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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集-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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谟没旌翔笪乃闯傻姆鸬淅铮贏padhramsa里，甚至在于阗塞种语、窣利语和吐火罗文B（龟兹文）等等里面，都发现了这种现象。这个音变现象延续的时间很长，传布的地区很广，很值得深入研究。
我在这里顺便插入一段话，讲一讲确定印度古代俗语的地域的办法。根据HeinrichLucers在很多文章中讲到的观点，我认为，比较可靠的确定地域的办法是利用阿育王碑。Luders说，阿育王统治的版图，在印度古代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他制定了一些敕令，其中多半是一些道德教条和有利于自己统治的规定。他命令大臣用他的首都所在地的东部的方言写成敕令，他不用梵文。Luders称阿育王使用的语言为“古代半摩揭陀语”。这种方言显然不能流通于他所统治的天下，而他偏又想使所有地域的人民都能明白他的敕令的内容。于是他就让人把用古代半摩揭陀语写成的敕令翻译—…有时候并不是严格的直译—…成各地的方言，刻在石碑或石柱上，便于普天之下的臣民阅读。因此，他在全国许多地方所竖立的石碑的语言是不同的。把这些不相同的语言—…本来是来自同一种语言的—…排列在一起，其不同之处昭然可见。用这种办法来探讨各地方言语法特点，是行之有效的，是无可非议的。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确定语尾…am变为…o和…u的地域性的。读者如有兴趣，请参阅《印度古代语言论集》l89页—19O页我所列的表。看了这个表，就一目了然。…am变成…o是印度古代西北部方言的特点。事实俱在，事实上是无可争议的。这个方言特点从印度西北部一直传布到与之接壤的中国新疆，这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在这一篇论文里，非常慎重地、非常细致地考察了几种佛典，比如《妙法莲华经》等等，从中找到了证据，证明一些佛典由原来的古代半摩揭陀语向西北方言转化，然后或者同时梵文化。具体的叙述，请参阅那一篇论文。我自谓，自己的做法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似乎是无懈可击了。然而以美国梵文学者爱哲顿（FranklinEdgerton）为代表的几个不同国家的梵文学者却提出了异议，不同意我的说法。研究学问有异议，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真理愈辩愈明，不要怕争论，不要怕异议。但是，古今中外都有一些学者，总想用从鸡蛋里挑刺的办法，来显示自己的高明和权威。在…am＞o和u这个问题上，爱哲顿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可惜他的论证本身就不能自圆其说，矛盾层出。
三、Pāliāsīyati
这是一篇比较短的论文，但是对巴利文āsīyati这个词的来源，却做出了可以肯定是正确的答案。许多巴利文学者都对这个词的来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的目光都为巴利文所限。我是第一个冲破这个限制的。我在混合梵语里找到了这个词，而且根据上下文，提出了我的看法。
四、《应用不定过去时的使用以断定佛典的产生时间和地区》
这是我在哥廷根大学继博士论文之后最长的一篇论文，用了我几年的时间。……我原来并无意写这样一篇文章。但是，多少年来，在阅读许多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佛典时，我逐渐注意到了不定过去时这个通常并不太常见的语法形式，做了一些笔记和卡片。积久渐多，综合起一看，顿时觉得其中大有文章可做。于是就对不定过去时这个语法形式认真严肃地注意起来，仔细阅读，特别注意不定过去时。有的同一部佛典，最初的文本可能只有一种，后来由于梵文化的原因，文字有了改变。专就不定过去时而论，有的被保留下来，有的就被替换掉。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语法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是我要探讨的问题。
有不少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佛典，明显地可以分出两种文体来：早一点的和晚一点的。佛典的编纂者几乎都“代圣人立言”，把自己编的经说成是“佛说”的。《大藏经》里面有大量的“佛说这种经”、“佛说那种经”，都根本不是“佛说”的。还有一种常见的现象：一个和尚在写一部经，他眼前有现成的古本，于是他就从古本抄一段，自己又加上一段。他就这样编下去。如果他肯用一点心的话，他至少应当把书本的文体和他自己的文体统一一下，把分歧很大的地方抹抹平。但是有时这一点力他们也不想费，尽量抄开，抄开。因此有不少留传下来的佛典在文体上有明显的分歧。要区分新旧文体，易如反掌。
在佛经中还有一种情况：有时，一段古经——即使是古经，也很难说就是从“原始佛典”（Urkanon）抄来的。关于“原始佛典”的问题，有人主张有，有人坚决否认，我属于前者………后来被许多用不同文字纂成的佛典辗转抄录，抄录一遍，文字改动一点。改动的原因有的是由于方言的不同，有的是由于地域的不同，有的可能就属于“梵文化”的问题。不管怎样，文字反正是改动了。如果细心注意这种改动，就能发现一些新问题。
我注意到了这种改动了，我发现新问题了。新问题中最突出的就是不定过去时的改动。我的探讨是从Mahavastu开始的。H。Oldenberg写过一篇关于Mahavastu的论文。他明确无误地在这一部佛典中分出了两种文体：一老，一新。证据确凿，无可怀疑。我从中引了几段，用与之相对应的古本，比如
Mahavagga、Dighanikaya等来对比。结果是，新本里面几乎没有不定过去时，旧本里则有不少。这些老本里面的不定过去时，到了新本里，则被其他形式所替代，有的是过去时，有的是未完成时。这同样的现象我又在其他佛典中发现，比如Divyavadana、Lalitavistara等等。之后，我又考察了许多佛典，包括巴利文佛典、大乘佛典在内，专门探讨不定过去时这个语法现象。结果是一样的。我的结论是：老的佛典中不定过去时多，而新的佛典则少，甚至根本没有。
以上讲的是时间问题，佛典产生的地域有没有问题呢？我的极其肯定的回答是：有的。这里就牵涉到印度佛教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有没有所谓Urkanon（“原始佛典”，Luders常用这个词）呢？西方梵文学者对此有完全针锋相对的意见，一派说有，一派说无。前者的代表人物是HeinrichLuders，后者则以一部分德国学者和一部分法国学者为代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我自附于Luders一派。真理并不决定于人数的多少，有时候，特别是一种新学说初出现时，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一两人手中的。我认为，Urkanon就是如此。Luders曾在很多地方讲到“原始佛典”的问题。他逝世后由他的徒弟，我的老师Waldschmidt把他生前想写而且也确实写成了关于Udanavarga的文章（此文由于战争关系已丢失）的侥幸留下的卡片等东西编纂整理成了一部书《原始佛典语言的观察》（BeodachtunguderdieSdrachedesbuddhistischenUrkanon），充分说明了佛教原始经典的语言特点。有这样一部原始佛典存在，是无可争议的。……据我的看法，Luders所说的佛典决不是像后来包括经、律、论三大部分的整整齐齐的经典。“原始佛典”的形成，应该同中国的《论语》差不多。孔子向弟子们说的一些话，弟子们牢牢记了下来，结果就形成了《论语》这样一本书。释迦牟尼的情况大概也差不多。他经常向弟子们说的一些话，弟子们记在脑子里。与孔子时代不同的是，释迦牟尼时代印度还设有文字，弟子们只能依靠记忆。佛祖最初讲的不出他在菩提树悟道时想到的那些“道”，不出十二因缘、四圣谛一类。他经常讲，弟子们记在心中。以后就以此为基础，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最后才形成了具备经、律、论的《大藏经》。西方一些学者反对“原始佛典”的一些说法，说明他们根本不了解我在上面想象的那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过程，硬说释迦牟尼刚涅槃以后不久不可能有完备的佛典。Luders从来没有说过有完全成一套的佛典。我同意Luders的说法，我要捍卫他的说法。在欧洲一些国家，只有少数德国梵文学者反对这种说法。在法国和比利时，则几乎所有的梵文学者都反对。我发现，欧洲梵文学者中，门户之见还是相当严重的。我并不是因为在德国留学才成为“德国派”的，我的无上标准就是真理。我总感觉到，欧美一些梵文学者，方法不严密，偏见根深蒂固；同他们写文章辩论，好像是驴唇不对马嘴。
由于反对“原始佛典”，他们也就反对“原始佛典”最初是用东部方言，Luders称之为“古代半摩揭陀语”纂成的。Luders在上面提到的那一部大著中以及在许多论文里，都十分明确地讲到东部方言的特点，详细的例子请参阅该书。其中最明显的，简直是无法驳倒的，我认为就是名词阳性复数的体格和业格，甚至阴性名词也包括在里面。古典梵文名词阳性复数的语尾体格是ah，业格是an，而在东部方言里则变成了ani，体业相同。如果仅有少数几个例子，可能解释为词类变换，由阳性变为中性，因为中性名词是这样变化的。但是例子极多，多到无法用词类变换来解释的程度。一个崇尚实事求是的学者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的。然而不然，有一些学者，举不出理由，硬是不承认。
我是笃信有一个最初用东部方言纂成的（还不能说“写”成，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文字）“原始佛典”的。我在同一部佛典的较古的部分中找到许多东部方言的特点。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原始佛典”的语言是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我着重寻找了古典梵文阳性和阴性名词复数体格和业格的语尾是ani的单词，数量颇大。（请参看《印度古代语言论集》，28l页—290页。）这样大量的例子，西方一些梵文学者硬是视而不见，殊不可解。抱这种态度来研究学问，真不免令人忧心忡忡。
总之，一句话在这些有东部方言特点的较古的部分中，不定过去时也就多。到了东部方言特点逐渐消失了的新的部分，不定过去时也逐渐为其他语法形式所取代。因此结论就在眼前：不定过去时这个语法形式最初流行于东部方言纂成的接近“原始佛典”的一些佛典中。在晚出的一些怫典中就构成了两部分中的较古部分；在较晚的或者较新的部分中则逐渐消失。我个人认为这个结论是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的。
但是，有的学者，比如Lamotte之流则表现了颇为奇怪的态度。他对我提出的那一些东部方言的特点，横挑鼻子竖挑眼，挖空心思，找出个把例外，以期推翻全部例证，方法既不周密，论证亦复牵强。说实话，这种治学方法我无论如何也不敢恭维。我已经习惯于德国学者（有少数例外）的那种坚实、周到、细致、彻底的，几乎是滴水不漏的治学方法，对其他国家的一些梵文学者，比如Edgerton、Lanotte等等那种轻率的作风，总觉得不是味儿，总觉得，做学问不该这样子。
季羡林这四篇论文，第一篇由西克教授推荐，发表在著名的《德国东方学会杂志》上。第二篇和第四篇，分别由西克教授和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推荐，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的院刊上。熟悉德国学术界情况的人都知道，这两份刊物都是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刊物，在上面发表文章的，多是院士一级的学者。季羡林当时还只是一个二十多岁至三十出头的小伙子，竟能在上面发表文章，是极为罕见的，也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可惜由于原文是德文，在国内读过这几篇文章的人数甚少，介绍季羡林学术成就的人，也大多因为不懂德文、梵文、吐火罗文，而无法介绍。自己的得意之作缺少“知音”，使他感到无奈。为此，他感叹道：“说句老实话，我真感到多少有点遗憾，有点寂寞。”
时间到了1945年春天，二战局面急转直下。美英和苏联的大军，从东西两方面攻入德国境内。德国军队节节败退，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4月8日，美国坦克终于开进了哥廷根。这一天，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
Keller（指种鲜菌的山洞。当时作为防空洞使用。——笔者注）里非常冷，围了毯子，坐在那里，只是睡不着。我心里很奇怪，为什么有这样许多人在里面，而且接二连三的往里挤。后来听说，党部已经布告，妇孺都要离开哥廷根。我心里一惊，当然更不会睡着了。好歹盼到天明，仓猝回家吃了点东西，往Keller里搬了一批书，又回去。远处炮声响得厉害。Keller里已经乱成一团。有的说，德国军队要守哥城；有的说，哥城预备投降。蓦地城里响起了五分钟长的警笛，表示敌人已经快进城来。我心里又一惊，自己的命运同哥城的命运，就要在短期内决定了。炮声也觉得挨近了。Keller前面仓皇跑着德国打散了的军队。隔了好久，外面忽然安静下来。有的人出去看，已经看到美国坦克车。里面更乱了，谁也不敢出来，怕美国兵开枪。结果我同一位德国太太出来，找到一个美国兵，告诉他这情形。回去通知大家，才陆续出来。我心里很高兴，自己不能制止自己了，跑到一个坦克车面前，同美国兵聊起来。我忘记了这还是战争状态，炮口对着我。回到家已经三点了。
随后，年轻英俊的美国大兵便大摇大摆地徜徉在哥廷根的大街上。德国人对自己国家一夜之间沦为战败国，感到茫然、忧心忡忡，不知美国占领军会怎样对待他们。然而，季羡林和其他中国留学生此时的心情与德国人大不相同。中国是二战盟国之一，是胜利者。中国留学生一夜之间，由“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客”。当季羡林同几个中国留学生，向美国驻军亮明了身份后，立刻受到了优待：每天可去领新鲜牛肉和大米。他把这些宝贵的食物拿回家，交给女房东欧朴尔太太，由她烹调好后，两人共同享受。就这样过了一段颇为美好的日子。
战争终于结束了。季羡林准备离开哥廷根回国。但是，一想到要离开生活了十年的哥廷根，又感到依依不舍。他写道：“当年佛祖规定，浮屠不三宿桑下。害怕和尚在一棵桑树下连住三宿，就会产生留恋之情。这对和尚的修行不利。我在哥廷根住了不是三宿，而是三宿的一千二百倍。留恋之情，焉能免掉？”哥廷根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过他的足迹；每一粒石头子，仿佛他都踩过；每一座商店，他都进出过无数次；街上的每一个行人，他都似曾相识。那古城墙上高大的橡树，席勒草坪中绵绵的绿草，俾斯麦塔高耸入云的尖顶，大森林中惊逃的小鹿，初春时从雪中探出头来的花朵，晚秋群山顶上斑烂的红叶等等，这一切，无不牵动着他的情思。让他难舍难分的，还有古老的哥廷根大学和那些尊敬的老师。还有像母亲一样慈祥的女房东欧朴尔太太。还有十年相处，多少风晨月夕，多少难忘的往事，顿时涌上心头，使他彻夜难眠。当然，最使他难舍的是美丽的伊姆加德。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他这个海外游子已经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了。他写道：“留恋就让它留恋吧！留恋毕竟是有期限的。我是一个有国有家有父母有妻子的人，是我要走的时候了。真正的故乡在向我招手了。”
在向师友告辞之后，1945年10月6日，季羡林和其他五个中国人，乘盟军的吉普车，离开哥廷根，奔赴瑞士，再辗转回国。就在吉普车离开哥廷根的时候，他脑子里忽然闪过唐代诗人刘皂的诗《旅次朔方》：
客舍并州已十霜，
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度桑乾水，
却望并州是故乡。
*第四章回到祖国
盟军的吉普车载着季羡林等六个中国人，离开了哥廷根，驶上举世闻名的国家高速公路，向德国与瑞士边界方向开去。季羡林回头看了一眼哥廷根，小城烟树，历历在目，他心里油然升起千缕离愁，抑制不住的泪水湿润了眼眶，直到哥廷根完全消失在地平线上，他才转过头来，拭干了眼泪。
别了，哥廷根！
盟军的吉普车载着季羡林等六个中国人，离开了哥廷根，驶上举世闻名的国家高速公路，向德国与瑞士边界方向开去。季羡林回头看了一眼哥廷根，小城烟树，历历在目，高耸的俾斯麦塔和古城墙巍然矗立，哥廷根大学的建筑依稀可辨。汽车越开越快，哥廷根变得越来越模糊，最后，哥廷根终于变成了一团阴影。此时，他心里油然升起千缕离愁，抑制不住的泪水湿润了眼眶，直到哥廷根完全消失在地平线上，他才转过头来，拭干了眼泪。
季羡林一行在法兰克福住了一宿，次日到达德瑞边界。在瑞士边境换乘瑞士火车，向首都伯尔尼进发。季羡林在火车上，凭窗眺望。远山如黛，积雪如银，倒影水中，成一团氤氲紫气，再衬托上湖畔草木的浓碧，有如仙境般的美丽。瑞士自然风光如此之美妙神奇，变幻莫测，引人遐思，使他惊呆了。过去他也曾看过许多瑞士风景的照片和图片，然而实际的景色，比照片上的景色更美、更神奇。他感叹道：“自己学了半辈子语言，读了半辈子中西名著，可是到了现在，要我用嘴描绘眼前的美景，我说不出，要我用笔写出眼前的美景，写不出。”他完全沉醉在这美得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景色之中去了。
季羡林留德十年，时间是够长的，但是十年中，他除了哥廷根和柏林外，没有去过德国的其他城市，更不用说欧洲的其他国家了。瑞士距哥廷根，坐汽车不到一天的路程，并不算远。他久闻瑞士风景秀美，然而也未曾去过。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有钱的问题。到德国头两年，每月只有一百二十马克的生活补贴，只够勉强维持生活，自然没有余钱去旅游。可是后来担任了讲师，有了收入，应该有财力出外旅游观光，但他仍然未能成行。当然也有战争影响的因素。但二战爆发时，他已在德国呆了四年之久，如果想去旅行的话，四年之间，总可以安排去一趟瑞士吧，他却始终没有去。原因何在？还是让我们来听一听他自己的解释：
在生活方面，我是一个枯燥无味的人，所有玩的东西，我几乎全不会，也几乎全无兴趣。我自己对我这种个性也并不满意。我常常把自己比做一盆花，只有枝干而没有绿叶，更谈不到有什么花。
在哥廷根的十年，我这种怪脾气发挥得淋漓尽致。哥廷根是一个小城，除了一个剧院和几个电影院以外，任何消遣的地方都没有。我又是一介书生，没有钱，其实也是没有时间冬夏两季到高山和海滨去旅游。我所有的是时间和书籍。学校从来不开什么会，有一些学生偶尔举行晚会跳舞，我去了以后，也只能枯坐一旁，呆若木鸡。这里中国学生也极少，有一段时间，全城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这种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我空前绝后的读书的机会。我在国内不是没有读过书，但是，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什么时候也比不上在哥廷根。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由此可以看出，季羡林在留德十年中，没有去过外地旅游，除了没钱，更重要的是因为没有时间，或者说，还有比旅游更让他感兴趣的事。在他看来，独自一人畅游于书海之中，所得到的享受，远甚于去高山海滨旅游。而且，像研究印度古代语言、宗教、碑铭等，对一般人来说，是极其枯燥乏味的事情，而他却情有独钟，乐此不疲。一般人只有在读文学作品时，才能感到身轻神怡，如痴如醉，得到美感享受，然而季羡林却在读吕德斯和陈寅恪两位大师的艰深玄奥的论文时，才会有这种感受。他说：“这两位大师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为文，如剥春笋，一层层剥下去，愈剥愈细；面面俱到，巨细无遗；叙述不讲空话，论证必有根据；从来不引僻书以自炫，所引者多为常见书籍；别人视而不见的，他们偏能注意；表面上并不艰深玄奥，于平淡中却能见神奇；有时真如‘山重水复疑无路’，转眼间‘柳岸花明又一村’；迂回曲折，最后得出结论，让你顿时觉得豁然开朗，口服心服。我读两位大师的论文时得到的美感享受，与读文学作品时所得到的迥乎不同，却似乎更深更高。”也许有人会觉得季羡林性格与常人不同，有些怪癖。季羡林的回答是：“我自己觉得，这确实是‘癖’，然而毫无‘怪’可言。”
人们常说：成大事者，皆有癖。大概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如果季羡林没有这种好读书的“癖”，如果他像一些留学生那样，终日忙于旅游，购物，跳舞，搓麻，谈情说爱，那么，他又怎能在学业上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又怎会有今日蜚声中外的学界泰斗季羡林呢？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瑞士的火车上来。季羡林一面观赏着窗外的美景，一面嘀咕着身上带着的几块黑面包该如何处理？原来，离开哥廷根时，因为挨饿挨怕了，他把保存的几块黑面包，郑重地带在身上，以备路上不时之需。上了瑞士火车，他感到黑面包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在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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