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08罗瑞卿-第2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盗艘坏惴纭Ｅ碚嫱居执虻缁案鹎渌担闳グ桑チ司突嶂懒恕Ｎ颐蔷筒拢残硎蔷律系氖拢恳蛭庋衩芎徒艏薄�
贺老总当时也在北京。接到开会的通知，贺总问：开什么会？回答也是：到上海就知道了，飞机已经安排了。秘书问贺总会议上要带点什么文件？贺总说：带上地图去。可见，贺总也猜想开会是为了军事上的事情。到了上海，下午，刘少奇同志就跑来找贺总问开什么会。贺老总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罗瑞卿夫妇到上海后的情形如何呢？我们还是接着引述郝治平同志的回忆吧：我和瑞卿是12月11日去上海的。平时外出，飞机起飞时间都是由瑞卿定。这次空军却打电话通知飞机定在十点钟起飞。我们问为什么订在十点呀？空军说上海虹桥机场上有英国人的飞机降落，碰上了不好办。瑞卿也觉得没什么关系，十点钟飞就十点钟飞吧。
在飞机上，瑞卿还像平常一样看文件，一刻也没有停。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上海市已经在脚下了，我说：“不要看了吧，就要到了。”他这才让秘书把文件收起来。到上海的时间是11日下午两点多。
机场上，陈丕显同志和吴法宪在等候我们。这使我们又感觉到奇怪起来。因为中央规定开会是不准迎送的。平时到上海，也只有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迎候。
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位领导同志的爱人，在我安排她坐车子进城的时候，吴法宪在旁边一连声地说：“不要你管，不要你管，有人来接她的。”
吴法宪这个人有个特点，他平日里见了总长总是殷勤得过分。开关汽车门和脱大衣、穿大衣这样警卫员份内的小事，他都要亲自去做，而且次次如此，年年如此。有一次他甚互还跟我说过：“苏联人把斯大体称做他们的父亲。其实我们这些人还没资格称毛主席为父亲，我们只能将林总和总长这样的人称做父亲。”我就对他有点儿反感。这次一反常态，直挺挺地站着，一个劲儿地催我们上车，态度生硬得很。我心里想，这个人怎么了？一下子又成了这个样子。但是我仍然没有去想他。
我们和陈丕显同志同车进城。瑞卿总想知道开会的情况。可陈丕显同志显得很不自然，就是不谈开会，老和瑞卿东拉西扯地谈些庄稼啦，雨水啦，工业生产情况啦等等。后来，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他是奉了命令不准和瑞卿谈会议情况的。
瑞卿这个人平素喜欢和大家在一起。以前到上海开会，我们都住在锦江饭店，那里人多热闹。快进城的时候，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这次不住锦江了，锦江饭店人都住满了，住不下。另外找了一个单独的地方让我们去住。我心里疑惑起来，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但我们仍然没有多说什么，看瑞卿，他也沉默。汽车很快就到了一个小院子（后来知道是建国路618 号。现在是波兰领事馆），这时，陈丕显才告诉瑞卿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里等他。一听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在等，瑞卿就有些吃惊，我也很紧张。但这时已经不容我们再考虑了。陈丕显同志的话音未落，车子已经停在一座两层的楼房前。瑞卿下了牟，就直接急步走进了楼下的会客室。
我没有看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就被人叫到楼上去了。这时候，空气显得十分紧张。会客室、楼梯上都站了一些公安人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也在场。看样子我们已经被看管起来了。
我在楼上心里万分焦急，百思不得其解，这是出了什么事情。我想到楼下看看，不准。
我只好又回到楼上。过了一会儿，秘书找我说不让安电话（当时因为工作关系，瑞卿走到哪里，都要先安电话的）。我说，不让安就别安吧。我心乱如麻，那些秘书更感到糊涂。
我在楼上等啊，等啊。天黑了，我也没有心思去看表。大约是七点钟的样子，听到院子里汽车发动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总理和小平同志走了。我就往楼下跑。正好瑞卿从会客室里出来要上楼。王鉴同志走上来要扶他，瑞卿推开他，可是自己怎样也没有力气上楼了。我搀着他上了二楼的房间。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看着瑞卿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好一会儿，我向瑞卿：“这是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瑞卿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
而且林彪知道，谁都知道的……。“
我看见，瑞卿流泪了。我心里难过极了。看着瑞卿痛苦的样子，又加上这几天碰上的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也不禁病哭了一场。但是，这不能使我稍微轻松一些。面对着这个我无法理解的突然的变故，我想我们大概是遇上了一生中最严重的事情。
整个上海会议期间，没有让瑞卿参加会议。说是要背靠背。瑞卿要求去见毛主席和林彪，把问题说说清楚。总理对瑞卿说，不要去见主席，也不要去见林彪。瑞卿当时想见的就是这两个人，不让见，别的还见什么人呢？所以，哪儿也没去，就在那个小院子里。从11号到上海，一直到17号离开，这期间哪里也没有去，就在家里等着。参加会议的那些领导同志，谁来了就和谁谈。我不能参加他们的谈话，只能谈完了，听瑞卿讲一讲，他说多少，我就知道多少。
在这几天里，看得出来，瑞卿从一个生龙活虎、坚定自信的人一下子变得无可奈何。
不能参加会议，又不能去见主席，受着天大的委屈，无法辨白，真是说不出的味道。这五天里，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院子里走一走，那个院子有一条不到二十米的通道。
我们就从住房的门走到院子的门，到了收发室往回走。就这样一来一回地走。那时已经有人在监视我们了。我们自己也根本没有心情出去。就是心里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
后来，总理和小平同志又一起来对瑞卿说：“主席说了，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有别的，可以检查别的。”
瑞卿说：“别的有什么呀？”
回答说：“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
瑞卿回来告诉了我，我就对他说：“关系不好，那就检讨关系吧。”
所谓的关系不好，就是说瑞卿在工作中不尊重老帅。刘伯承同志听到这个说法，就说：“我这个人身体不好，进城后不能做什么工作，罗长子还是往我这儿跑，有事同我商量，我倒没有什么感觉。”
上海会议上，别的人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讲的，我就不清楚了。
16号，总理和小平同志又来了。他们告诉瑞卿，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先把问题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检讨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那天，卓琳同志坐同一辆车来看我。他们三个在楼下谈，卓琳就上楼来找我，她劝了我一阵。我就问她：“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发了些什么文件？”
卓琳说：“不要提了，不要提了。这次开会和过去什么都不一样，非常神秘。我们这些当秘书的都看不见文件。都是小平同志自己装在口袋里。看完了，谁交给他的就退给谁。”
后来，薛明同志回忆说：贺老总也是这样，发了文件就自己装在口袋里。后来，两个口袋装得满满的，也不让她收拾整理一下。
我又问卓琳：“你看到什么人了吗？”
卓琳说：“谁也不走动，不串门。不好串门呀。”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不这样办，但是现在已经这样办了，那么就这样子吧。让总长好好注意身体。回北京后家里还有孩子，可以解解闷。”她还特别对我讲：“我跟你说的这些话，都不是小平同志的意思。也没有看见什么文件，是我自己有这么个感觉。”
我对她说我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那时我带着大本的毛主席语录，有一段关于要做老实人，陈独秀、张国焘等等不是老实人，不老实的人没有好下场。马克思、恩格斯是老实人。我把这一段翻给卓琳看，我说我这几天就靠这一段过日子，要是没有这句话，我这日子过不了。
17日，我们和总理、小平同志、李富春同志回北京。在飞机上我碰到了张茜。我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回来。她说，陈老总没开完会就走了，说他有事，又没什么好说的。
到了北京。后来我们因为修房子而暂住钓鱼台。瑞卿很自觉，觉得那里有外宾，不好。
我们就搬到了新六所二号楼。1965年12月28日至春节。北京西郊新六所。
这年冬天，西伯利亚的寒流长时间地盘踞在北京的上空，天气干燥而寒冷。北京西郊新六所这个院落，更是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沉闷。在这个院落中，有五十年代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修的五栋小楼；加上工作人员一栋，共六栋，这就是新六所的由来。院子里，高大而粗壮的树枝虽然落光了叶子，但枝桠仍然密密匝匝地填满了天空，让人喘气都觉得不痛快。
罗瑞卿回北京后，携家人住在院中二号楼。他一反常规，经常闭门不出。
有时，偶然在十四岁的女儿点点的陪伴下，在院子里散散步。寂静、寒冷的空气中，父女俩走在坚硬的发白的水泥地上。懂事的女儿把自己的脚步调整得和父亲一致，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两个人，却只有一个脚步声。女儿轻声地向父亲讲些学校里的事情，父亲有时“嗯哦”着答应一声，更多的时候保持着沉默。在清白苍凉的月光下，罗瑞卿偶然抬头望望灰蒙蒙的天空，望望高大挺拔的树梢。有时候，罗瑞卿也给女儿漫不经心他讲一些他的身世和经历，但言语间不像在讲给女儿听，倒像在细细地过滤往事，检点自己的行迹，整理自己的思想脉络……
其时的罗瑞卿的处境与心境，还是借他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夕的一段回忆来描述吧：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我即写了报告给主席、中央，请求调离我在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及与军事有关的职务，如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
中央很快就批准了。并将批准及我的报告转发全国军队团以上、地方县委、县公安局长以上。并将电报抄给了我。
因我不在军队工作了，军委办公厅来人撤了电话机。我还要秘书将我的枪、猎枪和秘书们的枪都交上去。彭真同志专门打了一个电话给秘书，说猎枪可以保留一支给孩子们玩。我说，不要留，全部交。我曾经要求出去理个发，组织上交代说，不要去以免碰上熟人。以后，我除了到三○一医院拔了一颗牙，什么地方我都没有去。
回北京后我住在新六所。孩子们却回来了。可他（她）们还什么都不知道，仍如往常。
看到这一群孩子，尤其是三个小的。想到自己的错误会连累他们，真是万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将自己彻底毁灭掉！
……
有一天，快吃完中午饭时，罗瑞卿对孩子们说：“将来我退休了，带上你们都回四川老家去。四川可是个好地方呐。”孩子们听了，都快乐地笑起来。
罗瑞卿脸上也浮起淡淡的微笑。这种心情，来自整日的反思中增加了的说清是非的信心，他在给周恩来、邓小平并转报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申诉信中写到：你们第一次向我宣布的主席、中央对我的看法的第一个五条以及你们第二次归纳群众意见对我批评的第二个五条（关系、作风、工作、政治、组织），我完全拥护并深为感动。
我的错误，责任完全由我担负，主席、常委、中央没有任何责任。我一定忠诚老实地对我的错误事实、性质、根源向党作彻底地、毫无保留地交代。一个人如果还要革命，还要跟党、跟毛主席革命到底，犯了错误，除了认识、检讨和坚决改正而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还有另外三条（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封锁反对林副主席）或者四条（加挑拔）我确实没有。我有错误不承认、是没有党性，我没有的错误乱承认，也是没有党性。我不能反对有同志对我怀疑甚至很多同志怀疑，但是没有的事我不能承认，请求中央严格审查。如果证明确有其事，那算我对党隐瞒，应该算是错上加错，或者罪上加罪。
关于伸手。就我所知道的，这次揭发的是两件材料。一件是我向林副主席说老病的要让贤。我说过没有？如说过，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指什么说的，我完全记不得了。（霸气 书库 ｜。。）
不过，可以保证，我决没有暗示，要林副主席让贤之意。我没有这样坏、这样狂妄、这样愚蠢呀！一件是说刘亚楼说了四条，这个我完全不知道，是这次事情后才听说。
……
而此时的林彪夫妇在做什么呢？
他们搜罗“材料”，制造假证的步伐一点也没有停止，而且加快了，加重了。
在上海会议前夕，他们对吴法宪诱压兼施，使他向林彪靠拢，然后，就利用他来着手“收集”罗瑞卿材料。吴法宪在12月下旬，数次找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软磨硬泡，想从她口里掏出叶群会上所陈述的“四条”的实证——刘亚楼的“遗言”，翟云英不上他的当，于是，吴法宪便请秘书按他的授意写成如下材料：亚楼同志生病住在上海华北路922 号，治病期间，有一次叶群同志、林豆豆同志来看望他的病情，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我看时间很晚了，催亚楼同志吃药时，亚楼同志说：好！我今天累了（当时，亚楼同志坐在沙发椅上），伸出四个手指头向叶群同志说：“我还有四点，下次再谈。”（这句话重复了三遍）这四点内容是什么，亚楼同志没有跟我说过，我不知道。
吴法宪把这份材料给翟云英，要她签字，翟云英看写得无中生有，拒绝签字。吴法宪便又磨了近一夜，翟云英被缠不过，也不知其所指，便签了字。
吴法宪如获至宝，但却因内容空洞，没有受到林彪夫妇的赞许。于是，吴法宪便做假证，写成给林彪的“报告”：林副主席：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一）1964年9 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刘亚楼同我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到处去请示。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分证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二）今年4 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4 月23日晚赶至上海， 24 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对不起××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上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以后他又说：“生病以来，中央、毛主席、刘主席、总理、林副主席都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最后他流了眼泪。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1965年12月25日这里抄录刘亚楼给罗瑞卿的复信，我们可以从中间接地看看罗瑞卿给刘的信中的大致内容：总长：4 月13日来信敬悉。接到首长的指示后，使我既感动，又难过。感动的是，首长工作那么忙，自己本身身体也不太好，还经常为我的病操心、关怀；难过的是，听有些人向首长反映一些不合乎事实的情况，因而引起首长不放心。
顺便报告首长，我这次害病，得到主席、总理、林总、元帅们和首长以及其他同志那样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感动得多少次流下眼泪，因此，我不能不再一次向首长保证，请首长放心，我决不违背主席、总理、林总、首长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决不辜负首长的亲切关怀，决不浪费党和国家的大量资财而不安心治病。我相信我还不是一个那样没有党性的人，不识抬举的人。就是病情再严重，我也坚决不灰心丧气，四个月以来，是不是像有些人反映的那样，情绪波动，胡思乱想，不安心治病？究竟听不听医生的话，和医生配合得怎么样，首长可以派人到现场检查，以明真相。
希望首长保重身体！
此致敬礼刘亚楼4 月15日真是墨写的谎言，挡不住铁的事实！林彪夫妇以“死无对证”捏造材料之行径，昭然若揭矣！
可是，他们在上海会议后，仍然大行其道，并且越来越集中而明确。揭发材料越搜集越多，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于是授意有关部门搞了两份材料：一份是1964年12月《关于当前部队工作指示》的“三稿对照”，另一份是《罗瑞卿的三次讲话摘录》（即罗瑞卿于1965年1 月9 日上午在军委办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 月23日在全军学习军师机关革命化经验大会上的总结讲话和1965年4 月3 日在四十二军团以上干部集训队的讲话。
二是说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其证据有三条：1。反对林彪指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顶峰”的提法。
2。在为林彪准备七千人大会讲稿时，反对说毛泽东思想中有毛主席个人的天才因素。
3。提倡学习三十本书就是为了反对和冲击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
在苦心经营、广泛搜罗的基础上，林彪夫妇终于“总攻”了。在1965年12月28日至1966年1 月18日召开的全军政工会议上，他们印发了“三稿对照”和罗瑞卿的“三次讲话摘要”，并且指使一些干部在会上提出了继续开批判罗瑞卿会的要求。真可谓“苦心孤诣”，“兵不血刃”了。
3 月4 日下午，京西会议①召开了。
1966年3 月4 日至17日，京西宾馆会议在北京召开。
快过春节时，罗瑞卿一家搬回了原来的家中。关于此前、此后一段时间罗瑞卿的境况，他的夫人郝治平同志在回忆中写道：回到北京，瑞卿还是照样不能外出。对我说是可以出去。但我发现身后有人跟梢，我也就不出去。
要过春节了，我们回到城里的家，南池子缎库后巷甲一号。中央一些负责的同志都来找瑞卿谈，还是不准见主席、不准见林彪。只让写检讨。没有三条，有什么就检讨什么。
关系问题啊，和老帅的关系问题啊，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问题。瑞卿自己一面① 3月4 日上午，在邓小平支持下，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于怀仁堂召开，参加者有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人，共42人。邓小平讲了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会，并指出，中央决定，常委已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负责主持会议。由于邓、彭不能经常到会，另组织一个7 人小组主持会议。3 月4 日下午，会议移至京西宾馆开，以后此会即简称“三月京西会议”。邓小平主持完“开幕式”即去外地视察未再出席会议。彭真在小组会议和工作会议上提出一些原则性要求：发言时要讲大问题，不讲枝节问题；只讲罗的问题，不要牵涉别人；只讲站得住脚的材料，不讲无把握、站不住脚的材料。——参见《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第 307页。
写检讨，一面看毛选，尽量把自己的缺点、错误从重检讨。写好，交上去，康生首先就说不成，说是只检讨了一些鸡毛蒜皮，这个检讨过不了关，还要写。瑞卿万般无奈，实在检讨不出来。然后，小平同志就说：检讨不出来，就好好读点书，把一些事情好好想想，从思想上提高提高，花上几个月、半年的时间。
这样的安排，我看瑞卿还是能够接受的样子。他也想安静安静，想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很认真地看毛选，还想读一点哲学著作。可是还是安静不了，3 月份的会议来了。
3 月3 日下午通知瑞卿说，毛主席和军委常委决定开个会，是专门解决你的问题的。3 月4 号上午就开了，瑞卿在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因为小平同志刚刚说了让瑞卿好好看看书，搞个半年左右，怎么忽然又开会呢？
这个会一开，问题就严重了。瑞卿一下子就被说成反党反毛主席。一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也被编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