以看出，化学武器问世以来就充当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随着化学武器的大量使用，防护及抢救工作显得日益重要起来。这部分工作开始是由军队的卫生部门或抢救部队负责的，随着化学战的不断升级，便？鱿至俗诺姆蓝静慷蛹傲斓蓟亍？1917年夏天，各交战国均建立了毒气事务署，统一协调和指导所有化学战事宜。后来，烟幕器材、喷火及纵火器材并入化学战范畴。英美等国成立了化学战争事务部；俄国建立了中央化学防御部，隶属于最高统帅部，方面军、集团军、师和团均设有防毒主任，集团军中编有化学防御队，师和团编防毒小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争相研制出了杀伤威力更大的新毒剂，扩大了毒剂的生产能力。而且随着炮兵武器和空军技术兵器的发展，随之出现了定距空爆的化学炮弹、着发和定距空爆的化学航弹，还有飞机布洒器、布毒车、化学地雷等，大大改进了化学毒剂的使用方法。各国军队普遍增编了建制的化学兵部队，既负责毒剂的使用，也负责对化学武器的防护。
由于毒剂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新型军用毒剂的发展，化学战再次广泛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1925年6月17日，日内瓦协定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窒息『性』有毒物质及细菌战剂。然而，协定书只是形同摆设，丝毫不能阻止各帝国主义国家使用化学毒剂。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期间，动用的700吨化学战剂中，就有40％为窒息『性』毒剂，并首次在战争史上使用大规模化学航空炸弹，用飞机布撒芥子气，使阿比西尼亚军民遭受重大伤亡。在作战伤亡的人员中，有近1／3是被化学武器杀伤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法西斯德国备有大量的化学武器，并生产了剧毒速效的沙林等新型神经『性』毒剂，虽未在战场上使用，但在集中营中先后用毒剂杀死的犹太人和手无寸铁的战俘就多达400余万人。亚洲战场上，惨无人道的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对毫无防护能力和化学反击能力的中国军民使用了大量化学武器，使数万中国军民中毒伤亡。
更加残忍无道的生物武器
除化学武器外，生物武器也是具有极强的致病『性』和传染『性』的非常规特种武器。它可造成大批人、畜受染发病，大量使用时，受染面积可达几百或几千平方千米。其危害作用时间长，有的甚至长达几十年。
生物武器又称细菌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首先研制和使用于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在柏林等地开设了多个细菌研究机构，重点研制鼠疫菌、斑疹伤寒及灵杆菌等。美英等国也研制出了杀伤效能极大的生物武器。当时，英国与美国联手，研制出了一种称为“n弹”的神秘武器，它里面装有能产生恶『性』传染病的炭疽杆菌。英国『政府』本准备用4万枚“n弹”轰炸德国的柏林、汉堡、法兰克福等6大城市。如果这一行动付诸实施，那么德国将会有300多万人死亡，更可怕的是遭受毒弹袭击的城市几十年后仍将是一片战争的废墟。由于希特勒一直没有将化学毒剂和生物战剂使用于战场，这才避免了一场悲惨的生物化学战。
如果说二战中希特勒没有使用生化武器，是惧怕盟国报复的话，那么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形情可就大不相同了。日军除了数百次使用化学武器外，还曾多次使用细菌武器。1935年，日军在我国哈尔滨郊区建立了专门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的工厂，这就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731部队编有科学家、技师和士兵共3000余人，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战剂机构。731部队用中国活人进行细菌武器试验，在侵华战争期间，共杀死数千名中国人。当时，日军除了在东北进行细菌武器试验外，还用空军飞机将他们研制的各种鼠疫微生物载体布洒到我江南广大水乡，致使江南地区许多年鼠疫泛滥，传染病流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有一些国家继续违反国际公约，不断研制和生产新型的生物武器。由于对生物武器的防护与对核、化学武器的防护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化学兵自然又承担起防生物武器的重任。
苏军和美军一般都将对核、化学、生物武器的防护看作一个整体，明确规定化学兵担负对生物武器的防护任务。苏联及东欧国家一般又将这三种武器称作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对大规模杀伤破坏『性』非常规武器的防护主要由化学兵担负。
东洋“恶魔”灭绝人『性』的罪行
中国人没有忘记历史。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全中国的野心进一步暴『露』。但可笑的是，他们曾把“法宝”寄托在使用化学武器上，认为化学奇袭是取得胜利的秘诀，因而不断生产和试验毒剂。早在1927年，日本人就在大久野岛建立了毒剂工厂，开始了毒气弹的研制和生产，贮存了大量的化学弹『药』。1933年建立了化学军事署和化学战部队，并且成立了化学兵学校，开始进行化学战训练。紧接着又成立了化学第516部队，负责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进行试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化学战部队被分批派往中国。到1942年底，日军共在中国战场上部署化学战部队1个迫击炮联队、6个迫击炮大队、1个毒气大队、6个毒气中队、1个野战毒气小队、1个化学部和1个野战化学部，兵力达5个团之多。
从进攻上海到抗？照秸崾站谥泄匠n掀捣笔褂没淦鳎猩敝泄瘛t谡秸杏枚？2000余次，范围遍及18个省，受害人员多达8万之众。
1938年7月，日军进攻山西曲沃时，使用了近千个毒气筒，有毒烟雾遮盖了中国军队的前沿阵地。在武汉会战中，日军使用化学武器375次，发『射』毒气弹筒4．8万枚。1939年3月，日军对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实施化学毒剂攻击，毒死两个营的官兵。1940年8月到12月，日军在华北铁路沿线进行了11次化学武器攻击，造成了我1万余名官兵中毒。1941年8月，日军围攻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用毒剂杀害我5000多军民。同年10月8日，日军在湖北宜昌使用芥子气使中国军队1600余人中毒，600余人死亡。1942年5月，日军在河北定县北坦村，用毒剂杀害我进入地道的干部群众80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北坦村惨案”。这些累累血债，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
为对付日军的化学战，国民党军队于1933年着手化学兵的建设，同年11月筹建了防毒面具工厂。抗战爆发后，军队中普遍设立了化学兵机构，各战区设立防毒处，集团军设防毒科。1938年8月开始，每师建立了一个消毒排，后来又在武汉举办了第一期防毒训练班。
“恶魔”仍在战后蔓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接收了德国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的大批设施，并展开了核专家人才的争夺大战。其后，两国又积极地研制、生产和储备各种新型毒剂。随着兵器技术的不断发展，化学毒剂的载体不断更新。上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了化学火箭弹和装载化学弹头的导弹，大口径化学武器发『射』的战斗部中能装载多达数百枚的小型子母弹、集束弹等，大大提高了其杀伤效果，使化学武器的战场机动和火力密度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战后局部战争中，苏美多次使用化学武器。根据不完全统计，1952年2月－1953年6月间，仅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就使用毒剂100多次，使用毒剂种类达17种。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美军研制生物武器的资耗竟多达7亿美元，美国『政府』甚至卑鄙地与731部队的头子做了一笔不可告人的肮脏交易，以得到731部队研制生物武器的技术资料为条件而对其免予起诉。在朝鲜战场上，美军多次使用飞机布洒带生物病菌的跳蚤、壁虱、蚊子、苍蝇等，造成了战场环境的恶化。1962年至1970年，美国在越南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700余次，其中投入战场的西埃斯达7000多吨，植物杀伤剂多达数万吨，使越南150万军民中毒，近6万平方千米的广大地区遭受灾害，大量森林资源和农作物被严重毁坏。美军在越南战场上使用生化武器创下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恶劣的纪录。
70年代中期以后，越军在柬埔寨、苏联在阿富汗都多次使用化学武器，给柬埔寨人民和阿富汗抵抗力量造成重大伤亡。其中，越南在柬埔寨和老挝战场上曾使用苏制米格飞机喷洒各『色』毒雾，前后造成数万人死亡；苏军在阿富汗战场上使用西方称为“黄雨”的新型毒剂，使遭受袭击的阿富汗游击队70％的人员死亡，遭受袭击的居民死亡率高达100％。
美军和苏军都非常重视化学武器的远程化发展。苏军在70年代以后装备的各型地地导弹，几乎都配备了化学弹头。美军也有相当一部分远程火炮和地地导弹装备了化学弹头。
有人说生化武器是穷国的原子弹
原子弹的威力当然是首屈一指的，但技术复杂而且代价昂贵，不是一般中小国家所能涉足的。但“生化武器”却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可以制造和拥有的。这可能就是生化武器难以禁止的一个原因。
近几十年来，随着世界形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在减少，但是生化武器威慑的可能『性』却在增大。在战场上，这些被称为“穷国的原子弹”的生物和化学武器，在适宜的条件下使用，可以造成敌方有生力量的大面积损伤，给对方带来恐惧，从而削弱敌方士气和战斗力。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是二战后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的典型例子。
伊拉克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是在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共打了8年，化学战则进行了6年（从1982年7月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到1988年7月伊拉克最后一次使用）。伊拉克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不断使用化学武器。到了战争后期，伊朗也开始使用化学武器进行反击。
1984年1月30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又向日内瓦的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提交了一份报告，并附有中毒伤员的照片。报告指出，1983年8月9日7时，一架伊拉克飞机在皮朗沙赫尔———雷万兹公路以西6千米的地方低空飞行，对公路上的伊朗步兵部队投掷炸弹后离去。目击者指出，炸弹爆炸声音较小，与炮弹爆炸相似，爆炸后升起一股黑『色』烟柱，随后有一层黑『色』的微粒散落在地面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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