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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集-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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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妻子叫彭德华，济南人，比他大四岁，只念过小学，就住在他家后院。两家门当户对。婚后，l933年他们先有了女儿，取名婉如。1935年，又有了儿子延宗。
这桩包办的婚姻，既无爱情可言，又由于文化差异悬殊，缺少共同语言，让季羡林从一开始感受到的，就不是欢乐而是痛苦。他在l932年9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五三惨案”刚过，我精神是受刺激萎靡到极至了。又失学一年（生平未曾失过学），在家里蜷伏着。同时，使我最不能忘的（永远不能忘的）是我的H。（指妻子彭德华）竟然（经过种种甜蜜的阶段）使我得到derSchmerz（德文：“痛苦”）的真味。我现在想起来仍然心里突突地跳………虽然不成的东西，也终于成了东西了。①
1930年夏天，季羡林高中毕业了。回首十九年走过的道路，有得有失，有喜有忧。“得”和“喜”的是：经过叔父和老师们的精心培养和自己的努力，他从一个毫无前途可言的农村孩子，变成了品学兼优，前程无量的有为青年；“失”和“忧”的是：他离开了母亲，失去了人生最重要的母爱。这使他终身负疚，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他还必须承受叔父母包办婚姻带来的痛苦。可这就是人生，有得必有失。诚如他八十五岁时，在《人生》一文中所说：“我觉得，我们‘人’的‘生’都绝对是被动的。没有哪一个人能先制订一个诞生计划，然后再下生，一步步让计划实现。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佛祖释迦牟尼。”
不管怎么样，1930年，展现在十九岁的季羡林面前的，是光辉灿烂的锦绣前程。他已经有实力，有自信，在未来的人生舞台上，一展身手，与那些高官显宦、书香富士康小说网的富家子弟们，一比高低。
注：①季羡林：《清华园日记》，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
*第二章清华学子
季羡林同时被北大和清华录取，但他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因为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在清华读书，季羡林深受陈寅恪和朱光潜两位学者的影响，二位先生的课，使季羡林终生受益不尽。虽然当时他还没敢梦想当一个学者，然而这两门课的内容和精神已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他内心深处……
进京赶考
老人们常说；北京是块福地。什么兵荒马乱的事，到了北京，都会烟消云散，平安无事。此话不假。1930年，正是中国兵荒马乱的年代。内有国共两党“围剿”与“反围剿”的殊死搏斗，血沃中原，寒凝大地，万家墨面，生灵涂炭；外有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东北三省危在旦夕，次年便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的同胞，沦为日寇的奴隶。在这内忧外患，国难当头之际，北平城却依旧湖光山色、海晏河清，一派恬然自若、风平浪静的景象。
这年夏天，季羡林随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同班毕业的八十多位“举子”，联合“进京赶考”。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济南老家，独自一人出远门，又是参加大学考试，其兴奋激动的心情，自不待言。
“举子”们在前门车站陆续下了火车。季羡林坐上了一辆洋车，车夫拉着他在古都的大街小巷里奔跑。京城的一切，都使这个从外省来的年轻人感到迷惘和新奇。红的墙，绿的瓦，五颜六色的牌楼，马路上悠闲踱步的行人，比济南阔气得多的商店和酒馆……使他“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最使他奇怪的是，像木屋似的电车在铁轨上行驶，发出轰隆轰隆巨大的声响。他想，“电”，不是很危险吗？可是，乘客们却都若无其事地坐在车里，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洋车夫拉着他不知拐了多少弯，终于在西城大木仓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门口停了下来。这时他不但迷惘，甚至有点慌张。天黑，看不清院子里有些什么东西，甚至也没看清自己住的小屋，便糊里糊涂地睡下了。这一晚，他做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梦。
这就是北京留给他的第一印象。他一生走过许多地方，可是他最爱的还是北京。
从全国各地来京的“举子”们，自然没有闲情逸致去观赏故都的宫殿名苑。他们是来“赶考”的，重任在身，前途未卜。而大学的入学考试，对莘莘学子们来说，不啻为一座“龙门”，既可怕，又极具吸引力。跳过去了，就成龙；跳不过去，就成蛇。这人生道路上的阴阳界，谁也绕不过去。曾有多少人跳过“龙门”，从此春风得意，平步青云，名利双收，出人头地；也曾有多少人，“龙门”折翅，名落孙山，从此心灰意懒，自暴自弃，穷愁潦倒，抱恨终生。这一幕幕的人间悲喜剧，一直延续到今天。真是年年岁岁演不尽，几家欢乐几家愁。
当时到北平赶考的“举子”，起来大概有六七千或八九千人，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僻远的云南和贵州，根本没听说过有人到南京或上海等地去赶考的。留在本地报考大学的也很少。这是当时的时代潮流。
当时，北平的大学有十几所，还有若干专科学校，五花八门，既有国立的，也有私立的，还有教会立的。考试办法也不像今天这样统一出题，统一阅卷，统一录取；而是各校分头招生，有意把考试日期分开，不让“举子们”顾此失彼。有的大学，比如朝阳大学，一个暑假就招四五次生，可谓“先天下之招而招”又“后天下之招而招”，前者是为了报名费（每人大洋三元），后者是为了学费。最后几乎一网打尽。各校招生均自己出题、自己录取。这样，考生便可以任意选择报考学校。虽说考生自由选择的空间很大，但由于学校水平极其悬殊，因此，竞争的焦点便集中在名牌大学上。当年的名牌大学，同今天一样，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所“国立”大学。全国来赶考的“举子”们，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即使自知庸陋，也无不想侥幸一试。因为这是“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事，谁愿意放过呢？北大和清华当然只招一次生，而且门坎高得可怕，在大约五六千或更多的报名学子中，清华仅录取约两百人，北大不及清华的一半，百分比更低，甚是吓人，比现在困难多了。往往没有把握的人，都得报几个二流、三流、不入流的学校垫底。有的人甚至报七八所大学。即使这样，每年仍有许多考生落第，铩羽而归。
季羡林只报了北大、清华两所大学。他说：“我一辈子考试的次数成百上千，从小学一直考到最高学位；但我考试的运气好，从来没有失败过。”这当然不是什么运气好，而是有实力与自信。但是作为一名高中毕业生，非北大、清华不上，这多少有点狂妄。由此也可看出，青年季羡林的心气儿有多高。他回忆当年考试的情形：
清华当年入学考试的国文作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因为清华离城远，所以借了北大北河沿三院作考场，学生基本上都没有到过清华园，仅仅凭借“清华园”这三个字，让自己的幻想腾飞驰骋，写出了妙或不妙的文章。我的幻想能力自谓差堪自慰，大概分数不低。
——《清新俊逸清华园》
北大的考题则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先说国文题就非常奇特：“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这哪里像是一般的国文试题呢？英文更加奇特，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还另加一段汉译英，据说年年如此。那一年的汉文是：“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这也是一个很难啃的核桃。最后，出所有考生的意料，在公布的考试科目以外，叉奉赠了一盘小菜，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加试英文听写。我们在山东济南高中时，从来没有搞过这玩意儿。这当头一棒，把我们都打蒙了。我因为英文基础比较牢固，应付过去了。可怜我那些同考的举子，恐怕没有几个人听懂的。结果在山东来的举子中，只有三人榜上有名。我侥幸是其中之一。
——《我眼中的张中行》
季羡林考试结果是：“连中双元”。北大、清华都录取了。他大喜过望，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自然也就成为举子们羡慕的对象。
回到旅舍，欣喜之余，他回想起来京之前，在济南报考邮务生落榜之事，感慨不已，顿生人生莫测，祸福难料之感。原来，就在他高中毕业后，来京赶考前的这段时间里，济南邮政局招收“邮务生”。当时社会上，邮政局、铁路局、盐务稽核所，这三个关系国计民生命脉的部门，都掌握在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手中。在半殖民地的社会里，“老外”是谁也不敢惹的。“老外”给的饭碗，是“铁”的，砸不烂，打不碎，摔不破。只要好好干活，不违“洋”命，就可以终生稳端这个“铁饭碗”。这在一般人的眼里，当然是一个美差。当叔父知道招收邮务生的消息后，觉得机不可失，便要求侄子前去报考。季羡林虽然志在上大学深造，却不敢有违严命。如果考取了，可以当一名邮务生。再如果勤勤恳恳工作，不出娄子，干上十年二十年，也可能熬上一个邮务佐，算是邮局里的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可是出乎意外的是，他没考上。一个能考上中国最高学府北大、清华的高材生，竟然考不上一个邮务生，岂非咄咄怪事！他自己的答案是：“大概面试的‘老外’看我不像那样一块料，于是我名落孙山了。”这大概是有道理的。邮务生的标准同大学生的标准不是一码事，再加上他性格内向，不善应对，可能在这位“老外”眼里，他确实不是干邮务生的料。可是，今天想来，我们倒应该感谢这位“有眼力”的“老外”，否则，中国不过多了一个邮务生或邮务佐，而失去的却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学术大师。
北大、清华都考上了，却出现了新的难题：“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究竟上哪个大学好呢？
北京大学建于1898年，原名京师大学堂。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从此，北大就逐渐形成了民主、进步、爱国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形成了独立思考、治学严谨的学风。这里有全国知名的教授和一流的学生，上北大，自然是每一个考生梦寐以求的愿望。
清华大学建于1911年，前身叫“留美预备学堂”，是专门培养青年学生去美国留学的学校，它是清朝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兴办的。1925年开始设立大学部，1928年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到了1930年，清华虽然已经不是专门培养青年出国留学的学校了，但在出国留学方面，仍然比北大或其他学校有优势。清华同样有全国一流的教授和学生；清华强调计划培养，严格训练，它的校风是“清新、活泼、民主、向上”。清华同样是每一个考生首选的学校。
这两所大学在师资、设备、名望、生源等方面可谓势均力敌，不分轩轾，至今依然如此。可是，仔细研究一下，也可以发现它们在学风、校风上略有差异，各有千秋。所谓“北大学派”和“清华学派”的问题，一直是学界颇感兴趣又议而未决的问题。季羡林既成了清华学子，又在北大任教五十余年，当多年后有人问及此事，他曾就两校风范的差异，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我想说，北大的风范可以用人们对杜甫诗的评论‘沉郁顿挫’来概括。而对清华则可用杜甫对李白诗的评价‘清新俊逸’来概括。”
走进清华
季羡林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其中并没有多少奥秘。他说：“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吾从众’，终于决定了清华。”
当时的清华大学，新生报考时用不着填写报考的系名，录取后，再由学生自己决定入哪个系。读上一年，如果觉得不满意，还可以转系。这样一来，自由倒是自由了，但又给新生增添了烦恼。因为清华的系、科繁多，哪一系、科都有吸引力。季羡林左掂右量，举棋难定。他自谓成了莎翁剧中的哈姆雷特，碰到了“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的难题。季羡林是从文科高中毕业的，按理说，上文科更适宜，然而他却一度想上数学系，可见当时他并没有立志成为一名语言学家。
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季羡林最后决定入西洋文学系（后改名为外国文学系）。这决定自然与他那虚无缥缈的出国梦分不开，同时，也与当年清华西洋文学系的大名威震神州不无关系。当年的清华西洋文学系，教授几乎全是外国人，讲课当然都用英文，连中国教授讲课有的也用英文。光这一点，就够让青年学子们振聋发聩的。
然而，世间许多事往往都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待季羡林入了西洋文学系才发现，那些外国教授几乎全都不学无术，是在他们本国恐怕连中学都教不了的人。中国教授虽不能说个个不学无术，但有真知灼见的也寥寥无几。
六十多年后，耄耋之年的季羡林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写道：
从1930年到现在，六十七个年头已经过去了。所有当年的老师已经去世了。最后一位去世的是后来转到北大来的温德先生，去世时已经活过了一百岁。我现在想根据我在清华学习四年的印象，对西洋文学系做一点评价，谈一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我想先从古希腊找一张护身符贴到自己身上：“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有了这张护身符，我就可以心安理得，能够畅所欲言了。
现在我来介绍温德教授。他是美国人，怎样到清华来的我不清楚。他教欧洲文艺复兴文学和第三年法语。他终身未娶，死在中国。据说他读的书很多，但没见他写过任何学术文章。……他身上穿着五百大洋买的大衣，腋下夹着十块钱一册的《万人丛书》，眼睛上戴着用八十块大洋配好的但镜片装反了的眼镜，徜徉在水木清华的林荫大道上，昂首阔步，醉眼朦胧。
现在介绍吴可读教授。他是英国人，讲中世纪文学。他既无著作也无讲义，上课时他顺口讲，我们顺手记。究竟学到了些什么东西，我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现在介绍毕莲教授。她是美国人。我也不清楚她是怎样到清华来的。听说她在美国教过中小学。她在清华讲授中世纪英语，也是一无著作，二无讲义。她的拿手好戏是能背诵英国大诗人Chaucer（乔叟——笔者注）的CanterburyTales（《坎特伯雷故事集》——笔者注）开头的几段。听老同学说，每逢新生上她的课，她就背诵那几段，背得滚瓜烂熟，先给学生一个下马威。以后呢？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花样了。
下面介绍叶崇智（公超）教授。他教我们第一年英语，用的课本是英国女作家JaneAusten（简？。奥斯丁——笔者注）的《傲慢与偏见》。他的教学法非常离奇，一不讲授，二不解释，而是按照学生的座次——我先补充一句，学生的座次是并不固定的——从第一排右手起，每一个学生念一段，依次念下去。念多么长？好像也没有一定之规，他一声令下：“Stop！”于是就Stop了！他问学生：“有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就是邻座的第二个学生念下去。有一次，一个同学提了一个问题，他大声喝道：“查字典去！”一声狮子吼，全堂愕然、肃然，屋里静得能听到呼吸声。从此天下太平，再没有人提出任何问题了。就这样过了一年。公超先生英文非常好，对英国散文大概是很有研究的。可惜，他惜墨如金，从来没有见他写过任何文章。
季羡林对当年清华西洋文学系教授的评价，也许会给人一种有违师道尊严的感觉。其实，这也是他性格的一种表露，是他与一般人的迥异之处。他从不会说谎言，也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他对别人的看法都写在纸面上，公诸于众。他对叶公超先生的看法，与他的师弟王辛笛先生（在清华西洋文学系比他低一级）相左，便写了《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一文，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古话：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这个道理我不是不懂。但是，为了真理，我不能用撒谎来讳，我只能据实直说。”他又说：“在背后，甚至在死后议论老师的长短，有悖于中国传统的尊师之道。不过，我个人觉得，我的议论，尽管难免有点苛求，却全是善意的，甚至是充满感情的。”
引用季羡林对西洋文学系教授颇有微词的评价，还有另一个原因。按常情，一位学者的成功，中学是打基础阶段，大学就应当是学术研究发轫的阶段。像西洋文学系教授们那样的教学水平，是很难让学生发出什么“轫”来的。季羡林虽然在西洋文学系上了四年学，可是他后来研究的却是佛教梵文、吐火罗文，与西洋文学风马牛不相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谁把他带上这条路的呢？又是谁给他发的“轫”呢？这里便不能不提到另外两位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和朱光潜先生了。
学术研究发轫
季羡林上了清华后，最使他感到遗憾的还不是西洋文学系教授水平低下的问题，而是没能赶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开办时期。就在他入学的前一年，国学研究院突然停办了。为此，他常发出“吾生也晚”的慨叹。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其目的专在培养成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师是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王、梁、赵、陈被称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在国学研究院里，一切现代化学校的烦琐规章制度，几乎都没有。它好像是旧日的书院，师生直接联系，互相了解。老师亲自指导学生从事研究，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诱，因材施教。
从这个研究院里毕业的学生，几乎都成了教授或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当年的年轻讲师李济，后来也成了大师级的人物，曾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清华国学研究院，对20世纪中国学术界影响深远。
清华国学研究院理所当然的成为当时文科大学生们心目中的圣地。一切有志于从事国学研究的青年，无不顶礼膜拜，极其向往。如若能够登堂入室，则视为三生有幸。
可惜，它只存在了四年，便停办了。原因是：王国维与梁启超两位大师，不幸相继逝世。
好在陈寅恪先生在国学研究院解体后，转至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授，正在开设“佛经翻译文学”的课程，季羡林便立即办好旁听手续，前去听课。
陈寅恪先生少年出国，在东京上高中，后在上海复旦公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校学习，精通多种语言。他融合中西，学贯古今。从西北史地、蒙藏绝学、佛学义理、天竺影响，进而专治六朝隋唐历史，晚年又从事明清之思想研究，是一代史学大师。他不仅学问博大精深，而且是一位执著的爱国者。
季羡林前去旁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他便到城里的一座大庙里去买了一本。听陈先生的课，使他有如石破天惊，茅塞顿开，如痴如醉，从此便把他引上了研究佛教梵语的道路。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写道：
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这一偶然的机缘，促成了季羡林日后选择佛教梵文作为自己毕生从事的专业。当然并不是在听陈寅恪先生课的时候他就确立了这一志向。当时季羡林甚至还没想过要做一名学者，而且那时国内也无人能教梵文。只是陈先生在他心中播下的这颗种子，数年后，当他在德国碰到了闻名世界的梵文大师后，便开花结果了。
季羡林在清华时，曾经与吴宓、叶公超、杨丙辰、郑振铎等几位老师十分熟悉。因为发表文章，写毕业论文等事情常到几位先生家里去请教，几位老师还请他吃过饭。但是惟独与陈寅恪先生接触不多。除了上课以外，从未去陈先生家拜访过。有时候，在校园林荫道上，在熙熙攘攘的学生人流中，季羡林远远地看见陈寅恪先生去上课的身影，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是琉璃厂某个书店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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