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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国之路-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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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龙·冯·克莱斯特赞助的会议。会上将散发一大本一大本的文件，题目都是《为欧洲制定的新战略》之类。整天抠书本的国家安全研究人员都渴望去参加这个会议。
“好吧，”我对弗兰克说，“我让空军准备一架飞机。”
“不要，”他说，“在民航班机上给我们弄两个坐位就行了。”
我按弗兰克的要求做了，并同他一起出发去杜勒斯机场。由于引擎出了故障，我们的飞机推迟好几个小时起飞，我们只好等着。弗兰克焦急地老是看手表。我们终于登上了飞机。按级别，弗兰克有资格坐头等舱，所以他就坐在那里了。我则还要继续向前走。“你到哪里去，科林？”他问。“我只能坐普通舱，弗兰克。”我说。结果，我俩无法在飞机上一起工作。而且，为了等航班，我们回来时又浪费了一天时间。
我刚回到办公室，军事空运司令部司令罗伯特·海瑟就揪住了我的耳朵。“太蠢了。”海瑟说。你们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它怎么能提供可靠的联络？它怎么能保护那些绝密文件？他警告说，下次若再不用专为因公出差准备的飞机，我将会掉脑袋。弗兰克终于同意了，从此以后，我们出公差时使用军用飞机。
里根执政后，有一点很快就看清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一代人又回来主事了。总统所拍的军事影片可能不算多，他只在好莱坞拍了一些训练影片。但是在他看来，亲自参加这场战争是他的重要经历，而且他总喜欢强调这一点。卡普·温伯格在太平洋战区麦克阿瑟将军麾下由列兵升至上尉。他就是在那里认识他的夫人、当时任陆军护士的珍妮的。所以说，他也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人物。
一天上午，在工作人员例会上，温伯格盯着卡尔·史密斯和我说：“我不明白，你们大家到底是不是军人？我很少看到我手下的军官穿军服。”我们解释说，穿便服在70年代初期成了普遍现象，这样可以显得在华盛顿工作的军事人员少一些。温伯格哼了一声说：“如果你们是军人，那就应当穿军服。”部长既然这样说了，我们就照办。
有一天我对卡卢奇说：“有件事使我们这里许多人感到不快。”我说了我们未能请来卡特总统或布朗部长为军士长罗伊·贝纳维德斯颁发他获得的荣誉勋章这件事。贝纳维德斯的光辉业绩是在1968年创造的。如今已经是1981年了。“使这位英雄得到他应当得到的待遇，这对我们是十分重要的。”我说。这个意见就像一颗火星，从卡卢奇那里跳到温伯格那里，后来又跳到白宫。里根的形象顾问迈克尔·迪弗抓住了这个机会。一位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受到忽视的拉丁美洲裔美国人终于得到一位共和党总统为他授勋。这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啊！
为里根总统设定的方案是他亲自到五角大楼来。仪式预定在1981年2月24日在五角大楼中央大院内举行，邀请五角大楼全体人员参加。在授勋仪式和大会上，通常都是由一位军官宣读嘉奖令，由总统把勋章挂在受勋者的脖子上。里根俯下身看了看嘉奖令说道：“让我来宣读这项命令吧。”他并且指出，读脚本他还是有些经验的。于是，他成了在授予国家最高军事荣誉之前亲自列数受勋者的英雄事迹的第一位总统。对于武装部队来说，这天下午要比总统就职典礼日更具有政府更迭的意味。我们不必再用便服来掩饰自己的身份了。英雄终于得到了应得的待遇。当兵服役又成了光荣的事情。
当新政府接过防务预算的时候，出现了表明新时代更带实质性的证据。罗纳德·里根在竞选时曾许诺要加强国防，改变迈耶将军所叹息的“陆军变成空架子”的那种状况。尽管共和党人所承袭下来的卡特的预算把防务开支增加了5％以上，从温伯格的办公室里还是传出话来，问各军种首脑还需要增加多少经费。这真是2月间又过圣诞节，令人喜出望外。各军种首脑开始提出希望得到的东西的清单。起初，他们请求拨款的总额等于使防务开支实际增加9％左右。我和卡卢奇坐在部长办公室内，听到的话是我今生从未想到过的。温伯格说，这还不算完，他下令各军种首脑重新考虑研究和发展计划。于是他们又由希望清单走向梦想清单，拿出了一些他们认为决不会实现的建议。这些最新数字报到了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那里的答复是：还不够多。管理和预算局的结论并不是以战略分析为依据的，而是出于白宫的意图。里根的白宫只是简单地通知五角大楼可以多花钱。军方何乐不为？他们意识到，从天上掉馅饼的事，毕竟不会每天都有。
温伯格终于争取到把现政府继承下来的卡特预算增加了11％，即258亿美元。这是可以预见的将来的增幅。我们并不是毫无目的地乱花钱。在连续几年预算紧缩之后，军队的状况实在太惨了。用于热门投资——主要是先进武器的研制。但是，面包与黄油的开支，即养活军队、使军中生活让人可以忍受的那些开支却受到忽视。军队就像一座门口停着一辆宝马汽车的摇摇欲倾的大厦。里根的预算为之拨款的项目有：增加薪俸、购置零部件、加强训练、建立现代通信中心、修理设施、托儿所、家属住房、牙科诊所等等，其中有许多项目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无人问津的。而且，国会很痛快地批准了增加这些军事拨款。在批评温伯格的人看来，一度被人害怕的“大刀”温伯格已经变成了“大勺”温伯格了。我们这些知情的人都了解，各军种处于营养不良状态。确实需要一把大勺来恢复我国军队的力量、目的感和自豪感。
2月下旬，我以卡卢奇的把门人的身份安排了新任陆军部长约翰·O·马什同弗兰克会见。我同马什不太熟。但我知道他以前是弗吉尼亚州的众议员。此人很有头脑，讲话柔声柔气。我不知道他那天来找卡卢奇有何公干，但是他从卡卢奇办公室走出来后，把我拉到门厅。在那里，这个文质彬彬的人等于是扔给我一个抽出了保险针的手榴弹。“科林，”他说，“我希望你考虑一下辞去军职的事。我想让你来当陆军部副部长。”并补充说，他刚才同卡卢奇和白宫人事处都商量过这个主意，而且遇到了绿灯。
尽管我很惊讶，但我很快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有了一个在五角大楼官员中玩得转的名声。说得更直截了当一些，军人在国防部只占将近40％，是少数，马什希望把一名有素养的来自这个少数派的高级军官安置在一个重要岗位上任副部长。我对马什说，这事得容我考虑考虑，明天再答复他。
通常，我白天在工作中遇到的事情是不同阿尔玛谈的。但是这件事将会对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所以我得听听她的意见。我们没有因为讨论这个问题而睡不着觉。我是一名44岁的准将，有着锦绣前程。军队是我的生命。辞去军职，接受一项政治任命会证实我希望制止的那种谣传，即那种有时连我自己灵魂深处也会有的猜疑：我正在变得更像政客而不是军人了。阿尔玛百分之百地同意我的看法。落入不知深浅的政治任命的水塘中去，这种前景使她感到很不放心。第二天，我感谢马什对我的抬举，但却拒绝了他的建议。
马什提出建议的第二天，我去见卡卢奇，表示很愿意与他一道工作。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在机关工作将近4年了。我说：“弗兰克，我想回部队干准将应当干的工作。”
“好啊，那当然，我们会考虑这个问题的。”他回答，接着便给我布置了一大堆新任务。
每天下班回家前，我总喜欢留下来同卡卢奇的另一位军事助理、现在已是海军少将的约翰·鲍德温聊会儿天。3月的一天傍晚，鲍德温说：“科林，你永远没法离开这里了。”
“为什么？”
“首先，卡卢奇不想放你走。他喜欢和你在一起。他不是军人。他不懂得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不能离开军队太久。他只会使你在这里越陷越深。”
“那第二个理由呢？”我问。
“你的真正上司是迈耶，他会更希望把你留在这里。”
那天晚上，鲍德温的这番话就像火警铃声一样回响在我的脑海。第二天清早，我再次去见卡卢奇，对他说：“弗兰克，我一定得走。”
“好吧，好吧。我们下周再谈。”
经过不停地向卡卢奇请求，到初春时我终于如愿以偿了。迈耶表示理解是我所没想到的。他派我到科罗拉多州卡森堡去当第四机械化步兵师负责作战和训练的副师长。这个副师长职务是为担任正师长做见习。让我自己来挑，我也不见得能挑得比这种安排更好了。我开始对我的朋友们谈论我的好运气。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许多人并不像我这样乐观，而这些人的判断向来是我所看重的。他们中包括迪克·劳伦斯少将和朱利叶斯·贝克顿。越南战争期间，劳伦斯是美军美喀师的作战与计划处处长，我是他的副手；而朱利叶斯则是引导我上国家军事学院的指路人。他们两位都是装甲兵出身。
“科林，”劳伦斯对我说，“我说什么也不希望你到卡森堡去。”为什么呢？我很想知道。劳伦斯说，他有“不良预感”，即不安的感应，而这都是由于第四机械化步兵师师长约翰·W·赫达切克少将的缘故。他说此人很不好相处。“根本不应当把一个师交给他。”朱利叶斯·贝克顿也给我打电话表示了同样的保留意见。他们还警告我，我这位新上司的太太也很可能是个难缠的人物。我却没有因此而气馁。我实在太想回部队了。而且我向来同我的上司相处融洽，不论是像“红脸”巴雷特那样好相处的人，还是像“老虎”霍尼卡特那样难对付的上司。
我已开始佩服起卡卢奇这个不同特点兼而有之的少有人物了。他追求自己的目标时锲而不舍，与人打交道时却又体贴而仁厚。他的无私精神一直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弗兰克·卡卢奇不需要人们对他歌功颂德。他为我举行了一个欢送会，并在会上向我颁发了国防杰出服务奖章。我们像亲密的朋友一样分手了。
我在前往卡森堡之前最后与之告别的人是里奇·阿米蒂奇和玛丽贝尔·巴杰。里奇要升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了。这位仁兄骂起人来像个水兵，讲话总爱用简单的陈述句。我理解他，他也理解我。我们很快就交上了朋友。我与他不仅仅是战友或工作上的朋友，而且是可以彼此敞开心扉的朋友。至于玛丽贝尔，虽说她来五角大楼之前可能分不清谁是将军，谁是看大门的，但她却显示了一种天生知人善任的精明。这在处理政治任命事务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其宝贵的才干。我们3个人有一些非正式的、可以深入到五角大楼各个角落的渠道，这种渠道是汲取流动在国防部正式报告制度的表层之下的各种信息的唯一途径。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交换这种有益的情报。虽然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这一关系将会保持下来，成为对我今后的事业无比宝贵的财富。
一个来自南布朗克斯区的少年，他能看到的风景只是站到公寓房的屋顶上遥望布鲁克林。对于他来说，卡森堡所在地的景色真是令人陶醉。部队驻地位于大平原同落基山脉衔接的地方。从卡森堡可以看见派克斯峰和夏延山，它们就像俯瞰该营区的一对御座。“这里的天空太辽阔了，”阿尔玛在一次开车外出时这样说过，“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她怀念那些树木，我了解她的想法。这广袤无树的大平原和落基山脉似乎使人变得矮小了。
科罗拉多斯普林斯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它是用19世纪那些采金大王的财富建立起来的。现在的金矿则是3个军事机构，其中最大的是城北的美国空军学院。该学院高耸入云的大楼里的培训部内，聚集着4000名全国最优秀的青年男女。北美防空司令部位于夏延山中，靠近彼得森空军基地。北美防空司令部监视着天空，注意是否有敌人轰炸机或导弹袭来。若有来犯者，就派出飞机拦截。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自然环境极佳，以至许多在那里服过役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退休之后又回到那里去养老。
城南就是卡森堡——第四机械化步兵师中那些“蓝领弟兄”们的驻地。第四机械化师训练时的枪炮声震耳欲聋，他们的坦克破坏了该地的风景，那些20来岁的难驾驭的小伙子们给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带来了不少麻烦。不过，这个师为当地经济带来的大量收入比前两个军事机构加在一起还要多，因此它就像一个白手起家的粗鲁的百万富翁大叔那样受到欢迎，甚至还有点受到爱戴。
在驻地边缘的一座光秃秃的小山上，盖起了3座牧场式平房住宅。一座是给师长的，一座是给负责作战和训练的副师长（也就是我）的，还有一座是给负责后勤的副师长的。这些房舍可以住人，但毫无美感可言。阿尔玛还是得不到她想象中一位将军夫人所应当得到的那样一栋房子。
我到卡森堡的第一天，来到一幢50年代风格的司令部大楼的二层，同我的前任格雷尔·布鲁克希尔准将作了一次谈话。然后，我的新副官弗雷德·弗林上尉又带我穿过走廊去见我的新上司、第四机械化师师长赫达切克少将。在此之前，我注意到布鲁克希尔和弗林都不大愿意对这个人发表评论。我走进一个大办公室。那办公室的墙上照例挂着各种勋章和表现权力的照片。从它的窗户可以看到整个阅兵场及落基山脉。在那里，我见到一位中等个头、身材结实、留着平头、表情严峻的军官。赫达切克冷漠而严肃地同我握了握手，就谈起正事来。他的主要兴趣在训练和管理方面，我的责任是训练。他讲话很有说服力，很有分寸，没有一句废话。他已制定的计划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分钟后，他明白表示，谈话已经结束了。我在离开那里时想，此人对自己的工作很在行。我可以向他学些东西。我还注意到，在我们这第一次会见中，他的唇上没有掠过一丝微笑。杰克·赫达切克显然不是“红脸”巴雷特，不是查尔斯·格蒂斯，也不是神枪手埃默森。
第四机械化师的使命是在欧洲战场上同共产党集团的军队作战。我缺乏经验，尤其是缺乏坦克方面的经验。所以我决心好好学习，使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M…60A1坦克炮手。作为一名副师长，我本来不必这样做。但是，自己不会打球的教练，人家是信不过的。我在3名严厉的坦克军士的指导下开始了我自己的训练。这3个人虽然很尊敬我，但却不畏惧我肩上的这一颗星。
第一天上获取资格课时，我以坦克车长的身份，练习在坦克高速行驶中用主炮瞄准1000米以外的目标。训练场地看来是平坦的。突然，坦克俯冲下去。当意识到我们遇到了斜坡时，我急忙升主炮筒，但是已经太迟了。我听到一声难听的嘎嘎声，坦克停了下来。
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例如，不能逆风吐唾沫，不能从右边上马，不能使船搁浅。坦克手决不能让他们的主炮筒陷进泥土里或者用光汽油。步兵确信，坦克兵们宁可往油箱里撒尿也不能使人发现他们的油箱空了。坦克手一定要在下坡之前、而不是之后把炮筒升高。
那军士带着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望着我，但仍旧很耐心。“长官，”他说，“我们得休息一会儿，把炮筒检查一下。”我们用炮膛镜检查了一下，好在炮筒没有弯。我们把炮筒擦干净，很快又把坦克发动起来继续训练。到第三次训练的时候，我瞄准了目标，成了一名优秀的坦克炮手。
我还不至于那么天真，把大部分功劳记在自己账上。被派来给一位将军当教官的坦克手绝不是平庸之辈。我得到出色的炮手、装弹手和驾驶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把一枚优秀炮手的徽章摆在自己的桌面上。没有多少事情能比你脚下的50吨重的铁马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奔驰在原野上更令人兴奋的了。
我们曾试图计算出一辆坦克的乘员组需要发射多少发炮弹才能成为技术能手。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苏联坦克乘员组在训练中发射的炮弹只有美国坦克手的十分之一。这样一来，两军在训练中所花的钱相差太大。我们每发射一发炮弹，视炮弹型号的不同，就要花掉纳税人200到1000美元。每个坦克手每年要发射大约100发炮弹。陆军的训练技师们设计了一些模拟器械和电子游戏机之类的东西，这使我们的坦克手可以少用一些实弹也能提高技术。我们希望弄清楚以怎样的比例把实弹射击同使用训练器材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最佳效果。我们用3个坦克营作试验，一个坦克营得到最大数额的炮弹，另一个少一些。第三个营则更少，但他们有较多的时间在模拟训练器上练习。我们要做的试验是把这3种经过不同程度训练的营拉到考核场上去，发给他们同样数目的炮弹，看看他们中哪一个的成绩最好。
结果是他们哪个都不行。成绩最好的是指挥官最棒的营。一名好的指挥官能激励他的下属在任何条件下都表现出色。“即使他们给我们一发蹩脚炮弹，我们也能赢。”这就是志在必胜的态度。新技术被采用了，它们确实带来了不同的结果。但是，我们绝没有忽略这个事实：人，特别是能干的指挥官，才是使部队获得成功的决定因素。用我喜欢用的说法，所谓领导，就是做出管理科学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来。
赫达切克将军的领导方式是充当严厉的监督者。工作是靠高压、而不是靠激发积极性来完成的。参谋人员会议成了冗长的训话，视察成了审查。没完没了的消极压力使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精疲力竭。第四机械化师是一个能干的集体，但却不是一个愉快的集体。由于他通常总是那么执拗，所以当他有一天突然闯进我的办公室说了下面这句话时，我真是大吃一惊：“鲍威尔，你干得很好！我打算写一份特别报告，看看下次升级可不可以有你一个。”一个挑选少将的委员会即将开会，我虽然在我的同事中只是一个资历较浅的准将，但若能为我写一份特别报告，我就有可能早一些得到两颗星。赫达切克叫来他的副官，一位名叫菲利普·科克尔的上尉，令其起草报告。
最后，特别报告的事终于没能成功。人事处告诉我们，一个军官上任至少60天才能得到特别考虑，而我上任还不到60天。不过，我还是很感谢赫达切克的努力。看来这说明，尽管这个人不大好相处，但只要你工作干得好，他还是会正确对待你的。
看来，不论我家搬到哪里，我都得充当圣公会的传教士。我们来到卡森堡后不久，我就四处寻找圣公会教友做礼拜的地方。有人告诉我，圣公会礼拜式于每星期日上午9时在天主教神父的办公室举行。其后的那个星期日，当天主教教友们鱼贯进入小教堂做弥撒时，我从侧面的一个通道走了进去。我们挤进后面的办公室，那里已经摆好八张折叠椅。我们坐了下来，半个小时后圣公会的神父到了，是随军牧师队中的一位中校。他把一本我以前从未见过的《赞美诗集》传阅了一圈，便开始做弥撒了。两名妇女弹着吉他为大家伴唱，那歌曲在我听来更像民歌，而不像赞美诗。我竭尽全力要找到感觉，但是心中却在怀念早年的宗教。
弥撒结束后，我走到神父面前，做了一番自我介绍。这位神父名叫科林·P·凯利三世，是那位二战时期的美国英雄的儿子。“凯利神父，我有一个问题，”我说，“这些年您对您的教名是如何发音的？”“科——林，”他说。他的发音带有爱尔兰味，英国人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他们发成“卡——林”。我解释说，我小时候是用英式音的，但是在他父亲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之后，我迫于同伴们的压力改过来了。接着我又问：“我们为什么要在一个天主教神父的办公室里做礼拜呢？我们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教堂？”他说，圣公会教徒太少了。我建议说，如果我们的地方更好一些，我们可能吸引更多的人来。我知道在我们卡森堡这样的二次大战时期的兵营里，有一些木结构的教堂。“请找一所那样的教堂吧，神父。”我说。我还请他用些老的曲子，例如《坚固的堡垒就是我们的上帝》等等，来替换民歌似的《活水之歌》。他终于为我们找到了一所教堂，礼拜也做得更有传统味儿了。
到这时，我们已经有一个孩子离开了家。我们动身来卡森堡前夕，我儿子迈克从弗吉尼亚伯克镇的莱克·布拉多克中学毕业了。那年夏天，迈克同我们一起来到卡森堡，可是到8月时便离家到弗吉尼亚威廉斯堡的威廉…玛丽学院读书去了。我从未试图要求他选择什么生活道路，但我确曾试图指导他。在过去的一年中，我督促他抓紧学习，以便及时报考大学。我像女教师那样认真地检查他的作文。他曾被西点军校录取，同时又获得了威廉…玛丽学院陆军后备军官训练团4年的奖学金。对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来说，他上这两个学校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大好事。但我很高兴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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