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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谭政-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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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政知道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领导剿匪政治工作当然也随之变化了，事实上他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创造出了剿匪政治工作的新经验，他继续挥笔写道：其一，加强思想领导。开始在剿匪时，部队中有些战士和干部认为“剿匪不是野战军的任务”、“兼做地方工作是降级”，有的人还有轻敌麻痹、埋怨剿匪艰苦等模糊认识。针对这些情况，谭政大力宣传，中南剿匪是一场尖锐残酷的肃清美蒋残余势力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使战士干部端正了思想认识，竭尽全力地投入到剿匪斗争中去。事实上，在实际战斗中我不少部队为了合围歼匪，捕捉匪首，往往在风雨中不分昼夜地穷追猛打，忍饥挨饿，经常夜宿高山荒野，在人迹罕见的峭壁丛林、瘴疠山区中去搜捕。虽然斗争环境困难艰苦，但部队士气却十分高涨。其基本原因，就是在对剿匪部队教育、动员中，及时弄清了剿匪和全国各条战线伟大胜利的密切关系，把艰苦的剿匪作战同争取全国人民的幸福生活联系起来，“苦了我一人，幸福千万家”。同时，部队还把交流、学习群众创造的克服各种困难的具体办法，及时解决剿匪部队在医药、服装等各方面的困难，作为剿匪政治工作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有效地增强了部队战胜困难的战斗力量。其二，建立剿匪斗争的一元化领导。为了加强对剿匪斗争的统一领导，中南各地都建立了由党、政、军、民负责同志共同组成的剿匪领导机构各级剿匪委员会。这种剿匪的统一领导机构，实际上是一个临时政权，它作为剿匪期间发动与组织人民群众的组织形式，可以“更大集中兵力与更好组织党政民财力量的配合”。为了集中剿匪，利用这种领导机构的特点，广西地区党政军机关抽调数千人组成剿匪工作队，并动员了一批民兵，参加剿匪作战。
同时，还注意在剿匪斗争中学习、引进其他军区（如华东军区）剿匪的经验：“以政治为主，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以军队为主，军队地方齐头并迸；以外力为主（指新区初期），外力本地协同一致。”有了统一的指挥机构，也可使各有关部队、友邻地区密切配合。协同动作，从全区和当地的匪情出发，统一部署，统一计划，发挥我之优势，同匪特展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斗争，可以把剿匪同反霸、减租、生产、收枪、民主改革等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此外，剿匪作战的生活方式上出现了分散、艰苦、独立作战（或工作）等特点。在这种情况下，谭政要求剿匪部队，要善于把党中央、上级党委关于剿匪作战的方针、政策与要求精神，一杆子贯彻到基层，成为广大干部战士言论行动的准则，中心问题要加强基层党支部的工作，切实发挥好党支部在剿匪作战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其三，坚决执行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中南地区的土匪，除了少数是经济性的以外，绝大多数是政治性的，它是作为美蒋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作为敌人在大陆潜伏待机、东山再起的政治力量而存在的。因此，剿匪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斗争，而同时还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与群众的思想斗争。从中南地区剿匪的客观形势看，起初，不少地区政权尚未建立，或刚刚建立还不巩固，广大群众尚处于观望动荡之中，尚未发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的剿匪斗争，是作为恢复生产、巩固政权、安定秩序的一个基本问题来进行的，离开了发动群众和政治攻势，就不会有剿匪斗争的胜利。从中南地区剿匪的实际经过来看，一般都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军事进剿股匪阶段；然后是配合发动群众，在一定地区内进行驻剿残匪阶段；最后是结合农村民主改革运动，清剿潜散匪特的阶段。从这个全过程可以看出，只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开展群众性的政治攻势，实行军政并进、并举，剿抚兼施，才能取得剿匪斗争的完全胜利。谭政认为，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但又是以军事清剿为基础。他认为，没有军事上的歼灭性打击，政治攻势和发动群众也很难奏效；军事清剿中的政治工作，主要是贯彻剿匪作战的基本战术思想，研究匪特活动规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情剿，力争全歼，不使漏网，清剿一区，净化一区。谭政强调，在清剿中，特别注意捕捉匪首和镇压匪首的斗争，对于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匪众，发动群众，打开局面，其意义十分重大。写到这里，谭政感到眼睛有点发涩，便抬起了头。此时，窗外天色已经发白，“时间过得真快”，他自言自语道。谭政站起身推开一扇窗子，一股清冽的晨风吹来，他不觉浑身一爽，掏出一根烟，点燃，深深吸一口停顿了下来，好一会儿才“噗地”一阵长声，吐出一圈圈烟雾，这时，谭政感到头脑异常清醒，便又拿起笔来，继续写下去：在中南剿匪斗争中，开展政治攻势，主要有以下五种形式：一是采取多种渠道，宣传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宣传我党我军剿匪斗争的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基本政策，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土匪的欺骗、谣言和各种破坏的罪行，提高群众的觉悟；向匪特指明蒋匪的穷途末日，继续作恶只有死路一条，号召他们登记悔过自新。二是开展战场的政治攻势，有针对性地做好战场喊话，瓦解匪众，孤立匪首。三是动员争取匪特亲属，劝他们的亲属归来投诚。四是以匪降匪，即给降匪以立功赎罪的机会，或劝匪特归来登记悔过，或打入匪特内部，了解情况，最后歼灭之。五是登记、集训、管制与改造坏人，主要是敌伪还乡人员、反动党团分子、土匪、流氓、反动会道门骨干等，根据罪恶轻重，分别处理。谭政认为，少数匪特之所以还能存在，就是因为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成为他们的藏身之所。剿匪中的情报工作，只有发动群众，才能耳聪目明，绝不能只靠少数公安、武装干部孤立进行。谭政还认为，在大股土匪消灭后，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重点地区，是发动群众、肃清潜散匪特的好办法。武工队是战斗队与工作队的结合、便衣与武装的结合、地方干部与武装部队的结合的一种组织形式。他非常赞成贵州省军区提出的武工队是“一兵兼四员”（四员即战斗员、指挥员、工作员、侦察员）的说法与要求，一再强调了充分发挥每个指战员在军事迸剿和发动群众中的积极作用。谭政认为，野战军是不便以久居一地不动的。从长远的观点看，巩固政权，保护城市和交通安全，警卫一些重点目标或设施，是需要必要的地方武装的。他认为，这样才不会使残匪此伏彼起，继续为患。因此，他强调指出，一旦条件具备、成熟，在剿灭大批股匪的战斗中，即应着手充实、加强地方武装的建设。此外，谭政认为，还应视形势发展情况，加强不脱产的民兵建设，以防匪患。其四，实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基本政策。谭政强调，宽大与镇压是两个有机结合而又不可偏废的基本方面，不能片面、孤立地去理解，在执行中，应切实做到“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谭政十分重视组织部队，特别是组织部队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党的政策，以便划清一些基本界限，如：一般土匪与罪大恶极分子的界限；一般土匪分子与受匪欺骗而参加土匪集团不久的劳动人民的界限；各种反动会道门和反动党团的一般分子与这些组织的骨干分子的界限等。谭政提出，对于这些各类土匪组织，均应实行“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以孤立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匪首恶霸。在执行政策中，谭政特别强调部队指战员和各级各类干部要特别注意：一要正确理解和执行首恶必办的政策。他指出，首恶，不是指所有匪首，也不能单纯以地位高低去衡量，主要是根据本人的罪恶多少和民愤大小来决定。有的地位很低，但罪恶很多、民愤极大者，也要镇压。他认为，必办，不等于必杀，要杀的必须是罪大恶极、群众强烈要求者。判刑、管押，都是镇压，应以具体情况来定。但是，不杀，也要设法管制，绝不能待为上宾，要让他们向人民低头认罪，服从管教。二要必须坚决反霸。谭政认为，恶霸是地主的一部分，他们既在某一地区残酷压迫剥削群众，又是勾结、控制、支持匪特的后台老板，也就是那些“南霸天”、“北霸天”之流。群众曾说：“不镇压这些恶霸，就如同只砍树枝不砍树根、树干一样，土匪的根子拔不掉，群众的头抬不起来。”“你们敢镇压大的，我们就敢抓捕小的。”谭政认为，敢于镇压“南霸天”、“北霸天”，是发动群众的关键。三要把我们政策的基点，放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中去。谭政认为，对于在匪特活动中有这样或那样缺点、错误的群众，对于一般匪特的家属，绝不能把他们推到匪特一边去。在土匪活动猖獗、匪患长期严重的地区，绝不能把匪、民混为一谈，更不能称什么“匪区”。否则，势必为渊驱鱼，脱离群众，扩大敌人的力量。当然，对于参加反动会道门的群众，也应进行必要的教育。“啪”，谭政终于放下笔，舒展了一下身体，长出一口气。室内已洒满阳光。他的眼睛略感发酸，手指发麻，但他心里充满喜悦。他认为自己只是对前一段剿匪工作作了总结，他还不晓得他积累的极其丰富的政治工作主贵经验，对于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对于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多么重大的贡献。
1950年5 月1 日。广东海南岛。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朝霞满天，灿烂的金光洒遍了五指山、黎母岭，万泉河、昌化江，洒遍了这面积三万二千二百平方公里的海岛，照亮了二百五十万琼崖人民的心田。今天，海南岛的中心城市海口市，人群鼎沸，热闹非凡。清晨，当第一束霞光斜射在街道，路边的椰子树还挂着晶莹的露珠的时候，人们便已穿着节日的盛装，三五成群地走上街道，涌向庆祝解放的会场。五月的海口，微风轻拂，天空湛蓝，鲜花盛开，满城飘香。大街小巷，红旗招展，家家户户，张灯结彩。
会场上，鼓乐喧天，鞭炮齐鸣，人人脸上挂着喜悦的泪花，各界人民正在隆重集会，热烈庆祝海南岛的解放。同日，祖国宝岛最南端的三亚市，也红旗如林，歌声如潮，人群如海，庆祝海南解放。那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和花团锦簇的凤凰花交相辉映，宛如天上的彩霞。这个在过去很远时代曾被视为蛮荒绝域，在当代又曾受过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铁蹄践踏过的地方，如今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开始了她生命的新旅程。
海南岛战役，是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向国民党军队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性战役，是在我军毫无渡海作战经验，没有海空军支援，使用木帆船和少量机帆船的情况下，对拥有海空军，具有现代防御优势的敌人，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登陆作战，是我军建军以来第一次渡海登陆作战的成功战役，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这个战役，从1950年3 月5 日第一批开渡起，至5 月1 日结束，战役持续了58天，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历史经验。
海南岛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和第十五兵团，分别进行了战役总结。其中，做好部队的政治工作，抓紧海练，是战役准备的关键。这一由谭政一贯倡导的经验，是所有经验中最基本最主要的一条经验。虽然谭政没有直接参加领导海南岛战役，整个战役是由叶剑英、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等组成的渡海作战指挥部直接指挥的，但作为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治委员兼干部管理部部长、中南局第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华南军区政治委员的谭政，对于中南地区和四野所辖第十五兵团的这一重大军事举措，不能不参与决策。事实上，在叶剑英、邓华等率领四野第十五兵团之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四十三军（军长李作鹏）和加农炮团、高射炮团及部分工兵、通信、防坦克分队共十万余人，自1949年12月下旬开赴雷州半岛集结、准备渡海起，无论是中央军委，还是包括谭政在内的四野领导、中南军区领导，都对海南战役的决策与组织起过重要作用。1950年1 月27日，在叶剑英、洪学智等参加的广东军区的党委会上，初步拟定了一个先搞两个团的偷渡方案。会后，叶剑英司令员让洪学智副司令员到武汉向包括谭政在内的四野领导汇报。四野领导同意了这个方案，但谭政特别强调，要格外加强渡海部队的战前训练，特别是要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四野领导并决定让洪学智到北京向中央军委汇报请示。洪学智到京后，中央军委领导朱德、聂荣臻亲自听取了洪学智的汇报。朱、聂听后，同意了这一方案，并特别强调：“注意做好准备，谨慎从事，总结好经验。”其中的思想、政治准备，自然是言中之意。洪学智从北京返回后，把军委的指示分别向四野和广东军区作了传达。
1950年2 月1 日，第十五兵团在广州召开了海南岛战役作战会议。在广州军政委员会宽敞的会议室里，叶剑英、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李作鹏等领导同志和来自第四十军、四十三军、琼崖纵队的领导干部聚集一堂。会议由邓华主持。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和包括谭政在内四野领导的指示，一致通过了原定作战方案的同时，特别强调了谭政等所指出的渡海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为了贯彻中央军委和四野首长（包括谭政）反复强调的渡海准备政治工作，发扬谭政在四野一贯倡导的政治工作传统，第十五兵团所辖渡海部队各级领导与政工人员，开始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创造并积累了渡海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可以说，海南岛战役，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谭政反复强调、一贯倡导的军队政治工作的大比武，大竞赛，大表演，大总结，大汇报。谭政往日对部队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在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据时任四十军一一八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回忆，变成了三把钥匙开了一把锁教育，三个纪念章教育等。1950年初春。广东雷州半岛。第十五兵团驻地。爽爽的海风，轻轻掠过，和煦而温柔的阳光，正沐浴着刚获新生的祖国大陆。第十五兵团十万余健儿，正在祖国大陆的最南部——三面环海（南海、琼州海峡、北部湾）的雷州半岛，展开了准备渡海作战的海上大练兵，思想大整训。在海练前，干部战士面对茫茫的大海，思潮起伏，顾虑重重。
辽阔的海洋，一望无际，巨浪滚滚，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一丈。即使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那波浪也从烟波浩渺的天际，奔腾着，追逐着，向着岸边的礁石，恶狠狠地扑过来，迸发出沉雷般的巨响。在狂风呼啸的日子里，那狂涛更是气势磅磷，犹如草原上千万匹烈马在奔腾咆哮，势不可挡，像要把整个世界吞进海底。与海南岛相隔的琼州海峡，宽达百余里，最近距离也有六七十里。大海对于不习水性的东北部队（四野）指战员来说，并不像一些天真浪漫的舒情诗所描绘的那样，是浅蓝色的胸脯，洁白的浪花。它那汹涌澎湃的浪涛，如虎似雷的咆哮，可使人产生望而生畏、听而怯步之感。何况天上有敌机，海上有敌舰，岛上有顽敌！当时，在进军雷州半岛之前，我十二兵团一些指战员的思想状况是：战争观念逐渐下降，和平观念逐渐上升，吃苦、牺牲观念逐渐下降，享乐、保命观念不断上升，认为大陆已经基本解放，我们从此已经没有大仗可打。有的人认为，现在已经打到了中国的“南极”，革命已经到底。再加上部队自入关南下以来，连续行军作战比较疲劳，又正值新年春节来到，所以，当时和平享乐保命思想相当严重，在行动上也作各种个人打算，买表、买笔、买花枕头等等，未作执行战斗任务，尤其是渡海作战任务的准备。向雷州半岛挺进之后，上级便提出了准备执行打海南岛的作战任务。这一任务的提出，与当时部队的思想状况，对有些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事与愿违的。同时，由于没有深入进行思想动员，就开始准备渡海作战的海练活动，因而海练伊始，上上下下曾一度产生过较大的思想波动。
其主要思想问题是：第一，牢骚满腹，消极对抗。一部分指战员错误认为，上级分配任务不公，“四野其他部队休整了，为什么还叫我们打呢？”认为自己“倒霉”，“命苦”，“南下进军在前边，结束战争在后边”，“老部队，倒老霉！”因为四十军、四十三军在解放东北战争中，是有名的“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的光荣的参加部队之一；平津战役后，又是先期南下的先遣兵团的基干部队，执行了横渡长江的艰巨任务。此次，两军又共同受命攻打海南岛，所以，有的同志便说：“咱们两个军是患难弟兄！”这样，便在海练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消极对抗情绪。海练不用心，不刻苦，命令不服也时有发生。第二，盲目恐惧，无穷顾虑。许多东北籍和非沿海地区的战士，看到海水茫茫，天海相连，海浪好像层层的屋脊和座座山峰，心里就恐惧，发慌，产生无穷的顾虑。有的战士，夜间站岗，听到海潮哗拉哗拉的冲击声，便吓得跑回营地。不少战士说道：“革命到底，现在要到海底啦！”
也有的认为，渡海作战就是“九死一生”，“有去无回”。甚至个别相当级别的干部也说：“听天由命”。第三，幻想等待，侥幸依赖。面对艰巨的任务，有的同志不是立足于自己的苦练、实干与将来的硬拼，而是产生了幻想等待、侥幸依赖等心理。他们或是认为：“上级一定有办法，一定会派飞机、军舰来配合！”或是认为：“兄弟部队可能来换我们的防，我们先练着！”
也有的根据北平、湖南和平解放的经验，盼望“海南岛上的敌人最好自己投降、起义或跑掉！”上述各种思想顾虑，其核心或焦点，集中在生死问题上。
当时部队提出许多怕，这些怕除了经验不足的原因外，主要是怕死。有的战士怕过海打仗，认为这次渡不好就到海底了。有的战士吃饭的时候，用筷子指着盘中的鱼说道：“鱼呀！鱼呀！今天我吃你，明天轮到你吃我了！”三八一团一连有一个排长说：“我是二八”，即二成活，八成死。连长讲：“我是三七”，即三成活，七成死。副连长说：“我不是二八，也不是三七，我是把死放在心头里！”根据渡海部队的这种思想状况，根据四野谭政先前的多次指示和经他亲手培育起来的四野各级军政领导政治工作的成功经验与优良传统，参加渡海作战各军各级，首先进行了二十余天专门的政治工作、政治动员与阶级教育。其方法是先干部后战士，先党员后群众，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和连排干部会议，然后在全军开展普遍教育，分析和充分肯定渡海作战的诸多有利条件，提高渡海作战必胜的信心，认识渡海作战的光荣和重大意义，研究渡海作战的方案和各种应急措施，充分发动广大指战员，让其既明确渡海作战的光荣，又让其做到心中有数，一旦出海，能做到临阵不乱，临危不惧，英勇顽强，一往直前。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解决存在的思想问题，部队各级政工领导的普遍作法，主要是采取“三把钥匙开一把锁”教育。
第一把钥匙，是形势任务教育。在十余天时间里，参战部队全体指战员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大、小会议，进行形势教育，认真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和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两个军都召开了有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进行短期集训。师一级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团集训连排干部。一般是五至七天。在这些会议，主要是查准备：思想准备、物资准备。
联系党性和责任心检查：你对这次任务是否采取积极负责的态度？问题暴露之后，就展开分析：这些思想对执行任务、对党、对己有什么危害？最后表示自己的态度。各级党委作出执行渡海作战任务而练兵的决议，每个干部作出个人的思想鉴定，并把个人的决心计划交给党委审查备案。这些会议和轮训班，一般是在思想教育和解决战术问题结合起来，收效比较大。根据当时部队思想状况与时间状况，想彻底解决一切个人主义思想问题是困难的。讲明道理，提高觉悟，首先把思想集中在完成任务上，则是必须解决与可能解决的问题。在使部队认识了解放海南岛的一般意义和条件以后，各部队都联系了历史上的一些惨痛教训（如李闯王），有系统地批判了“半途而废”思想。同时，启发部队认识：“海南岛不打行不行？”“不行，否则敌人要卷土重来。”“不行，怎么办？”“要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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