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旗楊-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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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旗楊》
作者：潇宇
作品相关
作者的一些话
　　　　有人最近再问书名的问题，恩，说句实话，潇宇现在也很纠结。当时在给书起名字的时候，想的就是起一个还没有人用的名字，同样最好能够表现出战争的，三国征战之类早就已经满天飞了，最后还是算了。正好那个时候主角的名字也已经定了下来——杨奇，于是就把名字决定为旗杨。旗吗，自然就是旗帜的意思，如果有人是跟着读的话，就会知道潇宇开始的时候的简介，就是旗的含义，引申也就是战争了。杨就是主角了，主角的大旗上写的肯定是一个杨字。当时感觉还是不错，也就这样发了上去，开始还有些洋洋自得。不过最近发现那个时候，确实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这个名字确实是有些脑残，现在每个人都问我是不是错别字，潇宇心中也是非常纠结（＋﹏＋）~狂晕。如果能够改名字的话，我现在就改了。
　　　　还有就是主角了，有人认为主角什么也不知道，还穿越干什么。这个可能就是两人之间的认识问题，我的认识之中穿越的主角，不一定要知道过去未来。设定穿越在潇宇看来，最大的最用就是可以搅乱历史，搅乱空间，使得一切都有可能。
　　　　个人感觉历史就像是小时候看过的一本漫画上面的那个历史的道标一样（好像是封神演义吧，时间久远记不清了），暗中好像是有着一只手在操控着一切，使得历史按照一定的道路向前走去。而穿越者就是打破这种走向的人，就像是墨武大大的江山美色上的黄巾道一样，他们为什么那名拼命的寻找“天命”，总不会是因为天命知道过去未来吧。那张角留下的预言，还要他干什么。既然已经知道了以后的历史，那么黄巾道会没有尝试过改变，我不相信没有。结果呢从依然来到隋末就可以知道都是失败了，所以他们才会那么拼命的寻找天命。
　　　　因为天命就是打破三天命运的钥匙，有着天命的存在，历史才可以改变。历史就像是有无数的齿轮组成的机器，一直都在转动着，就算是其中的齿轮拼命的想要改变，但在它四周齿轮的带动下，一切还是要按照已经设定了的道路去走。只有从外界到来的力量，才能够打破其中的平衡，使得一切都有可能。天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换句话说穿越者最大的作用就是这个，其他的那些知识知道历史的走向，不过是附带而已。（我看墨武大大的书，现在不过看到一半，如果有错的地方，大家纠正，凑合着看吧，方正意思差不过就是了。）
　　　　对了，还有对于三毛同学来说，我是不奢望他在流浪的时候，还能够有闲情听听音乐，听听评书之类。就这样了，先说到这里，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日后再说。
今天一更
　　　　抱歉今天事情有些多，实在写不了太多了。明天也有些事情，明天也是一章，希望大家见谅。家里的事情让我有些头疼，大家多多包涵了。
　　　　还有今天发上吕布一章之后，可能有人会有疑问。实际上吕布的问题是个人猜测罢了。吕布是并州人氏，这都知道。后来吕布在丁原手下为主簿，主簿在一些人的眼中可能有些低。但实际上主簿总管官府事务，和处理各种文书档案。刺史的官秩两千石，主簿的官秩可以达到千石。我是绝对不相信，吕布一投靠丁原，就有这样的官秩。肯定之前就已经为官，在并州已经有些名声之后，才会被丁原看重。而在丁原之前的并州刺史就是董卓，董卓在任上基本上就是在对东羌和胡人的战争之中度过的。以吕布那种猛将不可能不被注意到。可能当时董卓还很看重吕布，提拔他。这才有后面吕布杀丁原投靠董卓，说句实话，因为一袋珠宝和一匹马（三国演义）就投靠一个既不认识也不了解的新主子，感觉实在不可能。只能是吕布对董卓非常了解，而且知道他看中吕布，到董卓那里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才会连之后的官职都不问，就投靠过去。
　　　　个人认为董卓在并州数年，吕布曾在董卓的手下，很有可能，只是后来黄巾之乱时，董卓被贬，因此才转投到丁原手下。这样后来在雒阳投到董卓的麾下，也就说的过去了。吕布虽然反复，做的一切都是为己考虑，因此感觉因为两句话，一些钱财，就把自己的后半生，买个一个素有残暴之名的主子，可能性不大。因此觉得董卓和吕布应该很熟悉的，因此才有吕布在五原董卓手下的这一章。
　　　　只是一家之言，大家有意见的可以提出来。
二十万字了，打赏送花感谢
　　　　写到现在也算是一个阶段了，也谢谢了众多书友的支持，才坚持到现在的。推荐票，点击每天都是不少，不过潇宇不知道每天是谁。还好打赏还留有姓名，这里打出来，也算是一份心意吧。
　　　　「Уǎ‖少」
　　　　天剑楚文
　　　　huangshifan
　　　　倚天断水
　　　　〤花ぷ葬╪
　　　　b^_^d
　　　　火焰208
　　　　书友090613192147578
　　　　冥河边的徘徊者
　　　　谢谢以上书友，还有众多每天坚持点击和推荐的书友。潇宇在此拜谢了。
云中郡
　　　　云中郡
　　　　战国赵地，《史记·赵世家》“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秦置云中郡，统阴山以南，今自山西之怀仁、左云、右玉以北、绥远绥远首各县、蒙古鄂尔多斯左乙、喀尔喀右翼、四子部落各旗，皆其地，汉分秦云中郡之东北部置定襄郡，西南部仍为云中郡，治云中县，即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亦即赵故城也，三国魏废。
　　　　唐置云州，后改曰云中郡，旋复为云州，宋曰云中府，辽改为大同府，即今山西大同县治，《清一统志》古云中，在阴山之南、黄河自西来折南流之处，即今归化城以西托克托城地，汉时云中郡治云中县，定襄郡治成乐县，两地东西相距止八十里，初不相混也，后汉始以成乐定襄等县属云中，及后魏初都盛乐，号云中，于是定襄有云中之名，至隋以云中置定襄郡大利县，而云中有定襄之名，然相去不远，犹近故地，自唐以马邑郡云内之恒安镇置云州云中郡及云中县，又于忻州置定襄郡定襄县，于是云中定襄之名，移于古雁门太原二郡，去故地始远，今谓大同为云中，又太原府有定襄县，皆唐以后所名云中郡也。
　　　　云中郡秦置。十一城，户五千三百五十一，口两万六千四百四十三。
　　　　云中咸阳箕陵沙陵沙南北兴武泉原阳定襄故属定襄。成乐故属定襄。武进故属定襄。——《后汉书。云中郡》
马鞍和马镫出现时间
　　　　汉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其初步奠定了中国后世2000年的大致疆域，从此使“天下一统”的观念深入汉民族的内心深处，并且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对周边地区甚至远至中西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次使中国作为一个稳固强大的帝国登上世界历史的一级竞争舞台。汉朝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这一力量的最重要来源就是它能征善战的骑兵部队。而对于骑兵来讲非常重要的马具，其最关键的马鞍和马镫在两汉时代、尤其是西汉是否存在的问题也就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情。
　　　　对于这一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在考古中发现西汉马鞍和两汉马镫的实物和雕塑、绘画等方面的证据，传统观点是这样认为的：“西汉时，马鞍、马镫仍未出现，多少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⑴、“……（西汉）但马镫仍未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⑵而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及本文所说的“马鞍”并非指其广义上所含概的所有用于隔开人体和马背的物体，而是指其狭义，即两端上翘的“高桥马鞍”。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里就要对此进行一下粗浅的讨论。
　　　　马鞍和马镫是全套马具中继马嚼和缰绳之后最重要的发明。在没有鞍镫的时代，人们需要骑跨于裸马的背上，仅靠抓住缰绳或马鬃并用腿****马腹使自己在马匹飞驰的时候不致摔落。但这种方式是很不可靠的，首先是长时间骑马容易疲劳，同时在奔跑的马背上也难以有效地使用弓箭，而在近战中，骑手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刀剑和长矛，劈砍或刺杀落空、双方兵刃的撞击等都随时会令骑手从马上滑下。因此这一时期骑兵除速度占优外，其战斗力是远不如脚踏实地的步兵的，所以在骑兵到达目的地后，往往下马作为步兵投入战场，亚历山大时代的马其顿骑兵就是如此。
　　　　第一个革新（这只是一般性的看法，但其实际的发明顺序不一定是这样）是高桥马鞍的出现，马鞍两端从平坦转为高翘，限制了骑手身体的前后滑动趋势，提供了纵向的稳定性。第二个则是马镫的使用，它通过固定双脚提供横向稳定性，同时在马鞍的协助下将人和马结为一个整体，使骑兵利用马匹的速度进行正面冲击成为可能。西方学者这样评论进入欧洲的匈奴人携带的新装备：“马鞍是人与马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关键。匈奴人独特的马鞍引起了罗马人的惊奇。他们的马鞍不像罗马人的那样由裹住马肚子的皮革制成，匈奴人的马鞍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一个两头高的木制托架。这样不论马怎么跑，骑士们都能稳稳地坐在马背上。……相反，罗马人笨拙的骑术使不少骑手经常在战斗中失去平衡，而从马上掉下来，这通常很危险，有时甚至是致命的。……除了马鞍，匈奴人还从亚洲带来了一项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欧洲人从未见过的马镫。为了防止腿在长距离的骑马后会疲劳，人们在马鞍上系上了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这样，脚就有了可踏的地方。……尽管当时这种马镫还不完善，但它给骑手们一种安全感，同时也能让他们在马上站起来向各个方向转身。由于有了木马鞍和马镫，匈奴骑手们能在骑马的过程中朝每个方向射箭。”⑶鞍镫的引进，在欧洲来讲是一件大事，正是它使骑兵取代步兵成为中世纪战争的主力，“一旦马镫成为8世纪的法兰克人通用之物，马匹不仅能用于迅速集中力量，并且也能用来作战了。速度可以转化为突击。”⑷“马镫使中世纪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⑸由此可见其重要的程度。
　　　　既然马鞍和马镫是以骑兵为主力的作战方式产生的前提，从中国古代骑兵运用的情况中就大致可以发现一些端倪了。可以认为，在中国至迟到秦代，马鞍和马镫仍未产生。作出这一判断不仅是由于始皇陵兵马俑中具有表现细致的马具，却惟独没有高桥马鞍与马镫（图1），而且还因为在兵马俑战阵的布局上，骑兵数量相对很少，且被布置在远离主阵的侧面角落里，这说明在秦代以前，骑兵的作用只是侦察、侧翼包抄、骚扰遮断、偷袭和追击，并不能成为作战主力，更不用提独立承担整个战役了。
　　　　能够为此提供佐证的是孙膑对骑兵作战的叙述：“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背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关津，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振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蓄，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之利也。”⑹可见这一时期骑兵担任的只是辅助任务，拥有鞍镫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历史记载中汉朝骑兵的作战情况又是如何呢？
　　　　文帝时，“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卬。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威侯赤为内使，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⑺可以看出，此时汉军的骑兵在单场战役中的参战规模和所占兵力比例明显增大，已经不再仅仅担任辅助作用了。
　　　　自武帝以后，骑兵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⑻“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⑼“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乃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⑽“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余里，击匈奴，过屠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⑾“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出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⑿“秋，蝗。遣浚稽赵破奴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不还。”⒀“夏五月，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与天山，斩首虏万余级。”⒁“四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因杼将军公孙敖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游击将军韩说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强弩都尉路博德步兵万余人与贰师会。”⒂“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⒃在这些战例中，可以看到两个趋势。一是骑兵在总兵力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大，随着车兵的逐渐退出战场，骑步两兵种在数量上的比率关系从十万比数十万，上升到七万比十四万，骑兵明显已经取代步兵而成为战斗主力，相反步兵则下降到“踵军”即跟随在后助战的地位，致于只由骑兵独立参加的战役更是屡见不鲜。二是往往一次战役就长驱奔袭数百里乃至一两千里进行会战，长时间骑马带来的疲劳问题愈发突出，如果骑手不能以充沛的体力投入战斗，取得河西、漠北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没有鞍镫的情况下，这样的战役几乎无法想象。
　　　　另一方面，从具体的战斗方式上看，早在楚汉战争时期，“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⒄能够采用此种在敌阵之中冲突的战斗方式，说明骑者在马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稳性，否则极易摔下。
　　　　西汉时期，弓箭是匈奴和汉军骑兵最重要的作战武器，它的使用受到马具的严重制约。没有马鞍的时候，在奔马上射箭极为困难，因为骑手一边要双腿使劲夹住马腹并保持平衡，一边还要双臂用力拉开弓并尽量使射出的箭命中目标，即便是自幼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这一作战方式也是非常低效且难于实行的，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停住马射箭或干脆下马发射；当高桥马鞍投入应用后，它给予骑手一个纵向的稳定作用，使其可以在飞驰时向前方射箭，但由于横向上无有效支撑，朝左右方向甚至转身向后射箭时仍然容易跌落，是很危险的，前面引用西方学者的评价中就可看出这一点。但是，在史料中却有这样的记载：“匈奴追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⒅这种转身后射的情况，说明此时应已有马鞍和马镫的使用。况且在汉代的史料中，除个别故意表示轻蔑汉军者外，从未见到有关匈奴下马作战的记录，假如没有鞍镫的应用，这不能不说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古代弓箭的使用还受到天气影响，弓弦如果被雨水浇湿，作用将会大减，而假若遇上严寒天气，威力也会严重下降。宋人就曾记载：“契丹将耶律逊宁号于越者，以数万骑入寇瀛州。都部署刘廷让与战于君子馆，会天大寒，我师不能彀弓矢，敌围廷让数重。”⒆而在著名的白登之围中，“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围高帝于白登。”⒇“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21）在如此寒冷的境况下，匈奴和汉军的弓箭很难说还会保持威力，双方一旦接阵就会爆发激烈的白刃战。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没有鞍镫的骑兵战斗力不可能赶得上步兵，如果匈奴下马迎击，也不会是历来擅长步战的汉军的对手，要阻止汉军突围便是件困难的事情，那么长达七天的轻松围困就变得难以解释了。更何况此战匈奴的兵力虽据《史记》所称有四十万，却很可能是个虚数，因为在《史记》中原本就提到冒顿时期的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2），扣除留守草原的兵力，又何来如此之多的人马？再说纵使“四十万”之数是准确的，由于游牧民族参加出征的人数中经常要包括大量妇女、老人、儿童等非战斗人员，其真正的作战兵力也远不会有那么多，加上前面所述近战中的质量劣势，应付起汉军的突围来更加捉襟见肘了。既然如此，不惧戎马的刘邦为什么还迟迟不敢突围呢？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当时的匈奴骑兵已经装备了马鞍和马镫，对步兵具有强大的近战优势和冲击力，冒险突围只会导致全军覆没。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两汉史料中出现了“突骑”这一叫法：“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桡乱也”（23）“会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等将突骑来助击王郎”（24）“贼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骑王丰，下马授光武，光武抚其肩而上，顾笑谓耿弇曰：‘几为虏嗤。’”（25）对于《汉书》中“突骑”一词的含义，颜师古注为：“突骑，其言骁锐可用冲突敌人也。”（26）颜师古是唐人，其注释未必就能代表汉代“突骑”的真正意义，那么在汉代史料记载中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光武北击群贼，（吴）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27）“刘永将周建别招聚收集得十余万人，救广乐。汉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还营，建等遂连兵入城。”（28）可见至少在东汉初年，骑兵已经能够担当站在头排正面冲锋、“先登陷阵”的任务了，利用骑兵的冲击力冲垮敌阵、步兵随后跟进决定胜负的作战方式已经确立。如果说在同匈奴的近战中仅仅是用骑兵对抗骑兵，双方彼此处境相同，对骑手稳性的要求不一定很高的话，那么在此要面对的则是以步兵为主力的敌军，若想正面冲击其阵，只有同时装备了马鞍和马镫才有可能办到。
　　　　尽管有这么多的文献证据证明汉代鞍镫的存在，缺乏考古方面的实证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所发现的最早表现高桥马鞍的文物是东汉末年作品，如雷台汉墓出土的骑俑（图2）和鞍马彩绘木雕；而最早具备马镫的雕塑作品是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中的骑马乐俑（图3），因这批俑中有马镫者只是在马身左侧鞍下有一个三角型镫具，仅及小腿一半高，而右侧则没有，且骑者的脚也未踏于其中，所以被认为是马镫的雏形，即用于上马的器具；致于最早的实物双马镫，则是辽宁北票十六时期北燕冯素弗墓的鎏金铜裹木质马镫（图4）。但迄今为止，对于西汉和东汉初年的高桥马鞍及两汉马镫，却始终没有发现其实物和能够证明它们存在的艺术作品。
　　　　未发现不等于没有。既然通过史书可以推测出它们的存在，就应该从“为什么这些东西没有出现”的方面去思考。
　　　　鞍镫产生于东亚是肯定的，但它们的发明是否来自中原汉地呢？从需求促成发明的角度上讲，很难想象一个以稼穑为生的农耕民族会比终年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对此有更急切的需求。从而可以推断，最早发明鞍镫的荣誉更应该属于匈奴等北方民族。这样，寻找其实物证据为何不存的方向就应转向匈奴。
　　　　如前面所说，公元4世纪入侵欧洲的匈奴人使用木制的马鞍，而他们所使用的原始马镫也只不过是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由于无论是原来居住还是西迁途中经过的地域，多半是稀树草原和沙漠，缺乏树木，这必定会限制制作高桥马鞍的数量而仅供贵族和作战士兵使用；同时在需要将供应不足的木材用于制造马鞍和弓的情况下，也不大可能再改进制造木质马镫，致于主要用于打造武器的金属则更加缺乏，用其制造马镫更加不可能。因此4世纪时的软式原始马镫应与两汉时代的匈奴马镫无大差别。反观冯素弗墓的双马镫，已经是很成型的东西，自然不会是后世马镫的祖先。那么在此之前，必定经历过一个相当长阶段的原始状态。因为西方记载中匈奴的“绷带”状软式马镫已具备了后世马镫固定双脚的功能，因而与长沙西晋墓骑俑仅用于上马的单镫相比，它更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马镫的祖先，而上马用的镫具只不过是为真正的马镫提供了外型上改进的榜样而已，因双镫也有帮助上马的功能，所以在它改进之后单镫就被取代了。说到这里，一看便知，原始纯木质马鞍和用皮革、麻纤维制作的马镫（或者说只是一种“绑带”而已），甚至是后来使用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