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传-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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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万人。数千人辞去了联邦职务，仅有　212　人因忠诚有问题而被解雇。无　人被起诉，也没有发现任何间谍活动的证据。

几年后，克拉克？克利福德沮丧地说，整个计划是“对这个时代的趋势　的一种反应”，他看不出杜鲁门除了这样做还能怎么办。

不过，在与新闻记者卡尔？伯恩斯廷的谈话中，克利福德却要率直得多：

（克利福德告诉伯恩斯廷）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杜鲁门正在准　备　1948　年的大选，而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我个人的感觉是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我认为整个事件都是虚　构的。我们从未对真正的忠诚问题进行过任何一次认真的讨论？？

总统并未把基本的注意力放在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恐慌上。他认为这　大都是些胡扯。不过，政治压力摆在那儿，他不得不承认它？？

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不相信存在着一个真实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被虚构出来的？？

（对伯恩斯廷来说，这可是一个让人感到格外心寒的披露，因为他自己　的父母就属于忠诚计划的牺牲者之列）。

从政治方面来看，第　9835　号行政命令的效果的确是明显的，至少在当时　是如此。正像《时代》周刊驻国会记者弗兰克？麦克诺顿在给该杂志编者的

一份秘密报告中所言：

共和党人现正严肃地看待杜鲁门？？他的关于从政府雇员中　搜寻颠覆分子的命令引起了国会的一致注意，而且还进一步地从他

的政治诋毁者的脚下抽走了地毯。关于“政府中有共产党人”以及　政府未对此采取任何措施的指责，这个反对派最得意的话题，将完

全不再能成立？？共和党人开始认识到，杜鲁门绝非是个能够轻易　被击败的对手。

杜鲁门对埃德加？胡佛的担心一直在困扰着他，这是毫无疑问的。“如　果我能够阻止（这事情），这个国家就不会有内务人民委员会（苏联秘密警

察）或盖世太保。”他在写给贝丝的私人信件中说，“埃德加？胡佛的组织　将会给一种公民间谍系统的建立开一个好头。这绝对不行？？”

多年后，当忠诚计划的有害影响清楚地显露出来时，杜鲁门在他的回忆　录中只能以站不住脚的理由辩护说，这个计划实施过程中尽可能地做到了“在

当时舆论气候下”的公正。然而，在与朋友的私下谈话中，他承认它是一个　严重的错误。“是的，它太可怕了。”他说。

1947　年　4　月　22　日，参院以　67　票对　23　票的压倒多数同意向希腊和土耳　其提供援助。5　月　9　日，众院像参院一样，以将近　3　比　1

的票数、即　287　票　比　107　票通过了这项法案。5　月　22　日，在格兰德维厄探望他母亲期间，杜鲁

门坐在她小客厅中那张教会家具式的橡木桌旁，签署了这　4　亿美元的一揽子

援助法案。“杜鲁门主义”获得了认可。　尽管它当时似乎是这样，并且在后来的报道中也经常被说成是这样，但

是，杜鲁门主义并非美国政策中的一个突然的激烈的转折，它不过是一个原　则的宣言。它是自波茨坦会议以来一项持续变化的政策的继续，其精髓可以

在凯南的“长电文”及比之更为有力的克利福德—埃尔西报告中找到。甚至　可以说，它起源于波茨坦会议以前艾夫里尔？哈里曼与杜鲁门的首次会晤。

不过，即便如此，杜鲁门主义将在一代人或更长的时间里指导美国的外　交政策，不论其效果是好是坏，也不管艾奇逊和范登堡曾做出过何种保证说

这并非是它的意图。

3

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回忆　1947　和　1948　年的事件时曾说，不可能有比这　更激动人心或更重要的时期了。“我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期

之一。在那个时期中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哈里？杜鲁门和美国拯救了自由世　界。”

其他人也有同感。国务院中一位年轻的经济顾问保罗？尼采在经历了长　期的重要的公共服务生涯后，也反映说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他感到像当时完成

的工作所给予他的那种愉快。迪安？艾奇逊的看法代表了所有这些人，他写　道，他们“参与了创世”。

他们的振奋部分地是来自当时极度紧急的状况。形势发展得很快。杜鲁　门回忆说：“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做事的时间却很少。”计划必须在最短的

时间内构想并阐明，运用想象力，做出决策也是如此，而且还总是要在现实　与政策的无法估量的效果之间权衡轻重。压力始终不减。乔治？埃尔西在回

答日后的批评时说：“你无法坐下来，占用时间来仔细思考，令人作呕地辩　论所有要点。你没有时间。后来的某些人可以坐下来几天、几个星期，并讨

论出怎样能把事情做得不同。这都很好，也很有趣，但却与当时的情况相距　甚远。”

由于期限的压力以及长期的紧张，人们的情绪通常总是很激动。围绕起　草后来成为马歇尔计划的最初报告的斗争是乔治？凯南所遇到的最痛苦的“一

次心智上的煎熬”。凯南与同僚们的一场紧张的辩论形成了他在国务院所经　历的一个受难之夜，以至他不得不离开房间走到屋外，绕着整幢大楼踱步、　哭泣。

此外，他们正在试图做的事情与以往所做的事情不同。他们正在开拓，　世界的形势，正如艾奇逊所说，“对于那些不得不去处理它的人的经验来说，　是全新的”。

在　1947　年春季影响每一个人的士气的最重要的因素还有总统在观点上　的变化，至今这个问题仍吸引着很多人的注意。描写“新”杜鲁门的文章大

量出现，因为这种变化确实引人注目。《纽约时报》报道说，他“情绪高涨”，　整个“华盛顿的政治局面已经改观”。奥尔登？哈奇在《自由》杂志上写道：

总统如今已“完全不同”，“镇静而有力”。“哈里？杜鲁门最近的变化被　各种评论归因于他的新顾问们，或者政治气候的变化，或者他本人性格上的

变化。事实上，这不是变化，而是成长。”《柯里尔》杂志写道：他的声音、　他的举止有了一种“新的权威”。他不再是罗斯福的“替身”。《时代》杂

志注意到杜鲁门的公众支持率猛增到　60％，称赞他对“他的职权的尊严所具　有的新意识”。《时代》杂志写道：总统已经有了“一种新的信心和一个新

的公式：顺其自然”。

4　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美国报刊编辑协会的几百名成员聚集到杜鲁门的　办公室，听他发表即席讲话。杜鲁门像往常与这种团体接触一样使人印象深

刻——轻松、自信，确信能以一种惊喜来打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他说，杜　鲁门主义绝非政策上的一种“突然”转变，他回顾了从他两年前在这同一个

房间中第一次与莫洛托夫会面以来的对苏关系的历史。他确信能够找到解决　与苏联之间问题的办法，相信一个长期的和平时代必将到来。“我相信这，

就像我正站在这里一样的那么真诚。”“支持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信念”是非　常必要的，因为与苏联人的谈判极其艰苦。“他们天天都在讨价还价，昨天

达成的协议可以对今天或明天要做的事情没有任何约束。我们必须确定我们　的政策是什么。”

他告诉他们，他刚与一位在　68　小时内做完环球飞行的飞行员谈过话。“从　道义上和国际上来讲，我们必须赶上这机器的时代。我们必须？？以这样一

种创造世界和平的方式来赶上它，否则它将摧毁我们以及其他每一个人。这　种后果是我们不堪设想的。”

他的属下都认为这是一次令人鼓舞的演说，与一年前在记者招待会上那　种笨拙的表现相比大不相同。

白宫班子的士气从未有这么高。杜鲁门骄傲地谈起他们，并深情地称之　为他的“团队”。他们也献身于他，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越来越了

解他，就像那些曾与他一起在陆军中服过兵役的人们一样。他们喜爱他，把　他看作是一个男子汉，并且像对待领导人一样格外尊重他，钦佩他的勇敢、

果断和那发自内心的正直。他们为之工作的总统，他们天天见到的哈里？杜　鲁门，几乎完全不同于那个刻板的哈里？杜鲁门、那个趾高气扬、满嘴脏话、

“喜欢激动的小伙子”了。他成了一个沉默寡言、性情温和、具有非同寻常　的仁慈之心的人，他对他属下的官员们的尊重，不仅使他们越来越欣赏他，

而且使他们越来越欣赏自己所担负的职责。

数年后，乔治？埃尔西告诉一个记者说：“肯定你也知道，他是一个极　富思想、谦恭有礼、善于体贴别人的人。为他工作是一种乐趣？？他极为和

善？？从未因为忙而无暇考虑自己班子里的成员？？他对总统制有着一种特　殊的崇拜和尊重。他时时刻刻都要求尊重美国的总统？？”

威廉？霍普金斯，一位在白宫服务了近　40　年的行政雇员后来在谈到杜鲁　门时说，在他的经历中还没有一位总统“创立过一种能与之相比的风气”。

他强调指出，杜鲁门“热爱人民、信任人民，而反过来他也在自己的班子中　间引起了一种绝对忠诚和献身的情感”。

衡量杜鲁门的举止及其观点的一个尺度是他主持与白宫班子成员上午举　行的例会的方式。这是当时最重要的事务之一，这不仅是由于会议上所提供

的信息和它所具有的指导意义，而且也由于它的整个气氛。整个班子的成员　有　13　人，比罗斯福时代多了　2　人，而杜鲁门是这个班子的首领。这种会议是

非正式的，但却很规范，有点像商业会议。9　点钟杜鲁门准时地打开他办公　室的门，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鱼贯而入，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他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全体成员围着他的办公桌坐成一个

半圆形，当天的大多数事务都会被详细地讨论（霍普金斯回忆道）。　他通常让马特？康内利首先讲，康内利提出有关总统约会的安排，

哪些是在当天的日程上，哪些是即将要举行的约会。他也提请总统　注意全国各地要总统演讲的各种邀请，并得到总统的答复和（对某

些邀请的）同意。然后，总统再让查利？罗斯发言，看看当天与新　闻界的交往中会有什么问题。关于如何回答新闻界的问题及如何处

理某些问题等许多事情都会被讨论到。

当然，斯蒂尔曼博士也在场，还有克拉克？克利福德？？他们　会提出他们负责的领域内的问题。这是一个聆听总统的哲学、并得　到他对当天事务的指示的机会。

杜鲁门总统是个惊人的读者，每天晚上他都要把一个通常有　6　至　8　英寸厚的公文包带回家。第二天早晨，他便读完了所有那些文

件，并采取所需要的行动。他有一个多屉的办公桌，抽屉上贴着的　标签写着每一位班子成员的名字，在这种白宫班子的会议上，他会

根据每人负责的领域，拿出有关文件给他们，或是希望他们就此提　出有关的意见或建议，或是他想要提出问题让各个部门和机构来考

虑。以这样一种方式，班子中的每一个成员基本上都能知道其他人　正在做什么，总统又交给了哪些人什么样的责任——是否需要就某

个请求作出答复，还是继续为起草一个行政命令、一份讲稿或诸如　此类的事情做准备。

杜鲁门的办公桌就像他的衣着一样整洁。霍普金斯回忆说：“文件的流　转状况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出色的。”作为一个行政雇员，他的工作是把需要

总统注意或签字的大量文件提交给总统并做记录，这些文件包括：国会通过　的法案、各种行政命令、声明、缓刑令、条约、对各部门的指令、联邦官员

的提名、任命、给国会的咨文，外加从来信中挑选出来的“搜集物”。所有　这些文件每天两次固定地要递送到杜鲁门的办公桌上，一次是在早晨，另一　次是午餐后。

霍普金斯本人就极其守时，他也由衷钦佩地提到杜鲁门：“他去吃午餐　时，如果留下话说他下午　2　点回来，那么他绝不违约，回来的时间不是　2　点　零　5

分，也不是　1　点　1　刻，而是正好　2　点。”他在职的时间越长，就越感到　杜鲁门的严格守时。现在，杜鲁门的办公桌上总共有　4　个时钟，外加办公室

的一个钟和他自己手腕上的一块表。

罗斯、克利福德、埃尔西，每一个人都能讲述他自己经历过的有关杜鲁　门分外勤勉的故事，他一直长时间地工作，像他们一样勤奋，或许比他们中

的任何人更勤奋。克利福德回忆说：“许多次晚上我留在那儿（白宫），他　坐在楼上的房间里，正好是椭圆形办公室的楼上，戴着老式的绿眼罩，就像

是帐房先生戴的那种，他坐在那阅读所有这些材料？？我们一起交谈，他非　常、非常看重这种谈话。那种工作是极其紧张的。”

“他实际上花费了除睡觉之外的一切时间来从事总统的工作。”1947　年　新加入白宫班子任克利福德的助手的查尔斯？墨菲说。总统职务所要求的这

种持久的艰苦努力也传播给了总统班子中的每一个人，墨菲将这种紧张的工　作比作是每天都要死记硬背并应付一场考试，而且年复一年，从未松懈。

墨菲特别佩服杜鲁门简化事务的能力。“他不仅能够简化复杂的事务，

也能够使简单的事情保持其简单性。”　总统班子的成员经常对总统的有关这个国家的知识感到大为惊奇，他的

这些知识得自于多年来乘汽车的旅行以及杜鲁门委员会调查时期所走过的地　区。查利？罗斯称杜鲁门在乘坐的飞机上几乎是任何时候向外看一眼，就能

够准确地说出他正在飞越的地区的名字。

他们也喜欢他的幽默感。他告诉他们：“经济学家所佩戴的表链，一端　刻有（美国名牌大学）联谊会的标志，另一端却什么都没有。”他们所有的

人似乎都钦佩他的历史感，认为那是他所具有的最强大的性格力量之一。杜　鲁门坐在椭圆形办公室中的时候曾说过：“如果一个人了解了曾坐在这张办

公桌前的其他人所经历过的事情，那么他应付同样的经历时就要容易些。正　是忽视，导致了最大的错误。坐在这儿的人至少应该懂得他的美国的历史。”

当杜鲁门谈及过去的总统——杰克逊、波尔克、林肯时，就好像他认识他们　似的。他曾说，如果真的“与以前发生的一切彻底割断联系”，那么，结果　必将是混乱。

那年春天，在沿波托马克河做短暂航行的“威廉斯堡”号上，杜鲁门和　通讯秘书比尔？哈西特在午餐时开始谈论起内战问题。其他人在餐桌旁静听，

谈话涉及到几次战役和数名联邦与联盟将军们的能力及缺点的评价，像以往　常有的情形那样，杜鲁门再次以他读过和记住的丰富历史知识给每一个人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杜鲁门说，他很愿意做一名历史教员。

“以讲授历史来代替创造历史吗？”克利福德问道。

“对，我想是这样，”杜鲁门回答说，“这样就可能不会那么麻烦。”　克利福德对杜鲁门来说，已经越来越显得格外重要了，这很像哈里？霍

普金斯对罗斯福所具有的那种重要意义。他们两人都知道：克利福德理解杜　鲁门，而他正在努力从事的事情就是完成这项长期的任务，这一点是非常关

键的。杜鲁门曾说，他不想要一个罗斯福那样的行政当局。他认为，罗斯福　周围的那些人中，“古怪的人”太多。“我想要脚踏实地。除非我知道我要

走向何处，否则我不会感到舒服。我不想进行任何实验。美国人民已经经历　了许多实验，他们不想再要实验，而想要休息。”他不喜欢“进步主义”和

“自由主义”这些词，他想要的是“向前看的计划”。一个“向前看的计划”，　这就是一切。

也许杜鲁门还不知道，他们都高度评价他对他们的尊重。查尔斯？墨菲　是个腼腆的人，只有在别人主动与他谈话时才讲话，后来他评论说：“在许

多方面杜鲁门总统确实很粗暴，但对待他的私人班子，他却格外温和？？而　他的班子也以一种超常的努力工作、自愿加班和全身心的、一心一意的奉献

来回报他的友善。”

以后来总统班子的标准来看，这个班子并不大，不像某些后来的总统的　白宫班子，为杜鲁门服务的那些人从不参与决策。据乔治？埃尔西回忆，杜

鲁门班子中没有任何人梦想过为基本的经济或政治问题、“或任何其他问题”　制定政策或做出决定。

这一点必须要不断地强调（多年后埃尔西在一次采访中说　道）。白宫不存在对外政策的庞大机构。白宫不存在任何事务上的

庞大决策机构？？（也没有任何人试图）通过僭越？？通过以国务

卿无法接受的方式？？通过向总统证明、或试图向总统证明他们（比　国务卿）更精明、更有才华、他们的主意更好的这类方式来建立自

己的声望？？这些东西是绝对不存在的。如果白宫中有人想要以这　种方式来行事，那么在　30　秒钟之内他肯定就会被赶出去。

杜鲁门身边的那些人的忠诚是绝对的，从未动摇过。在后来的年代中，　社鲁门白宫中的成员没有一个人尖刻地谈论过或描述过他，也没有人以任何

其他方式贬损过他。那些与他最亲密并为他工作过的人也从未写过“内幕”　著作和文章来为这位总统辩护。他们都考虑的是哈里？杜鲁门当时以及他们

后来所处的这个世界，如果有机会为总统辩护，他们是欢迎的。

对于查利？罗斯这个班子中年纪较大、与杜鲁门相识最久——比行政当　局中任何人都久——的人来说，与他共事尽管工作紧张，并因此而意味着收

入大幅度减少，但正如罗斯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即　1947　年圣诞节写给杜鲁　门的私人信件中所说，这是他一生中的荣幸：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以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友谊更能使人心满意足了，而

拥有你的友谊确实是一种少有的满足。　两年半以前，就像你所说，你“让我跳进火坑”。我很高兴你

这样做了。这是我一生中得益最多的年代。你对我的信任、你慷慨　地表示出来的友谊、与你周围那些杰出的人——你出色的“团队”

——的协作，所有这些都令人鼓舞。　不过，总统先生，最令人鼓舞的是你——作为总统、作为常人

的你——的性格。也许我最想说的心里话就是告诉你，我对你的钦　佩以及对你的深深的喜爱自从你把信任给予我的那天起，就一直在　稳步增长。

杜鲁门很少接到过像这样一封对他来说是如此意味深长的信。　对迪安？艾奇逊来说，杜鲁门的“活力、内在的生命力这种无价的礼物”，

总是能在最黑暗、最困难的时刻成为他最强大、最能使他振奋的力量。艾奇　逊写道，总统的生命力和高昂情绪的供应似乎是永不枯竭的，为了证明他的

观点，他从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中引述了描写阿金库尔战役前夜的句子：

？？那些可怜虫，本来是愁眉苦脸的，一看到他，就从他那儿　得到了鼓舞？？

他的眼光毫不吝惜地把温暖分送给每个人？？　那一夜，在精神上与哈里有了一些接触。

正是这“与哈里的一些接触”，“使得我们所有的人不断前进，”艾奇　逊回忆道。

此外，还有马歇尔将军，他把信任给予了每一个人，而且提高了国务院　乃至整个行政当局的士气。马歇尔曾对那些与他共事的人说：“先生们，也

许有理由要求军人注意士气问题，但却没有理由要求文官们注意这个问题。　我希望在国务院工作的所有官员都注意自己的士气。现在就没有人在注意我

的士气。”士气稳步地提高了。　这正如艾奇逊所强调的，他与国务院的其他人都感到，他们正被两个杰

出的人、总统和国务卿领导着。在国会山，萨姆？雷伯恩在其支持杜鲁门主　义的发言中曾说道，这个国家“又一次有了要求采取某种行动的领袖们”，

他用复数来强调领袖一词并非没有引起人们注意。

杜鲁门曾写道：“马歇尔的完整个性激发了人们的信心。”认为是人创　造了历史，这正是杜鲁门长期坚持的信念。1947　年春天，随着马歇尔计划紧

接杜鲁门主义而出台，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显然发生了，这主要是由于相对　来说很少的一小撮人，几乎完全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

在令人惊异的短时间内使得这些事情发生的。

1947　年　4　月　26　日，星期六，从莫斯科返回华盛顿的马歇尔国务卿焦急　万分、心烦意乱。他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已经成了一种日益拖延、看不到目标

的痛苦折磨。莫洛托夫的行动始终就像是时间和西方联盟的挫折对他来说无　所谓似的。马歇尔想在有关德国的前途问题上达成一项协议。他考虑直接与

斯大林谈判也许会更有效，因此他到克里姆林宫做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然　而，斯大林却问道，如果达不成协议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下一次再达

成协议，如果下一次不行，就再下一次。”斯大林边说，边用红铅笔漫不经　心地胡乱画着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