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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集-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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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实在是见道之言。“识字”，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一戴上这顶帽子，“忧患”就开始向你奔来。是不是杜甫的诗：“儒冠多误身”？“儒”，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一戴上儒冠就倒霉。我只举这两个小例子，就可以知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早就对自己这一行腻味了。“诗必穷而后工”，连作诗都必须先“穷”。“穷”并不是一定指的是没有钱，主要指的也是倒霉。不倒霉就作不出好诗，没有切身经历和宏观观察，能说得出这样的话吗？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公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算了一笔清楚的账。
世界各国应该都有知识分子。但是，根据我七八十年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既然同为知识分子，必有其共同之处，有知识，承担延续各自国家的文化的重任，至少这两点必然是共同的。但是不同之处却是多而突出。别的国家先不谈，我先谈一谈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中国有五六千年或者更长的文化史，也就有五六千年的知识分子。我的总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虽然十年浩劫中，他们被批为“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实际上是冤枉的。这样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是，主流却正相反。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这最后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天没有虎视眈眈伺机入侵的外敌。历史上许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敌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说了。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管这句话的原形是什么样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在别的国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极难对付的家伙。他们的感情特别细腻、锐敏、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的或有时自高自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或有时却又患了弗洛伊德（？）讲的那一种“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lplex）。他们一方面吹嘘想”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气魄贯长虹，浩气盈宇宙。有时却又为芝麻绿豆大的一点小事而长吁短叹，甚至轻生，“自绝于人民”。关键问题，依我看，就是中国持有的“‘国粹”——面子问题。“面子”这个词儿，外国文没法翻译，可见是中国独有的。俗话里许多话都与此有关，比如“丢脸”、“真不要脸”、“赏脸”，如此等等。“脸”者，面子也。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国粹“面子”的主要卫道士，
尽管极难对付，然而中国历代统治者哪一个也不得不来对付。古代一个皇帝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真是一针见血。创业的皇帝决不会是知识分子，只有像刘邦、朱元璋等这样一字不识的，不顾身家性命，“厚”而且“黑”的，胆子最大的地痞流氓才能成为开国的“英主”。否则，都是磕头的把兄弟，为什么单单推他当头儿？可是，一旦创业成功，坐上金銮宝殿，这时候就用得着知识分子来帮他们治理国家。不用说国家大事，连定朝仪这样的小事，刘邦还不得不求助于知识分子叔孙通。朝仪一定，朝廷井然有序，共同起义的那一群铁哥儿们，个个服服帖帖，跪拜如仪，让刘邦“龙心大悦”，真正尝到了当皇帝的滋味。
同面子表面上无关实则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处世问题，也就是隐居或出仕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很多都标榜自己无意为官，而实则正相反。一个最有典型意义又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他高卧隆中，看来是在隐居，实则他最关心天下大事，他的“信息源”看来是非常多的。否则，在当时既无电话电报，甚至连写信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怎么能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因而写出了有名的《隆中对》呢？他经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然而却偏偏让刘先主三顾茅庐然后才出山“鞠躬尽瘁”。这不是面子又是什么呢？
我还想进一步谈一谈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非常古怪、很难以理解又似乎很容易理解的特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贫穷落魄的多。有诗为证：“文章憎命达”。文章写得好，命运就不亨通；命运亨通的人，文章就写不好。那些靠文章中状元、当宰相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且中国文学史上根本就没有哪一个伟大文学家中过状元。《儒林外史》是专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吴敬梓真把穷苦潦倒的知识分子写活了。没有中举前的周进和范进等的形象，真是入木三分，至今还栩栩如生。中国历史上一批穷困的知识分子，贫无立锥之地，决不会有面团团的富家翁相。中国诗文和老百姓嘴中有很多形容贫而瘦的穷人的话，什么“瘦骨嶙峋”，什么“骨瘦如柴”，又是什么“瘦得皮包骨头”，等等，都与骨头有关。这一批人一无所有，最值钱的仅存的“财产”就是他们这一身瘦骨头。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一点“赌注”，轻易不能押上的，押上一输，他们也就“涅槃”了。然而他们却偏偏喜欢拼命，喜欢拼这一身瘦老骨头。他们称这个为“骨气”。同“面子”一样，“骨气”这个词儿也是无法译成外文的，是中国的国粹。要举实际例子的话，那就可以举出很多来。《三国演义》中的祢衡，就是这样一个人，结果被曹操假手黄祖给砍掉了脑袋瓜。近代有一个章太炎，胸佩大勋章，赤足站在新华门外大骂袁世凯，袁世凯不敢动他一根毫毛，只好钦赠美名“章疯子”，聊以挽回自己的一点面子。
中国这些知识分子，脾气往往极大。他们又仗着“骨气”这个法宝，敢于直言不讳。一见不顺眼的事，就发为文章，呼天叫地，痛哭流涕，大呼什么“人心不古，世道日非”，又是什么“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种例子，俯拾即是。他们根本不给当政的最高统治者留一点面子，有时候甚至让他们下不了台。须知面子是古代最高统治者皇帝们的命根子，是他们的统治和尊严的最高保障。因此，我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理论”：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大小知识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斗争，互相对付和应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萝卜，间或甚至有剥皮凌迟的历史。
在外国知识分子中，只有印度的同中国的有可比性。印度共有四大种姓，为首的是婆罗门。在印度古代，文化知识就掌握在他们手里，这个最高种姓实际上也是他们自封的。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尊敬。然而却有一件天大的怪事，实在出人意料。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印度古典戏剧中，少数婆罗门却受到极端的嘲弄和污蔑，被安排成剧中的丑角。在印度古典剧中，语言是有阶级性的。梵文只允许国王、帝师（当然都是婆罗门）和其他高级男士们说，妇女等低级人物只能说俗语。可是，每个剧中都必不可缺少的丑角也竟是婆罗门，他们插科打诨，出尽洋相，他们只准说俗语，不许说梵文。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嘲笑婆罗门的地方。这有点像中国古代嘲笑“腐儒”的做法。《儒林外史》中就不缺少嘲笑“腐儒”——也就是落魄的知识分子——的地方。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也是这种人物。为什么中印同出现这个现象呢？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
我在上面写了我对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看法。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写历史，连鉴往知今一类的想法我都没有。倘若有人要问：“现在怎样呢？”因为现在还没有变成历史，不在我写作范围之内，所以我不答复，如果有人愿意去推论，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干。
最后我还想再郑重强调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尽管眼下似乎有一点背离这个传统的倾向，例证就是苦心孤诣千方百计地想出国，有的甚至归化为“老外”，永留不归。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只能是暂时的现象，久则必变。就连留在外国的人，甚至归化了的人，他们依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依然要寻根，依然爱自己的祖国。何况出去又回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呢？我们对这种人千万不要“另眼相看”，当然也大可不必“刮目相看”。只要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了，情况会大大地改变的。至于没有出国也不想出国的知识分子占绝对的多数。如果说他们对眼前的一切都很满意，那不是真话。但是爱国主义在他们心灵深处已经生了根，什么力量也拔不掉的。甚至泰山崩于前，迟雷震于顶，他们会依然热爱我们这伟大的祖国。这一点我完全可以保证。只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足够了。如果不爱自己的祖国，巴老为什么以老迈龙钟之身，呕心沥血来写《随想录》呢？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
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可是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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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一个境界
最近几年，我在几篇谈散文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看法：在中国散文坛上有两个流派。一个流派主张（或许是大声地主张），散文之妙就在一个“散”字上，信笔写来，松松散散，随随便便，用不着讲什么结构，什么布局，我姑且称此派为松散派。另一个正相反，他们的写作讲究谋篇布局，炼字铸句，我借用杜甫的一句话：“意匠惨淡经营中”，称此派为“经营派”，都是杜撰的名词。我还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大家的传世名篇无一不是惨淡经营的结果。
我窃附于“经营派”。我认为，梁衡也属于“经营派”，而且他的经营还非同寻常。即以他的写人物的散文来说，一般都认为，写人物能写到形似，已属不易，而能写到神似者则不啻为上乘。可是梁衡却不以神似为满足，他追求一种更高的水平，异常执着地追求。但是他追求什么呢？我想了好久，也想不出一个恰当的名词。我曾想用“境地”，觉得不够。又曾想用“意境”，也觉得不够。也曾想用“意韵”、“韵味”等等，都觉得不够。想来想去，我突然想到王国维的“境界”，自认得之矣。“境界说”是王国维论词的新发展。《人间词话》有很多地方讲到“境界”：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境界”，同“性灵”、“神韵”等一些文艺理论名词一样，是有一定的模糊性的，颇难以严格界定其涵义，但是统而观之，我们是能够理解的。这是一个富有启迪性、暗示性、涵盖性的名词，上举《人间词话》最后几句话可以给我们一些启迪。现在从梁衡散文中举出一个例子来。他的名作《觅渡，觅渡，渡何处？》是写瞿秋白的。瞿秋白这个人才华横溢，性格中和行动中有不少矛盾，梁衡想写这样一个人，构思了六年，三访瞿秋白纪念馆，迟迟不敢下笔。他忽然抓住了“觅渡”这个概念，于是境界立出，运笔如风，写成了这篇名作。我们常说“画龙点睛”，画一条龙，不管多么活灵活现，如不点睛，毕竟还是一条死龙。一旦点睛，则顿成活龙，腾跃而起，飞龙在天矣。（本文为梁衡著《把栏杆拍遍》一书序言）
《光明日报》2002年8月1日
希望编辑多写文章
很早就知道《译林》杂志和译林出版社在翻译界有很好的口碑，1997年我曾为他们创办的评论小报题写了《译林书评》的报名，后来还为《译林》创刊20周年写了一篇祝贺的短文，但是，我同译林的创办人李景端先生起先并不熟悉。1999年在国家图书奖初评及复评两次评委会上，我同他虽然在一起开会，那也只是工作上的短暂共事，彼此的来往依然不多。但是他在小组会上用充满感情的语言推荐了上海著名学者的一本著作，全组通过，获得大奖。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真没想到，后来竟因为一场著作权官司，却把我同李景端又联系到一块了。
记得是2000年夏天，李景端先生主动给我来信，说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诺贝尔文学奖大系》，3大卷300万字，书中所收的译作全无译者的署名，经他多方查对，在66篇译文中查出了有15位教授的26篇译作被盗用，其中也有我在80年代发表的托马斯。曼的《沉重的时刻》。他说，他正在联络这些被侵权的译者，准备联合起诉物价出版社，问我是否愿意参加起诉。
近些年文坛上抄袭、剽窃、盗版等侵权现象确实是屡禁不止，我的一些作品就已经好多次被人盗用、盗印。以往我总是抱着宽容和重在教育的态度，希望那些侵权的人，能提高认识，改正错误，我也就不去追究了。不料我的这种宽容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社会上侵权现象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发展到像这次物价出版社那样，盗用了别人的作品，竟连人家的名都不署，真是太过分了。为了表示我对文坛侵权现象的谴责，也为了支持作家、翻译家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我答复李景端同意一起参加起诉，并正式聘请他作为我的诉讼代理人。由此我同他的联系多了，在他和各位原告的共同努力下，这场官司我们胜诉了，从中我也更多地感受到了李景端为人的正直、热心和办事负责的作风。回想起来也有趣，真正使我增进了对李景端的接触和了解的，竟是这场意外官司带来的缘分。
李景端办杂志、办出版社的成就不用我再去多说，我只是在想，那些出侵权书的人，同李景端一样，都是出版人。前者有法不依，明知故犯，存心置国家的法律和作者的权益于不顾；而后者，这场官司本来同他毫无关系，但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为了替被侵权的文人讨回公道，却不怕麻烦，挺身去做这种自己本可以不做的事。这就是一种差别，是人的素质的差别。出版人是一种高尚和神圣的职业，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我衷心地希望所有的出版人，都能从政治、学术、法律、管理等各方面，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更出色地完成肩负的使命。李景端先生就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我甚至还想进一步说，现在我们社会上确实需要多出几位像李景端先生这样的敢于仗义执言的人。
李景端先生在编辑工作之余，也喜欢写些散文、随笔，他常在报刊上发表的那些海外见闻和生活感想，文字精练，联想丰富，读来生趣。我向来非常支持和赞赏编辑们也能多写写文章，我的不少老编辑朋友，写出的文章都很有特色，其结果让读者和编辑自己都会获益不浅。现在李景端先生也能这样做，对此我自然十分高兴。趁着他把自己写的一些散文、随笔结集出版之际，特草此为序，也算对编辑们多写文章的一种鼓励吧。
《中华读书报》2002年6月26日
时光流逝，一转眼，自己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我的预算。有人认为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了，对人生的种种相，众生的种种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远不如早一点离开人世这个是非之地，落一个耳根清净。中国古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像我这样年届耄耋的老朽，当然已是“旧人”。我们可以说是已经交了棒，看你们年轻人奋勇向前了。但是我们虽无棒在手，也绝不会停下不走……
搜狐读书连载
出版时间： 2006年6月
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目录
希望在你们身上
漫谈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人生之美
三论人生
禅趣人生
一寸光阴不可轻
勤奋、天才（才能）与机遇
成 功
虎年抒怀
新年抒怀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我写我
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
清塘荷韵
漫谈伦理道德
尊师重道
谈礼貌
满招损，谦受益
谦虚与虚伪
容 忍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不为
论压力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开卷有益
我最喜爱的书
广通声气 博采众长
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
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
我的考证
谈 翻 译
研究、创作与翻译并举
实话实说
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
学习吐火罗文
十年回顾
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
千禧感言
赋得永久的悔
爱情
温馨，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
追梦
人间自有真情在
迈耶一家
我的老师们
怀念乔木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哭冯至先生
回忆陈寅恪先生
记张岱年先生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梦萦未名湖
怀念西府海棠
二月兰
夹竹桃
马缨花
神奇的丝瓜
听雨
不完满才是人生
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
走运与倒霉
毁 誉
世态炎凉
牛棚杂忆——缘起
老少之间
八十述怀
九十述怀
老年谈老
养生无术是有术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后记——季羡林散文之美
希望在你们身上
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如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老年人跑第一棒，中年人跑第二棒，青年人跑第三棒。各有各的长度，各有各的任务，互相协调，共同努力，以期获得最后胜利。这里面并没有高低之分，而只有前后之别。老年人不必“倚老卖老”，青年人也不必“倚少卖少”。老年人当然先走，青年人也会变老。如此循环往复，流转不息。这是宇宙和人世间的永恒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一丝一毫。所谓社会的进步，就寓于其中。
中国古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像我这样年届耄耋的老朽，当然已是“旧人”。我们可以说是已经交了棒，看你们年轻人奋勇向前了。但是我们虽无棒在手，也绝不会停下不走，“坐以待毙”；我们仍然要焚膏继晷，献上自己的余力，跟中青年人同心协力，把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
我说的这一番道理，迹近老生常谈，然而却是真理。人世间的真理都是明白易懂的。可是，芸芸众生，花花世界，浑浑噩噩者居多，而明明白白者实少。你们青年人感觉锐敏，英气蓬勃，首先应该认识这个真理。要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必须从这里开始。换句话说就是，要认清自己在人类社会进化的漫漫长河中的地位。人类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决定，祖国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创造。这就是你们青年人的责任。千万不要把人生观和价值观当做一个哲学命题来讨论，徒托空谈，无补实际。一切人生观和价值观，离开了这个责任感，都是空谈。
那么，我作为一个老人，要对你们说些什么座右铭呢？你们想要从我这里学些什么经验呢？我没有多少哲理，我也讨厌说些空话、废话、假话、大话。我一无灵丹妙药，二无锦囊妙计。我只有一点明白易懂简单朴素、迹近老生常谈又确实是真理的道理。我引一首宋代大儒朱子的诗：
少年易老学难成，
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
阶前梧叶已秋声。
明白易懂，用不着解释。这首诗的关键有二：一是要学习，二是要惜寸阴。朱子心目中的“学”，同我们的当然不会完全一样。这个道理也用不着多加解释，只要心里明白就行。至于爱惜光阴，更是易懂。然而真正能实行者，却不多见。
这就是一个耄耋老人对你们的肺腑之谈。
青年们，好自为之。世界是你们的。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４日
漫谈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大学生的时候，报刊杂志上曾刮起一阵讨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微风，文章写了一些，议论也发表了一通。我看过一些文章，但自己并没有参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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