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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集-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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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究竟划了多少右派，确数我不知道。听说右派是有指标的，这指标下达到每一个基层单位，如果没有完成，必须补划。传说出了不少笑话。这都先不去管它。有一件事情，我脑筋里开了点窍：这一场运动，同以前的运动一样，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我怀着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拥护这一场运动。
到了１９５８年，轰轰烈烈的反击右派运动逐渐接近了尾声。但是，车不能停驶，马不能停蹄，立即展开了新的运动，而且这一次运动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运动。这一次是精神和物质一齐抓，既要解放生产力，又要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后者主要是针对学校里的教授，美其名曰“拔白旗”。“白”就代表落后，代表倒退，代表资产阶级思想，是与代表前进、代表革命、代表无产阶级思想的“红”相对立的。大学里和中国科学院里一些“资产阶级教授”，狠狠地被拔了一下白旗。
前者则表现在大炼钢铁上。至于人民公社，则好像是兼而有之。“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大炼钢铁实际上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全国人民响应号召，到处搜捡废铁，加以冶炼，这件事本来未可厚非。但是，废铁捡完了，为了完成指标，就把完整的铁器，包括煮饭的锅在内，砸成“废铁”，回炉冶炼。全国各地，炼钢的小炉，灿若群星，日夜不熄，蔚为宇宙伟观。然而炼出来的却是一炉炉的废渣。
人人都想早上天堂，于是人民公社，一夜之间，遍布全国，适逢粮食丰收，大家敞开肚皮吃饭。个人的灶都撤掉了，都集中在公共食堂中吃饭。有的粮食烂在地里，无人收割。把群众运动的威力夸大到无边无际，把人定胜天的威力也夸大到无边无际。麻雀被定为四害之一，全国人民起来打之。把粮食的亩产量也无限夸大，从几百斤、几千斤，到几万斤。各地竞相弄虚作假，大放“卫星”。有人说，如果亩产几万斤，则一亩地里光麦粒或谷粒就得铺得老厚，那是完全不可信的。
那时我已经有四十七八岁，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的大学教授，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跟着来的是三年灾害。真是“自然灾害”吗？今天看来，未必是的。反正是大家都挨了饿。我在德国挨过５年的饿，“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现在一点没有感到难受，半句怪话也没有说过。
从全国形势来看，当时的政策已经“左”到不能再“左”的程度，当务之急当然是反左。据说中央也是这样打算的。但是，在庐山会议上，忽然杀出来了一个彭德怀。他上了“万言书”，说了几句真话，这就惹了大祸。于是一场反左变为反右。一直到今天，开国元勋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无过于彭大将军。他是一个难得的硬汉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谀奉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上面既然号召反右，那么就反吧。知识分子们，经过十几年连续不断的运动，都已锻炼成了“运动健将”，都已成了运动的内行里手。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习惯这一套了。于是乱乱哄哄，时松时紧，时强时弱，一直反到社教运动。
据我看，社教运动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我现在就把这两场运动摆在一起来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大是试点，先走了一步，运动开始后不久学校里就泾渭分明地分了派：被整的与整人的。我也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整人的行列。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后第一次萌动了一点“反动思想”：学校的领导都是上面派来的老党员、老干部，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起不了多大作用，为什么上头的意思说我们“统治”了学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北京市委进行了干预，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为被批的校领导平反，这里就伏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１９６５年秋天，我参加完了国际饭店会议，被派到京郊南口村去搞农村社教运动。在这里我们真成了领导了，党政财文大权统统掌握在我们手里。但是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不许自己开火做饭，在全村轮流吃派饭，鱼肉蛋不许吃。自己的身份和工资不许暴露，当时农民每日工分不过三四角钱，我的工资是四五百，这样放了出去，怕农民吃惊。时隔３０年，到了今天，再到农村去，我们工资的数目是不肯说，怕说出去让农民笑话。抚今追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这一年的冬天，姚文痞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敲响了“文化大革命”的钟声。所谓“三家村”的三位主人，我全认识，我在南口村无意中说了出来。这立即被我的一位“高足”牢记在心。后来在“文革”中，这位高足原形毕露。为了出人头地，颇多惊人之举，比如说贴口号式的大字报，也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引起了轰动。他对我也落井下石，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
我于１９６６年６月４日奉召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一个阶段，是批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次运动又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我自然在被批之列。我虽不敢以“学术权威”自命，但是，说自己是资产阶级，我则心悦诚服，毫无怨言。尽管运动来势迅猛，我没有费多大力量就通过了。
后来，北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头子就是那位所谓写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老佛爷”。此人是有后台的，广通声气，据说还能通天，与江青关系密切。她不学无术，每次讲话，必出错误；但是却骄横跋扈，炙手可热。此时她成了全国名人，每天到北大来“取经”朝拜的上万人，上十万人。弄得好端端一个燕园乱七八糟，乌烟瘴气。
随着运动的发展，北大逐渐分了派。“老佛爷”这一派叫“新北大公社”，是抓掌大权的“当权派”。它的对立面叫“井冈山”，是被压迫的。两派在行动上很难说有多少区别，都搞打、砸、抢，都不懂什么叫法律。上面号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律。
我越过第一阵强烈的风暴，问题算是定了。我逍遥了一阵子，日子过得满惬意。如果我这样逍遥下去的话，太大的风险不会再有了。我现在无异是过了昭关的伍子胥。我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这是常态；但是有时候我胆子又特别大。在我一生中，这样的情况也出现过几次，这是变态。及今思之，我这个人如果有什么价值的话，价值就表现在变态上。这种变态在“文化大革命”又出现过一次。
在“老佛爷”仗着后台硬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时候，校园里残暴野蛮的事情越来越多。抄家，批斗，打人，骂人，脖子上挂大木牌子，头上戴高帽子，任意污辱人，放胆造谣言，以致发展到用长矛杀人，不用说人性，连兽性都没有了。我认为这不符合群众路线，不符合什么人的“革命路线”。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我又发了牛脾气，自己跳了出来，其中危险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记里写过：“为了保卫什么人的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这完全是真诚的，半点虚伪也没有。
同时，我还有点自信：我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我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反动组织，没有干反人民的事情。我怀着冒险、侥幸又还有点自信的心情，挺身出来反对那一位“老佛爷”。我完完全全是“自己跳出来”的。
没想到，也可以说是已经想到，这一跳就跳进了“牛棚”。我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我起来在太岁头上动土，“老佛爷”恨我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我被抄家，被批斗，被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我并不是那种豁达大度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我一时被斗得晕头转向，下定决心，自己结束自己的性命。决心既下，我心情反而显得异常平静，简直平静得有点可怕。我把历年积攒的安眠药片和药水都装到口袋里，最后看了与我共患难的婶母和老伴一眼，刚准备出门跳墙逃走，大门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撞门声：“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来押解我到大饭厅去批斗了。这真正是千钧一发呀！这一场批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蛮，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来。然而我一下得到了“顿悟”：一个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没有极限的。我能够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在刚离开“牛棚”的时候，我已经虽生犹死，我成了一个半白痴，到商店去买东西，不知道怎样说话。让我抬起头来走路，我觉得不习惯。耳边不再响起“妈的！”“混蛋！”“王八蛋！”一类的词儿，我觉得奇怪。见了人，我是口欲张而嗫嚅，足欲行而趑趄。我几乎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我已经“异化”为“非人”。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一个念头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怎么到了现在竟被我完全地抛到脑后了呢？我有勇气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为什么竟没有勇气用自己的性命来抗议这种暴行呢？我有时甚至觉得，隐忍苟活是可耻的。然而，怪还不怪在我的后悔，而在于我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把这件事同整个的“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一直到１９７６年“四人帮”被打倒，我一直拥护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可见我的政治嗅觉是多么迟钝。
我做了四十多年的梦，我怀拥“原罪感”四十多年。上面提到的我那三个崇拜对象，我一直崇拜了四十多年。所有这一些对我来说是十分神圣的东西，都被“文革”打得粉碎，而今安在哉！我不否认，我这几个崇拜对象大部分还是好的，我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至于我衷心拥护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则另是一码事。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忘记！
“四人帮”垮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央拨乱反正，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时间并不太长，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在全国人民眼前，全国知识分子眼前，天日重明，又有了希望。
我在上面讲述了解放后四十多年来的遭遇和感受。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的心镜里照出来的是运动，运动，运动；照出来的是我个人和众多知识分子的遭遇；照出来的是我个人由懵懂到清醒的过程；照出来的是全国人民从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深渊岸边回头走向富庶的转机。
我在２０世纪生活了八十多年了。再过７年，这一世纪这一千纪就要结束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变化多端的世纪。我心里这一面镜子照见的东西当然也是富于变化的，五花八门的，但又多姿多彩的。它既照见了阳关大道，也照见了独木小桥；它既照见了山重水复，也照见了柳暗花明。我不敢保证我这一面心镜绝对通明锃亮，但是我却相信，它是可靠的，其中反映的倒影是符合实际的。
我揣着这一面镜子，一揣揣了八十多年。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的２０世纪呢？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的我的一生呢？呜呼，慨难言矣！慨难言矣！“却道天凉好个秋”。我效法这一句词，说上一句：天凉好个冬！
只有一点我是有信心的：２１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
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７日
后记——季羡林散文之美
季羡林先生今年已９５高龄了。作为曾多年受惠于先生道德文章恩泽的我来说，替先生高兴之余，总想为先生做点什么。这一想法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思想不谋而合。他们在征得季羡林先生的首肯与李玉杰女士的支持以后，委托庄伟女士到天津与我商谈该书的策划方案，并由我来完成此事。我感到荣幸与激动并欣然应允。在我六十甲子之年为季先生做成此事，真的心满意足又如愿以偿了。
出版社的编辑思想是希望采取分章编辑的方式，将季羡林先生不同时期所写的人生经历、人生体验与人生回忆的文章以“我的人生感悟”为名，汇集整理成书，内容侧重于“人生”二字，以指导当今青年一代树立崇高的人生观、正确的价值观以及美好的人生理想。在通读了季先生几乎所有的相关文章和书籍之后，我以“修身”、“治学”、“寄情”、“旷达”为题，对先生的这些文字进行了编排，感到其中表现出博大精深的知识领域、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大度包容的道德修养等，都堪称是对当前社会人心浮躁、道德流失、行为失范等现象的一种反拨，也是对现在有些年轻人恶劣低俗的生活情趣、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等的一种鞭笞和挞伐。阅读先生的“人生感悟”，真有一种如大旱云霓般的渴望、如醍醐灌顶般的豁然。
《我的人生感悟》里所收的都是季羡林先生有感而发所写的具有文学性的文章，应归入散文类。这些文人散文无论是回忆往事、记述师友，还是写物抒情、感时言志，篇篇都洋溢着至深的真情，字字都流露出推敲的匠心，因此感人肺腑。而行文之优美、运笔之轻松，又令人爱不释手。这些以真人真事为题材，以真情真意为蕴涵的散文并不刻意追求情节的完整与结构的清晰，而以篇幅不等、形式自由，表现出不拘一格的灵性，彰显季先生的精神人格。
《我的人生感悟》里的散文不仅让人看到的是作为散文家的季羡林，而且让人发现了一个学者活的灵魂。这些散文思想厚重而文字轻灵，集史、识、才、情于一体，堪称“老生派”散文的杰作。他以自身亲历过的事情，感受过的情愫，高度概括与浓缩了自己九十余年漫长的人生苦旅中，那些最为刻骨铭心的生存体验与人生感悟。由于他的学者经历，这部散文集超越了个人生活史记录，具有对人生、社会深度思考后的一种人文精神，表现出２０世纪一代知识分子生存档案的性质。从一个学者的人生个案，人们发现的是具有代表性的一批老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正如《牛棚杂忆》封面上所写的：“这是一本用血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他曾在“文革”中被“革命”小将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文革”后他否极泰来，获得身心的双重解放。八十多岁的耆老之人回味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太多的遗憾和困惑油然而生。
季先生以充分的自觉、自察和自省精神，将真实的自我展现给世人。他无意将自己刻画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正人君子”，一个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的“圣人”，而是以生活的原生态写出自己是如何成为一个复杂的、多面体的现实中人。在《牛棚杂忆》“自序”中他写道：“难道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宽容大度的正人君子吗﹖否，否，绝不是的。我有爱，有恨，会妒忌，想报复，我的宽容心肠不比任何人高。可是，一动报复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山头，哪一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这种诚实和坦荡，使得他的散文无不充满学者的理性判断和正义感。散文中的这种生活真实并不以暴露隐私为代价，也不为牺牲自我而哗众取宠，那是一种学者要为表现生命价值追求、一种对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感所进行的灵魂考问，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特征在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体现。季先生描写自己个人化生活境遇的过程中，有许多记忆碎片是写受屈辱受迫害情景的，但人们看到的不是个人的悲戚与哀怒，而是国家和人民遭受的不幸与耻辱。因此，当他从容不迫追寻往事时，他已处于另一更高层的生命境界中，有了“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占位高度，这是一种超越了个人视野与社会场景的叙述，已具有了人类普遍意义的追寻。季先生在《牛棚杂忆》“自序”中明白、透彻地写道：“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汲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何等的明智、何等的高瞻远瞩啊这种写作理念无疑更多地属于像季先生一类学者型的散文家所特有。他们对于社会现实和世界未来的忧虑和觉悟，也使他们自身完成了一场自我的“炼狱”，形成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义愤填膺式的叙述表达，这也是季先生最闪光的叙述之一。
《我的人生感悟》中的散文，不仅表达了季先生学者型散文家的思想探索，也反映出一个智者那种寄情明志的磊落，那种以史为鉴的达观。散文中含蓄深邃的哲理思辨、无穷的韵味，都使人感到一种睿智的生命律动和历史沧桑所引起的感动。它来自散文中那些丰富人生感受所给人的启迪与开悟，来自个人传奇性的曲折生命史与人民苦难史重合的惊讶，更来自面对逆境、直面人生的那种浃于骨髓的精神高度与人格魅力。季先生不需要英雄的评价，但深入分析考察他的散文，其思想品格和文化立场异常鲜明，透过柔弱的表象凸显的是智者的坚定。其生命意识由于杂糅了民族的基因而表现出如此强烈的韧性，其思维方式也因为融入了智慧而形成一种对生命追求的执著，他的散文写作不会缺少睿智的思考。
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散文集《二月兰》中，就不乏睿智思考和悟性所得。《夹竹桃》一文从对夹竹桃婉美动人的回忆，到涂上一层绚丽夺目的中缅人民友谊的色彩，使作者爱得更合情合理。《怀念西府海棠》从十年浩劫中被砍伐的西府海棠联想到“一切美好的花木，也像某一些人一样，被打翻在地，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西府海棠被赋予了人的生命，而和作者惺惺相惜。《二月兰》一文由作者对燕园里的二月兰的关注之情、欣赏之意，发展到“我一下子清晰地意识到，原来这种十分平凡的野花竟在我的生命中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我自己也有点吃惊了”。身为目前中国学术界屈指可数的几位学术大师，季先生对自己仍然有清醒的认识。在《新年抒怀》中自我解剖说：“自己绝非什么天才，我自己评估是一个中人之才。如果自己身上还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自己是勤奋的，这一点差堪自慰。”多么理智的判断，多么明智的表述，其中既无矫情，也无虚伪，令人感佩。
季先生散文中流露出不少的智者之思，悟者之思。他自身修行历练成一种智者的思想方法和文化底蕴，他经常从细微之处入手，以独特的视角评析、判断现实生活细节中的是与非，其所用之笔是如此的轻快准确，如此的驾轻就熟。恰到好处、实事求是的判断使他能以一个普通人难以觉察到的角度去审视现实中的细部，使人们通过他的智慧之笔发现生活之美，触摸鲜活的灵魂。身为智者的季先生在当前文化快餐充斥的情况下，敢为天下先，于默默无闻中，用如椽之笔为人们开启了一扇扇智慧之窗，从中透出的使人驻足观望、凝神思考的圣洁之光，毫无折射地射入人们的心田。
《我的人生感悟》有不少自己的人生体验，写出来颇似老人的谆谆教诲，不温不火，一派仁者风范，因此又可说是仁者的散文。仁者似的评价对季先生而言颇为恰当。他的散文具有“老生派”性格化散文的特点，虽处尘世，但充满了宁静、淡泊、肃穆、安详的气氛。散文中既没有显山露水的抒情言志，也没有剑拔弩张的激动情怀，只有光风霁月般的温柔，在温文尔雅中流露出明辨是非的骨耿与率直。他竭力以一颗对生活无比虔诚的心在当下环境中去寻觅那些被时间、世俗磨损而且遮蔽了的生命美感和生活诗意，以明察秋毫的目光去审视历史的瞬间所呈现的彩虹之美，这种宽广的胸怀，超脱的精神，铸就了仁者的大仁大义，一派长者之风。
季先生的《八十述怀》一文颇有代表性。在文中他不仅惟妙惟肖地描写了自己春梦般滑到８０岁耄耋之年时的那种心态，而且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顺应自然规律的乐观气度；他以曾多次引用的陶渊明《神释》一诗的最后４句结束全篇：“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他在“大化”之中，即在大自然万世万物生生不息的变化之中，表明自己的态度，不喜不惧，生死面前无所畏惧。这是仁的精神，也是仁者的情怀。季先生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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