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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谭政-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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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部队都很注意发挥思想工作骨干和积极分子的作用，在他们的带动下，做到人人开口，互相鼓励，使战地宣传鼓动工作更加生动活泼，激动人心。二是开展战场立功运动。在扫清锦州外围作战后，各部队根据军区颁发的《立功暂行条例》，及时地进行评功、记功、表功、授奖旗颁发奖章、宣扬立功事绩、表彰英雄人物等形式，使“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功臣”、“人人当勇士，个个做英雄”成为战士们努力奋斗的目标。我军许多战士就是高喊着“杀敌立功的时候到了，冲啊”的口号，杀向敌人的。三是号召火线入党。在锦州总攻前以及后来的战役过程中，部队基层党组织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都坚持了“边打边建”的方针。共产党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进攻时敢于刺刀见红，防御时宁死不丢阵地的先锋模范作用，成为激励许多战士勇猛杀敌，争取入党的巨大精神力量。在火线上，一经号召，大批请求入党的战士纷纷向党组织表决心，递交入党申请书。
他们表示，让党在火线上考验自己！有的战士在牺牲前还希望组织上能追认他为共产党员。四是开展战评活动。各参战部队利用战斗间隙时间，发扬军事民主，用战斗评议的方法，实事求是地检讨干部战士在作战中的得失成败和原因，努力做到打一仗进一步，并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勇气和克敌制胜的信心。五是进行主动团结友军的教育。各部队积极宣传、贯彻罗荣桓、谭政等提出的要求，做到：不争功，不争战利品，行军让好路，宿营让好房，做饭让好锅，睡觉让好炕。此外，在攻锦战役中，东北我军各部队在执行政策、纪律方面，都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严格性。部队各级政治机关在谭政军区、野战军政治部的统一领导下，层层布置，及时检查，做了大量工作。攻取锦州之前， 10 月6 日，由谭政起草、经罗荣桓审定，以林罗谭签署，向东北我各纵队、各师发出了《关于攻城部队应认真进行城市政策教育的指示》。《指示》强调：此次我四纵部队在攻击兴城作战中，认真执行城市政策，遵守入城八大守则，认真保护工商业、保护学校及公共设备，实行缴获归公，统一分配，不搜俘虏腰包及敌方市政机关职员之财物，获得兴城人民的好评，使该城秩序迅速恢复，此种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的作风，应予通令表扬，并在全军之内普遍表扬推广。我十一纵于昌黎作战及热河各独立师攻击绥中作战时，均表现纪律良好，执行政策有成绩，除二兵团已表扬外，亦予通令表扬。
目前，攻锦战斗即将开始，各攻城部队应依照以上范例进行宣传教育，再次宣布纪律，号召大家学习上述部队作风。①锦州盛产苹果。金秋时节，锦州地区的苹果树上果实累累，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弯腰伸手可得。尽管在此地构筑工事的战士们劳累饥渴，但在谭政等东北我军政治工作的作用下，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一个去拿苹果的，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后来此事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毛泽东1956年1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指出：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
我们的纪律就是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①攻克锦州后，城内工商业、学校、公共设备受到保护，对被俘官兵、市政机关职员的私人财物，包括高级军官的黄金、现洋、首饰等分文未动。九纵认真执行“战斗当先，缴获不争”的原则，并发动部队捡拾弹药，三天共捡到子弹一百六十万发，统一上交。对于攻锦战役期间，东北我军涌现出来的英雄事迹和遵纪爱民团结友军的政治风范，在谭政等军区、野战军政治部关怀与领导下，均由各级政治机关及时整理材料，写成新闻报道，相继发表在《东北日报》、《东北前线报》或各纵队、各师出版的报刊上。对于攻锦战役东北我军政治、军事的双胜利， 10 月17日，中共中央电贺东北人民解放军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电称：庆祝你们歼敌十万、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①10月19日22时，中央军委在致东北野战军首长的电报中赞扬道：锦州这战，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②在攻锦战役中，谭政的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得到了中央、毛泽东的充分肯定。1948年10月18日凌晨四时。长春大同街以东，国民党第六十军防区。东方露出了鱼白，黎明的曙光渐渐升起。在初冬凛冽的晨风中，装束、士气、纪律、神态截然不同的两支部队，已经交接完毕。装束破旧、纪律井然、士气高昂、神态潇洒的那支部队，便是围困长春的东北我军一部。此时，它已顺利地接管了长春市纵贯南北的大同街（即现在的斯大林大街）以东地区的工事、岗哨、仓库、物资、器材等；而装束新美、纪律松弛、士气低落、神态颓丧的那支部队，就是国民党“坚守”长春城的一部，即曾泽生为军长的第一兵团第六十军。此时，它已宣布起义，和平接受我军改编，开往长春东北部九台县我解放区休整。
原来，自冬季攻势结束后， 1948 年3 月18日，我东北野战军第五、七、八、九、十共五个独立师，尾追吉林逃敌，进驻长春近郊，就对长春形成了初步包围，准备攻城。5 月24日，趁敌外窜抢粮之机，进行试打，并不成功，我歼敌六千余人。尔后，我乘机紧缩包围，并于25日控制了机场。同时，我集结整训，准备攻城。
5 月30日，根据敌我情况，我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对长春采取围困方针。6 月13日13时，谭政与罗荣桓、李富春等一起，从哈市起身赴吉林开会，布置围困长春期间二至三个月的部队休整与政治思想工作，筹备吉林高干会议。
6 月15日至20日，在谭政参与下，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等指示精神，在吉林召开了野战军师级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听取了罗荣桓、刘亚楼、谭政、肖劲光等人的报告，总结了长春外围战斗经验，分析了长春守敌的情况，最后会议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如此可避免五万人的伤亡），即：军事上在加强攻城部队与打援部队的训练同时，紧缩包围，控制要点，封锁市内机场，打击出城骚扰，抢粮与企图突围之敌；政治上利用敌军内部矛盾和恐慌心理，全面展开政治攻势，做好瓦解敌军工作；经济上主要封锁敌人空投和防止粮草入城。此外，成立生产救济委员会，有计划地供应群众粮食，改变过去不让群众出城的办法。会上，谭政还专门就对敌军展开全面政治攻势、瓦解敌军等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6 月22日，我围长部队进入指定位置， 25 日，开始正式封锁围困。为统一行动，围城部队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和围困长春指挥所，地址设在长春市东南五十里的李家屯，肖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围城部队为便于指挥，以伊通河及长春西南（中长路）孟家屯火车站为分界线，将其部队分为东西两个地区队。东地区队以第六纵第十八师及独立第六、八、九师担任，归围长指挥所直接指挥；西地区队以十二纵及独立第七、十师担任，归十二纵首长（司令员钟伟，政治委员袁升平）指挥。后独十一师等也参加围城。
于是，我十六万大军兵临城下，在长春城外方圆五十里的地面上，形成一个环形封锁区，连营数百里，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外之城”，长春国民党军成了“瓮中之鳖”。长春“长围久困”、瓦解敌军的政治攻坚战役，就这样拉开了帷幕。当时长春守敌是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为首的国民党一兵团（1948年初郑来长后组建）共十万余人。其中以曾泽生为军长的六十军等（原滇军）四万余人防守大同街以东地区，以李鸿为军长的蒋的嫡系新七军二万余人防守大同街以西地区。此外还有地方杂牌部队及后勤人员四万余人，也在大同街以西地区。郑洞国率其幕僚、卫队、特务团共四百余人，驻在大同街以西新七军防区的伪满中央银行大楼，负责全权指挥。
我围城部队在对长春守敌实施军事围困、经济封锁的同时，遵照军区、野战军政治部、谭政等的指示，着重对守敌采取了以瓦解为核心的强大政治攻势，而攻心的重点选择与蒋的嫡系新七军有矛盾冲突的六十军上。这时，政治攻势主要有两条战线，一条是组织围城部队发动宣传攻势，经过层层发动，广大指战员人人想办法，个个作宣传，争取、瓦解其国民党士兵；另一条是在敌军内做上层军官的工作，争取国民党守城军官、将领的起义、投诚、投降。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长围久困”政治攻势为主的方针，谭政领导军区、野战军政治部，组织人力，统一编写、印制了一百万份宣传品和《蒋军投诚官兵通行证》，源源不断从哈市运往长春城下，发给围城部队使用。在我围城部队实施“长围久困”方针的第四天，即6月28日，我围城指挥所便根据谭政有关指示和吉林高于会议精神召开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肖华政委在会上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充分说明了依照东北野战军总部及其政治部谭政等人关于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重要性。会议分析了长春守敌的特点及其弱点、矛盾，指出我军必须利用敌人这些特点、弱点、矛盾，加强政治攻势，达到削弱敌人斗志，瓦解敌人战斗力，最后解放长春的目的。会议具体布置了政治攻势的任务，号召发动群众，创造多种生动、有力的形式瓦解敌军。当时瓦解敌军、采取政治攻势主要有四种形式：一种是阵地喊话。广泛的阵地喊话，开始用嘴喊，后来做“土喇叭”，利用各种掩蔽物，向敌人喊话，最后又发明了“弯形长话筒”，用长竹筒绑成弯曲的形状，一直通向敌人阵地前沿，既安全，防止敌人打冷枪，效果又好，声音清晰。喊话的内容，也从开始时的一般化的内容发展为有针对性的攻心内容，即摸准对象，对症下药，揭露反动欺骗宣传，打破幻想，指出要害和隐痛，达到攻心目的。喊话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军中的士兵，也争取其中、下级军官。喊话的除了我军干部、战士外，还组织起义或投诚过来的人员，到阵地前喊话。在围城的日子里，每当入夜，我军阵地上喊话声不绝于耳，特别是后半夜，万籁俱寂，声音清晰，深深打动敌军士兵的心。据后来投诚过来的士兵说：每当听到你们叫“兄弟”，喊“老乡”，指名道姓，唤子索夫的声音，尤其一提到“家”的问题，弟兄们就不停地落下伤心的眼泪。一种是送宣传品。我军利用打宣传单，射宣传箭，放宣传风筝，沿护城河水放宣传木筏和利用各种关系带进城等方式，把我军印制的如：《告东北国民党军书》、《告长春市民书》、《告滇军六十军官兵书》、《告困守蒋军官兵书》、《包围长春漫谈》各类宣传品，送到敌军阵地，送进长春城里。此外，还送去了谭政组织印制的，以供敌人投诚、起义到我解放区而用的《蒋军投诚官兵通行证》等。宣传品的内容大多是根据军区、野战军政治部谭政等所规定的，主要宣讲我党我军的政策，给国民党官兵摆出了一条性命攸关之路：一则如若困守长春，结果必然是城破被歼身亡；二则如若向沈阳突围，拖着饥饿的身子在我解放区的大地上逃命，最终逃脱不了被我解放军层层围歼覆灭的命运；三则反蒋起义，投诚于人民，参加革命，这才是唯一光明的出路，到解放区可以分得土地，可以工作，可以就学。一种是不见面的“交友”。
有的围城部队为了联络感情，与敌“交友”，促其觉悟，缝制了大量“慰问袋”，里面除装有宣传品外，还装上馒头（当时长春市内一个馒头可换一颗金戒指）、烙饼等食物以及生活用品，送到适当的位置上，晚上喊话时通知对方去取。有时则利用老百姓的关系，直接把东西送去。同时，部队还利用节日，进行送节礼活动。有的部队在中秋节前，赶制了大量月饼，针对六十军的情况，在夹带的宣传品上写上打油诗，设法送到“朋友”手里。诗中写道：中秋佳节月儿圆，抛下双亲在云南，投诚起义归故里，弃暗投明好儿男。
此外，我军从阵地上拾到不少敌人空投的邮包，其中不少是国民党军官家属寄来的信件，我军都设法转送进城。接到礼品、宣传品和转送的信件的敌军官兵“朋友”，不少的给了回信，表示：“一定对得起你们，以后一定过来。”有些围城分队，还发展到与蒋军士兵举行阵地联欢的“交友”活动，在敌前沿布置敌军士兵俱乐部，插上各种各样的宣传旗子，用留声机向敌军放思乡曲，宣传队员为他们演唱家乡小调，说快板，对口唱，对口词等，以拨动敌军士兵的思乡情绪。有的分队，还设法把敌军士兵“请”到自己的阵地上来，让他们叙述国民党内部的情况，然后我们的战士讲我军的政策，招待他们吃顿饱饭，再让他们回去扩大宣传。一种是利用国民党家属等直接做工作。围城部队，通过组织城外的群众、老人、妇女、儿童以及长春城内逃出来的难民，尤其利用国民党军官兵家属和俘虏、投诚过来的官兵等直接做工作，取得很好效果。我军攻下吉林时，俘虏中有敌六十军暂二十一师的一个团长的老婆和暂五十二师师长李嵩的弟媳。我军对她们进行教育后，派人送她们进城。后来，我军又找到了李嵩弟弟的孩子，也送进城去。这给敌军内部以很大的影响。李嵩的弟弟感动他说：“共产党是自古以来最好的仁义之师，蒋介石使我妻离子散，共产党使我家人团聚。”在军事斗争趋于稳定的情况下，8 月5 日、11日，我围城部队又发动了两次强大的宣传攻势。8 月下旬，又开展了政治攻势突击周，大打政治仗，人人作宣传，军区领导谭政等和围城指挥所组织了两次大检查，利用自己办的刊物《围城简报》推广瓦解敌军的先进经验，使政治攻势做得形式多样，有声有色。通过我围城部队在军区、野战军政治部谭政等指导下所采取的丰富多采的瓦解敌军的强大政治攻势，城内的敌人，由土杂部队到正规军，由士兵到军官，由徒手到拖枪，由个别士兵到整班整排的出城投诚。我军在各阵地前沿设立了投诚官兵接待站，在敌工部设立了总接待所，负责安置这些投诚官兵。凡愿意留下的，就转到吉林后方留守处。愿意回家的，就发给路费。对一些合适人员，就留下或派遣回去做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从围困长春开始，到敌六十军起义前（6 月25日至9 月底），零星和小批逃出城外向我军投诚的敌军官兵有近二万人，约占守敌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中，集体投诚者五十七个整班，十个整排，三个整连，六十军投诚者三千八百余人，新七军投诚者三千七百余人，土杂部队投诚者六千二百余人。投诚者共携出各种枪支三千二百余支，还有三门六○炮。①为了在敌军内部做其上层军官尤其是六十军上层军官的工作，以谭政为主任、以周桓为副主任的军区、野战军政治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国民党第六十军原属云南滇系。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中央即已着手做滇军的工作。
1946年4 月，朱德总司令主持召开了在延安学习、工作的云南籍同志座谈会，号召云南籍的同志到滇军中从事策反工作，争取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随后，我党便派遣滇籍共产党员刘浩到东北来做滇军即六十军工作。行前，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刘少奇、朱德向他具体布置了争取六十军的起义工作。刘浩同志辗转来到东北后，即找负责敌军工作的东北局敌工部部长李立三和东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长周桓进行联系。此后，刘浩便在周桓直接领导下负责六十军的工作，担任过滇军工作委员会的副书记。他曾以国民党军少校军需官的公开身份，多次往返于六十军和九十三军之间，同这两个军的我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孙公达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党中央、东北局及其军区政治部、联络部、敌工部的有关指示精神，研究发展党的组织，争取掌握兵权，搜集情报，团结进步官兵，进行敌军内部兵运工作等。他还先后见过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向他们交了朱德总司令的亲笔信件，宣传了我军的政策。1948年2 月，根据罗荣桓提议，在谭政主持下，成立了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任命刘浩为处长，杨滨（原六十军地下党负责人）为副处长，仍由周桓直接领导前方办事处的工作。当时，在长春方向，还有由吉林军区周保中等同志领导的吉南联络处，及松江军区前线指挥所由陈光负责主持的对长工作组，在东北局敌工部、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统一管理下，开展敌军上层工作。在谭政主持下，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成立后，对敌上层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为了进一步做好敌第六十军上层军官的工作，争取他们早日反蒋起义，经罗荣桓、谭政的批准，从哈尔滨“军官教导团”选择了几名经过教育改造表现较好的被俘军官，以放俘的形式派进长春做策反工作。临行前，周桓根据罗荣桓、谭政的指示，给他们讲了话，刘浩向他们具体布置了任务。这些人进入长春各自的部队后，都认真执行了各自的策反工作任务，特别是一八五师团长张秉昌、副团长李峥先，对六十军的起义做了有益的工作。东北局还委派1946年5 月海城起义的原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瑞担任我第一兵团副参谋长，对长春的和平解放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谭政还亲自起草若干指示，以林、罗、刘、谭、周（周桓）名义发出，以做好长春难民的安置工作和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如9 月11日由谭政起草，以林、罗、刘、谭、周署名的发给第一兵团、第十二纵队的《关于开放长春难民出城的处置》指示中要求：对阻入长春市年的难民，在十天年分批放完，并做好难民的救济和安置工作。
当时，安置难民的工作十分迫切。据《阵中日记》1948年6 月26日记载，敌24日开会，决定将长市老、残、妇、孺及可疑分子，先登记后，武装掩送出步哨线，到我区就食。孟家屯集长（春）难民五万人，每日饿死十余人。再如9 月14日由谭政起草，以林、罗、刘、谭、周署名发出的《关于防长春之敌突围及保卫秋收》的指示指出：我军主力已在北宁线展开作战，长春敌人可能乘机出击和出城抢粮，以求活命。围城部队应以坚决积极持久作战的决心，继续围困敌人，保卫秋收，使群众到手的粮食不让敌人抢去，使饥饿的疲困的敌人得不到新的粮食供应，只要新的粮食不流入市内，我们就有可能继续以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①到我军兵临锦州城下之际，长春已成为一座死城。蒋介石曾空投手令，命郑洞国突围，但守敌慑于我围城大军之声威与政治攻势，及锦州“失陷”之震撼，更加感到末日来临，突围无望，守则待毙，只有起义、投诚之一途。10月14日，东北我军向锦州发起总攻的当天早晨，敌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即派其团长张秉昌、副团长李峥先为联络员带着曾泽生及两名师长陇耀、自肇学的联名信，到离长春十里的穷岗子我前方办事处联络起义问题。兼任我第一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长的刘浩和兵团副参谋长潘朔端同志确认了曾泽生等来信的笔迹后，认为敌六十军在当时情况下的起义是可信的。于是，刘浩一面向肖劲光、肖华等首长请示，一面将他写的报告连同曾泽生等人联名信的抄件派人急送哈尔滨谭政、周桓处。他们看了报告和信后，认为刘浩的分析是正确的，当即向东北局副书记高岗作了请示。
东北局同意了谭政、周桓的意见，并向我第一兵团发报，指出：应相信六十军起义是真的。第一兵团的领导同志肖劲光、肖华等，在做好防敌突围准备的情况下，派兵团参谋长解方、副参谋长潘朔端和刘浩，向张秉昌、李峥先表示了五点意见，请曾泽生派出正式代表出城商议。10月16日夜，敌六十军曾泽生派出李佐、任孝中两名副师长为正式代表，携带蒋介石空投突围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出城，到我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共商起义的具体计划。
并转告曾泽生接受我军提出的五点意见，已下令对新七军布防。恰在此时我兵团接到中央指示电报。电文指出：争取六十军起义的方针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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