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许光达-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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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的话，在许光达的心里激起了万顷波涛。他知道，中央对他们寄予很大的希望。他们肩上的担子是不会轻的。此时，他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一切交给党来安排。

几天后，许光达被任命为抗大总校训练部长。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工作。虽然在莫斯科学习五年，但从没有想到会从事教育训练的领导工作。

他原来以为：自己多年在战场上指挥作战，肯定会让他重操旧业。虽在意料之外，但他明白，负责训练工作也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革命事业的发展，需要大批的人才。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派出这么多人出国，正是为了这个。

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命。

许光达走马上任，来到抗大总校，向林彪和罗瑞卿报到。

林彪、罗瑞卿都是黄埔军校出身，林彪是黄埔第四期，罗瑞卿是黄埔第五期，和许光达是上下届的同学，尽管如此，许光达并不认识他们，此时是第一次见面，自然是亲热一番。

随后，许光达又见了教育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校务部长杨至诚。

许光达上任后，为了尽快熟悉情况，一方面向校领导特别是刘亚楼了解学校的教育训练情况，另一方面，经常深入到学员中，了解掌握学员的学习情况，以及对教育训练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他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说话和蔼可亲，跟学员打成一片，因此学员们都亲热地称他是“新来的学员部长”。

这一天，他来到学员的教室，实际上是座窑洞，里面放的是石凳、石桌、石黑板，他找了个石凳坐下，见一位青年教员在讲哲学课，可不少学员却显得很疲倦，有的还把头低下靠在石桌上。下课后，他就问这位学员：“讲课时你怎么睡觉呢？”这个学员一看是首长在问话，显得有些紧张，支支吾吾的。许光达问：“是不是听不懂？”那学员点了点头。许光达问了几个学员都说感到吃不消。

经过调查他了解到：这些学员平均都有八年以上的斗争历史，经历过无数次战斗，平均每人负伤三次，多为营团以上领导干部，其中绝大多数没有上过学，或只读了几年私塾就投身革命了。他感到，教学的内容应作些调整，对于工农出身的干部，要适当增加些文化课，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同时，不同专业应在时间与内容的分配上有所侧重，并根据培养对象增减教学内容，使教育训练符合实际斗争的需要。

他把这个想法向校领导汇报，很快得到同意，并由他重新修订了教学实施计划。

学员的学习环境是艰苦的，他们每三到五人住一孔窑洞，既是宿舍，又是学习室。上课则集中到一孔大窑洞中，晚间自习，每三天发一支蜡烛，不够用，讨论时便吹掉蜡烛，摸黑谈。到后来，蜡烛也没有了，又改用胡麻油灯，没有灯芯，便捻一个纸捻代替。许光达懂得，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这一天，许光达与学员们一起来到山上打柴，这对他来说，还是新媳妇坐轿头一回。他从小在家时烧的是稻草，而且是很小离开家外出求学，从来没有使用过斧子、砍柴刀。他的个子高，用刀砍起灌木来，很是费劲，连砍了几下，就是砍不掉。不大工夫，手被划起道道口子，脸上滚淌着汗珠。

一个学员走过来：“部长，我来替你砍，你休息一下吧！”说着，三下五除二，就把这棵小灌木砍倒了。许光达思忖着，看来，自己得好好过过这个劳动关啊。砍柴，我是外行，得好好向他们学习。他举起砍刀，用力地向另一棵灌木砍去。

太阳渐渐落山了，许光达跟学员们一起，高高兴兴走下山来。边走边高唱着《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

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

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这嘹亮的歌声，在山谷中久久地回荡着……

陕北的五月，春色正浓，七沟八梁已经披上了崭新的绿装，延河两崖鲜花盛开，争奇斗艳。

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西南侧，有一条小溪，潺潺溪水在石头的空隙中，愉快地流淌着，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点点金光。两个穿着八路军服的姑娘，正在溪边洗着衣服。

“李秘书，听说咱们这里来了一位从苏联回国的，是抗大的教育长？”

“对，刚来时间不长，原来是训练部长，刘亚楼教育长去苏联后，他接替了教育长职务。”

回话的是许光达办公室里的秘书，叫李秀梅。

那位姑娘接着问：“他叫许光达吧，他现在成家了吗？”“我不清楚，不过没见过谁给他来过信，也没听过他提到这件事。”女秘书认真地回答着。

“听说他长得很帅，很有才干，是吗？”

“你干吗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是不是……”还没等这个李秀梅说完，那个姑娘就朝她撩起水来。

是啊，在抗日军政大学，许光达的婚事是身边的同志和学员们议论的一个话题。在当时的延安，结婚的条件是“二八五七团”，即二十八岁，五年干龄，七年军龄，团职干部。像许光达这样身居高位而又是单身的人是不多见的。在抗大，漂亮的姑娘也很多，有的胆小的同志只是在暗中爱慕他，却不敢当面去谈。有胆子稍大一点的姑娘委托别人或主动与他接近，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实际上，他身边的几位女学员，都对他有些意思。许光达一天忙于教务工作，并没感觉到什么。

这天下午，许光达刚走进办公室，见桌上放了张纸条，上边写道：“教育长，您每天工作太辛苦了，很少考虑自己的事，您需要有个家。”

但没有署名。

许光达一见桌上纸条的字迹，就知道是李秘书写的。他沉默了，其实，自己也是一个懂得情感的人。此时，他想起了桃妹子，她究竟在哪里？五年多了，我给她写了那么多的信，她为什么一封也不回，难道……他不愿再想下去了。不过，他相信：她一定会平安的。她为自己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磨难。他忘不掉离开长沙时的情景，临别时桃妹子说的话：“我永远等着你！”

门外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思绪，抬头一看，是李秘书提着水壶向办公室走来了。许光达刚要出去，被李秘书叫住了：“许教育长，刚才放在桌上的纸条您看到了吗？”

这突如其来的发问，使许光达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说没有看到吧，她既然有胆量发问，就一定会把纸条送到自己的面前；如果说看到了，她要再进一步提出别的什么该怎样回答呢？

李秘书见许光达不知所措，就对他说：“您是该成个家了，如果有个人愿意承担起这个义务，您不会拒绝吧？”

许光达见李秘书又在向他“发起进攻”，觉得该是正面回答的时候了。

“李秘书，刚才在桌上的纸条我已经看过，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我已经成家了！”

李秘书感到奇怪：从来也没听说过他提起嫂子的事，是不是教育长这个人太清高，看不上自己而故意搪塞呢？

“教育长，您不要多心，大家对您的事确实很关心，早上我在河边的时候，有个女学员就提起过这件事，我只不过是反映大家的意见。”

说完，李秘书转身要走。

许光达想，不能伤了女孩子的心，她们还年轻，于是说道：“李秘书，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是结了婚，你嫂子的名字叫邹靖华，我去苏联前，在上海，她给我写过信，到苏联后，我一直给她写信，她为我吃了不少苦，说不定，很快会找到延安来的。我要等着她。”

“教育长，千万别多心，我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李秘书说完，转身跑了出去。

许光达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是啊，来延安几个月了，繁忙的工作，使我很少考虑她。我该给她写封信，可是信写到哪儿？她还会在长沙吗？

1938年春。长沙银宫电影院。

电影院的门前，人山人海。这里有工人，有农民，也有学生，挤得水泄不通。

在电影院对面的马路上，站着一个看上去二十几岁的姑娘，一头齐耳的短发，圆圆的脸上，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露出纯洁坚定的目光，乌黑的头发下两条弯弯的眉毛像月牙儿。见影院门前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就走过来看个究竟，随着人流进了影院。她就是邹靖华，今天刚巧路过这里，受好奇心驱使，也挤进去听。

台上的人正在演讲：“同胞们，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东北后，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到了华北、华东，我们的人民正在流血！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我们愿意同国民党政府合作，决心同日寇决一死战……”

邹靖华仔细一看：“这不是徐特立伯伯吗？”

台上演讲的正是徐特立，1938年，国共双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后，八路军在各处设立了办事处。徐特立是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的负责人。

邹靖华小时候就认识他，徐特立是她父亲邹希鲁的同窗好友，他在长沙师范任教时，常到她家里来同邹希鲁下棋聊天。

这还是邹靖华头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听到共产党的主张。她听得是那么专心，她的心里似乎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敞亮。她断定，徐伯伯是共产党，丈夫也一定是共产党，他们走的路是对的。她想起许光达，心里总感到沉甸甸的。自接到丈夫从苏联寄来的第一封信后，至今音讯皆无，他难道会……

不会的！他不是那种人，我要打听他的下落，一定要找到他！

这一天，徐特立去拜访他的老同学邹希鲁。两位密友到了一起显得格外亲热。

邹靖华见徐伯伯来了，就忙端着茶走进屋里，叫了声：“徐伯伯好！”

把茶分放在徐老和爸爸面前。

徐特立见邹靖华已长成个大姑娘了，就当着邹希鲁的面夸了起来。

“老弟，令爱长得又端庄，又秀丽，真是好福气呀！”

邹希鲁勉强笑了笑，没有说话。

徐特立关切地问邹靖华：“桃妹子，毕业后做什么工作？”

“哪里有工作呀，闲呆在家里。”邹靖华摇摇头说。

徐特立深表同情，对邹希鲁说：“桃妹子这么大了，还留在家里做什么？”

邹希鲁双手一摊，为难地说：“唉，毕业就是失业，到哪儿找工作啊？

现在男青年都没事做，女孩子就更难了。“

其实，邹希鲁并不是不想给她找工作。从女婿自苏联来过一封信后，至今不知下落，桃妹子整天愁眉不展，又不肯跟许光达分手，只得暂时留在身边。

徐特立从老同学的目光中已经觉察到邹希鲁好像有什么苦衷，就对邹靖华发问：“你还想念书吗？”

“我愿意。”桃妹子说，“我以前只断断续续地读了一点书，很想系统地学一学。”

“好嘛！我介绍你念大学，好不好？”

一听说上大学，邹靖华高兴极了，急切地问：“徐伯伯，您说的可是真的？”

“当然！去念抗日军政大学，在延安，去不去？”徐特立的目光盯着邹靖华。

邹靖华对延安还是有所耳闻。虽然没有去过，但她曾在报纸上看过一些文章，知道那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所在地，有不少热血青年去那里。我到那儿去，可以像五伢子一样走一条光明的路，没准儿他也在延安。去，一定要去，为了五伢子，我也要去。她坚定地回答说：“上延安念大学，我去！”

“延安，在大西北，你敢去吗？”徐老抬头望着她，想看看桃妹子决心大不大。

邹靖华明白徐伯伯是在考察自己是否有决心。自己在丈夫逃走后，颠沛流离，甚至想到过死，我连死都不怕，艰苦些、路远点算什么，想到这，她坚定地回答：“徐伯伯，再苦、再远，我也不怕，我去！”

“好样的，有骨气。过几天，我给你写封介绍信。”徐老很高兴，多一位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就多一份进步力量。

徐特立走后，邹希鲁想，在目前情况下，这也不失为一条出路，要是光达也在延安，岂不是更好吗？于是他对邹靖华说：“你要去延安，我不阻拦你，你已经长大了，可不知你的公公是否同意，你应该到许家去一趟。”

邹靖华来到苦竹园，把要去延安的想法告诉了公公：“爹爹，我想去延安上大学。”

许子贵先是一愣，继而就想开了：虽说桃妹子是许家的人，可刚一进门，儿子就一去不回，现在已经有十年了，真是难为她了！儿子要是不在人世了，她走也算是解脱；再说，万一遇到个中意的，成个家，也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想到这里，老人家爽快地说：“桃妹子，爹不阻拦你，你在许家呆了多年，委屈你了！”老人说罢，转身走进住室，在枕头底下翻找了半天，把家里仅有的五十个银元给了桃妹子，“爹没有多少钱，这还是五伢子当年寄给我的，就剩这些，你拿去，路上会用得着的。”

说着，许子贵转过头，眼睛湿润了。

邹靖华此刻也忍不住泪流满面。自己就要离开这个家了，真有些难舍难分的感觉。

许子贵含着泪嘱咐她：“桃妹子，路途远，你去长沙找一下桂妹子，如果她愿意，你把她也带上，你俩还是伴儿。”老人停了一会激动地说：“你不要再等五伢子了！”

邹靖华止住了哭：“爹爹，您老要多保重，我走后，会想方设法去打听德华的，有了准信，我马上告诉您。”

“好了，上路吧。”老人说完，转身踏着沉重的脚步向屋里走去。

邹靖华回到长沙后，按照公公的吩咐找到了桂妹子。

桂妹子名叫许启亮，是许子贵的女儿。前年嫁给了长沙市一家小吃店黄老板的儿子，婆婆和丈夫常常虐待她，前不久丈夫得了白喉病死了，接着婆婆也得病死了。这一家由大姑姐当家，桂妹子经常遭到歧视。

这次嫂子来了，大姑姐又不在，许启亮心里格外高兴。

“嫂子，你好久也不来看我，想死我了！”

邹靖华对她说：“这次来，是想跟你商量件事。”

“什么事，你快说。”许启亮急切地问。

“我准备到延安去上学，不知你愿不愿意去？”

许启亮感到有些意外：“爹爹知道吗？”

“是爹爹要我来同你商量的，上午去了趟苦竹园。”

许启亮说：“我跟你一起走，咱俩是个伴，还可相互照应一下，我在这儿实在过不下去了。那只‘母老虎’凶得狠，结婚时的首饰，都被她撸走了！”

说着她一阵心酸。

邹靖华说：“只是没时间去跟爹爹告别了，明早得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

“咱们马上走吧，要是那‘母老虎’回来就麻烦了！”

邹靖华和许启亮立即离开了小吃店。

第二天清晨，她们来到了长沙的寿星街，找到了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徐特立给她们开了介绍信后，交待了去西安的路线。最后对她们说：“路上千万当心，到延安后别忘了抽空来封信。”

“徐伯伯，我们走了。请放心吧。”邹靖华说完，和桂妹子离开了长沙八路军办事处。

“呜！”随着一声长鸣，火车驶进了武汉车站。邹靖华带着桂妹子刚下火车，就听到一阵飞机俯冲的尖叫声，接着是“轰！轰！”的爆炸声。

“桂妹子，我们快到那楼房底下躲一躲！”邹靖华和许启亮忙跑到了一座楼下，避过了这次灾难。她们来到武汉的街上，刚松了一口气，突然听到喊声：“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回头一看，是两个穿着黑褂子，背着驳壳枪的人。许启亮吓坏了，立即躲在嫂嫂背后。邹靖华壮着胆子说：“我们这里有介绍信。”

两个家伙看了一下：“他娘的，又是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真是邪门了。”两个家伙瞪了邹靖华一眼，嘴里叨咕着，“连姑娘都他妈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走吧！”

邹靖华同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关系后，乘火车顺利到达了西安。可这么大的地方到哪找呢，她俩正在犹豫，只听有人喊了一声：“靖华！”

邹靖华抬头一看，是长沙中学时的同学林明伟。她是林伯渠的孙女。“明伟，太巧了！我们正不知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应该怎么走，你知道吗？”

“知道，在七贤庄。我爷爷就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走，我们一起去。”

邹靖华和许启亮真是太高兴了。虽然在城里住过，可从来没出过这么远的门。今天怎么这么巧！“明伟，你怎么会在西安呢？”

“我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转道来到这里的。”

邹靖华一听，是同路人，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这下好了，她告诉林明伟说：“我们也是去延安的。”

林明伟得知老同学也去抗大，特别高兴，“咱们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呀！”

林明伟这时才注意到邹靖华的身后还有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就问：“她是……”

“噢，这是我妹妹，叫许启亮。”邹靖华介绍说。“你的妹妹？”林明伟有些不解。

“她是我丈夫的妹妹。”

“我说嘛，怎么没见过。”

林明伟问许启亮：“你也去延安吧？”

“是的，我跟嫂嫂一起去。”

“你哥哥在延安吗？”林明伟问道。

许启亮摇了摇头。邹靖华不禁一阵忧伤：德华你现在在哪？要是在延安该多好啊！邹靖华突然想起林明伟说的话，知道他爷爷准是个大官，一定会认识很多人。于是，便向林明伟说：“到办事处后，你让爷爷给打听一下许光达这个人。”“你不也去办事处吗？我们一起问一下。”

她们边走边说，很快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爷爷，这是我的同学和她妹妹，她们也去延安。”邹靖华马上取出了徐老写的信。林伯渠端详着她说：“噢，你就是邹希鲁的女儿？听说你爸爸信起佛来了，是吗？”“是的，他的思想很消沉。”邹靖华回答说。

“不要紧，时代在变，人也要变。他同意你参加革命，就很好嘛！你们两个就去清涧青年训练队吧，那儿要人。”邹靖华又问：“林伯伯，我还想找个人。”

“找谁？”

“许光达。”她把许光达的情况说了一遍。

林老知道许光达在抗大当教育长，但不知他成家没有，对邹靖华什么态度。于是显出为难的样子说：“啊唉，我还没注意过这个人，不过，听说前不久从苏联回到延安一批干部，我可以让延安帮你查一下，好吗？”

邹靖华听说有苏联回延安的干部，说不定就有许光达呢！便点点头说：“谢谢林伯伯了。”

她此时的心里仍然怀有一线希望，她渴望着早一天到延安。

夏天已悄然走去，金色的秋天抖开笑脸向延安走来。这是许光达来到延安后的第一个秋天。

在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的办公室里，许光达坐在办公桌前，铺开几张发黄的纸，用铅笔工工整整地写了《军队的组织问题》几个字，他轻轻地放下笔，双眉紧锁。过了片刻，又拿起笔来，在纸上如行云流水般地写了起来。

忽然，机要处的参谋匆匆走了进来：“首长，您的电报。”

许光达放下笔，拿起电报，只见上面写：“邹靖华已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延安抗大，不知你是否同意，请速回电。”

原来，林伯渠在西安得知邹靖华要去抗大的消息后，立即发电报给许光达，询问他对此事的态度。林老心很细，他不知道许光达是否又结了婚，或会不会否定这个婚姻。因为他的婚姻是在小时候由父母包办的，在延安或其他革命队伍里，不少人是反抗封建婚姻而投身革命的，自动解除包办婚姻，另组家庭也不是件奇怪的事。为了慎重起见，便发了电报。

许光达接到电报，感到很惊讶，和妻子失去了六年的联系，她不仅顽强地活着，还居然来延安参加革命，不可想象！真是喜从天降。他立即给林伯渠拍去电报，欢迎邹靖华来延安。

一天黄昏，六辆苏制的卡车缓缓地停在延安大旅社。

邹靖华和许启亮随一批敌占区的男女青年跳下汽车，接待人员热情地把她们领进了旅社，邹靖华原以为这大旅社一定是高楼大厦，可眼前只不过是几间土房子，门口还挂着几头毛驴。因为天渐渐黑了，她不知道延安究竟多大。吃过晚饭，许启亮感到很疲劳，就说：“嫂子，咱们终于到延安了，今晚睡个好觉吧。”

她们刚要躺下，就看见一位穿灰色军装的女战士走了进来，房间里的人都把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这个女战士身上。只见这个战士走到许启亮的身边，问：“哪位叫邹靖华？”

许启亮指着身旁的嫂子说：“她就是！”

邹靖华有些纳闷：在延安，怎么会有人知道我的名字？只有他才会知道我，莫不是……她不敢去想了，就问了句：“谁找我？”

女战士回答说：“是我们教育长。”

邹靖华有些紧张，寻思这肯定是个大官，先问清楚了再说，“你们教育长是谁？”

“许光达！”

啊！邹靖华和许启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不是在做梦吧！

许启亮急匆勿跑了出去，见门外站着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