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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的五百次回眸-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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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青对某些话题是否有特殊的爱好或是禁忌，准备工作多多益善。
马东思忖片刻说，这样吧，毕老师，咱们分头从长沙和北京动身。到达上海的当天，我们同陆幼青先生的夫人时牧言女士见个面。如此，我们就可比较详尽地了解到有关陆幼青方方面面的情况，又能保持正式拍摄时的新鲜感。
就这样约定了。
买机票的时候，我特地选了浦东机场。虽说下了飞机后的路途比较远，但因为知道了陆幼青所工作的单位，和浦东的开发有关，心想这样走一走，顺便也可对陆幼青工作时每日看到的景象，多一点感性的体验。
通常我上飞机，会穿着随体赋形的旧衣服朦胧入睡。这一次不行了，目光炯炯，心中有焦虑和不安。
见了马东和王骏，果然和预想的一样，是勤勉聪慧机警博识的年轻人。且有很好的教养，不瘟不燥。我们找了住处周围的一间很小的酒吧，坐下开始讨论。已是下午时分，马东还没有吃午饭，要了一点简单的食品，边吃便说。我在飞机上吃了少许东西，便点了一杯矿泉水，边喝边说。
我们谈的很投机，设想的很全面。提出了种种的假设，特别是把陆幼青的日记逐日逐段地阅读，探讨在这些文字后面的那颗灵魂，在怎样思索和表达。我敢说，在那时的中国，将陆幼青的文字读到如此细致深入的程度的人，不敢说绝无仅有，肯定是不多的。
我们的身体，被上海的八月末的下午潮热的暑气蒸腾着。我们的大脑，被生命行将终结的严峻的冷气凝滞着。当一个我们所尊敬的人，正在每分钟地远去，我们又需挖掘出他内心的隐秘甚至隐痛的时候，挑战的力度和选择的艰难是那样矛盾。
最后，我们统一在“真诚和真实”。我们要向世人展示一个真实的陆幼青，展示他的现状和他的内心世界。马东希望我能就死亡学的研究和进展，谈一点学理上的东西，我在本子上做了记录和整理。
讨论之后，稍事休息，我们赶往一处饭店，和陆幼青的夫人时牧言女士会面。
晶莹热闹的大堂，喧哗中弥漫着鼎沸的人气。我们到的比较早，枯坐在一张餐桌旁，静静地等待着。在这一瞬，时牧言会是一个怎样的人，强烈地引发我们的想象。如果说，陆幼青的心脉还可以在他的文字中摸到搏动，那他的妻子，在这样的生离死别面前，将是怎样的心态和举止，更令人猜测。因为餐桌位于餐厅中段，来客几乎可以从任一方向走过来，我不时地四处张望，期待着能在众多的客人中认出她来。
我甚至在想，她会穿着怎样的衣服呢？在这样的时刻，她的服装表达着她的愿望和信心，她会为自己和丈夫的心情而穿衣吧？
时牧言来了，沉稳而憔悴。她穿着橙色的衣服，鲜艳夺目。我悄悄环顾，因为这色彩太暖了，类乎海难时的救生衣，整个餐厅没有一个人着这个颜色的服装，她就显出特别的光彩，悲怆而明亮。
那天和时牧言的谈话，令我非常钦佩和感动。同为女人，我可以感受到她的痛楚和坚韧，她的大度和勇气。我知道在这艰难的时刻，她竭尽全力，要协助自己的爱人，完成生命中最后的飞跃。
我们就第二天下午所要进行的采访，反复讨论，确定哪些话题深入讨论，哪些点到为止。我们还讨论了很多细节，比如提前在何时应用止痛剂，以便在药物疗效的峰值时进行采访，这样陆幼青感受到的痛苦较小。
将近尾声的时候，马东问道，陆先生可有什么禁忌吗？
没有。你们什么都可以问。时牧言坦然答道。
我说，在我们的衣服穿着颜色方面，你家有什么讲究吗？
时牧言迟疑了一下，还是很直率地说道，绿色。我们家喜欢绿色。那是生命的颜色。你们明天到我家去，就可以看到，到处是我种的花草，紫红的喇叭花，非常鲜艳美丽。黄色也好。黑色和白色，最好不用。
我们用力地点点头。
回饭店的路上，马东说，我平常最喜欢穿黑色的衣服，此次到上海来，带的也是黑衣服。明天一大早，我到商店去买新衣服。
我这时又在心里埋怨自己那件粉色的衣服太淡了，在强光照耀之下，恐近乎白色。忙说，我也去吧。
第二天，我和马东直奔商店。进了店门，在标志牌下站住，马东说，男装在三楼，女装在四楼，咱们分头去买衣服，半小时以后，咱们还在这里回合。
匆匆上楼。买过无数次衣服，都不似此次单刀直入。不在意款式质地，只求颜色。看到绿色的，特别是那种生机勃勃的绿，简直就是扑上去，忙不叠地说，小姐，请拿一件我能穿的……
也许因为上海人多娇小玲珑，连连看中的衣服，都没有我能穿的型号。只得退其次，去买T恤衫。想这种衣服，弹性较大，也许能找到色彩和尺码都相宜的。改变战术之后，很快就见了效。我在一家专卖店里，找到了基本符合要求的衣服。只是那绿色不很纯粹，近乎青柏色，翠中有一份苍老，实为美中不足。我相中了一款黄色T恤衫，黄的振作而昂扬，仿佛葵花瓣揉出汁液染成的，欣欣向荣。想来想去，我买下这件黄色衣服，又对小姐说，也许我会来换，先和你打个招呼。小姐态度很好，说，没关系的，只要不弄脏，你随时可来换的。
果不其然，在汇合处，马东亮宝似的拿出的衣服，正是明亮的嫩黄色，他说，我从来没穿过这种颜色的衣服，好像是一把太阳伞。他说，你买的是什么颜色呢？我对他说，对不起，你还的等我一会儿。
我赶忙跑回刚才的柜台，对小姐说，不好意思啊，还要麻烦你。我要换成刚才的那件绿色。小姐说，为什么不喜欢这件了呢？我看还是黄色的比较配合你的脸色的。我说，因为我有一个同伴，他已经买了黄色，我要和他配合，所以要调换。
换了绿T恤衫，我和马东回到住处。当我把自己买的衣服拿给大家看的时候，没想到他们说，唔，这个不好。我们看毕老师就穿你下飞机时那件黄色条纹的衣服好了。很亲切。
我就听从了年轻人们的建议。
那一天的采访，很成功。不单是制作了一档精彩的节目，我也从陆幼青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制花圈
我是特意用“制”花圈这个词，而不用通常的“做”花圈。因为“制”的规模大，有流水作业大生产的味道。
二十多年前，我在藏北高原当兵。高寒、缺氧、病痛……一把把利刃悬挂在半空，时不时地抚摸一下我们年轻的头颅。一般是用冷嗖嗖的刀背，偶尔也试试刀锋。
于是就常有生命骤然折断，滚烫的血沁入冰雪，高原的温度因此有微弱的升高。
凡有部队的地方就有陵园。每逢清明和突然牺牲将士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制花圈。因为我们是女兵，花圈就要扎得格外美丽。当我们最初扎花圈的时候，觉得像做手工一样有趣。
做花圈先要有架子。若在平原，竹子、藤条、木棍……都是上好的材料。但对于高原，这些平常物都是奢侈。男兵用钢筋焊出一人多高的巨环，中间用钢丝攀出蛛网似的细格。花圈的骨骼花有缘，殊不知这凄冷的花卉，令人黯然神伤。
有一天下午，我们为一位牺牲在边境线上的战友赶制花圈。因为第二天就要下葬，一直干到夜里三点。倦意袭来，绑花时钢丝不停地扎手，有鲜血像红豆似地渗出。马上就要完工时，桌上的电话铃猛然响了。我揉着眼睛问，什么事啊？
对方低沉着嗓音说，刚才夜间紧急集合时，一个战士翻身跃起，突然倒在地上死去了。请你们再赶制一副花圈。
那一瞬，我痛彻骨髓。那个不认识的男孩啊！当我们开始制那副花圈的时候，你还活着。当我们制完那副花圈的时候，就要为你制花圈了。
那一夜，女兵们彻夜无眠。当雪山上的朝阳莅临军营，大卡车把我们的产品运至墓地。
摄影干事们很忙。他们用最好的角度把墓前的花圈照下来，寄往内地的某处小村。那些牺牲了的士兵的父母，水远无法到达高原。他们会在无数个月夜，看着像片上的一丘黄土和伟岸辉煌的花圈，潸然泪下。
大雁落脚的地方
小时候，妈妈偶尔说，你生在新疆巴岩岱。只听音，不知是哪几个字，在幼稚的心里，就以为是“八烟袋”，恍惚中觉得那地方是一块旷野，有很气派的大烟袋码成一排，八柱袅袅的白气上升。
我半岁时随父母到北京，在城墙里长大，再哪儿也没去过。人只道乡下的孩子孤陋寡闻，其实京城的少年于外面的世界，也一样模糊。对荒远的边疆，地理知识几乎是零。几十年前，西北是远在天边的概念，那八个烟袋，谁知在那个犄角旮旯冒烟呢？
于是巴岩岱又湿又重地扎入我童年的记忆，像墨水瓶底的一支蓝羽毛。
参军学了医，自从懂得了生理解剖生命起源，我对出生地空前地重视起来。我们从哪里来？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无数学者望洋兴叹，终生寻觅，不得其解。这个深奥的哲学问号，若从医学角度来说，倒是易如反掌。你的母亲孕育你的过程，她行走的地方，吃下的食物，饮入的清水，看过的流云，听到的小调……这些物质精神的元素，累积着架构着混淆着镶嵌着，一秒秒一天天地结晶了你。
你就是你，不是其他的叶子和花，不是猪马羊和狼，不是沙粒和谷子，这其中一定有大逻辑。生命之所以奇异，在于一个个零件的精致组装。把那些新鲜的血和肉搭配起来的主宰者，是一个多么能干而霸道的调酒师啊！想想看，既使是称为你父亲的这一个男人，和被称为你母亲的这一个女人，在这一个特定的时刻孕育了你，如果不是在这一个特定的地域，用当地的特产充填了你生命的轮廓，你也必定不是此番模样。
我们挺拔的骨骼，来自那里飞禽走兽体中的钙和磷。我们明澈的目光，来自那里田野中绿缨垂地的硕壮胡萝卜。我们飘扬的发丝，来自那里山峦上乌云笼罩电光石火的黑夜。我们猩红的嘴唇，来自那个铁匠铺里熊熊燃烧的烈焰……
出生地是一枚隐形金箍，出生的那一瞬，它就不动声色地套上了每个人的后脑勺，叫你终生无法褪下。我们嗅到的第一缕空气，是那里的草木释放。我们喝到的第一滴甘泉，是那里的岩石泌出。我们看到的第一眼世界，是那里的风云变幻。我们听到的第一声响动，是那里的万物呼吸……
我开始缠着母亲，讲我出生的故事。母亲的记忆如雨中砖地上的红叶，零落但是鲜艳洁净，脉络清晰。她说，你出生在新疆伊宁，那是一座白杨之城。那里的白杨不像内地的白杨，有许多幽怨的眼睛。那里的白杨没有眼睛，每一支都像银箭，无声地射向草原无边无际的天空。
母亲说，我出生在秋天，父亲在远方执行任务。母亲说，部队里成了家的男人和女人，平日都是分开住的。惟有到了节日，才是团聚的时刻。母亲说，大礼堂里，拉上许多白布帘子，分割成一个个独立小屋。那就是军人们的卧室了。母亲说节日的黄昏，女人们早早就躺下了，在四周雪白的布笼中，悄悄地等待自己的丈夫。母亲说夜深了，查哨归来的男人们，像潜入敌营一般，无声地在白布组成的巷道穿行，走到自己的属地，持枪的手，像雄鸟的喙一样衔开白帘，温暖地滑翔进去。
母亲说，部队里的孩子，就是孕育在白布帘子背后。如果从礼堂的房顶看下去，那些布做的田野和畦，和如今冰箱里储藏冰水的塑料格子差不多。我忙问，我是那样来到的吗？母亲说，不是。因为职务，父亲和母亲享有一栋古老的俄式木屋。它高大凉爽，有宽宽的木廊。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不知建于何年何月的地板，每当你脚步穿过的时候，就会合着你的节奏簌簌抖动。
母亲说，怀你的时，父亲率领骑兵，要到远方。他把照顾母亲的担子，交给一个年长的警卫员，名叫小胖子。母亲说，那个兵，大约有40岁吧？现在没有这样老的兵了，那时有。幸亏他的年纪比较大，要不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没有你了。
母亲说，整个怀孕期间，她完全吃不下寻常的食品，闻什么都吐。体重锐减，医生说再不补充营养，大人孩子都危险。小胖子很着急，他是四川人，会做饭，殚精竭虑地把能够想出的吃食，因陋就简地做出来。盛在大粗碗里，端上来让母亲闻闻，看哪一样能吃得下去。母亲对所有吃食，都大饥若饱，置若罔闻。终有一天，母亲嗅到一缕奇异的香味，不觉食欲大动，问小胖子，你吃什么呢？能不能让我也尝尝？小胖子说，我在喝野鸽子汤。
在俄式木屋不远处，有一座废弃的粮仓。粮仓高而窄的窗户，像古堡的透气孔。每天早晨，小胖子打开窗户，然后就忙自己的事去了。粮仓的地上，散落着陈年的苞谷粒，粮仓的每一寸墙壁，都蒸发着粮食干燥熏香的气息。铺天盖地的银灰色野鸽群飞来了，从窗口鱼贯而入。到了夕阳倾斜的辰光，小胖子突然从墙外关闭窗户，使粮仓没入黑暗。然后挥着一把大扫帚冲入门内，旋风般扑打，鸽羽纷飞……
怀你十月，我只吃了不到十斤的大米和一点野菜。剩下的营养，全靠野鸽子汤支撑。母亲很严肃地说。
我追问道，您一共吃了多少只野鸽子啊？
母亲想了想说，一天少说也有十只，几百天算下来，总有几千只了。
我大惊，愤愤说，你也太能吃了。要是绿色组织知道了，会抗议你没完。
母亲纠正我说，不是我能吃，是你能吃。一旦生下你，我就再也不吃野鸽子了。
我说，不管怎么说，这数字也大得可怕，承受不起。我最多只能承认自己是1000只野鸽子变的。再多，就是大罪孽了。
一想到自己平凡的生命之弦上，挂着千只野鸽，坠得心绪弯出弧形。一千对鸽翅，将是怎样一片掠过苍穹的翠蓝的云？一千只鸽鸣，将是怎样一曲缭绕云端刺人肺腑的歌？一千双鸽眼，将是怎样一束眺望远方洞穿云雾的光？一千堆鸽羽，将是怎样一片洁白的雪能融化万古寒冰？假如我这一生虚掷光阴，对不起造化，对不起自然，对不起我的父母，也对不起架构我生命的那──羽翼丰满飞翔不息的千朵生灵！
母亲临产的时候，父亲从营地骑马赶来。母亲已住进苏联人开的医院，躺在产床上，辗转反侧。病房不让父亲进去，父亲只好在医院病房的窗户上，久久地凝视着母亲。然后，一扬鞭，飞身上马，再赴疆场。
你第一次见到你父亲，已经是满月后。那时，你已是一个大孩子了。母亲说。
然后，父亲又走了。母亲抱着我，住在古老的俄式木屋。夜里我爱哭，母亲就彻夜抱着我。母亲胆小，不敢点灯，就在漆黑的夜里，守我到天明。门口有一棵小榆树，树影在夜风里，像鬼魅一般伸缩着指爪。
无数次的讲述历史之后，我对母亲说，咱们回一趟新疆吧？去看木房子，小榆树和野鸽子。
妈妈漫声应着，几乎不抱希望地说，好啊好啊。只是新疆太远，伊宁太远。
对话埋在土里，好像古墓中的莲子，酣睡着，不知何时才会绽成花？
1997年夏秋，我和母亲同赴新疆。汽车翻越天山的时候，我十分紧张。那是一条年久失修的战备公路，已很少有人走。一边是壁立的悬崖，一边是深渊。山顶的冰川，在炎热的８月，融化成无数道淋漓的小溪，从峰顶汩汩坠下。冰川就变得稀薄了，出现了亚麻般的网络，好像贫女洗涤多次的纱裙，自山顶逶迤而下，渐薄渐远，直到下缘溶成一道暗赭色的湿边。
我悄声对母亲说，您害怕了？母亲说，有一点。我说，您当年从伊犁离开去北京的时候，难道没有翻越天山吗？怎么倒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险峻呢？母亲说，那时，我怀抱你，没有一眼看过山，我一直在看你。
汽车驶近伊犁的时候，心蓬蓬跳，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大睁着眼睛，把记忆变得像一卷新录像带，事无巨细都拍下来，留着以后慢慢回味。
伊宁满目是青苍的绿，高耸入云的绿，剑拔弩张的绿，煞煞作响的绿──高大矗立的伊犁杨！不长忧郁眼睛的伊犁杨！耳边听到母亲喃喃说，都认不出来了啊，哪里是当年的老房子？
在伊犁的日子里，母亲第一个也是最后的愿望，就是找到她和父亲住过的地方。我本来以为这不很难，就算地表建筑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但山川依旧，地名还在，只要踏破铁鞋，还怕找不到吗？
然而，我错了。伊宁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从母亲茫然的眼神里，我发现她记忆中的伊宁，彷佛是另外一个星球上的地方，同这方土地不搭界。赤日炎炎下，母亲说，那时漫天大雪啊，我坐着雪爬犁……我怀疑都是这季节闹得，大约应该在隆冬来。白雪的城市和青杨的城市，永远无法重叠。
我帮母亲梳理头绪。母亲说，老房子的周围有一家飞机场。我想这是一个显著的目标，得到《伊犁河》的编辑热诚相助，第二天一大早，带着我们照直奔机场而去。绕着机场转了三圈，不想母亲对那里的地形地物毫无反应，说，房前还有一条河，房后还有一座山，这里一马平川，不是啊不是。我说，机场吗，当然是平的了，也许是修机场的时候，把山平了，把河填了？
母亲不置可否，看得出，她不信服我的解释。找来机场的工作人员，向他打听这里原先的地形，以证明我的猜测。没想到他很肯定地说，这里没有山，也没有河。从来没有。我看，老人家说的那个机场，不是我们这个机场。你母亲五十年代初期就离开伊犁，那时这座机场的图纸还没画出来呢。
于是有了老机场的悬念。
我们又驱车去巴岩岱。这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几乎每个伊犁人都知道，但当我细究这地名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又谁都说不清楚。
巴岩岱是一个小镇，我们的车缓缓驶过，好像在检阅路旁古旧的土屋和新的建筑。我不断地问母亲，是了吗？想起一点了吗？母亲总是漠然地摇头。
新疆小镇特有的十字形短街，很快就被车轮丈量完了。往回开，再走一遍。我对司机说。正在修路，地表的积土和晒干的驴粪，化作旋风样的灰尘，快乐地裹挟在车的后方，像赭黄色的陈旧面纱，把巴岩岱半掩半藏。母亲索性走下车去，期望巴岩岱的土地，会直接告诉她点什么。
亚洲腹地的太阳，从公路上方，几乎垂直地击穿颅顶，把灼热和焦躁注入思维。随着车轮的反复碾压，母亲的迟疑已经延展成沮丧。我的记性真的这么糟了吗？不对啊，我怎么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就算房子被拆了，山也被削平了吗？还有那条河？河边的柳树呢？母亲低声自语，愤愤不平，要同历史讨一道说法。
四周悄悄，母亲已经离去44年了，没有人负责回答她陈旧的问好。
我决定放弃寻找，不论是巴岩岱还是八烟袋，这样对她老人家的压力我决定放弃寻找，不论是巴岩岱还是八烟袋，这样对她老人家的压力可能轻些。我说，有很多归国的老华侨，都找不到自己的家。不是您记性不好，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我拉着母亲走到一处风景秀丽的小渠，对朋友说，麻烦您给我和母亲合张影。这里就是巴岩岱。
母亲不服，说，你那时什么都不记得，凭什么说这里就是巴岩岱？
我说，您倒是记得，可您的巴岩岱在哪里？这里就是巴岩岱。
于是我和母亲，在我所指定的我的出生地，照了几张相。平心而论，四周景色不错。草原在午后阳光下灼热的呼吸，波光粼粼，犹如晃动着自九天而下的玄紫色纱幕。脚旁的小草，像无数神奇的吸管，把苍黄大地的水份，变成了绿色油漆，不慌不忙地涂抹在自己向阳的叶面上。也许是颜料不够，叶子背面就比较马虎，敷的清淡些，露了霜白的底色。野花英勇地高举着花茎，把小小的花盘，骄傲地迸裂到近乎水平的角度，竭力把自己最美丽的一面展示出来。好似一个细胳膊的小伙子，一往情深地仰着脸，向蓝天求爱。虽结局不一定乐观，仍充满了令人感动的柔肠。
我很中意此地的风景。母亲不再吭声，那神情分明在说，这里虽然好，但不是你出生的地方。
回宿处的时候，母亲说，你出生的那家医院，总是应该能找到的。
那家医院还在。新的四通八达的主楼，熙熙攘攘的愁眉苦脸捏着药袋的杂色人流和飘逸的白衣。我和母亲在药气汗气中穿行，问一个护士，这个医院当年的妇产科在哪里？那个护士匆匆走着，一边走一边丢着话，你要问现在的妇产科，我告诉你。要是问原来的，谁知道？
连续问了好几个人，都被干脆地回绝。母亲一脸的茫然，也许昨天我的指鹿为马刺激了她，她不愿再无望地寻找，对我说，我们走吧，既使找到了医院，也找不到你爸爸看我的那扇窗户了。
我便依偎着母亲，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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