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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鹿陕川康-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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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团前往追击。这个团在十九日拂晓到了新场，罗文山迫于形势，乃率部投诚。而身在沙坪的宋希濂，却还懵然未悉。
十九日天甫微明，顾谍裕便其残部沿大渡河南岸西行，续向金口河去了。宋希濂由于过分疲乏，七时许才起来，吃过早饭之后，便命司令部人员及干校人员一律渡河，然后沿着乐（山）西（昌）公路走。到十点多钟，已渡了一千多人，宋本人也渡到了北岸脚下。突然间山上枪声大作，机枪的火力，则对着南岸待渡的宋部扫射，那边的队伍立刻纷纷逃散，拼命向南面一带的山地里窜。已经渡到了北岸的，一部份也忙着向西行，但走不到几百步，便被解放军所堵住。宋希濂看见情势不对，便率领着警卫排向东去，但不到一里，也给堵住了，他们已在解放军的天罗地网之中！山上的解放军，也分几路冲了下来，上下合围，宋部立刻被解除了武装。
就这样，宋希濂亦成了俘虏。最初，他隐藏了姓名身份，后来终于被查出来了。
在一九四九年这一年，宋希濂丧父丧妻，又打了一个彻彻底底的败仗。他跟随蒋介石干其反革命反人民的活动，前后二十多年，到头来只换得个头发零落，两鬓先斑！虽然那时候他只有四十二岁。
第十六回
由渝逃蓉 蒋介石大谈兵法
大言不实 胡宗南要守川西
再说重庆临近解放时，胡宗南留在秦岭一带的守备部队，也陆续撤退人川。十二月初，原来留在徽、成地区的李振十八兵团，也经白水、略阳、阳平关转川陕公路，于六日抵达绵阳。裴昌会的第七兵团，也分别在巴中、旺苍、苍溪、剑门关、青川、中坝地区集结。其他第一线部队，亦陆续集结于成都、双流地区。蒋介石在四川，就靠这些部队为主要资本了。
蒋到成都后，住在成都军校，指挥一切。因为川东崩溃得太快，他的保川之策已告破产。这时候，他又决定采取数月前曾反对过的胡宗南和宋希濂的计划，准备把胡宗南的部队撤往西昌。他的措施分三方面：一、对亲信如胡宗南者，要他们即作撤退的准备；二、让一些地方势力及次要部队，与解放军纠缠，以掩护亲信部队撤退；三、在撤退前，对于如刘文辉、邓锡侯等异已势力，尽量设法羁摩运用，不能羁縻则加以消灭。为了不使第二方面的部队发生动摇和不让第三方面的人明白他的意图，在表面上则仍渲染所谓“川西决战”。
在上述的决策下，蒋介石连日在成都军校，分别传见各方面的人员，以各种不同的面孔，用各种不同的手段，以期达到目的。
十二月四日上午，蒋传见陈克非，问了一些川东败退的情况后，说：“前据宋希濂在江口来电报，说第九师在黄草坝附近打得很好，这才算得是黄埔教导团的革命精神。如果都能象第九师这样打，共匪不是不可能消灭的。今后要特别注意对第九师这个部队的嘉勉和补充，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很要紧的。要派一个比较负责的官长；指定比较好的电台，不断地呼叫他们、联系他们。如联系到时，指定一个年资较深的、指挥有方的师长暂时负那方面的责任。其他部队到达时，就要他们在成都附近各县休整，要严守军风纪。”
陈说：“第九师这次在黄草坝同共军作战达三昼夜，颇有收获。该部官兵伤亡变达三百以上，但因距离远，伤运困难。那时左翼阵地早被突破，宋希濂给我几次电话，要我转电第九师全体官兵顾虑全局，忍痛撤离，须有所舍，才有所得。最后我下了一个绝对遵守的电令给该师，务必顾及全局，准抛弃一部装具，尽量利用骡马救护伤病官兵，不准任何借故拖延，并限二十四小时以内通过军部位置向江口转移。结果，还是被伤病之累误了时，隔断了，并影响到为掩护第九师转移而布置的第七十六师和一六四师，以致也脱离了掌握。现在我想总统准我到川、滇、黔边区寻找我的部队和宋希濂的下落。”
蒋说：“在电台没有联络到以前，你还是在成都附近收容宋希濂所部，加以调整。这是，这是……”随着义转向在旁的俞济时说：“俞局长，你同顾总长讲，凡宋希濂所辖部队，统归陈司令官指挥，并由其收容调整，可分令各部遵照。”然后又对陈克非吩咐道：“要派人到各处收容和联络，如有什么困难，可同顾总长说。”陈说：“是，是，是。”
蒋说：“好，好，好。”左手托着下颚，摸摸胡子，又故示亲切地问道：“你的太太走了没有？你知道各军长他们的太太都走了没有？”
陈说：“我的家眷没有走，现在都到了成都。家里有八十一岁的老母亲，五个儿女，两个侄儿。第十五军军长刘平的家属也没有走。”
蒋翻了一下眼睛，转向俞济时吩咐道：“你要空运司令部派一架专机，把陈司令官的老太大同他的家属送到台湾去，其他各军长的家属亦要陆续调查运送，就照这样子办。”
蒋介石如此照顾周全，在当时确使陈克非感激涕零。因为这一次传见，他本来是以为要受处分，或至少要挨一顿臭骂的，结果不但没有骂，反而得到嘉勉；不但没有受到处分，反而更被信任，把宋希癫的部队也归了他。而且“泽及妻孥”，竟要派专机把他的家属送到台湾去。他那时还不知道蒋纷纷把一些文武大员的家眷弄到台湾，不过是要使他们多一番感激，也多留一个顾虑，不得不拼死为他效忠到底而已。实则其时蒋已决上，要使陈克非和罗广文为胡宗南的部队打掩护，只是不露声色。
对于十八兵团的李振，蒋介石又有乃一番处置。
李振自十二月六日撤抵川北绵阳后，七日下午，接到胡宗南的参谋长罗列的电话说：“胡先生请你来成都谈谈，研究今后的行动问题。”李当晚赶到“绥署”，胡宗南对他说：“总统在成都，特别召见你。现在他还有事，过一会我派车送你去。”
下午八点多钟，李振被送到了北校场，下车后，便有人来问清了官阶名姓，然后引进接待室。那人又问：“李司令官随身带有什么武器？我们为了表示对总统的尊敬。凡是和总统见面的人，都不能带武器和佩剑之类，有的话，请你先放在这里。”李振在这种一一盘查的情况下，觉得有一种肃杀之气，就告诉对方他没带什么武器。一切手续办妥之后，那人进去了，不久之后再出来告诉李振：“总统马上就来。”
过了一会，蒋介石出来了，带着困倦的神情，对李振说：“你来了，好，坐下，坐下。”然后问李兵团的驻地，人数和装备的情况。待李一一报告后，又说：“赶快找胡主任补充。你这个部队过去打得很好，官兵都很勇敢，这种精神要保持下去。现在敌人很猖狂，其实没有什么，完全是我们高级将领不争气。腐化堕落。中国古兵法早就告诉我们，强兵在将。我不怕敌人，敌人就怕我。我们当一个将领，应该有不成功，便成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大无畏精神。你要好好地同全体官兵说清楚，要好好地鼓励官兵，我们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只要大家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反攻复国是很容易的。你们很快就要向西昌集中：西昌是我们最后的复兴基地，这个地方很重要。我们要用这个地方来对付敌人，收复失地，你到了那里，要据险坚守，好好的把民众组织起来，共同对付敌人。如果敌人重兵来犯，不要同敌人胶着恋战，要部队互相掩护，逐步向云南、缅甸边界转移。利用中缅交界地带，打下根基，等候时机。美苏交恶甚深，他们是势不两立的，战争一触即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就是我们反攻复国的时候。我们身为高级将领，要时时刻刻告诉官兵，失地不复，军人之耻。上不能安慰先总理在天之灵，下无以对全国同胞。你回去要好好督饬部属，准备行动。你还有什么事没有？你近来同余总司令（指余汉谋）通过信没有？他现在在海南岛，你知道吗？”蒋的话讲罢，“召见”也就结束了。
从蒋的这些话里面，可以看出两点：（一）归胡宗南指挥的主力，决定撤往西昌，顶不住时再撤向滇缅边境。（二）蒋估计第三次世界大战有爆发的可能，而他的“反攻复国”的希望就在于此。至于别的话，都不过是巫婆的符咒，尤其那套“古兵法”，对他自己就行不通：“强兵在将”，就他自己看，至少他这个“将”是很了不起的了，为什么他的部属又不“强”？他这个“将”如此之“强”又为何无补于崩溃？他口口声声“我不怕敌，敌即。怕我”，若是他不怕“敌”，他有“大无畏精神”，为什么常常还未到危险关头，他自己便身为百僚之先，逃之惟恐不速？
李振回到“绥署”后，即把经过告诉了胡宗南和罗列，他们的反应是苦笑中带着喜悦，随即在地图上和蒋的指示对照了一番，并扼要地给李振介绍了当前的形势。胡宗南并拍李振的肩膀说：“裁宏（李振的号）兄，领袖很器重你，知道你性情刚直，为人忠诚。在党国危急存亡的时候，特别召见你，当面付托重任，希望你不要辜负领袖的培植和期望！”胡宗南也和蒋一样，拼命向李振灌迷汤。
李振与胡宗南和罗列谈过之后，当天深夜乘车赶返绵阳。他在归途中，思前想后，心潮起伏，若是在一两年前，蒋介石“特别召见”，或者会使他受宠若惊；但此时此际却使他感到：蒋介石只剩下几个残缺不全的部队，且彼此尔虞我诈，离心离德，士无斗志，即使能逃到西昌和云南的死角去，又能有什么作为？而身为最高统帅的人，竟然还在故作姿态，徒托空言，妄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反攻复国”，岂不是白日做梦？面对这种情势，到底怎么办呢？再跟着蒋介石走吗？那要走到何处去？若是不再跟他走，那又怎么办？这些问题，都在李振的脑海翻腾。
而另外一些事情，也来到李振的脑海：记得是十月间，广州解放之后，叶剑英将军就向李振的一个老上司表示过，希望他考虑大局，及时起义。在这以后，就有他的旧人把消息带列汉中：及后还有人到过徽县、和他谈这个问题。当李振到达绵阳后，还有前三十六军政治部卞任广东同乡陈定，也到了绵阳，陈是被解放军俘虏后释放，又被胡宗南扣留了一段时期，然后逃出来的。十八兵团副参谋长王杰发现后，便把他带到了兵团部，经过李振的再三追问，陈定说：“一野”方面希望他回来之后，第一争取钟松（原三十六师师长，沙家店战役时逃出），第二争取李振。上述种种，和蒋介石、胡宗南伪情况交织在一起、使李振，以烦意乱，彻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李振把参谋长何沧浪、副参谋长王杰找来，将蒋介石“召见”的经过和胡宗南的说法告诉他们后，彼此都沉默无言，若有所失。不言而喻，他们都感到前途渺茫。
何、王两人走后，李振自己考虑了半天，又把陈定找来，共同研究。两人商量后，李振再找一八七师师长钟定天来谈，钟同意起义才有出路。以后李再找何沧浪来，问他：“你看现在的情势怎样？”何沧浪说：“闹成现在的局势，完全是战略上的失败、已经迟了二十多天，过去的英雄。现在变成了狗熊。完了！完了！”言下毫无办法。何沧浪所谓“迟了二十多天”是因为十一月九日胡宗南在双石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时，本来决定第一军先行入川，第十八兵团则继第一军之后撒遏。后来由于第一军要去重庆为蒋介石“保驾”，长久占用了运送的车辆，似致“绥署”后勤物资一时抢运不完，就把李振兵团的行动拖迟了二十多天。在当时，胡宗南的“高见”认为：川东蒋军已经摆开，东面解放军不敢轻举妄动深入；而北面的解放军，因与马家军激战之后，损失不小，整顿补充，尚需时比是故他们可以“从容人川”蒋军将领往往料敌过低，胡宗南也是如此。岂知情况大出其所料，这时已经“从容”不得了。
李振听了何沧浪的话之后说：“我的看法和你一样。你看有什么办法呢？”何说：“这有什么办法！”谈到起义的问题时，何对李说：“你过去罪恶太大，恐怕有危险，”李说：“为了大多数人，牺牲我，我也无所谓。”何说：“既然如此，由你决定吧！”
李振与钟定天、何沧浪商议后，又找陈定来商量，准备派人前往广元与“一野”联系。当晚九时，李、陈钟、何等人又再作最后的会商，因何沧浪发生犹疑，派人的事就搁了下来。
十五日，李振率部移防成都，十八口，再开双流。其时，三十军军长鲁崇义亦正在考虑起义的事，故李振过广汉时。曾与他碰过头，但因局势尚待展开，鲁无表示。
在北路，裴昌会的第七兵团部，也于十七日撤到绵阳。前两天，当裴的兵团部尚在剑阁时，已经准备起义。正当其时，胡宗南突然派五十七军军长冯龙，带着军直属部队，乘汽车开到剑阁。冯对裴说，胡宗南叫他来了解前方情况，要与兵团部住在一起。冯龙本是第十六军的师长，在北平和平解放时，与袁朴、陈鞠旅等人。随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逃出来的（详情已在拙著“关内辽东一局棋”说过）。九月间，胡宗南要裴昌会把第五兵团交与李文，改率第七兵团，冯龙就接了李兵团的第五十七军军长。裴昌会见他这时候突然来到七兵团的驻地，且又言语支吾，知道是胡宗南派来监视他的，就对冯说，目前前方情况紧急，这些直属部队没有作战经验，一遇战斗，容易发生混乱。他自己在这里部署后即去绵阳，冯可到绵阳等他。冯一听情况紧急，不敢再留，马上乘原车拉队走了。
当十六日裴昌会准备起义时，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曾表示愿遵命行动。但当天晚上前方发现枪声后，李振西忽来电话，说情形混乱，应当后撤一段距离再作论处，从此之后便消息音然。原来断了电话后，即率部沿陕公路西南侧窜逃，经中坝、安县窜踞山区茂县，妄图久延残喘。裴昌会因而未能按预定计划行事，就先撤粹潼，再撤绵阳。
当裴昌会到达绵阳时，那里有冯龙的军直属部队、九十军的一个营。第十二师的一个团也刚到，胡宗南所派的三十六军一个团，则正向绵阳车运中。裴昌会就把这些部队交给冯龙，叫他在绵阳涪江西岸占领阵地。冯龙所负的使命本来是监视裴昌会。指挥这些部队，本非他之所愿，但又说不出口，只得勉强出城布防，离开他要监视的人。
在这样的军情下，胡宗南于二十一日，在新津召集第五、第十八两兵团的军长以上人员，举行紧急会议，参加者有二十余人，人人愁眉苦脸，精神沮丧，或则相对苦笑，不作一言，或则埋头抽烟，偶发短叹，会场空气，常沉重。
开始时，胡宗南先唱了一番“蒋腔”，他说：“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共匪似乎很猖狂得意，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完全是我们不争气。我们与共匪是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有我无敌，有敌无我。我们要为党国争光。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卫士，是校长的学生，是总统的部下，不要辜负领袖平日对我们的领导和期望。我们要激发天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把‘死’字顶在头上，幸生不生，必死不死。我们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现在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打出去，打到西昌去。我们到西昌；就有办法。在那里，以云南、缅甸为靠背，进可攻，退可守，不然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要同舟共济，共赴危难。我们还有几个兵团，打条出路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大家好自为之。关于兵力部署方面，由罗参谋长同大家谈谈。”
于是，众人望着罗列。
第十七回
集会新津 罗列夸言谈作战
胡军西走 叫人替死往东攻
罗列说：“最近的敌情有很大的变化，过去的计划要修正。现在遵照总统和胡先生的指示，我们先向东打，在适当时机再向西攻。第五兵团在简阳以西攻击前进，奇Qisuu書网十八兵团在简阳以东攻击前进。两个兵团应互相联系。各兵团部署限二十二日十八时以前准备好，二十四日拂晓前开始行动。”
罗列所说的“过去的计划”，又是怎样的呢？
原来当时胡宗南的所谓“成都保卫战”有三个腹案，其大要如下：
对敌情的判断：
敌第二野战军刘伯承所部虽号称数十万，年来补充，都是强拉各地的农民和部分老弱俘虏，且经我各友军之打击，受创颇重，自重庆得手后，继续北向成都，为势虽属猖撅，但实力已经不强。
第一野战军贺龙所部约十余万，由西北南下，以威胁我之侧背，期收腹背夹击之效，为其主要之企图，然长途跋涉，已经疲乏不堪。
对敌作战计划：
第一案：以现有之兵力，采取以守为主，占领优势地形，发扬我军火力，于敌攻势受挫时，转守为攻，出击取胜。
对于第一案，总部讨论结果；认为既是内线作战，又是被动，极易挫伤士气；且粮弹无来源，援兵又告断绝，不宜采取以守为主。
第二案：以现有兵力，攻守兼备，重创敌人。确保成都，划分兵团战斗地区，控制强大预备队，构筑强固工事阵地，使来犯之敌到处碰壁，并以攻为守，促敌受创致败。
对于第二案，总部讨论结果，认为目前情况是敌情嚣张，又加敌众我寡，攻则易折，守则易衰，不宜采取攻守兼备之策。
第三案：为便于我军尔后能继续作战，保持主力，避免胶着，实行背进，决心牺牲一部以救全大局为着眼。即以两个兵团（罗广文的第二五兵团和陈克非的第二十兵团）向敌后（重庆）乘虚挺进，以吸引敌主力回头，确保我军主力向西康背进之安全。
对于第三案：总部讨论结果，认为趁敌第一野战军之主力尚未到达，目前尚未形成紧密合围，第二野战军后方空虚，如以两个兵团大胆东向，是出敌意表，定可长驱直人，促使敌第二野战军之主力不能不回头，而达到我军主力安全向西康背进之目的，是为策之上者。
这三个腹案，第一、第二两个都不过是表面上的陪衬，其实胡宗南的想法只有第三案；蒋介石的想法也只有第三案，这从他“召见”李振时的谈话便可说明。这个第三案，也就是罗列口中的“挝去的计划”。现在之所谓“修正”，不过是想先向东打一打，作个假象，然后西逃罢了。东攻只是佯动，西逃才是目的。
在胡宗南于新津召开紧急会议的前一天，资阳、简阳方面已发现解放军的消息。由于军情紧急，起伏于胡军内部的名种酝酿，也随之而紧急了！
上面已简要他说过裴昌会的第七兵团和李振的十八兵团方面的情况，现在再说说二十兵团陈克非方面的情况。
陈克非自从十二月四日受过蒋介石“召见”之后，在短短的半个月内，思想上已发生过几度变化。最初，他见过蒋介石后，再去见顾祝同，顾照蒋的指示，把有关收容调整宋濂所部的八个命令交给了他，并要他“仰体总统意旨，克服困难，奋发图强”。当时，陈克非也颇想“振作一番，力挽危局”。到了十日左右，那些零零碎碎的队伍陆续到达，但是乱麻一团，他想收容调整，只是弄不出头绪。真个是不讲收容犹自可，讲到收容事更难。因此，他于十二日上午，又到成都军校去，想向蒋介石面陈底细。岂料那位“不完成建国大业决不罢休”的“总统”，已于四日前逃往台湾去了。
陈克非只好去找顾祝同。
顾问：“这几天来，你们部队的情况怎样？”
陈说：“今天我到总长这里来，就是要报告这个情况的。十二月七、八、九、十这几天到达的部队，据派出去的联络人员和各军、师的实力调查报告，计有第二军的直属部队，三个新兵补充团；第十五军的司令部，和二四三师；第七十九军的残部，亦陆续到达成郁附近。据报他们有向刘文辉方面活动的情况。第一一八军约共三千余人。第一二二军约一个团，随第十五军行动。以上这些部队，已到达成都古西和郸县附近地区，休整待命。其余各部尚未取得联系。”
顾说：“未取得联系的部队，虽属不易联络上，但仍应多方设法。已到达的部队，应迅速着手调整。”说到这里，顾停顿了一下，像考虑什么似的，然后接着说：“为了保卫成都打个好仗，“胜于一而败于二三，乃是古之名训，因此已决定将所有在川的部队，统归胡宗南指挥，已分令各部遵照，望克日向他总部报到。对于部队一切情况，今后即可向他报告请示。”
陈克非看了当前情景，觉得顾祝同是打算把什么都向胡宗南头上一推了事，已经心不在焉，只得说：“我一定竭力想方设法解决自己的一切困难问题，请总长放心好了。”顾连说了几个“好极了！好极了！”随即起身送客。
陈克非怀着懊恼离开成都军校，和前一次见蒋后离开时相比较，好比是一个晴天和一个雨大，心中滋味已完全不同。到吃午饭时，又有人说：“外间有很多传说，说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已联名通电起义了。又说蒋总统八号飞机去台湾的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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