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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国之路-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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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可能取得集体的一致意见。然而参谋长们也知道，有了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的授权，我无需取得一致意见。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看法向国防部长和总统提出我的建议。但从实际出发，我知道我们必须使新的美军成为一支团结的队伍。
几天以后，11月10日，在东德政府的默许下，一种信念的象征——柏林墙倒塌了，东德人潮水般地涌进西柏林。连最死硬的反共人士也不得不认为，旧秩序不是简单地在变革，而是土崩瓦解了。11月14日，我鼓起勇气向切尼部长呈交了我的战略概览。他虽没有当场表示欣然接受它，但给了我一个公正申述的机会。如果我们的防务不得不突然调转方向，切尼要亲自改变而不是靠旁人来指导这削减兵力的板斧。他还有一件事一直挂在心上，那就是数周后布什将赴马耳他与戈尔巴乔夫进行首脑会晤，而总统目前尚无关于未来的战略方案。他在审阅了我的图表以后说：“好，我们把它送给总统看看。”
我回到办公室，并告诉参谋人员要在下班前准备好一整套图表，因为国防部长和我第二天要去白宫。他们露出了吃惊的样子，而我是了解个中原因的。在过去，比我的设想温和得多的大转变要通过联合参谋部的错综复杂的机构，得费几年工夫而不是几天的时间。
第二天当我们进入白宫情况室时，切尼露出了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不安神情。在这以前，他和斯考克罗夫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副手鲍勃·盖茨一直在说共产党内部很可能击败戈尔巴乔夫，并恢复原来的统治。而现在切尼却要让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向总统大肆宣传与此相反的论调。不管他心情紧张与否，我都佩服他。他愿意根据新的证据来测试他的基本信念，而且他要让总统有同样的机会。这一天待在情况室里的是布什班子的核心成员：总统、副总统丹·奎尔、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苏努努、国务卿吉姆·贝克、财政部长尼克·布雷迪，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盖茨。在场的还有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迪克·达曼，他将不胜震惊——一个防务班子居然提出要减少防务开支。
我陈述己见。总统在细心听我说，但不露声色。我达到了我在这个阶段的最大希望：既不是绿灯，也不是红灯，可能是黄灯。要小心地前进。布什总统提出两个问题。我们该向苏联提出的底线是什么，我们期望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因为他在数日内就要去马耳他与戈尔巴乔夫进行首脑会晤，这些问题事关重大。切尼说我们将在他出发前给他答复。
卡尔·沃诺曾告诫过我，只要我能做到一件事就能得到各军种参谋长们的支持，那就是我得经常向他们通报情况。而我这次恰恰违反了这条规则。尽管他们都大体知道我的想法，我还是应该在呈报总统之前，向他们通报具体的《战略概览—1994》汇报材料。我没有这样做的唯一借口是时间紧迫。第二天，我把参谋长们召集到“坦克”① 里，那是五角大楼内留给联合参谋部开会用的挂着窗帘的保密房间。在每个军种参谋长坐位旁都惯常地摆上不同的甜食和干果，对这些东西，有的人不屑一顾，有的人则狼吞虎咽般地吃光。我展示了我前一天呈报总统的同样的投影片。我看到他们个个惊奇得瞠目结舌，同时对我背着他们做这件事感到不愉快。我决心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在总统前往马耳他之前，切尼和我向他提议，他要让戈尔巴乔夫知道我们正在计议的变革。作为回报，他应迫使戈尔巴乔夫迅速将苏军撤回苏联国内，使他们不构成进攻性威胁。他还应迫使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军费开支作较大幅度的削减，并停止苏联对第三世界叛乱的支持。
没过多久，发生的事件证实了我对麻烦地点的预测。1989年11月底，也就是吉罗尔迪政变失败以后、“正义事业”行动开始之前，我们又不得不对反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政变做出反应。我读过前副总统丹·奎尔在其《站稳脚跟》一书中对这次叛乱的描述。他写道：“我是一个提出问题、寻求方案和力求达成一致意见的人。我还记得拉里·伊格尔伯格（代理国务卿）后来说过，如果我不去那里，我们就可能制止不了菲律宾的政变。这是我们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时刻，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重要的时刻。”可是，我们中有些人记得的事件经过与此稍有出入。
11月29日，切尼和我刚从布鲁塞尔开会回来。切尼已筋疲力尽并患了感冒，在家休息。我次日下班回家，庆幸能在晚饭后不久就上床睡觉了。一小时后，电话铃响了，汤姆·凯利通知我，菲律宾发生了以埃德加多·阿贝尼那将军为首的政变。我立即去五角大楼内的全国军事指挥中心，刚过11点就到了那里。我进入一间专门用作处理该情况的房间。那是一间空间不大、天花板低的房间。灰色的地毯压低了我的脚步声。房间里的气温低，这样做有利于超灵敏度电子装备的性能发挥。我们正在使用一种新的远距离通信会议系统，可使各个不同机构的人员无需离开他们的建筑物就能开会。用该系统处理实际的危机，这还是头一次。我坐在桌前面对着5台电视监视器。在第一台屏幕上，我可看到白宫的情况室，副总统奎尔坐在桌子的中心位置上。奎尔出面是因为布什总统正飞赴马耳他与戈尔巴乔夫会晤。在国务院的拉里·伊格尔伯格的面孔占据了第二台监视器的屏幕。第三台屏幕上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韦伯斯特。第四台屏幕上是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国防部长助理哈里·罗恩，当时他在五角大楼楼上。在第五台屏幕上，看到我自己。在我身旁坐着的是副主席鲍勃·赫雷斯上将，他曾经也是主席候选人之一。赫雷斯不久将退休，但他在退休前的日子里对我倾力相助。在我接替他以后，他就回家略事休息，以便保证第二天早晨我们两人中有一人精力充沛。还有，纯属碰巧，我们驻太平洋部队总司令亨廷顿·“亨特”·哈迪斯蒂海军上将也到场了，他是从檀香山来五角大楼参加预算会议的。
我被告知，科拉松·阿基诺总统称，马尼拉的总统府正遭叛军飞机的轰炸和扫射。她请求美国进行军事干预以制止这种攻击。伊格尔伯格极力主张答应阿基诺的请求。“我们支持过这一民主政府，”他说，“我们必须做出反应。”零星的报告源源而来，到处有枪战，而且可能需要把阿基诺救出总统府。但是，我们收到的情况，与其说是确凿的情报不如说是混乱的消息。
我们驻马尼拉大使尼古拉斯·普拉特再次确认，菲律宾官方请求我们轰炸叛军控制的一个飞机场。停在这个机场上的二战期间的破旧不堪的老式T…28型螺旋桨教练机，就是将要攻击首都的飞机。国务院再一次急切地要求做出反应。我打电话给切尼并告诉他最新的情况。他今晚要在他病床上亲自处理这件事，因为他可通过保密电话与总统座机联系。我还猜想，切尼宁愿待在家里而不想在监视器屏幕上与奎尔打交道。在我看来，切尼在做出军事决策时是希望直接与总统商量的。
副总统说，他立即需要同总统联系，向他提出一项建议。新闻界曾抨击我对10月份巴拿马的吉罗尔迪政变犹豫不决。如果想消除任何犹豫不决的印象，现在就应当豁出去干。但是，我不想一窝蜂地冲动行事。我开始不断地提出问题。我们可以轰炸那个机场，但我们知道我们轰炸谁吗？我们袭击谁，是叛乱分子还是忠于科拉松·阿基诺的人？国务院可能想象出的是进行一次干净利落的外科手术式的攻击。相反，我想到的是，担惊受怕的年轻的飞行员第一次驾驶没有精确制导自动装置的飞机执行战斗任务。我的担忧是，一旦我们开始攻击机场上的飞机，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杀死人。我提醒参加电视会议的其他人：“我敢向你们保证，菲律宾人在他们的葬礼会上会严厉谴责我们，不论我们伤害了哪一方。”在某些阶层，我们仍被看成是前殖民主子而遭到怨恨。
在我们采取行动以前，我们需要更多的现场情报。我要与菲律宾国防部长菲德尔·拉莫斯通话以便获得确凿的情况。碰巧，那天晚上我们驻马尼拉大使馆的美国武官也在五角大楼，他在楼上与哈里·罗恩在一起。这位军官有一本小的黑色笔记本，上面记载着所有菲律宾国防部高级官员的电话号码。我要他把这笔记本送给楼下的指挥中心，由我交给一名海军值班军官并告诉他：“不断拨号，直到你给我接通一个菲律宾军队最高层的军官为止。”
你可能会想到，我们在国防通信方面已经花了好几十亿美元，建立了直通线路、保密线路、紧急加密线路、卫星通信等，实现我这一要求一定易如反掌。相反，这名海军军官向我报告说：“将军，我用这设备找不到他们这些人。我需要一台普通的老式电话机。”在这个超尖端的中心我们没有一条普通的电话线路。一个军士突然冒出来说：“先生，我能给您搞到一条线路。”赶快搞，我说。他着手撬开地板接上了一条线。我们这位聪明的军士很快就提供了一台打得通的商用电话机。
与此同时，我向奎尔和其他人说明哈迪斯蒂和我共同制定的一项计划：派我们驻在克拉克空军基地的F…4“鬼怪式”喷气机低飞掠过任何胆敢开进叛军控制的机场跑道的T…28型教练机。总之，要吓住它们。如果有哪一架T…28飞机试图起飞，就迎面朝它开火。如果已起飞升空，那就击落它。为了表达所要的咄咄逼人的威胁感，我在命令中用了一个词：我们的飞机要显示“极端敌视的意向”。我打电话给切尼，他表示同意。他同“空军一号”座机联系，并在10分钟内回电话告诉我说，我们的计划已获得总统批准。简言之，我们有一条清楚明确的授权采取军事行动的指挥线；武装部队总司令至国防部长，再通过我到适当的军事部队。“干吧！”切尼说。
当以上一切就绪时，丹·奎尔也打电话给总统座机，我正要哈迪斯蒂下令F…4“鬼怪式”战斗机升空之际，约翰·苏努努的副手安德鲁·卡德出现在屏幕上并说：“停一停，副总统正从‘空军一号’座机得到新的指示。”而我早已从“空军一号”得到了指示！我不安地等待着，然后打回电话给切尼，告诉他发生电话交错的情况。这是一种紊乱的危机管理方式。在我的屏幕上，我看到奎尔回到了情况室，面带着一副毫不在意的神态。他所说的话就是“我已经和总统谈了。”
“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可以开始行动？”我问。
他回答说：“咦，我想你已经下令行动了。”
我转向哈迪斯蒂海军上将，向他下达了开始行动的命令。在令人不快的好几分钟里，我处于听两个主子的难堪处境，同时有两个主子就难免引起混乱。F…4“鬼怪式”战斗机起飞了。它们反复低飞掠过机场，没有一个菲律宾飞行员驾机起飞来面对下一步将发生的情况。
最后，在拨了近40分钟的电话号码后，这位海军值班军官设法接通了菲律宾国防部长菲德尔·拉莫斯和他的参谋长雷纳托·德维拉将军。他们告诉我，局势不稳，但在控制之中。轰炸？是谁要求我们去轰炸的？他们告诉我们不要轰炸。几小时之内，政变失败，我们没有进一步卷入，F…4“鬼怪式”战斗机没有向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开火射击。我们得知在机场上确实有忠于总统阿基诺的部队。几天以后，政变领导人阿贝尼那将军说：“我们快要接管政府了。那时美国军用飞机出现了。我们一点也不敢指望能战胜强大的美国空军力量。”
政变结束的那个晚上，我离开五角大楼时感觉良好。我在形成我的军事主张时运用了克劳塞维茨的教导或温伯格的第三条格言，以及我自己的守则：在你有一个明确目标以前，切勿采取行动。我们根据情况使用了有限的、适当而极有分寸的力量，结果证明是成功的。
几天以后，迪克·切尼身体康复，重返岗位。在一次早晨的碰头会后，他要我留下。“干得相当好，”他指的是菲律宾事件，“但别担心，你永远不会再有那种处境了。从现在起，不论什么时候，通信渠道都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好了。”我知道他的言外之意。显然关于危机期间如何下达总统的指示问题白宫已做过讨论了。
我读了丹·奎尔的书，我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在媒体对他接任的前几个月的表现严厉指责之后，他要使人看起来有点总统的身份和气派。他对菲律宾局势的处理表现出色。而当局势平息时，他的助手们就编造了夸大奎尔作用的故事。《洛杉矶时报》报道说，“……这是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奎尔）欣喜若狂地抓住它不放。”
由于解决了菲律宾的危机和结束了在巴拿马的“正义事业”行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研究武装部队的发展计划了。1990年2月，切尼部长必须要呈报1991—1992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而我想利用这段时间赢得他对我改革军队计划的支持。到那时为止，我向他和总统陈述的看法都是凭着我多年以前在比尔·德普伊领导下作论证的经验提出来的，当时我们就试图设计出一支数量尽可能少，但却能承担我们的世界责任的军队。这一回，我干脆用了一个“基本兵力”术语，以说明是各军种的最低限度的兵力水平。当时的问题是，我们要万无一失地确定的那个基数究竟比当前水平低多少。我正在考虑这些会震撼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数字——裁减15％、20％，甚至25％。
在度过了主席职务上的令人兴奋的3个月以后，我终于回到了舒坦的日常工作状态。我希望在主席的办公室里有一种亲切的气氛。我比较喜欢与同事轻松地共事，而要做到这一点，你要完全信任部下，同时要使他们不至于把随和的工作关系误解为不讲组织纪律。我喜欢参谋人员工作认真，而又不自视太高，喜欢会拼命工作也会痛快地玩的人。我很早以前就认为组织编制图表和花哨的头衔无关紧要。我告诉我的参谋人员，他们进出我的办公室无需行繁琐的礼节。我成功地造成了这种氛围，在我的周围是一批能干的、和睦相处的人才，他们甚至在我极度慌乱时也不会沉不住气。他们还认为我不是那种“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长官，因为我高兴地留下了我的前任克劳海军上将的处理媒体关系的杰出人才F·威廉·斯马伦上校。
再看看联合参谋部的部门主官，他们都是经管着庞大的参谋班子，直接为主席而不是联合参谋部工作的海陆空军的二星或三星将军。主席的更强有力的地位使联合参谋部的工作具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确定了在联合方面的业绩是晋升军衔的一条标准。因此，我招贤纳士，录用第一流人才毫无困难。联合参谋部成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参谋班子。
一个主官坦率地将自己的脾性和工作习惯告诉部下，以便他们能够理解和适应是很重要的。我事先向参谋人员打过招呼，当我专心致志工作时，对打扰和提问我可能表现出急躁。在使人极度紧张的情势下，我往往会突然进入十分专注的状态，我会十分认真、十分投入，对身边的一切事情无动于衷。在这期间，我进入办公室时可能不打任何招呼。如果我的主任参谋向我呈报不是紧迫重要的问题，我可能会大声嚷嚷，要他走开。我告诉参谋人员对我这些情绪变化不要太当真。忍一下，我很快会恢复平静的。
我的职务越高，时间就越宝贵。时间是无法节俭地延长使用的日用品。我制定了一些简单的规定：未经我同意，参谋人员不得替我承诺出席任何会议、发表演讲、参加社交活动、外出或参加庆祝仪式。即使5分钟也不行。凡我预定开的会，必须准时开会。要别人等的人是不替别人着想的人。每当我耐着性子等待姗姗来迟者，就好似我在交通阻塞时面对着出租车上不断走动的计程表。我还规定，我的办公室要迅速回答打来的电话。
我把有关签名的凯斯特法律制度化。J·凯斯特教导我，我每次把我的名字签在什么东西上，我就制造了一个法律文件。因此，除最无关紧要的文件外，谁都不能替我在任何东西上签名。我知道很多头头是允许他们的秘书在重要的信件上替他们签名的，这一做法我是决不允许的。凯斯特还教导我，注明日期的签名是具有更大的法律效用的。因此，我不允许签名时提前或推后日期。我只在确切日期的文件上签名。
我规定我的参谋人员不得准备任何敷衍塞责的“臭虫”信件要我来签字。这一用词原出于一则有关纽约中央火车站的典故。一名乘客在普尔曼式卧铺车厢里被一只臭虫咬了，他写信给铁路公司董事长表示强烈不满。铁路公司董事长回了一封道歉信，说明该公司已经采取了防范措施，请这位乘客放心，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这位乘客读着来信，心里很高兴，不料这时又从信封里掉出一张由董事长草草写给他秘书的小字条，上面写道：“发一封臭虫信给那个混蛋。”
我的参谋人员可能会接到某个公民表示抱怨的来信，并为我草拟一封格式化的回信说：“感谢您的关心，但这些事情毕竟发生了。”或者说：“对不起，来信投错了单位。”然而我会在这类回信的前头批上：“找出问题，看看我们能不能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告诉来信人谁能解决。但不得敷衍塞责搞‘臭虫’信。”
作为主席，我恪守我的老座右铭：要检查细节。很久以前我在空降导航员学校时曾发现一名军士因开伞钩未挂上差点送了命，这件事进一步加强了我的信念。检查细节可以达到两个目的。其一，司令官可以了解战备的真实状况而不是表面现象。其二，将军对细节的重视可使基层官兵知道，他们在指挥系列中的位置与其他环节一样重要。
我管理庞大的联合参谋部靠的是多年来从布朗、温伯格、卡卢奇和其他人身上学来的方法。每天上午，我准时在8点31分进入联合参谋部会议室参加8点半的碰头会。我的主要参谋官大多数是二星或三星陆海空军将军，总共约20人。他们都知道迟1分钟不会被认为是迟到。我取消了主席以往采用的正式汇报形式（那种形式要求制图参谋连夜绘制出汇报用的所有图表）。开会时，我围着桌子转一圈，让三军将领们谈谈他们各自领域内的情况。如果老老实实地回答“一切正常”，不会有不利之处，因为这正是我所想听到的答复。会议开5至30分钟。我利用这种会议来了解信息和安排一天的工作，而不是解决问题。会议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我要参谋部各部门主官监督我。看我是不是在发火？看我是不是又在吹嘘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老故事？看我是在发牢骚还是在骂人？我总是试图保持精神振作，特别是出了事和我们面临麻烦的时候。头头的情绪会感染整个组织。最糟的情况是谁都不知道领导人的情绪怎样。我的参谋人员一上班就可知道我的情绪如何。同样地，我也可以从中了解他们。因为你每天与他们碰面，你瞥一眼就能知其三分，你知道谁碰到了麻烦，谁需要帮助或鼓劲，谁在准备着挨批。这种早晨碰头会的作用是建立协作精神。这项严肃的工作是在我办公室里小圆桌旁的小群体内展开的。
在行政机关里，小事情会产生巨大的象征性意义。一天，精力充沛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阿尔·格雷指出，有一份用参谋长联席会议信笺纸署着我签名的文件送给了国防部长。“如果您要以参谋长们的名义送出材料，”格雷说，“我们大家都得同意才行，可是在文件送上去以前，从未送给我看。”格雷说得对。
按照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我是主要军事顾问。在我提出任何建议之前，我无需征得参谋长们的同意，我甚至无需与他们磋商，尽管这样做是愚蠢的。我需要有能表示主席独立地位的象征物，于是便购置了一摞抬头通栏印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字样的公文纸。我抛掉了旧的公文纸，同时也抛掉了40年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办事传统。我不再是参谋长们的综合性意见的传声筒，我自己本人要向国防部长和总统进言。信笺头上的一词变动使主席的独立性变得清楚和合法了。
我还采用了一些其他的新办法来干日常工作。我越来越多地单独与参谋长们开会，不让他们带任何参谋官或记笔记的人到场。这对史学家来说是不太好，但对鼓励直言不讳来说却是大有好处。我还喜欢在我的办公室而不是在带有旧的法人团体遗迹的“坦克”里与参谋长们开会。我停止下发参谋长联席会议开会的固定日程表。参谋长们并不在意，但他们的参谋人员颇为不悦。没有议事日程表，他们就不知道在会前要为他们的长官准备什么样的文件。这样一来，参谋长们到我办公室来时，就不会带上一大堆他们认为必须捍卫本军种立场的材料。他们确实有了说心里话的更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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