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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天变-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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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晃侍獾难现匦裕钦庋陌旆ㄔ�16世纪是很不切合实际的。”
“当16世纪七十年代，张居正掌权之时，逋赋者要被控告，但是张居正的这种做法受到同时代许多人的批评，最为有名的是王世贞。问题的严重之处在于许多积年逋赋者多为富户，他们捐纳官身以免除县官的体罚与拘捕，州县官只好将这类事情向上一级政府报告。但这样的事例上报太多，除了显示州县官自己的无能以外，不会有什么效果。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没收拖欠者的家产。在西方通常都是采取这种办法，但是在传统中国仁爱政府的观念支配下，这种办法很少采纳。（这一点似乎正好说明一向被人批评为**没有人权的古代中国至少是明朝时期，对个人私有财产的尊重程度其实还远在西方之上——引者注）而且这些拖欠者都很狡猾，他们一般也交纳部分税收，并不全额拖欠，同时许诺以后会补交余额。”
“对于赋税拖欠，会在一段时间内进行追征，但是拖欠两三年以后，就不能再指望拖欠者们补交欠税了。对于逋赋者，抛开人道主义考虑，鞭打、关押他们是很少有用的。这些累积起来的欠税成为最新赋税征收中的一个巨大障碍，所以只能蠲赦逋赋。这种事情在明代后期是很常见的。皇帝可能下令蠲免某年以前的逋赋，这可能由于地方官的申请而适用于某个特定的地区，也可能适用于整个帝国。”
“所有这些都鼓励了逋赋行为。守法者按时纳税，后来却发现这些赋税被蠲免。但交上去的赋税既不能退还，也对下一次纳税没有了任何好处。另一方面纳税人总是希望皇帝慷慨，能够蠲免逋赋，所以拖欠不交。在这种情况下，逋赋行为会蔓延开来。某地曾上报说当地一些纳税人共同倩人代杖，不肯纳粮”
如果这些税收拖欠的情况考虑进去，很显然，实际上明代的实际农业税率是在一个更低的水平上。
明代的税收几乎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增加（实际上是不断减少，农业税减少，商业税减少的更多）
明朝的税收数量基本上是在建国初期就确定，以后就很少变动过，要说有变化，那大概也是越变越少。
农业税方面，黄仁宇说
“造成16世纪税收基数有限的原因是洪武皇帝的财政政策，在其统治期间，确定了税收定额制度。1377年，皇帝分谴各部官员、国子监生和宦官巡视178个税课司局，固定他们的税收额度。
1385年，他命令将各省和各府税粮课程一岁收用之数刊刻于石板上，并树立在户部厅堂内。1393年，田赋收入达到3227万8900石，洪武皇帝对此很满意，宣布北方各省新垦田地永不起科。自此各地定额税收作为不成文的法律固定下来，后来也偶尔进行过小的调整，但基本定额从来没有被摈弃”
永乐时期曾经略有增加，“1412年，在永乐皇帝统治时期，来自于农业土地的税粮收入据说达到创记录的3461万2692石”，而上升的原因，“很可能是安南作为一个新归附的省份，其额度也包括进来的缘故”＇p55＇。但失去对安南的统治之后，“收入又重新调整到接近3000万石”
然后在宣德时期，国家田赋收入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减少
“143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土地所有者们，对附加在他们田赋之上过高的额外费用已十分不满，他们有意拖欠税粮，以至于逋赋总额已经超过了三年的全部税收。为此宣德皇帝做了让步，下令全面减免这些地区的税粮，蠲免额达300万石。……然而这一缺额并没有加征于其他地区，此后每年的计划收入一直保持在2700万石左右，但对于可耕地和人口的上升却不做考虑。”
耕地方面，“实际上，绝大多数地方官员在给帝国政府上奏中都只是想恢复地亩原额作为现在的统计数据，新增地亩很少上报。……这样做的结果是税收与耕地面积相脱离。1502年上报的情况就是最好的明证。应该指出税收定额制度是明代的基本政策，唐宋时代从来没有象明代这样僵硬地执行这一政策”
人口方面，“与一般看法相反；增长的人口很少直接有助于税收增加。过剩的人口往往成为流动人口；很难对他们征税。即使对过剩的人口能够进行登记和评定；地方管理者也不愿意如实上报；担心上报人口增加会促使政府重新调整地方税收定额；增加税收。他们至多是重新调整税收负担；由于纳税户的增加，每户的税负减少；使得税收相对容易征集；同时管理者也获得了仁爱的名声”
于是以后，不管耕地增加多少，人口又上升多少，生产力进步多少，明代农业赋税始终就维持在这个水平左右，前面也多次引用过“1600年以前，基本税额为粮食2600万石”
其实即便不看黄仁宇的论述，光是从明史中我们就可以找到明代农业税不增反降的记载
洪武二十六年，
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七千馀石，钱钞三万九千馀锭，绢二十八万八千馀匹；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馀石，钱钞五千馀锭。
永乐中，……，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
万历时，夏税，米麦总四百六十万五千馀石，钞五万七千九百馀锭，绢二十万六千馀匹；
秋粮，米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馀石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农业税收，从永乐达到高峰，以后就是不断递减，在嘉靖时期，和洪武年间相比，已经是麦减少了9万石，米减少了二百五十余万石；而到了万历年间。麦子减少了11万石，而米减少了二百六十九万石。
表面上看，这些减少的也不算太多，但如果考虑到万历时期的人口至少是洪武年间的两倍多甚至是三倍，而农业税收不但没有显著增长反而绝对数量减少了，那么这就是相当惊人的减少了。
以上是农业税长时间内没有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形，
至于工商业税收不增加反而降低的情形，其实在上一节中已经顺带说明。这里再补充一些内容，田口宏二朗说“在历代王朝一直倍受重视的商业税，在明朝却并没那么受到重视。关于这一问题，先辈学者们多认为这是因为洪武，永乐皇帝为恢复流通经济的结果，为了恢复流通经济，明初当局采用宝钞作为商业税缴纳，然而随着宝钞的贬值，商税也不断降低”
这里是说明代商业税是用宝钞来计算，而宝钞不断贬值，商税自然也就不断降低。不管是否原因真的如此，总之商税不断降低甚至在一些地方接近取消的事实是肯定的。但关于商税降低这一点也没有必要多说，因为即便在明初商税很大程度也没有认真征收。商税在整个明代始终都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降低不降低都已经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3；越到明代晚期增加赋税的阻力反而越大
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文官集团上层对皇帝施加的压力；另一个就是基层的抵抗阻挠。就第一个方面，其实我们在上面部分已经提到。文官集团对崇祯时期加派三饷的抱怨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给崇祯皇帝上疏，竭尽全力攻击增加赋税的政策，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他们的描绘下，增收赋税是天怒人怨，罪恶滔天，甚至是局势恶化的原因所在。凡是向崇祯皇帝建议增收赋税的官员，都被他们描绘成小人，杨嗣昌
更是被被攻击漫骂的体无完肤，甚至被黄道周骂成是“豭狗人枭”。皇帝增加赋税是顶住文官集团大部分成员施加的巨大压力下才得以进行的。而实际上最后还是没有顶住，所以才有周延儒上任，按照复社领袖张溥的指示向皇帝建议“首请释漕粮白粮欠户，蠲民间积逋，凡兵残岁荒地，减见年两税。苏、松、常、嘉、湖诸府大水，许以明年夏麦代漕粮。……帝皆忻然从之”。可以说明朝在一年多以后的灭亡和崇祯听从这些建议之间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至于来自基层的抵抗阻挠，这从上面叙述过的各地拖欠赋税的情况就可见一斑。这里再补充一条黄仁宇书中描述的崇祯时期的情况，“在明代后期，尽管有人提议增加税收，但当时正税定额也从未完额交纳。1632年，据340个县的上报，税收拖欠达到了50％，甚至更多。这340个县占到了整个帝国财政税区的四分之一以上。而且，其中的134个县事实上没有向中央政府上纳任何税收。这种情况可以证明这样的观点：明朝税收征纳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一个明确的最高限度，一旦收入的要求明显超过了这个限度，将会导致整个财政体系的崩溃，所以这些不能完全归咎于税率过重和税收规避”＇32＇p411
此外明人笔记中也多有明代末期，农民因为赋税沉重，而抛弃土地成为流民，或者卖出田地转而从事其他职业的记载，这里就不一一摘录了。
4、这三个事实所产生的一些效应
以上三个事实，第三点其实是公认的，无须多说。至于第一点和第二点，尽管我在上面引用的其他学者的论述也相当多，但对这些现象第一个做系统全面阐述的，则很大程度必须归功于黄仁宇所做的研究。他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作为对明代财政作出全面说明的第一部系统专著，澄清了长期以来许多根深蒂固的误会和偏见。
对明朝的传统描绘这是中国历史上**程度最高，政府对人民管制最严厉，每个百姓都生活在政府的高压统治之下，剥削程度最严重，横征暴敛达到极致的一个朝代。然而黄仁宇的研究可以说完全颠覆了这种传统认识。明代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税收最低，对人民的管制最宽纵最无力的一个社会！《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的结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明代的问题不是政府收的税太多，而是政府收的税太低；不是政府对社会控制的太严密，而恰恰是政府对社会控制的太无力。
黄仁宇在书中对明代赋税过低造成的结果有许多描述，一个最明显的效应就是了，为了缩减政府开支，明代的官员数量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当少的水平上。“明代的文官很少；1371年地方官员总数仅有5488名，即使在16世纪早期；各个部门的规模已经很明显地扩大了；但整个帝国的文官也仅有20400名；吏员总数虽然达到51000名；但既包括供职于文职衙门的吏；又包括供职于军队的吏。”＇32＇p57“可以推测他们中只有30％受雇于府县衙门，这些人员分属于1138个县，意味着即使最大的县也不会超过30个有薪俸的位置，小县则更少。这些有限的人手要负责所有的地方行政事务，包括税收、审判、治安、交通、教育、公共工程和社会赈济等，这些事情决非简单易办之事。应该知道，明代的官员们除了要旅行许多礼仪性职能之外，而且在16世纪后期，他们的文移之烦按现代标准来说也是相当沉重的。”＇32＇p237
低税再加上政府官员如此少，想要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相当困难，所以很多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能往往交给社会基层单位自己来进行。在朱元璋时期，“地方官员甚至不许亲自下乡。乡村建立起自治组织，选择老人承担起乡村民众的教化。……皇帝的俭省政策使得政府的预算与管理费用降到了最低程度；”“当时，军队要自己生产粮食，村落要实行自治以减少政府的职能，通过减少人手以节约管理经费。”
“因为税收不足，明政府很少能够造福于民。甚至连治水这种中国政府最应该表现出莫大关心的事情，16世纪的明朝政府也做的远远不够。
……归有光致力于苏州府的水利灌溉事业，他很赞赏地引述了早期怀疑政府的‘节制’政策是否明智的文人的观点，认为不通过增加税收收入来投资水利建设项目，非养民、富民之道，仅仅周济水灾饥民不过是‘小惠”
“政府人员不足，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中层后勤保障能力不力，公共投入不足（这些情况都是导因于低税政策），所有这些原因使得国家根本无力动员帝国的全部财力，其所能控制的资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诸如盐课、海关税、内陆关税、林木出产税以及矿银等都面临这样的情况。”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和许多人想象的明代是一个对社会实施严密控制的**社会相反，明代恰恰是一个把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压缩到最低限度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朝倒是很符合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主义信徒的理想。经济的发展运行基本上不受政府的干涉控制，对私人经济力量的发展，政府无心也无力管制约束。
正文 关于崇祯内帑的网络资料
更新时间：2009…9…18 9：35：53 本章字数：11263
锦衣卫佥事王世德这样说：“熹宗在位七年，神宗四十余年蓄积扫地无余。兵兴以来，帑藏悬罄。尝将所铸银膺、银盎、搏鼎重器输银作局，倾销充饷，故饷银多有银作局三字者，此人所共见也，空乏可知。廷臣动请内努，夫内努唯承运库耳。钱粮解承运库者二，一日金花，一日轻贵。金花银所以供后妃金花、宦官宫妾赏贵，轻责银所以为勋戚及京卫武臣体禄，随进随出，非如唐德宗私库，聚而不散者。然而发之屡屡矣，安有余赀。野史谓城破，大内尚有积金十余库，不知十余库何名。承运库外有甲字等十库，贮方物也。天财库贮钱也，以备内外官员军校赏赐。古今通集库，贮书画符券浩命一也。东裕库，贮珍宝也。外东库，贮方物，无金钱也。库尽此矣。城破，唯东裕库贮珍宝存二耳，安得有所谓十余库积金者。而纷纷然谓上好聚敛，内帑不轻发，岂不冤哉。草野无知，传为实，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此外“史淳在其所著《痛余杂记》中也反驳此说，并引曾任户部官的吴履中的话以证实他的意见：吴喧山曰，‘吾尝司计，请发内帑，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
这两则记载很清楚表明，崇祯末期内帑里早就没有什么银子，已经是穷的一干二净。崇祯以皇帝之尊而至于在臣下面前堕泪，其中情形可想而知！
还可以补充一条刘尚友《定思小计》中的记载，是崇祯十七年二月时候的情况“二月中，贼势愈急，而昌平兵忽变，京城戒严，亟遣官以重饷抚之，始戢，然居庸已不可守矣。……然国计实窘极，户部合算海内应解京银两岁二千万，现在到部者仅二百万，朝廷至括内库金帛悉准俸银给发武士，其困乏可知。故援师之征，望其即赴，又若畏其即赴，诚虑夫饷之不足供也。上抚髀无策，欲以空名感动天下，故唐、黄、吴、左诸镇，封四伯爵以劳之，又封刘镇继之
这条记载把崇祯皇帝因为缺钱面临的窘境叙述的相当透彻。一方面是李自成眼看要进逼京师，而另一方面是国家甚至穷到拿不出钱来给守卫京师附近地区的军队发军饷，甚至直接导致昌平兵变。户部收到的银子只有区区两百万，而皇帝内帑的银子也早就搜刮一空，“括内库金帛悉准俸银给发武士”还不够。一方面是希望各地军队到北京勤王，另一方面却又害怕他们来，因为根本就没钱发军饷。没有军饷，本是前来抵挡造反者的军队，恐怕自己就先造反，这并非没有先例。
事实上还有另外一则史料也能验证上面的记载，在崇祯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也就是李自成进占北京前的一个多月的时候。崇祯皇帝在中左门召见吴襄询问调动吴三桂军队进京保卫京师的可能性问题。《晚明史》的正文以及一个注释中有当时两人的对话记录（从上下文的注释来看应该是直接从《绥寇纪略。补遗上》中的文言文翻译过来的）“思宗严厉地责问吴襄：‘三千人何以抵挡百万之众？’吴襄则说‘这三千人并非一般士兵，……，因而能得死力。’思宗问：‘需饷多少’吴襄回答：‘百万’。思宗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两’”“调吴三桂勤王之议，终于因为经费没有着落而暂时作罢”
这则记录很重要，和刘尚友《定思小计》中的记载结合起来看是相当能说明问题的，不知道为什么以往论及崇祯内帑问题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当时的情况已经是如果崇祯不调吴三桂进京守卫，则京师沦陷的危险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出来的。吴三桂率军入京，不一定确保安全，但抵挡住李自成的进攻并非没有根据。以三万人的部队（其中三千人是精锐），要想在野战中战胜闯王十万大军，那自然不可能。但是用这三万人的军队守卫住北京城，可能性相当大。北京城池的坚固在当时整个中国也是首屈一指的。一般情况下，根本就打不下来，以土木堡之变后的瓦剌骑兵以及满清铁骑的威力数次打倒北京城下，也只能望城而止。想攻克北京城，要么内应，要么守城部队实在衰弱，事实上李自成最后之所以能轻松攻克也正是因为，在崇祯十六年的瘟疫之后，城中都是病弱，已无可用之兵。如吴三桂的三万生力军提前进入北京，参与守城，那李自成想要打下北京，并不容易。
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离甲申之变只有一个月了），调吴三桂关宁部队守卫京师，几乎是唯一的能够解救危局的选择。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唯一的选择，当时却也没有能马上决定下来。为什么呢？
吴襄说调动吴三桂入京需要军饷百万，而思宗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两”，相差数额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之多，再加上一些大臣的暧昧反对态度，这样的情况下自然难下决心了（事实上直到3月6日，崇祯才最后决定调吴三桂率军入卫，这个时候大概也就不顾得什么军饷不军饷了，但为时已晚）。按照有些论者的逻辑，大概在这里，又是崇祯吝啬故意装穷，所以放着内帑中成千万甚至上亿的白银不用，硬说只有七万两来欺骗吴襄！只不过我请这些东西也动动自己的脑子，在当时的危急关头，崇祯究竟有什么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撒谎？莫非他真的是要钱不要命的怪人，命没有了，钱再多又有什么用？这些道理某些自以为聪明的论者知道，就崇祯是不知道这些道理的白痴？把历史人物都想象成白痴，就是你们这些东西研究历史的金科玉律么？用这样低劣的手段对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自以为清楚了解历史真相，省力固然是省力，但这种研究历史的行径，最终愚弄的究竟是谁？
事实上崇祯当时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恐怕还是说多了，对照他堕泪对吴履中私下里说内帑的记载“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崇祯在吴襄面前多半还不敢彻底交代内帑的底细，这七万两只怕还是充门面的话，实际上可能是一万两都不满。当然也不排除这已经是向官僚太监们募捐后的内帑存银了（关于募捐我们后面再说）。
总而言之，根据上面这些史料的记载，崇祯内帑中确实已经没有银子了。那国库中有没有银子呢？也没有！《甲申纪事》中说：“予监督节慎库时，为甲申三月十五日，与主事缪沅交盘，库中止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自正月至三月，日以坐饷为令，或论省坐派，或官坐派，无虚日。至三月十八日始发帑金二万，赏守城军士，银未及发而城破矣。”
而李自成在进占北京之后。确实掠得大量金银。七千万两也好。三千七百万两也好。那又是从哪里来地呢？从现有各种史料记载来看。很清楚！是从大量富商、勋戚、官僚、宦官那里严刑逼勒而来。
彭孙贻在《平寇志》中说
“（大顺军）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宫中久已如洗。怀宗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内帑无数万之藏。贼淫刑所得。扬言获之大内。识者恨之。”
“贼入都止掠金贝。布店独存。至是贼兵数千。挽车数百两。突入各肆。一时席卷。……贼初入城。悬令秋毫无犯。及布散列肆。先收兵器火药。次责供餐。……外解至京。尤有钱粮未纳。酷刑追索。大失民望。牛金星、顾君恩以民情将变告。宗敏曰：‘此时但畏军变。不畏民变……且军兴日费万金。若不强取。安从给办’金星不能难”
“（李）自成聚刘宗敏李过于宫中拘银铁诸工各数千。盘敛库金及拷讯所得。并金银诸器熔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窍。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搜）括骡车数千辆。马骡橐驼数千。装载归陕”
谈迁《国榷》说：“所掠输共七千万。大约勋戚、宦寺十之三。百官、商贾十之二。先帝减膳撤悬。布衣蔬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淫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
毛奇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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